图书馆和我

季羡林（1911—2009），山东临清人，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宗教学家。

我常有一个比喻：我们这些学习外语的人，好像是一群鲤鱼，在外语的龙门下洑游，有天资肯努力的鲤鱼，经过艰苦的努力，认真钻研，锲而不舍，一不耍花招，二不找捷径，有朝一日风雷动，一跳跳过了龙门，从此变成了一条龙，他就成了外语的主人，外语就为他所用。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则在龙门下游来游去，不肯努力，不肯钻研，就是游上一百年，他仍然是一条鲤鱼。如果是一条安分守己的鲤鱼，则还不至于害人；如果不安分守己，则必然堕入假冒伪劣之列，害人又害己。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我还想根据我的经验和观察在这里提个醒：那些已经跳过了外语龙门的学者们是否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吃自己的老本呢？我认为，这吃老本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世界上万事万物无不在随时变化，语言何独不然！一个外语学者，即使已经十分纯熟地掌握了一门外语，倘若不随时追踪这一门外语的变化，有朝一日，他必然会发现自己已经落伍了。连自己的母语也不例外。一个人在外国呆久了，一旦回到故乡，即使自己“乡音未改”，然而故乡的语言，特别是词汇却有了变化，有时你会听不懂了。

我讲点个人的经验。当我在欧洲待了将近十一年回国时，途经西贡和香港，从华侨和华人口中听到了“搞”这个字和“伤脑筋”这个词儿，就极使我“伤脑筋”。我出国之前没有听说过。“搞”字是一个极有用的字，有点像英文的 do，现在“搞”字已满天飞了。当我在80年代重访德国时，走进了饭馆，按照四五十年前的老习惯，呼服务员为 Hevrofer，他瞠目以对。原来这种称呼早已被废掉了。

如果要说学外语有“窍门”的话，那归纳起来，也不出以下诸端：第一，要尽快接触原文，不要让语法缠住手脚，语法在接触原文过程中逐步深化。第二，天资与勤奋都需要，而后者占绝大的比重。第三，不要妄想捷径，外语中没有“御道”。

学习了英语再学第二外语德语，应该说是比较容易的。英语和德语同一语言系属，语法前者表面上简单，熟练掌握颇难；后者变化复杂，特别是名词的阴、阳、中三性，记得极为麻烦，连本国人都头痛，背单词时，要连同词性 der、die、das一起背，不能像英文那样只背单词。发音则英文极难，英文字典必须使用国际音标；德文则一字一音，用不着国际音标。

学习方法是：尽快接触原文，不惮勤查字典，懒人是学不好任何外语的，连本国语也不会学好。

图书馆和我

陈 原

当我在中山大学高中部读书的时候，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大学图书馆——那时高中和大学都在文明路校园里，而我们的课程都排在上午，因此我差不多每天下午都溜进大学图书馆去。我不记得那装满洋书的参考室是不是与书库同在一个小楼，我只记得要上好几级阶梯才能到那里。记忆中的参考室很大，很安静，一点声音也没有，好像脚下铺着吸音的地毯（也许我把外国一些图书馆的参考阅览室在记忆里跟它搞混了），书架是敞开的，它们如同魔术师一样，给我展开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我曾贪婪地翻阅这部或那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幸而我自幼学英文，使我得以在这无边的书海中浮沉自如。我在高中乙部，学的是理科——但我爱一切门类的知识，因此，那些综合的或专门的百科全书，满足了我少年时期天真而傻态可掬的愿望。我记得格罗夫（ Grove）的六卷本音乐大百科，曾给我打开了通向西洋音乐之门——例如贝多芬那一条（后来作为专书出版）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曾摘采了一些史实和警句，甚至想把它翻译出来，其实那时我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只不过是童年的梦幻。参考室里有很多外国作家的全集，我记得有几个诗人的，例如拜伦、雪莱，还有史温朋——《史温朋集》有十几大册，绿色封面，装帧得太迷人了，正如他的诗一样。我胡乱翻读诗人全集，这些韵文把我带到一个高尚的精神世界，以致我过去、现在都把诗、语音、现实、数学符号、公式混合在一起。由于我一个姑姑在大学图书馆里工作，因此我得以“走后门”常常进入书库。爱看什么，就看什么。所存的书都平等地向我招手，我可以读了一章就放在一边，也可以读完一本。除了英文外，那时我在学日文和世界语，偶尔也翻看一些其他文字的书，中文书自然是占多数的。我几乎一类书一类书在读，恨不得把这蕴藏人类所有进步的或无用的知识，通通吞到肚子里去。

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语言学家、出版家、散文家。

高中三年的图书馆生涯，使我懂得很多很多，我在群书中找寻到真理，朦胧地铸成了我的人生道路。也许我“浪费”了精力最旺盛的时光，也许我把那许多有用和无用的“知识”塞满我的脑海竟是一种过错，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不得不在茫茫书海中独立地去寻求我要走的道路。后来我在那疯狂的浩劫年代中，曾经“检查”过我的“修正主义”思想根源——就在于这几年的书海浮沉——但“检查”归检查，即使那时也没有后悔，甚至我在“牛棚中”还迷惘地怀疑过，光靠读几部“指南”“导读”“解说”“语录”就能精通一门学问吗？生活是多彩的，生活是复杂的，也许只有图书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开这多彩而复杂的图景。

知识来自实践，这是真理；但人 ——现代人—— 获得知识，很大一部分通过传媒，其中书报应该占很大的比重。在离开那个宝库之后近五十年，不意在巴西的故都里约热内卢街上散步时，竟然惊讶地发现，我的这个想法是现实的。那条街是普普通通的一条街，走过一间并不巍峨的建筑物时，抬头一望，是公众图书馆。我走进去，面积不大，仿佛我记忆中那个参考室那样大。书是敞开的，有各色各样百科全书，还有很多地图，有一壁是文学的和科学的册籍，书不多，却是可以随手“摸”到，并且抽出来阅读的。管理员微笑着同我打招呼，当他知道我从遥远的中国来时，他到里面一个房间（也许是善本室）捧出了一部大书，说这是多少年前某一位旅行家的游记，有图，有文，图是线条画（也许那时还没有照相）。这部大书顿时缩短了我和他的距离，来此读书的人们都围拢着来看这部大书，七嘴八舌，好像开什么学术讨论会——而这是真正的、普通人的洲际讨论会。可惜，他们说葡萄牙文，我只能听懂几个与西班牙文语根相同的单字。还是管理员给我们解了围——他会说英文，也能说西班牙语，这样我就有了“翻译”。原来这是区里办的民众图书馆，普通市民碰到问题，大都到此查字典词书百科全书解决，也有闲人（包括失业的、半失业的、做计时工的以及下了班的职工和主持家务偷闲来此的主妇们），一有空就来这里读书，寻求知识是他们的乐趣，他们的享受，就像上茶馆聊天一样。巴西是个发展中的国家，巴西人——至少是他们中的爱国者和爱人类者——努力改善自己的文化素质和提高自己的科学水平，我和这个街角图书馆的管理员以及那一群普通读者告别时，深深地被感动了。我仿佛又找回我失去了的少年时代，仿佛回到了文明路校园那幢大学图书馆参考室里——恰巧现在中山图书馆新馆就是在文明路那可爱的校园里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