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卡内基基金会和建立英雄基金

第二份大的捐赠用于建立华盛顿卡内基协会。1902年1月28日，我以5%的股份拿出1000万美元，在其他组织个人加入后，该基金会最终价值达2500万美元。在国务卿约翰·海先生的提议与组织下，董事会成员名单确定了下来，有休威特、比林斯先生、道奇、艾利胡·鲁特、西金森上校，米勒斯、米切尔先生，以及其他人。

当我将这份名单提交给罗斯福总统时，他感慨道：“再没有谁能拟出这样的名单了。”他非常支持该协会的建立，并将其纳入1904年4月28日的一项国会议案：“以最全面最自由的方式鼓励调查研究和考察发现，以及其他有利于人类自我提升的知识的应用；特别是引导、捐助并支持任何与科学、文学或艺术相关的领域，最终与政府、大学、学院、技术院校、学术团体以及个人形成合作关系。”

自建立至今，协会取得的成就众所周知，详情此处不再赘述。但我愿意指出其中发生的两件不寻常的事。协会曾举行了一次全球性航海项目，项目任务由“卡内基号”轮船承担，目的在于纠正早年海洋勘察的错误。随着指南针的改进，许多海洋勘察报告都被发现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以前的勘察设备本身就不精准，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一艘“卡纳德号”轮船在靠近亚述尔群岛的地方搁浅了。“卡内基号”船长认为应当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卡纳德号”轮船是按照海军地图所绘制的路线航行的，原先的资料本身就错了。全球航行过程中的修订错误不胜枚举，而这是唯一一份报告给国家的。

伴随着“卡内基号”全球航行的特色服务，我们在加州威尔森山海拔5886米处设立了一座天文台，黑尔教授对它全权负责。一年他到罗马参加了天文学专家学会，由于他的提议，专家决定下次会议在威尔森山召开。威尔森山天文台曾发现一些新星，大约超过100个，其中有一些星球的体积甚至有20个太阳大。其中有一些星球太过遥远，它们的光需要8年的时间才能到达地球。这让我们低头沉思，“对于未知世界来说，我们已知的真不算什么。”如果观测仪精准度提高3倍，那又将会有什么发现啊！我确信如果月球上有物种，也将会被清晰地看到。

第三份激动人心的捐赠是设立英雄基金。我听说匹兹堡附近一处煤窑发生了一起严重矿难，那里的前监督员泰勒先生闻讯迅速赶往现场，希望能够在危急时刻帮上忙。他带领那些响应号召的志愿者，下到煤窑下面去解救那些被困者。但是可惜，唉，这位英勇的领导者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没法不去想这件事情，就拿出500万美元奖励英雄行为，或用以资助那些为挽救他人生命而牺牲的英雄的家属，或用以救济那些为公司做出贡献却在意外中蒙受损失的家庭。1904年4月15日，该基金会成立。此前还从没人这么做，也从没有人向我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珍视它如“自己的孩子”。不久我把该基金扩展到我的故乡大不列颠，由设在丹佛姆林的总部——卡内基丹佛姆林信托委员会负责。后来，该基金又扩展到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瑞士以及丹麦。

美国驻柏林大使大卫·简·希尔曾给我写过一封信，提到该基金在德国的情况：

我写信主要是想告诉您，我们的国王陛下对于英雄基金在德国设立是多么满意。他对此非常热心，多次对您的洞察力及您的慷慨捐赠大加赞扬。他从没想过基金会的建立会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讲过许多感人的事，其中有一些已经不是用金钱能来衡量的了。其中一个故事是，一个年轻人救一名溺水男孩，他将男孩顶出水面，并放到船里之后，自己却因体力不支，沉入水里。他牺牲了，撇下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年幼的孩子。她已经获得基金会的帮助，开了一家小商店以维持生计，他们年幼但聪明的孩子，也将获得教育费用的资助。这是非常显著的一个例子。

德国政府内阁长官瓦伦提尼，最开始怀疑设立此类基金的必要性，现在对此热情有加。他告诉我，精心挑选出来的委员会全体成员，都愿意尽力做好此事，并发挥基金会的最大作用。他们还与英国、法国的委员会一道，定期交换报告，定期交流工作上的事宜。

不列颠的爱德华国王对基金会的设立深为感动，并亲笔给我写了一封信，称赏我赠予家乡的这份礼物：

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一直以来，我都希望向您表达我对您的感激之情，因为您向这个国家——您的出生之地——予以慷慨的捐赠。

比礼物本身更令人钦佩的，是您为了基金不被不恰当使用而给予的关注与设想。

我很想告诉你，我的内心是何等的温暖，当我得知这份慷慨的善举能够有益于整个国家的时候。

很高兴认识您，因此我希望您能接受随该信赠给您的我本人的照片。

相信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您真诚的

爱德华

美国的一些报纸怀疑英雄基金的价值，并对该基金会第一年的运作报告过于挑剔。但这一切都过去了，它战胜了一切不利的言论，荣誉长存。在野蛮的时代，英雄的举动往往表现在伤害或杀害同类；但在我们这个文明的时代，英雄则保护或拯救他们的同类。这就是物质与道义、野蛮与文明之间的区别。那些属于前者的英雄行为很快被历史遗忘，因为我们最终意识到，互相伤害只会导致彼此灭亡；但后者的精神将会永存在这片土地上，因为这类英雄往往施以善举。

英雄基金的主要业务是抚恤金，即向英雄或他们的遗孀、孩子发放抚恤金。一开始人们都对此有种误解，认为基金会的目的是鼓励人们的英雄行为，而英雄往往受此诱惑而扮演类似角色。我从未有过这种想法，这是荒谬的，真正的英雄从不计回报，他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使他们的同类脱离危险，而从不考虑自己。基金会只是采取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向伤残的英雄，或向牺牲者的家属提供抚恤金。基金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随着人们对它的目标和服务更加了解，基金会将变得更加完善。在美国，已经有1430位英雄或他们的家属出现在我们的捐助名单上。

我挑选了查理·泰勒担任卡内基英雄基金会主席，基金会不支付查理工资，一分钱也不提供。但查理非常热爱这份工作，而且我相信他还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来保障基金会的运作。他是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选。在威尔莫特先生的协助下，他还负责卡内基工人救济基金以及匹兹堡地区的铁路员工救济基金。这三项基金全部用来使他人受益。

查理经常劝我帮助他人，有一天我终于得到一个“报复”他的机会。查理毕业于里海大学，与母校感情很深。里海大学想建一座大楼，查理是主要倡导者。我什么也没说，写信给道伦克主席为这座大楼提供资金，但必须由我命名。他同意了，我就为该楼起名为“泰勒礼堂”。查理听闻此事，抗议说这太荒谬了，因为他为人低调、行事谨慎，够不上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公共性建筑的荣耀。我很高兴看到他的难堪，等到他说完了，我就说使用“泰勒礼堂”也许会让他觉得荒谬，但为了里海大学，他应当做些牺牲。不管怎么说，“泰勒”就是一个名字罢了，是他的虚荣心让他小题大作了，他应当扔掉这份虚荣心的。他要么牺牲“泰勒”这个名字，要么牺牲母校里海大学，随他怎么选，但“不叫泰勒，没有礼堂”。他终于屈服。将来，前来参观该礼堂并猜测“泰勒”是谁的人，会知道他与母校的感情有多深，不仅仅口头上劝告校友为母校做贡献，更是身体力行。他将是里海大学最杰出的毕业生之一。

1905年6月，我拿出1500万美元用于大学高龄教授的养老基金（卡内基教育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的25名理事全部都是美国大学校长，其中有弗兰克·A.万德里普，他在基金会成立之初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有亨利·S.布里切特博士，也是基金会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很重视这项基金，很快就有人从中受益，他们有资格获得这笔基金，这笔基金的价值在他们身上才得以体现。长期以来，教师虽然最受人尊重，可他们一生教书育人，所得薪水却相当微薄，甚至比我们公司职员的薪水都低，想靠省吃俭用来养老是不可能的。加上大学没有养老津贴，高龄教师不得不继续教书，无论是否还能胜任。因此，该基金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第一批受益人的名单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许多誉满世界的学者，他们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很多受益人或他们的遗孀给我寄来感人至深的信，我一直保留着，它们是治疗我抑郁的良药。

在家乡丹佛姆林，托马斯·肖先生曾撰文指出，苏格兰有许多贫困家庭，虽然省吃俭用，可仍然无法支付孩子的大学费用。看到这篇文章，我立刻拿出1000万美元，一半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另一半用于提高大学的基础设施。这就是卡内基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1902年，该基金第一次理事会议在苏格兰国务卿爱丁堡办事处举行，由巴尔福勋爵主持，与会人员从首相到各种伯爵、子爵、勋爵，再到其他知名人物，不乏其人，大大提升了基金会的可信度。我写信希望他们行动起来，因为我不愿意该基金由苏格兰大学来管理。理事会成员埃尔金伯爵，完全赞同我的看法；首相巴尔福先生也声明道：“一分钱也不给，一分钱也不给！”

不过，埃尔金伯爵指出基金会条款不严格，也不明确，理事会并不确定自己的职责是什么。我告诉他们，这种不严格是希望他们能根据实际情况，随时变更基金的受益对象和申请方式。这是很大的权限，连巴尔福首相都说从未有哪个遗嘱人赋予过管理会如此大的权力，他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合适。

“合适，”我说，“巴尔福先生，今天的法律也不是几代之前就制定好的啊，他们当时的法律甚至都无法适用于自己的时代。”

会议室爆发出一阵笑声，巴尔福首相也大笑道：“您是对的，非常对；但我认为您是第一位能有如此明智见解的捐赠者。”

我提议只要过半就能审议通过一项议案，巴尔福勋爵则建议不少于2/3，埃尔金伯爵赞同勋爵的建议。至于基金会主席一职，我向巴尔福首相提议，希望埃尔金担任这一职务时，首相立刻说：“在大不列颠他是最佳人选。”埃尔金伯爵当仁不让地当选，对此我们都很满意，问题是我们到哪里找到与之媲美的人来接任呢？

曾被丹佛姆林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四名议员，都与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有关联，分别是亨利·凯姆贝尔·巴内曼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以及我自己。如今，又有一位女士荣获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称号，她就是我的妻子，她像我一样强烈地热爱丹佛姆林。

1902年，我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第一次与学校的全体教员见面，又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坐在学校古老的椅子上，圣·安德鲁斯大学建校近500年以来，一直都只有受人敬重的校长才能坐在那里。为了准备发言稿，我翻阅了之前历任校长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见解精辟，那是前校长斯坦利先生给学生们的建议，“到布恩的诗中去寻找你的神学”。作为教会的显耀人物，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亲信，他能大胆地向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显示出了近些年神学的变化。最好的行动法则的确在布恩的诗中，如“你的耻辱只在于恐惧”，这是我早年的信条。

我开始与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校长及其家属休闲一个星期。参加第一次聚会的有埃尔金伯爵、巴尔福勋爵及其夫人。自那以后，每年一度的“校长周”成为惯例定了下来，他们都认为这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当我们执手告别第一年的“校长周”时，苏格兰大学校长说：“500年来，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就一直在探索着如何开始我们的聚会。而今，问题已经解决了。”

1906年在斯基博的那次“校长周”聚会最难以让人忘怀，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校长艾格尼丝·阿尔文小姐——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曾孙女——和我们度过了那次“校长周”，我们都被她深深吸引。147年前，富兰克林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如今，该荣誉又授予了他的曾孙女，以表彰她作为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院长而做出的贡献。这是该校第一次授予非不列颠公民——但她和富兰克林一样祖籍都在这里。作为该校荣誉校长，我穿过大西洋，亲自将证书送上。授予仪式在费城富兰克林安息的地方，那里有盛大的集会纪念他的伟大功绩。我非常荣幸能在这样庄严而重要的场合担任主持人，现场的观众也都深深受到感动。

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我经常与学生们一起活动，并且玩得很愉快。丹纳德森校长对我这样评价道：“无论什么样的校长，讲话的时候总是站在台上，只有卡内基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相互攀谈。”就这样，我被学生们一致要求连任，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我时常会思索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我认为：那些知名学府，如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有5000~10000名学生就已经很具规模了，进一步扩展不大可能；但对小一些的学校（尤其是学院）来说，需要更大的帮助，如果我能用剩余的财富来资助它们，应当不会有错。因此，我后来的捐资都仅限于小规模院校，这与洛克菲尔先生那卓越的教育基金会——综合教育基金会——选择了相同的方向，并且都富有成果。洛克菲尔先生邀请我加入他的基金会，我答应了，相互协作使我们都受益更多，这种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向大学捐资过程中，许多朋友都赢得了像我和查理·泰勒一样的声誉，比如迪金森学院的康威礼堂，就是以蒙丘尔·D.康威的名字命名。他的自传刚刚出版，结尾处这样写道：

乞求和平吧，亲爱的读者，从你们那里我看到希望。祈求和平不是向暴风雨跪拜，而在于你会遇到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不要只是祷告“赐予现在的我们和平吧”，而要用实际行动去回答！那么，最终虽然世界仍然纷纷扰扰，而你内心将充满平和。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最深的耻辱——战争真的应当尽快从文明社会消失。

听说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为了纪念斯坦顿，设立了“斯坦顿经济会长”一职。此外，还有克利夫兰西方储备大学的“汉纳会长”一职、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等等，都为纪念我的朋友。我本打算再拿出一部分，建一座“道奇将军图书馆”和一座“盖勒图书馆”，但这份荣誉已由他们的母校赋予了。

我捐赠给汉密尔顿学院的第一份礼物，本打算以艾利胡·鲁特之名设立基金会，但这位最能干的国务卿，罗斯福总统口中“最睿智的人”，似乎并没有向学院的负责人提及此事。当我向他兴师问罪时，他笑着说：“好吧，我答应你下次再捐赠的时候，我一定会说。”

第二次捐赠很顺利，我事先未向他说明。如今，汉密尔顿的鲁特基金已经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撤销的了。鲁特是个伟大的人物，但性情怯懦，在为一些公司辩护时，既做不到侃侃而谈，也做不到慷慨陈词；而且他过于谦逊，无法吸引下层民众的注意力。因此，他所在政党从不冒险推举鲁特；罗斯福总统也宣称，如果鲁特能靠自己的魅力成功获得总统的提名，他将从白宫爬到国会。

塔斯基吉机构曾致力于提高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他们先前被划进奴隶阶层。我对此很是支持，并由此结识了布克·华盛顿，他不仅使自己摆脱了奴隶身份，还帮助数以万计的同胞提升了地位。就冲这一点，我们都应当向他脱帽致敬。我向该机构提供了60万美元的捐赠后没几天，华盛顿先生前来拜访，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你非常仁慈地从这项基金里专门拿出一笔，用于我和妻子以后的生活，对此我深表谢意。但是，卡内基先生，这笔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生活所需，对我们族人来说也是一笔大财富。这会使一些人认为我不再是个穷人，也不用再努力工作了。你能否修改一下那个条款，取消这笔款项，而换成‘只需适当的提供’吗？我和妻子所需的真不多。”

这就是这位黑人领袖的品质所在，没有哪个英雄像他那样真实、富有牺牲精神：他拥有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灵魂高贵、精神纯粹，人类天性中最接近神性的一部分。如果要问当今世上或自古以来，有谁曾从社会的最底层奋斗到最高层，那一定是布克·华盛顿。他是现代的摩西和约书亚，引领自己的人民向前向上。

我很早就向教会捐赠物品，比如向斯文登伯格教会捐赠过一架管风琴，此前曾因他们教众太少而拒绝捐建一座新教堂。自此，各类教会的受赠申请铺天盖地而来，大到匹兹堡的天主大教堂，小到各种乡间小教堂，我忙得马不停蹄。——每个教堂都似乎需要一个比原先更好的管风琴，而一旦领到新的管风琴，旧的那架就能够白白卖一笔钱。一些小教会索求的管风琴几乎可以将他们的教堂撑破，捐给斯文登伯格教堂的管风琴就是这种情况；另有一些教会在申请之前很不巧买了新的，可还是希望我们将买管风琴的钱捐赠给他们。但是最终，一种稳健的捐赠机制形成了，他们需要填写表格，还要随时接受我们的审查。

但苏格兰高地的教会，则批评我的行为严重损坏了基督教的信仰。严厉的长老会成员如今还慨叹，说我企图“用花里胡哨的汽笛来赞美上帝”，而不再用上帝赐予人类的嗓音。自那以后，再有哪个教会需要买新的管风琴，就需要支付一半的款项。尽管如此，捐赠管风琴的活动仍在进行着，并且出现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申请购买新管风琴的教会越来越多。

我不认为这种事会有结束之日。要求教会为新的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有助于保障基金必要而合理地支出。就我个人而言，不时听一听教会音乐，能使人们在听完布道后，压力得以释放，而且这经常向我们展示天父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在管风琴上的花费是值的。

在我所有的慈善事业中，个人的养老基金最让我富有成就感。很多善良的人，各方面都受人尊重，也没有任何缺点，但仅靠养老金不足以让他们活得更体面些和远离焦虑；一旦你伸出援手，将会使他们活得更舒服。在我退出商界之前，这项慈善工作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没有一个我列在名单中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资助。那是一份带有荣耀和关爱性质的名单，但从未公开过，没有人知道谁身在其中，我也从未对别人提过一个字。

也许我应当问问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我的回答是，养老金名单上那些亲爱的朋友给我的回报，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远远超出我的付出，因此我也不再期望什么。我们生活在大自然的法则中，都应当遵守这一法则，既不问什么，也不惧怕什么，而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不寻求任何回报。

施舍远比获得更有福。如果我和他们互换了位置，他们也会一样资助我和我的家人。我确信这一点。一些人曾写信告诉我，说他们每晚祷告的时候都会替我祷告，祈求上帝赐予我。我的回答是，“请不要为我祷告。我的所得已经远远超出应得的了。更多的祝福应当给那些公正的基金会。”这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我的真心话。

但从我停止积累财富、开始捐赠财富以来的13年，任何一次捐赠都无法与丹佛姆林的皮坦克里夫峡谷相提并论。那是一个充满童趣的地方——纯洁无瑕、天真烂漫。我必须要讲一讲这个故事：

丹佛姆林曾发生过一次争斗，为的是争夺大教堂及其周围宫殿遗址的所有权。外祖父莫里森参与了这次争斗，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姨父朗德和舅舅莫里森这一辈人，舅舅还被指控煽动并带领人拆毁了一堵墙。市民在最高法庭的裁决中获胜，当时的领主发布命令，“莫里森家族再不准进入峡谷”。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自然不能进到峡谷里。皮坦克里夫的领主亨特家族与莫里森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持续了几代人。

大峡谷靠近大教堂与宫殿的遗址，位于镇上两条主要街道的西北方向，大概有六七十英亩，高高的山坡上树木葱茏。对于丹佛姆林的孩子而言，那里有如天堂，至少那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倘若能够从敞开的大门、或围墙、或烧毁的铁栅栏看上大峡谷一眼，我们都会觉得幸福。几乎每个周日，姨父都会带着我和多德在大峡谷周围散步，走到一个地方眺望大峡谷——树下进进出出飞着许多乌鸦。大峡谷的领主在我们眼中就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但亨特家族决不会与其他任何人交换峡谷，即便是女王。我们对此确信不疑，因为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姨父曾预言了我成人后的许多事，但他没能料到我会变得有钱，甚至成为皮坦克里夫的领主。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会为我骄傲。后来，我把皮坦克里夫峡谷移交给了丹佛姆林政府，作为一座公园——我幼年时的天堂！即使是王冠我也不会与之交换。

我是从罗斯博士口中得知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的，博士认为他开出了天价，而我却再也听不进去任何话。1902年，我在伦敦休病假时突然想到这件事，便立即发电报要罗斯博士来见我。我提议要由爱丁堡的肖先生（丹佛姆林的肖勋爵）去见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说我要买下皮坦克里夫，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他们只能干后悔了。因为再找不出像我这样真心实意的买主，而我又随时可能改变主意或者突然过世。

不久，肖先生发来电报，说亨特上校希望卖4.5万英镑，问我是否同意。我回复道：“这一切都由罗斯博士决定。”当年平安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回复：“万岁，我们皮坦克里夫的新主人。”就这样，我成了这一崇高荣誉的拥有者。国王又如何，他既不拥有马尔科姆王的塔，也不拥有圣玛格丽特的神殿，更没有皮坦克里夫峡谷。但我有，如果国王来访问丹佛姆林，我将很乐意屈尊带领他参观这些遗迹。

作为峡谷的拥有者，我偶然间发现，如果把钱交到富有公众精神人的手中，将能做很多公益性的事。罗斯博士建议我成立一个基金会，来管理皮坦克里夫峡谷（公园）。自那以后已经过去20年，从没有哪一个公园如此受民众的青睐。那里每年都会有演出，处处鲜花盛开，甚至吸引附近城镇的人去参观。基金会采取了诸多措施，成功地按着当初的目标运作，即给丹佛姆林单调乏味的生活带去更多“欢声笑语”，给他们——尤其是年轻人——带去乐趣、快乐。那么，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年以后回望这段岁月，无论他在离家多远的地方，都会感受到这些素朴的优点，生活将会变得更快乐、更幸福。如果这是你勤劳的硕果，你就是成功的；否则你就是失败的。

这样，皮坦克里夫峡谷就成了我提供过的最抚慰我灵魂的捐赠。上天是公平的，当年激进派领袖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贝利·莫里森的外甥，莫里森家族的后人，赶走了原先的地主，成了峡谷与公园的新主人，并永远向丹佛姆林市民开放。冥冥中，似乎命运之手在掌控一切，我似乎听到一些低语：“你全部的一生没有虚度——丝毫没有。”这真是我生命中最欣慰的事，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才退休，是不会有这番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