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立场与家邦意识

李齐贤所在的高丽后期，是中国儒学尤其是朱熹性理之学东传至高丽的重要阶段，此前虽有民间私学的交流，但范围和影响都不大。李齐贤和安垧、白颐正、权溥、李穑、郑梦周等人是程朱之学在高丽的早期代表和推广者。《高丽史•白颐正传》载：“时程朱之学始行中国，未及东方。颐正在元，得而学之。东还，李齐贤、朴忠佐首先师受。”^[1]故李齐贤的诗文著述中，有不少都流露出宋代新儒学的观念。如《栎翁稗说》前集卷一之辨庙制、辨仪礼，后集卷一之论荀子、说乾之九三及坤上诸条，均可见。而武后陵一条，屡为人称引：

至治癸亥，予将如临洮，道过乾州，唐武后墓在皇华驿西北，俗谓之阿婆陵。予留诗一篇，其序云：欧阳永叔列武后《唐纪》之中，盖袭迁、固之误而益失之。吕氏虽制天下，犹名婴儿，以示有汉。若武后则抑李崇武，革唐称周，立宗社，定年号，凶逆至矣。当举正之以示万世，而反尊之乎？谓之《唐纪》而书周年，可乎？或曰：纪事者必表年以首事，所以使条纲不紊也。如子之说，中宗既废之后，将阙其年而不书，天下之事，将安所繋乎？曰：鲁昭公为季氏逐，居乾侯，《春秋》未尝不书。昭公之年，房陵之废，与此奚异？作史而不法《春秋》，吾不知其可也。其诗略曰：欧公信名儒，笔削未免失。那将周馀分，黩我唐日月。后阅晦庵《感遇》诗“如何欧阳子，秉笔迷至公”之一篇，拊卷自叹：孰谓后生陋学，其议论有不谬于朱子耶。（范氏《唐鉴》亦有此论，见之不觉一笑。自悔其少作也。）^[2]

虽说自悔少作，但得意之情仍溢于言表。李齐贤曾经为卓光茂的光州别墅题“景濂亭”，亦是仰慕周敦颐之意。其《栎翁稗说》前集卷二还详记道学传入高丽的渊源：“白彝斋颐正从德陵留都下十年，多求程朱性理之书，以归我外舅政丞菊斋权公，得《四书集注》，镂板以其传。学者又知有道学矣。”

然而在实际政治局势下，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始终是高丽后期儒学的内在矛盾。从心理底层来说，高丽文人对于辽、金和元均有以夷狄视之的观念，遑论扶桑。高丽太祖王建即曾告诫后世：“契丹是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3]但在元朝统治之下，这种心理却绝无可能诉诸笔端。唯有待明朝驱逐元之后，李氏朝鲜的文人才可以畅发此旨，如黄景源为高丽陈澕所撰《梅湖遗稿》之序文中即云：“世传公在王氏时，以书状奉使金源，与金人周旋居多，故文章得於金人，非也。当宋室南迁之时，礼乐崩坏，图书散逸，自汉以来，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所为文，与唐名家李太白、杜子美、韦应物、柳宗元所为诗，入於灰烬，无一人能继其声。至女直窃居中国，虽往往有能文章者，而金源夷狄之音，不足听也。若蒙古北鄙之声，与中国周公、孔子、颜渊、曾参群圣人之言，有所不同。然文靖公牧隐先生，从欧阳玄学文章，曾不知愧。……公能以高丽陪臣，知先宋之为中国，而蒙古之为夷狄，蔼然有《春秋》之义，岂不贤哉。”文化社1990年版，第2册，第265—266页。按此本录陈澕《奉使入金》诗后引崔文清滋《补闲集》，并按语谓高丽“历事辽金，恬不知耻。独公此诗，严于华夷之辨，深得《春秋》之义”云云。实则明亡后，朝鲜文人之于清，亦如高丽文人之于元。" class="calibre9">^[4]不无责备过严，毕竟平心而论，高丽士大夫在心理上“未尝无忍痛不得已之心，特畏约力，不能有为也”^[5]。

这一背景使得李齐贤等部分高丽文人的儒学，并未过多地反映为学术思辨，故《高丽史•李齐贤传》谓其“不乐性理之学”。李齐贤也没有专门讲论儒学的著作，其《孝行录》一书实际上是《二十四孝图》赞，反映的是儒家孝道的观念，与程朱性理学并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李齐贤的儒家立场主要表现为在思想上接受儒学观念，并力图施之于立身行事和政治活动，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强烈的家邦意识。

李齐贤对佛教的态度很值得玩味。高丽自太祖王建开国以来，尊佛教为国教。太祖《遗训》共十条，其中三条都涉及崇佛。开篇第一条即谓：“我国大业，必资诸佛保护之力。”^[6]受其影响，上至高丽诸王，下至民间，铺张以奉佛的佞佛之习，绵亘数百年。《益斋乱稿》卷三有《中菴居士赠诗八首务引之俱入道次韵呈似》诗，其一云：

道门终古隐然开，脚踏何论士与台。

彼佛曾教丹化铁，吾儒奚惮海持杯。

信标衣钵非言得，乐在簟瓢岂利回。

许我洗心参五叶，希公着眼觑三才。

所谓“乐在簟瓢”基本可以隐喻李齐贤排佛倡儒的姿态，他不像韩愈那样激烈地攻击佛教，也不像程朱那样过多地讲论性理，而是立足于自身，见之于行事。《益斋乱稿》中与佛教有关之文数量不少，如卷五之《送瑚公之定慧社诗序》、《金书密教大藏序》、《书桧岩心禅师道号堂名后》，卷六之《重修开国律寺记》、《重修乾洞禅寺记》、《白华禅院政堂楼记》、《妙莲寺石莲竈记》、《妙莲寺重兴碑》，卷七之《清平山文殊寺施藏经碑》、《大都南城兴福寺碣》、《曹溪山慧鉴国师碑》、《慈氏山塋源寺宝鉴国师碑》等。其中固不乏对于佛教盛行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又颇为婉曲，往往通过暗示儒学传统的合理性来衬托佞佛的危害。如《金书密教大藏序》中云：

我主上殿下万机之暇，留神于释典，其于密教，信之尤切。发内帑之珍，泥金以书之……既成，因命臣齐贤为序。臣腐儒也，其文不足以称旨。然而窃念佛氏之道，以慈悲喜舍为本。慈悲，仁之事也；喜舍，义之事也。然则其为书之大旨，亦可概见矣。所谓数千万卷者，以万乘之势，为之非难。其书既多，其费亦广，未免浚民以充其用，恐非佛氏之意也。

奉王命为序，以李齐贤的身份和信仰，本难措笔，但此文却以儒家的仁义，比附佛教的慈悲喜舍的教义，委婉曲折之中，仍坚守儒学立场，指斥佞佛对家邦的影响。李齐贤晚年，值妖僧辛旽乱政，齐贤曾直斥其非端人。李穑《墓志铭》载：“辛旽之败，玄陵曰：益斋先见之明，不可及也。尝言旽非端人，今果验。”这都说明李齐贤排佛，并非是纯学理的，而更侧重于家邦国运的现实层面。对于李齐贤等倡儒排佛的贡献，安有商《谨斋集跋》曾谓：“在罗及丽，禅佛滔天，鸿儒钜公，亦或沦于其教，未能专以期道为任。……吾先祖谨斋先生，出于其时，以文学进位至宰保，名振华夷，其友曰李益斋，曰崔拙翁，曰李稼亭，曰白淡庵诸公也，相与之扶正斥邪，回既倒之澜，而古道乃复。”^[7]这是中肯的评价。

李齐贤的儒学立场和家邦意识还体现于“事大以礼”的观念中。元宫廷密教之风亦盛，高丽宫廷亦如是，但宗教信仰的接近远不足以对两国关系发生影响，高丽文人心目中能调节两国关系的仍然是儒家传统。《栎翁稗说》尝记俞文安升旦语谓：“天兵大举，侵及京畿。晋阳公崔怡欲迁都江华，请群公议。公独曰：以小事大，理也。事之以礼，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每困我哉？”但崔怡不听，导致“数十年之间，北方州郡皆为丘墟矣。识者至今以为恨”^[8]。至少在李齐贤看来，礼、信这些传统儒家的观念，同样应该可以约束元和高丽两国的关系，尽管这可能只是高丽文人的一厢情愿而已。不难看出，其儒学立场的指向是保存家邦宗社的政治目的。同样，当面对西赴元廷为宦的高丽人时，李齐贤也表现出强烈的家邦意识。《益斋乱稿》卷五《送辛员外北上序》所赠对象即为往元廷为官的高丽人，文中谓：“夫江河之于溟浡，大小则殊，舟于其中者同也。樯而帆之，所以进也；缆而碇之，所以止也。又必有衣袽焉，所以备漏濡者也。王国，江河也，天子之邦，溟渤也。侯之舟由江河而溟渤之之也。苟能樯其义，帆其信，缆其礼，碇其智，衣袽其敬慎廉勤，何重之不任，何远之不致，何不通之不济乎？”义信礼智，敬慎廉勤，这些传统儒家的观念亦被移用于元丽关系的沟通。另外，此文颇有模仿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一文的意味，审如此，则其中微意更反映了高丽文人强烈的家邦意识。《益斋乱稿》卷二《在上都奉呈柳政丞清臣吴赞成潜》诗中有“四百余载流风存，迩来事大义弥敦”之句，恰好可作为其儒学立场和家邦意识的写照。

李穑《墓志铭》谓李齐贤“自十五登科，名盖一世。立朝以来，专奉文书，历外制于艺文春秋馆，由属官至两府封君，未尝去职”。他在艺文春秋馆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即修撰史书。前后撰有《编年纲目》、《三朝实录》、《德宗实录》、《太祖纪年》、《史略》等^[9]。今《高丽史•世家》诸宗之赞，均出自李齐贤之手，亦收入《益斋乱稿》卷九（上、下），《栎翁稗说》中亦多有史事记载。从这些史籍著述来看，儒学立场和家邦意识同样贯注于其中。如以下两则赞语：

定王以人君之尊，步至十里所浮屠之宫，以藏设利。又以七万石谷，一日而分赐诸僧，一遭天谴，丧心生疾。所谓君子求福不回，敬以直内者，亦尝闻其说耶……（《定王》）

滕文公问井地于孟子，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三韩之地，非四方舟车之会，无物产之饶、货殖之利，民生所仰，只在地力。而鸭绿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不易之田，绝无而仅有也。经界之正若慢，其利害比之中国相万也。……惜乎当时群臣，未有以孟子之言，讲求法制，启迪而力行之也。（《景王》）

可见在评论本国历史时，李齐贤所抱持的也是儒家传统。修史本就体现着家邦意识，而李齐贤尤致意于借高丽立国的历史，以激励后王，重振国运。如《太祖赞》引忠宣王语，谓“我太祖规模德量，生于中国，当不减宋太祖”，又在《栎翁稗说》前集卷一中称赞太祖“见远而虑深，非后世之所及也”，亦无一不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观念。

注释

[1]《高丽史》卷106，《白颐正传》（下册），第331页。

[2]《栎翁稗说》后集卷1。《益斋先生文集》，第123—124页。按诗见《益斋乱稿》卷三《则天陵》。

[3]《高丽史》卷2《世家•太祖二》（上册），第55页。

[4]陈澕：《梅湖遗稿》卷首，《韩国文集丛刊》影印奎章阁藏本，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2册，第265—266页。按此本录陈澕《奉使入金》诗后引崔文清滋《补闲集》，并按语谓高丽“历事辽金，恬不知耻。独公此诗，严于华夷之辨，深得《春秋》之义”云云。实则明亡后，朝鲜文人之于清，亦如高丽文人之于元。

[5]陈澕：《梅湖遗稿》卷末吴载纯跋，第291页。

[6]赵素昂编：《韩国文苑》卷5，亚细亚文化社1994年版，第82页。

[7]安轴：《谨斋集》附，《韩国文集丛刊》影印本，第2册，景仁文化社1990年版，第493—494页。

[8]《栎翁稗说》前集卷2，第82—83页。

[9]关于李齐贤的史学成就，可参见杨渭生《略论李齐贤的史学思想》一文，《韩国研究》第6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