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第一节　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

一、“功能城市”的理念与影响

“功能城市”的思想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到顶峰阶段的大背景，与工业化发展的产业空间集聚要求相适应，对解决当时城市出现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功能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建设与发展理念，最早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雅典宪章》以“功能城市”为主题，运用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对当时城市发展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系统分析，重点分析了现代城市在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方面的实际状况和存在缺陷，提出了改进的对策与建议。“功能城市”的思想建立在“物质空间决定论”基础之上，它主张从功能分析出发，要求在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中，主要从经济和市政的角度去考虑城市的功能问题；以“功能分区”的理念来规划城市，通过对城市活动进行分解，划定不同的功能区，再通过一种“模式”和交通系统的连接，将之整合为一个完整、有序的城市。这种思想认为通过对物质空间变量的有效控制，就可以形成良好的环境，通过环境的改善自动解决城市中的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功能城市”理论对现代城市发展影响重大。《雅典宪章》被称为“现代城市规划的大纲”。“功能分区”理念的产生是城市规划思想的一次变革，它依据城市活动对城市土地使用进行划分，突破了以往城市规划只追求图面效果和空间气氛的局限，实现对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与方法的重大改革，引导城市规划向科学的方向发展。“功能城市”思想的提出是现代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该理论为城市规划的合理化、科学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影响了之后绝大多数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世界上大部分的现代城市都是按照功能城市的理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1951年的“昌迪加尔规划”、1956年的“巴西利亚规划”就是这一规划思想的忠实实践，其城市建设追求理性、秩序和象征意义，城市空间具有超大的尺度、规整的布局，注重功能分区和机动车交通，曾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

但同时，《雅典宪章》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过分强调了经济原则、功能原则对城市规划与发展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批量化生产、机械化建造城市的方法。复杂的城市系统仅仅用功能分区来机械简单地处理，忽视了城市人文需求，这必然导致城市发展出现种种弊端：宏大生硬的尺度布局导致城市空间环境冷漠，机械的功能分区促成了社会阶层分化，刻意追求理性功能与视觉功能牺牲了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城市“千城一面”，忽视文化背景，缺少人文关怀等。尤其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进入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发端之时，许多西方国家的城市在GDP高速增长、财富大量积累的同时，出现了人口过度膨胀、土地过度承载、居住条件恶化、文化设施稀少的“现代城市病”。

二、对“功能城市”的反思

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阶段，从人文的角度来反思人类社会在城市规划与发展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理念。其代表是《马丘比丘宪章》、《北京宪章》。

1977年签署的《马丘比丘宪章》讨论和反思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功能城市”思想主导下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论及实践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不应把城市当作一系列孤立的组成部分拼成，要对人类的各种需求做出分析和反应，“必须努力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二是主张摒弃功能主义的思想，倡导社会文化思想，强调物质空间只是影响城市生活的一项变量，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城市各类人群的文化、社会交往模式和政治结构。三是强调城市的文化功能和人文关怀，重视“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主张不仅要保护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承；要把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使之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其精神实质是让历史充满活力，让未来与传统融合。《马丘比丘宪章》还指出，在规划的实施中要适应城市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制定适合城市特点的标准、方法和解决方案。在建筑设计方面，主张现代建筑的主要任务是为人们创造适宜的生活空间，强调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是建成环境的连续性而不是孤立的建筑。

1999年的《北京宪章》主张运用系统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认识城市规划。与前两个《宪章》相比，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原则，即“将规划建设、新建筑设计、历史环境保护、一般建筑的维修与改建、古旧建筑合理地重新使用、城市和地区整治、更新与重建以及地下空间的利用和地下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等纳入一个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体系之中”。二是摒弃“西方文化中心论”，倡导“文化多元”的观念。主张“建筑学问题和发展植根于本国、本区域的土壤”，并“吸取外来文化精华”；建筑学并非仅仅是地区的产物，更应与地区的未来相连；承认文化“区域差异客观存在”，强调“对于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建筑学的发展必须探求适合自身条件的蹊径”。三是宣扬注重城市人文生态功能的理念，提出“广义建筑学”的理论框架。追求“人本、质量、能力和创造”，致力于解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在有限的地球资源条件下，建立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人居环境。

从《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到《北京宪章》三个“具有宪法作用的文件”的产生过程来看，城市规划从重视功能、理性思想、物质形态逐渐向重视城市人文生态功能、城市文化、生活环境、可持续和谐发展的方向转变。人们更深刻地意识到，城市发展不仅是产业集聚与功能分区、满足人们物质需求，成为发达的经济产业城市，还应该更加重视城市文化传统、个性风貌和城市精神，以及人的文化需求和生活空间。

三、文化与中国城市的发展转型

如果说20世纪人类文明凸显的主要是以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后工业社会文明，那么21世纪的人类文明主要是城市文明。1998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总部首次发表的《世界文化报告》，预测了新千年城市发展的几大趋向：一是全球进一步城市化，在头10年内将会有超过50%以上的世界人口住在城市；二是城市化和全球化相互作用将加强；三是城市权力和责任将继续转移给地方当局和市民社会。为此，在全球加速推进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将成为一个以城市现代化为中心展开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一个轻松话题。从表象上看，城市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城市产业集聚，以及城市区域高楼林立和“摊大饼”式的无限蔓延。而实质上，城市化带来的最重要问题已经不单纯是城市经济、物质环境和体形空间的问题，而是城市的社会、生态和文化问题。1995年年底，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沃利・恩道在为《城市化的世界》一书作序中曾经不无担忧地指出，迈入新千年，城市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转型不再单纯是城市规划思想的大变革，实质上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战略、新模式、新路径和新选择。

目前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尤其是1995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一直是以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而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增长速度一般在0.3～0.5个百分点。同样的发展阶段在其他发达国家要经历30～50年以上，乃至更长的时间。我国城市化的超常发展，时间过程短、建设力度大、投入密度高，出现了“城市急躁症”。尤其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城市的文化危机加剧，主要表现在：一是城市记忆逐渐消失，在“旧城改造”中城市历史性文化空间遭到破坏，历史文脉割裂、社区邻里解体。二是城市面貌日益趋同，城市规划抄袭、模仿、复制现象普遍，城市建筑和街区雷同，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正在消失，城市景观生硬、单调，形象低俗化。三是城市环境不断恶化，一些城市在以对自然的无限制掠夺、征服来满足自身的物质和政绩的欲望下，空气、水体、视觉、听觉等污染严重，热岛效应、交通堵塞、资源短缺等加剧，城市的绿色、安全、步行游憩、社会交往等空间稀少。四是城市文化精神式微，不少城市热衷于“形象工程”、“标志性建筑”，重经济、轻人文，重攀高比新、轻传统特色，浅薄对待本土优势文化、盲目追崇西方商业文化；价值观错位、思想平庸、格调低下，拜金享乐等思想和行为方式影响着城市文化生活，隐含着文化认同、文化精神的深层次危机。

文化发展正在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发展是包含着人口、地理、经济、政治、社会以及人类诸多特征的开放的、复杂的大系统，核心问题是在大城市的繁杂发展格局中如何维护和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需求这一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衡量一个城市的优劣，不仅要考虑城市是否拥有强大的综合实力，能否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和高质量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体现以人为本理念，为人们心灵栖息提供精神空间，爱护人的生命，保障人的权利，关怀人的幸福，维护人的尊严。因此，重视文化发展、推进城市转型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课题和新趋势，也是宁波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宏观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