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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的危机与社会公信的重建

时间:2022-02-2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就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的同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这为贝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印证。这种“自我保护”的过度敏感化以及“社会群体的巨大分裂”的出现,根源还是“民众价值观的异化”与“官方的乱作为及正常监督缺位”造成的社会共同失败。
风险社会的危机与社会公信的重建_文化正义:消费时代的文化生态与审美伦理研究

一、风险社会的危机与社会公信的重建

除了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以外,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1944—)也对“风险社会”这个概念做出过专门论述和持续关注[85]。贝克早在1986年出版了德文著作《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86],并以此概念区别以往的“现代社会”概念。他认为,所谓“现代社会”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就在贝克出版《风险社会》的同年,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这为贝克的理论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印证。这次危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天灾人祸”,而是由于人类追求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打破了“核能安全”的神话,其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成为一场持续性的全球公共危机事件。一方面,这场危机不仅在苏联全国和周边国家引发了恐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核能的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它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生态,造就了一批先天残疾的“切尔诺贝利婴儿”,使几代人都生活在核辐射的阴影之下。直到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切尔诺贝利危机告诉我们,现代性的种种弊端和人类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开始发作,风险无处不在,危机层出不穷。因此,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风险社会”。近年来,恐怖主义、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全球性瘟疫都可以被视为全球化、现代化和商业化过程中积累的各种“症候”,其中有的已经“发作”,引发了波及整个世界的公共危机,有的则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危机临界点。在这种全球性的“风险社会”当中,如何确保“国家安全”成了维系国家核心利益和增加民众“安全感”的决定性因素[87]

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经济转型不见起色、公共安全事故进入高发期、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降低[88]等等都标志着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高风险社会”[89]。高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互不信任。在如今的中国,人们不信官方的辟谣却偏信传谣,人们不信广告与国货却只青睐洋品牌,病患不信任医生、家长不信任教师、民众不信任专家等等,中国人普遍患上了“欺骗恐惧症”。这种“自我保护”的过度敏感化以及“社会群体的巨大分裂”的出现,根源还是“民众价值观的异化”与“官方的乱作为及正常监督缺位”造成的社会共同失败。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吃肉担心瘦肉精、吃饭担心毒大米、吃鸡担心禽流感、治病担心毒胶囊、喝水担心红药水、喝牛奶担心三聚氰胺、喝西北风担心PM2.5、慈善担心郭美美、白天担心恶城管、晚上担心被拆迁……在这些不断重现的重大事件中,政府丧失了很多赢得民众信任的机会。现在的国人总是对别人充满了怀疑和警惕,并发自内心地怀有一种对社会的恐惧,最基本的社会互信与尊重生命已然成为稀世珍品。同时,数码时代里,互联网带来的社会透明度,引导得当与及时或许是一剂社会矛盾的解药,相反则是暴力引擎;因为在一个文化传承断裂、缺乏精神凝聚和社会公正的国家里,每个人都找不到身份认同感与个体尊严感,最终将导致群氓暴力的发生。这种极端心理的最后走向以及“敌视公权思维”的泛滥,甚至会让中国陷入“互害型社会”——社会将走向无序、人心将坠入黑暗。

邓小平(1902—1997)曾说过:好的制度让人不敢变坏,坏的制度,好人也成坏人。因此,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从制度上、法律上和管理机制上降低信任风险,特别是从“公权力”这个社会信任的核心环节入手重建社会信任;政府和相关机构应该彻底杜绝背信、失信的行为和权力滥用,社会监督完善了,“公信力”自然也就加强了。当然,彻底解决执政党自身建设与转型、杜绝执政党的奢靡堕落是更加根本性的难题。2013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953—)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这次活动主要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声称“制度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他还提出“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四大步骤,认为“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90]。当然,现下这种困境的形成,不单是因为政府的失职造成的,更是因为中国社会缺乏一种抗体、缺乏一种信仰造成的。正如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1964—)分析的那样:“何为信仰,信就是感恩,仰就是敬畏,由于缺乏信仰会影响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态变了以后,我们的形态变了,形态变了生态自然会变。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全人类的危机,是中国的巨大危机,以前我们为世界工厂而骄傲,今天我相信大家意识到工厂带来的灾难也是非常之大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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