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讳言，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任度很低，人们的社会安全感也很差。有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一场社会信任危机。面对严重的社会信任问题，许多学者忧心如焚，大声疾呼要加强诚信教育。这些年来，关于讨论诚信的重要性的文章发表在各种报章上，形成了一种重要的舆论力量。但社会上的各种失信行为仍然有增无减，而且表现出普遍蔓延的趋势。我们认为，在全社会提倡诚信教育，把诚实守信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来坚持，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从传统的人格信任向现代的系统信任模式的转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是与整个社会的转型过程相适应的。要解决中国的社会信任问题，道德教育、诚信教育当然必要，但根本还是靠制度，要在制度设计上下工夫，通过一种比较公正的制度安排和社会保证设置，依靠对法律系统、制度系统和规则系统的信任，减少和消除行为主体对自身安全和利益安全的顾虑，从而也减少人们的戒心，依靠对失信行为的严厉惩戒，提高失信行为的成本，抑制人们的投机心理。
首先，确立法律制度的权威性，使人们形成对法律制度的高度信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法律法规，但我国的法治仍然不能说是达到了比较健全的状态。我们的许多法律仍然只停留在法律条文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知法犯法的现象仍普遍存在，权高于法、人情大于法律也绝不是个别现象，法制的权威性远远还没有确立起来。正是这种现实，使得许多善良的人们屡屡在为一些人的失信行为、为一些机构的侵权行为所损害而得不到应有的处理和赔偿，结果，法律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无论是失信者还是受害者都不再相信法律，失信者可以继续失信，扩大失信行为，受害者也可能会变成失信者，以此来进行报复。这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法律法规，严格执法，有效约束人们的失信行为和失责行为，以此确立起法律制度的权威性，实现从人格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转换。
其次，规范政府行为，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取信于民。与个人信任、企业信任和行业信任相比，政治信任是诸多信任中最高层次的一种信任，是整个社会信任体系的保障。政治信任感的淡化，会对整个社会的人际信任带来严重冲击。因此，在当代中国，人民大众对政府和执政党的信任无疑是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建立的重要前提和核心内容。这就要求党和政府规范自身行为，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严惩各种腐败行为，树立公正廉明、诚实守信的形象。党和政府要人民相信自己，首先就必须相信人民，敢于向人民讲真话，讲实话，出了问题不要捂着盖着，各种决策过程应尽可能地公开透明，开诚布公，接受人民的监督和批评，有了失误要公开道歉，求得人民的谅解。惟其如此，才能取信于民，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进而引导整个社会营造出诚实守信的道德之风。
再次，建立社会信用制度，奖励守信者，惩戒各种失信行为。信用制度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监督、管理和保障个人或企业资信活动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包括个人信用制度和企业信誉评估制度两个方面。信用制度将个人和企业的不良交易行为均记录在案，有关权力机构可以视此对交易人进行各种惩罚，其他交易主体也可以视此决定是否与之发生交易或继续进行往来，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交往中的信息不对称性，有效增强对不诚信行为的可预防性。在西方许多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公民的信用证号码与身份证号码相同，一旦建立，终身相随，对于杜绝和惩戒失信行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国也应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要“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使有不良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甚至绳之以法”。[3]
重建中国的社会信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共同努力，从多方面入手，但最基础的也是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在认识社会信任历史演化规律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路径。
(此文系与白春阳博士合作，原载于《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2期)
【注释】
[1]戴维·波谱诺: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2]林语堂:《中国人》，浙江人民出版，1988年版，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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