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文化兴衰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

丝绸之路文化兴衰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_甘肃文化传承与发展述论

第三篇　丝绸之路文化兴衰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

丝绸之路形成于西汉，鼎盛于隋唐，衰落于宋元，三条主干道均穿越甘肃。尽管沿途自然环境恶劣，且因战争、政治等原因时断时续，但由于世界人民对经济文化交流的向往与不懈努力，更由于中国政府对商贸活动有效的经营管理，使这条横跨欧亚大陆、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绵延两千年，将所经过地区的民族部落联结一起，在商业贸易、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军事政治等方面互相发生影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缔造出博大精深的自然与文化遗产。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趋于衰落，但它对世界文化历史产生的影响深刻而久远。丝绸之路甘肃段处于中国与世界经济文化交界地带，经过历史嬗变，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仍然是新时期最具有一定再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丝绸之路影响深远，彪炳史册。

前3世纪，中国即以盛产丝绸而闻名于世界，被称为“丝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辗转贩运至中亚、印度。汉朝初年，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西域等地。汉武帝北逐匈奴，收复河西走廊，并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此后西亚各国与汉朝使节商人往来不绝于道。汉朝当时修筑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为保护通道，修筑了光禄塞和居延塞，丝绸之路正式开通。随后，经过几个世纪不断努力，广义上的丝绸之路东段已经到达今天的韩国、日本，西段至今天的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今天的意大利、埃及。随着历史的演进，这条大商道越葱岭，经中亚、西亚直至欧洲，全程近万公里，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与地中海沿岸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商贸、宗教活动往来，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为了与先后出现的西南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海洋丝绸之路相区别，这条穿越甘肃全境的丝绸之路主干道也被称为“绿洲丝绸之路”。因其发展历史最悠久、里程最长、跌宕起伏最大、艰难曲折最多、最为宏伟壮观、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贡献最大，又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人类文明的运河”等。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称从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亚地区和中国的丝绸贸易商路为“丝绸之路”，他是最早提出这个名称的人。丝绸之路所经地域广阔，东起长安或洛阳，西至罗马帝国，横跨欧亚大陆，连绵漫长，纵横交错，形成网络，覆盖了大片地域，总的走向虽然由东而西，但局部路段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时有变迁。大体上分为东、中、西三段，东中段均在我国境内，西段主要为境外地域。东段又分为南、中、北三道，均经过甘肃。丝路沿线至今仍保留众多的古桥、名渡、险寨、关隘等遗迹，对中国文化艺术影响深远的佛教就沿着丝绸之路向中国内地传播，并辐射到朝鲜、日本，沿途创造了敦煌莫高窟、张掖马蹄寺、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等佛教文化圣地。东来西往的取经人、旅行者、商人、使节、文人骚客络绎不绝，或舍身求法，或纪录异域风光，或谋取利益，或行隐于边塞，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诗篇。明清以后，由于海洋运输的发展等原因，丝绸之路逐渐冷落。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楼兰古城，再度掀起丝绸之路文化热——就在同一年，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但是，七年后才引起外界广泛关注。之后，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蜂拥群起，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科技、工农业生产等广泛领域，进行锲而不舍的探索和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历史遗产的宝库。

综观历史，丝绸之路的产生、兴盛及衰落，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有着密切关系。反之，这种发展变化的状态也深刻地影响到丝绸之路所辐射到的地区，形成不同的文化形态，最显明地表现为不同的生存方式。丝绸之路历时两千多年，史学界称为最古老、最辉煌的人类“文化运河”。当这条“运河”蓬勃不息时，就给沿途地区不断注入活力，而当其改道或者衰落，又很快地使它们衰退、消亡。甘肃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历史上丝绸之路东段的南、中、北三条道路都横穿甘肃，形成天水、武威、张掖、酒泉、安西（今瓜州）、敦煌等闻名遐迩的世界性大都市，并且带动了沿途经济、文化、艺术的大发展。但是，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甘肃受到严重影响，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思考，影响到了甘肃的人文思想。

一、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草原游牧民族及游牧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

诸多考古发现证实，丝绸之路形成之前的公元前五世纪，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广袤草原上，就已存在着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北方草原大通道——草原丝绸之路：从黑海北岸经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过咸海北岸，东南转向锡尔河和楚河，然后沿伊犁河进入天山北麓，最后到达蒙古草原。这条线路大致在北纬50度线附近。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前484—425年）在其著作《历史》中曾隐约提到过这条古道。开拓这条道路的是生活在阿尔泰地区的古代游牧民族——斯基泰人，他们多游牧于蒙古草原，向西与黑海沿岸的希腊人交往密切。公元前五世纪，北方游牧民族从中原获取丝绸，然后通过互市贸易，卖给前往西方的商人，并从他们手中获得西方的金银、陶器、谷物等生活物品。游牧文化是不停变动的动态文化，着重发展人的爆发力、搏斗力、攻击力、冒险力和冲击力。这种游牧文化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接替并予以发扬，日久天长，就会衰落下去。在欧洲，发展商业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当游牧民族成批地定居下来后，仍然抵制在狭小天地内从事沉重乏味的农业劳动，因为游动已经成为他们的天性，因此，由牧民转为商人就自然而然。牧民的生活是游动，商人的生活也是流动。古代的牧民需要冒险，商人也要冒险。以前的欧洲商人半是商人半是强盗，古代牧民也是如此。所以，游牧文化最终发展成为商业文化的核心基础。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游牧文化继承着原始文化之精髓，商业文化又继承了游牧文化的精髓？

甘肃有广阔的草原分布，历史上很早就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根据现有史料推断，最早出现在新疆和甘肃的游牧民族是雅利安游牧民族，进入兰州的塞种人和进入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人都是使用印欧语系语言的民族。就是说，游牧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早开始于中国西部，而甘肃是这其中的核心区域。

我们以古代史料和民间传说中经常出现的羌族为例，详细分析游牧文化的影响。

羌族在亚洲中部草原形成，影响地域非常宽广，历史上许多强大或弱小的民族都曾与古羌族发生过直接或间接的文化关系，甚至血缘关系。古代羌族社会组织最大特点是由母系社会延续下来的以女性为中心的时间持续很长。这是因为，早在原始羌族时期，男子都要外出猎取野兽，而妇女却要照顾儿童、守护猎获物，并从事剥皮、制衣与石器加工等活计。等到兽皮、石器和食盐积聚到一定数量后，男子又要去百里甚至千里以外的地方经营贸易，女性中心的社会组织就自然而然地形成，并且一直延续到公元8世纪。我国古史所记的“西海女国”就是指这里。相关的还有，甘肃很多地区都流传着“西王母”的故事。古代羌族在生产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民族的最大成就，就是把野兽驯养成羊、牛、犬、马等家畜。例如，藏羊就是他们驯养成功的最早家畜。藏羊原来是栖息在高原草地的一种双角旋卷盘曲的“盘羊”，远古猿人很早就开始捕获、圈养，并加以驯化。接着，又把这种野羊改良成绵羊，用柔软的羊毛搓拧成毛线，织成布，作为商品输入到华夏，这就是古籍中常见的“褐”。我国创造的“羊”字，最早画的就是盘角、大眼的西藏绵羊头像。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这个字。在驯养肉食野兽方面，羌人创造了更出色的成果。在青藏高原的顶部，有一种以草食动物为食的猛兽，在与狼争食的过程中逐渐胜出，最后，直接与羌人争斗，结果被征服。羌人大概出于好奇心，把稚龄的猛兽放到土窖里饲养，取名叫“猰”。驯养这种野兽比驯养野牛难十倍，但羌人经过大约一万年的努力，终使其成为守家、御盗、捍卫人畜的得力家犬——“藏獒”。我国古籍《山海经》《淮南子》《说文》等都记载着羿杀猰俞的故事。那个猰俞也许就是藏獒。《穆天子传》中提到的“狻猊”，《尔雅·释兽》解释成“狻麂”，可能也说的是藏獒。而《尚书》中的“西旅贡獒”和《左传》中的“公使獒焉”的獒，都是指已经驯养好的藏獒。

羊、牛、犬、马等的成功驯养为人类定居准备了生活、生产条件。羌人经过猎业生活的艰苦斗争，氏族组成，养畜繁盛，帐幕定居，并且有藏犬捍卫，衣食丰足，生活稳定，富有冒险性的射猎便成了可有可无的事情。于是，羌族由强悍走向衰微。但是，由于追求享受，需要多样化的食品，因而，开始创造、完善耕种制度；为了生活得美好、舒适，使金玉琢磨、陶土器皿制作有了突出发展；需要处理过剩的家畜、畜产品，使商业发展起来。

羌族原住地不适于发展农业，便进入草原边缘的河谷地带栽培植物。海拔约三千至四千米的高原河谷没有野麦，只有普遍野生的燕麦。羌人最初栽培它们是因为牲畜喜欢吃。经过逐年选种和若干年培育成他们称之为“来”、后来被陇西汉人称为“稞麦”的耐寒谷物，也就是现代通称的“青稞”。“来”是汉族人造的字，其最初的意义看来是指从羌人那里引进的谷物。我国最古的诗歌中，有一篇《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后人都认为是周室歌颂始祖后稷（弃）功德。《尚书·舜典》说弃在尧舜时为后稷，教民“播时百谷”。这首古诗说上天给他“来牟”的种子让他教导百姓种植，这就足以证明中原本来就没有麦种，是后稷从外域引种的。这还表明，羌族进入农业生产的时间比汉族更早，而育成麦种的时间也要早五百到一千年。羌族把“来牟”培育成小麦、大麦、油麦等品种，并且很早就传入新疆和中亚，又传入欧洲，变种为黑麦，至今仍然是东欧和北欧的主要粮食作物。过去，史学界多认为埃及和巴比伦是世界文化发育最早的地方，因其主要食粮是小麦，就说世界麦种都从那里传出。但是，埃、巴地区的文化最早也不过七千年，而羌族育成的麦种至少也在万年以前。因此，说羌族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麦种也未尝不可。

他们培育出麦种之后，接着就是耕作方法。羌族用二牛耦耕，犁辕很长，犁刃只用一条坚木。在世界所有民族中，这种耕犁方法自羌族始有，并且维持到现代。中原地区耕地农具为“耒耜”，只是一条尖木和扁木，人用脚踏，不使用牛。人耕比牛耕费力。中原的牛少，价格很高，只能用于拉车——那时的牛车，只有具备相当条件的人才可以乘坐，一如今天的豪华轿车。介于中原（包括陕西关中）与青藏高原的黄土高原从气候、地理条件等方面都是一个过渡带，即有深厚的黄土和充足的水源及日照，也可以就近吸收羌族的农耕经验，尤其便利的是，半耕半牧的自然环境普遍使用牛耕，大大提高了生产力。直到现代，黄土高原一些山区及不适合进行现代机械耕作的地区，“二牛抬杠”仍然是最重要的耕作方式。现代人常常把“二牛抬杠”作为经济落后的代名词，殊不知，这种耕作方法曾经是中原人民梦寐以求而且代表了很长时间的先进生产力。由游牧文化转化而来的农耕文化不但成为人类由旧石器时代转向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甘肃黄土高原上，华夏民族最初的农业文化开始发酵，于是，原始初民的惰性精神元素得到不断提升、发扬和强化。占有是生命最本质的特点，只有占有，生命才可能维持存在，物种的延续才成为可能。占有是生存的前提，从猿人到新石器时代的数百万年间，为了占有，远古人类开发出冒险、进取、拼搏、抗争、坚持、创新、对抗、勇敢、无畏等多种多样的优良心理品质，这些心理品质积累沉淀，构成人类生命中积极进取的精神元素。另外，与这些元素相辅相成，同时形成忍耐、退却、调和、妥协、屈从等构成生命中文化精神另一面的惰性元素。在漫长而且威胁处处存在的远古时代，人类之所以在自然环境的不断变化中能立于不败之地，主要是发挥了文化精神中的积极进取元素。惰性精神成为一种起调节平衡作用的辅助手段。在原始阶段，先民的两种精神元素呈现有机统一状态，彼此不分。自从发生了牧业与农业的分工，原始初民对自身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元素和惰性文化精神元素在继承、选择上就有所侧重。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与原始先民相比，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所以，他们继续保持和发扬着生命中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元素。直到现代，这种现象仍然存在，他们的生命状态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很好的“原生态”模式。人们之所以喜欢到大草原感受游牧民族的自然生活，潜意识中还是对遥远的、业已失落的原始阶段生命意识的一种追忆吧。

二、早期商业文明与甘肃

古老的羌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最早充分利用自然的一个最杰出例子。高原草甸很适合发展牧业，周围的高山大川阻挡了外来种族的侵扰，没有外患；牲畜的繁衍远远超过生活所需，皮、毛、骨、角等产品也能够满足用度，也就没有什么内忧。所以，五千年前居住在青藏高原顶部的羌族人过着歌舞升平、无忧无虑的生活，给高原之外的人们，特别是中原民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他们羡慕不已。生活在“极乐世界”里的羌族人从战争和狩猎中解脱出来，有充足的时间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在整个石器时代，羌族的手工业都比较发达，其中最出色的工艺要算是琢磨玉器。他们把石英块磨成犀利的刀锥，制成骨纺轮、珠串等装饰品，又利用纺轮相互带动，加快琢磨速度，把石英、玛瑙等琢磨成刀、斧、圭、璧等器具。这些器具代表着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琢磨玉器的沙子最初取之于打碎的石英沙，后来，他们淘取到比石英沙更硬更细、与黄金和石英沙伴生的“金刚沙”，于是，琢磨的玉器更加精美。华夏民族有一个与该时代相关的传说，“蚩尤以金（铜）为兵，黄帝以玉为兵，黄帝战胜蚩尤”。现在看来，这则历史传说的可靠程度很高，为我们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远古文化信息。蚩尤应是我国最先发明冶铜制造兵器的。当然，这还不是青铜器，它的锐利程度不高，甚至不能抵御石英磨制的玉兵器（即石英兵器）。黄帝部落居住的地区接近羌族，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就武装了玉兵，因而得以战胜蚩尤。在黄帝购买的玉兵器中，大概还有黄金块，它是最好的投击武器。当时，羌族虽然没有熔铸黄金的能力，但已经知道了它的性能，并能够把黄金块锤打成圆球，砸出浅柄，穿孔系绳，作为“流星锤”使用。华夏民族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玉兵器被淘汰，但象征玉兵的圭、琰还作为天子诸侯必须执持的“礼器”。此后千余年，玉器仍然是中国人尊贵的器物。周代以后，华夏开始有了自己的琢玉工师和玉的代用品。周代把这种琢玉的工匠称为“追师”（《周礼·天官》），把“追”作为对治玉这个行业的称呼。《大雅·韩奕》说：“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意思是周宣王因韩侯娶“汾王之甥”，以北国追族与貊族的土地赐给他，使他成为一方之长。这个追族，实际上就是羌族以治玉为专业的工人，他们因华夏人喜欢玉器而定居内地，繁衍子孙，形成“追族”。因此，羌族不但是华夏古代真玉（石英石）的提供者，也是玉工的传授者。

不管是提供者还是传授者，前提条件是交流。而当时的重要交流方式就是商业。

游牧民族很容易转向更加活跃的商业文化，这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驯养野牛的成功。牦牛原来是羌塘地区生活的一种野牛，体大、力大、凶猛、狂暴，古羌人经历很长时间将其驯养成家畜。有了这种可供役使的大型家畜，高原山区的长途运输就成为可能。殷周之际，羌人还把牦牛与黄牛杂交，创造出一种新型的家畜——犏牛，其性格之驯顺、产乳量之高、肉味之美、毛之软长，以及耕犁、驮运、适应能力之强，都远远胜过牦牛。例如，牦牛在气温高的地方就不能劳动，犏牛则比较能耐劳耐热，大高原的长途运输大多情况下只能用犏牛。犏牛育种成功后，羌族社会经济有了明显的跃进。

羌族人驯养牛成功的同时，女性中心氏族组织也形成了，她们命令男人赶着剩余的牲畜，驮着刀、斧、圭、璧等器具随着水草转移、扩散，开始在内部进行货物的交换，后来又向外部发展交易。同时，羌族四周农业部落形成后，农牧交换也显示出迫切的需要来。于是，羌族利用牧业优势，发展商业，把自己多余的羊毛、羊皮、牛毛、牛皮、干肉、乳酪（干酪）、乳油（酥油）等畜产品和玉器、黄金、食盐、药材等特产扎成牛皮包裹，用牦牛、犏牛、山羊、驴、马驮载，在藏獒的护卫下，沿途放牧，露宿野餐，缓缓走到农业市场，换回粮食和工艺品。

往往，在这种交易中，充当交通工具的牲畜本身也变成了商品。例如，当中原文化发育时，绵羊毛皮与牦牛颈尾的长毛同时成为输入中原的重要商品。牦牛尾毛比较长，中原古籍称作“髳”“氂”，用于装饰车、马、旌节和戈矛，而犏牛作为商品，更是大量地被中原人使用。

羌族与中原的商业往来，必须通过甘肃的黄土高原。可以推想，甘肃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就与羌族有商业往来，以后，羌族商队才慢慢向东发展。甘肃传统文化结构因素中，除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也应该有这种特殊的商业文化因子。马家窑文化之所以把彩陶艺术推向顶峰，也与羌族发达的商业及当地比较成熟的农业有密切关系。如果没有农业的稳定收获做保障，商业发展就失去了一个可靠的保证；如果没有商业行为把多余的农产品销往其他地区同时又带来自己需要的产品，农业的发展也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无农不稳，无商不富”的道理吧。特别是，当彩陶成为一种人们追求的时尚商品时，必然促使这一行业的兴旺发达。四川省汶川有个由一段明长城和一段西汉长城组成的“姜维城”，前几年，考古学家在西汉长城下勘探后发现了一处保存得十分完好、距今5000年至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这些彩陶制作精美，图案精细，有些残片组合之后还隐隐透出鱼的图案。经过分析，这个彩陶遗址与著名的马家窑文化属于同一类型，而马家窑文化远在千里之外的甘青地区。这证明，早在史前时代，当时在甘肃、青海地区的羌族人就不远万里来到汶川，与当地原住民融合而形成最早的蜀人并在这里繁衍生息到现代。羌族人当时迁移的直接原因目前还无法考知，但从两地彩陶文化极其相似这点来分析，商业交流的可能性最大。

鱼图案是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汶川“姜维城”的文化面貌与三星堆文化遗存非常近似，但又早于三星堆。这里有可能就是人们寻找了很久的三星堆文化的源头，如果再远点，还可以追溯到千里之外的青藏高原边缘的史前甘肃。那里，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商业作为一种朝阳产业生机勃勃地发展着，牛、马、驴等原始驮载工具在飞扬的歌声中走向四方，然后又汇聚回来，带走当地的特产和文化，又带来四面八方的物品及文化。这样恢弘的历史时期在古老岁月中持续了很长时间。

三、兴盛的丝绸之路文化与甘肃

从前面的大量叙述可以看出，羌族商业主要影响到青藏高原以东和东南，其北部的河西走廊则很少提及。而在西汉时，丝绸之路的开通给甘肃带来了经济文化的极大发展与繁荣，特别是带动了河西走廊的经济发展。丝绸之路主要经过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丝绸之路中部地带，有号称“亚洲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其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着喜马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异常困难。另一地貌特征是多戈壁沙漠，如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此外，横亘在干燥地区的雅丹地貌也是重要的地理障碍。虽然如此，在远古时期，东西之间并非绝对隔绝。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前31世纪，产自今阿富汗巴达克山的天青石就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埃及。这意味着中亚地区的商旅贸易比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诞生还要早些。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妇好墓考古中发现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表明，至少在前13世纪，中国就已经开始同西域乃至更远地区进行商贸往来。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鄯善、龟兹等国家在这一时期纷纷登上西域历史舞台，丝绸之路全面开通的条件越来越成熟。欧亚大陆腹地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对于游牧民族和商队运输的牲畜而言，可以随时随地安定下来，就近补给水、食物和草料。这就为东西交通提供了客观条件。另外一个重要元素，就是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使用。例如，阿拉伯地区耐渴、耐旱、耐饿的单峰骆驼在前11世纪便用于商旅运输。而分散在亚欧大陆的游牧民族据传在前41世纪左右就开始饲养马。后来，双峰骆驼也被用到商贸旅行中。欧亚大陆之间的游牧民族在发展壮大中同定居民族之间不断发生争斗，分裂，碰撞，融合。原始文化贸易起初仅限于局部或某些地区之间，随着各定居民族或强国不断反击与扩张，这些国家之间开始直接发生接触，如西亚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东征、安息王朝与罗马在中亚及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大夏国对阿富汗北部、印度河流域的统治，以及导致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氏西迁等等。前后几个世纪，在亚洲、北非、欧洲曾先后存在过汉代中国、安息、贵霜、萨珊朝波斯、笈多朝印度和罗马等强大国家。这时，上述地区之间进行大规模交通的要素已经具备。

西汉对西北加强统治，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2000多年前，河西地区是月氏、乌孙的游牧区。秦末汉初，月氏、乌孙相继迁移到中亚，河西地区完全被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占领，并且不断南侵，严重威胁着汉朝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及安危。西域三十六国的人们居住、游牧在河流灌溉的绿洲上，也无法与中原交流。汉武帝为准备反击匈奴，曾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联合大月氏和乌孙国夹击匈奴。张骞历经十多年艰辛，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但他无意中到达许多国家，了解到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地理、风俗等情况，对丝绸之路的开通有重要作用。前133年，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和休养生息，国力增强，开始发动反击匈奴的战争，以后十几年间，先后打了多次仗。前121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率领精兵强将，渡过黄河，大败匈奴浑邪王与休屠王。夏天，汉武帝乘匈奴喘息未定，再派霍去病率领骑兵分几路出击匈奴，俘获匈奴单桓王、酋涂王等。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盛、宜于牧畜的祁连山和焉支山，匈奴受到重创，伤心欲绝地唱道：“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从此，匈奴北徙漠北，河西正式归入汉朝版图。为了巩固边防，汉朝相继建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接着，又在利用秦长城的基础上，在河西修筑从令居（古县名，西汉置，治所在今甘肃永登西北）到敦煌的长城要塞，沿线还设置“亭障”“烽燧”，派大批士兵驻守。为了保障通往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汉武帝还实行另外两个重要政策：其一是汉朝初年创立的“和亲”政策。西汉初年，社会经济极端残破，矛盾重重，也只能通过和亲、赠送缯帛等方式换取短暂和平。汉武帝把匈奴赶到北漠后，仍然采取这种政策，恩威并用，效果很显著，汉朝与降汉的呼韩邪部和亲，汉匈40多年未发生战争。其二是屯田。屯田是且守且耕，亦农亦兵，军事活动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一种措施。屯田制度实行以前，甘肃的农业以陇中、陇东黄土高原的模式为主。匈奴人退出河西走廊后，留下大片戈壁绿洲，南面的祁连雪山及冰川为它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流滋养，使开荒耕耘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再说，大量商队往来、驻扎长城及军事要塞的士兵也要消耗粮食及其他产品，于是，屯田政策在甘肃省西部大规模地推广开来。屯田有军屯与民屯之分，以军屯为主。前119年，汉武帝击败匈奴后，组织劳动者在官地上进行开垦耕作，从黄河河套到河西张掖、酒泉一带迁徙屯垦戍卒60万人。在屯田的名义下，他们一方面守边，一方面从事农业生产。汉代边郡的屯田规模很大，为了便于管理，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组织系统。屯田的收获不但完全解决了边防给养，供应往来丝绸之路的使者和商人，而且能够在市场上出售，满足其他人需要。当内地发生灾害时，还能调拨屯田积谷用以赈灾。所以，以后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以至两宋，各代都推行过边防屯田。现代人的农垦、建设兵团也源于此。

丝绸之路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一般分为东、中、西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南、中、北三条路线。丝绸之路东段各线路考虑翻越六盘山以及渡黄河的安全性与便捷性，主要穿越陕西、宁夏和甘肃三省，而主体在甘肃省境内。这是早期路线，路程较短，但沿途缺水、补给条件差。习惯上，甘肃省境内的丝绸之路又分为陇西段与河西段。陇西段北线由长安（西安）出发到咸阳，沿渭河经凤翔、虢县（宝鸡），过千阳、汧县（陇县），翻越六盘山，北上原州（固原），沿清水河经石门关（须弥山下），折向西北，在靖远石门川索桥古渡处或平川区鸇阴口渡黄河，沿着腾格里沙漠边缘到达武威。以此道为轴，还有两条通道：一条从长安至陇州（陇县）后，沿陇山东麓过华亭县，至泾源，过制胜关、越六盘山达陇西；一条由咸阳到甘肃宁县后，沿茹河进入固原，西北至景泰，再到武威。丝绸北道无论走哪条线，都必须翻越六盘山，都要在景泰或靖远、平川渡黄河，才能到武威。陇西段中线开辟时间为前109年。汉武帝在即襄县（今通渭）设天水郡时，这条路从长安沿渭河过陇关（大震关），翻越陇山，经张家川、陇城（秦安北）、通渭、定西、榆中，在金城（兰州西固）渡过黄河，溯庄浪河，再经永登，翻越乌鞘岭，抵达武威。汉代，北有匈奴，南有羌氐，陇西段中线最安全，而且，距离和补给都适中，是汉代重要的军事运输线和商道，也是到达兰州的捷径，因此，后来成为主要干线。陇西段南线从长安到陇县，出陇关，翻越陇山，在张家川马鹿折南经清水，过上邽（天水），沿渭河西行经冀县（甘谷）、武山、陇西、渭源、狄道（临洮），渡洮河，再经枹罕（临夏），由永靖渡黄河，出积石山，经乐都到青海西宁，越大斗拔谷（扁都口）到张掖。这条路开通于西汉，兴盛于隋唐，标准较高，有的石板路至今尚存。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

丝绸之路陇西段过黄河逐渐汇聚成一条主要通道，这就是丝绸之路河西段。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北部是走廊北山，南部是祁连山，中间天然形成一条平坦通道。丝绸之路沿河西走廊西行，依次经过凉州（武威）、永昌、山丹到达甘州（张掖）。然后，由张掖西行到肃州（酒泉），再由酒泉往西出嘉峪关，经过玉门镇、瓜州到达中西交通上的咽喉之地——沙州（敦煌）。另外，丝绸之路河西段有一条重要支线，即由张掖或酒泉沿黑河到居延（汉代战略要地，沿途设有肩水都尉府和肩水金关，故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南），也可以由敦煌南下青海。

丝绸之路中段各线主要是西域段诸线路，它们随绿洲、沙漠的变化而时有变迁，历代不尽相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条道。北道由敦煌西北行，出汉代玉门关（今甘肃敦煌县西北），穿过白龙堆（敦煌雅丹魔鬼城），沿北山（天山山脉）南麓，经尉犁（新疆焉耆县南）、乌垒（新疆轮台县东北）、龟兹（新疆库车县）、姑墨（今新疆阿克苏县）、温宿（今新疆乌什县），到疏勒（喀什）与南道汇合，然后越过葱岭，向西北经大宛（费尔干纳盆地），到达康居、奄蔡等国。唐代北庭都护封常清将军曾从坐落在这条道上的政治军事重镇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出发，平定西突厥贵族叛乱。中道起自汉代玉门关，沿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经楼兰、罗布泊、高昌（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疏勒（喀什）到大宛。玄奘西行时就走这条道。南道又称于阗道，东起甘肃阳关，沿阿尔金山、昆仑山北麓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而行，大体走向为敦煌、楼兰、且末、尼雅、和田、喀什、帕米尔高原、中亚、西亚，张骞东归、班超西征、马可·波罗来华就是沿着这条路线行进。葱岭以西直到欧洲，都是丝绸之路西段，它的北中南三线分别与中段三线相接对应。

丝绸之路在两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随着地理环境变化，以及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新的道路被开通，而原有的一些道路走向也随之改变，甚至废弃。647年，唐大将苏定方指挥的远征军在伊丽水（今新疆伊犁河）、碎叶水（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吹河）两次大败西突厥可汗沙钵略，设置郡县。武则天执政时，大唐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并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诸国的宗主国。此时的丝绸之路“南道”没有大规模变更，而原来的“北道”则变为“中道”。这两条道路在越过帕米尔高原后，向西达波斯湾，向南抵印度洋。此外，还增加三条路线。首先是由敦煌北上伊吾的“新北道”。根据敦煌学者李正宇先生考证，这条道路肇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二月汉朝派遣数位将军、四万四千骑分路北征匈奴，唐朝开通时，为区别于西汉时期的西域北道，故称“新北道”。其起始点改为冥安县（属于敦煌郡），玉门关也随之内迁至此道中。唐诗中经常提到的玉门关即此。“新北道”出玉门关西北行，过莫贺延碛沙漠北缘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再经庭州（吉木萨尔）、轮台县，到弓月城（今新疆霍城一带），渡伊犁河至碎叶城；其次，由龟兹经姑墨、温宿、勃达岭（今别迭里山口）、热海（今伊塞克湖），到达碎叶和怛罗斯；第三路出庭外（今吉木萨尔北）、经过青海军（今沙湾束）、黑水守捉（今乌苏）、弓月城（今霍城），到达碎叶和怛逻斯，这两路在怛逻斯会合之后再向西行，可以达西海，向南则可以达石国（塔什干）和康国（撤马尔罕），直通波斯。另外，古代敦煌和吐鲁番之间还存在过一条最近的道路——“大海道”，开通于汉代，唐代以后逐渐废弃。

实际上，前面所述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在保持基本走向与框架的前提下，纵横交错，变化不断。自从张骞通西域后，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就在同中亚、印度及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及政治军事活动中不断延伸、发展，并且产生了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固定名称，它们是以后形成“丝绸之路”的基础。公元前后，《史记》《汉书》及南北朝史籍最早出现有关丝绸之路的记载是“西域南道”“西域中道”“新北道”及“河西道”等。隋唐时期，又产生许多较详细记载亚欧贸易路的交通路线和名称的著作，如裴矩《西域图记·六十三卷》、韦节《西番记》、王玄策《中天竺》、程士章《西域道里记》、韦弘机《西征记》、玄奘《大唐西域记》以及作者姓名不详的《隋西域志》《西域道里记》《诸番国记》等，这些著作记载了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通回鹘道、安西通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等，其中某些地区的路段甚至还有更细致的命名，如京畿道、关内道、秦直道、云中路、阴山道、圣人道、参天可汗道、关陇道、秦州路、大阪道、乌兰路、河西道、大碛道（大海道）、弓月道、羌中道、吐谷浑道或青海路（河南道）、永昌路、大秦道等。这些古代历史文献和有关资料虽然记载了很多关于中国与西方经济、贸易等方面的交往与联络，但对其具体路线并没有概括为一个专有名称。直到德国著名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于1868—1872年间7次到中国西部地区进行考察后，在1877年出版的著作《中国》中指出：“前127年至114年间，中国与河间地区（今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叫做“丝绸之路”。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等西方学者进一步阐述和使用“丝绸之路”的名称，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称为“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石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特征。因此，“丝绸之路”就成了从中国古都长安（今西安）始发，横贯亚洲腹地，直达地中海沿岸，进而连接欧洲和非洲陆路通道的总称。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通向西方的道路的丰富记载，以及“丝绸之路”名称的最终确定，雄辩地表明，这些穿越雪山冰河与绿洲沙漠的复杂商路，把中国与欧亚大陆纳入到一个特殊的历史人文区域。所以，丝绸之路不仅是生机勃勃的贸易之路，也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系统。

在丝绸之路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绸之路河南道之形成、变迁及所处地理位置，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丝绸之路河南道开创于南北朝时期，是由西域、漠北、凉州（武威）出发，经吐谷浑河南国往古代益州（成都）、建康（南京）去的国际通道，主要路线是：由若羌、敦煌或凉州（武威）出发，经过柴达木盆地、青海湖至黄河以南的吐谷浑地区，抵达长江上游的松潘地区，沿岷江而下到成都。这条路线在甘肃省境内有三段：第一段是阴平南支道，由松潘出发，沿东岷江而上，经南坪至文县；第二段是阴平中支道西段，由文县出发，经峰迭、华严诸古城到迭部；第三段是河南中支道，由迭部出发，经碌曲、夏河、临夏到西宁。

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状态，北方的东部与西部时分时合，丝绸之路河南道被正式开辟出来并成为主要干道。但是，这条道路并非突然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于青海湟水流域的戎羌民族与甘南居民进行着民间往来贸易，甘南至青海商业通道的雏形初步形成，一直延续到4世纪初的前凉时期。西晋以后，群雄割据，张轨为保全河西，在武威建立前凉政权（301—376），统治河西走廊、新疆东部和青海大部分地区。基于政治、军事、商业的需要，前凉经过40多年经营，使丝绸之路河南道初具规模。前凉之后，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人于4世纪初占据黄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南北朝时期被封为河南王，建有“河南国”，所以，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做“青海道”。据史料记载，东晋、南朝、前凉、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西域、中亚、西亚许多古代国家的旅行者都曾行经此道。

丝绸之路河南道甘南段由东南向西北，沿岷江和白龙江河谷西行，经大夏河或黄河干道河谷，斜穿甘南全境，连通四川、青海，也是连接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通道，对西北、西南和藏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起过重要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与唐蕃古道在甘肃境内交汇。唐蕃古道早在汉朝时就已基本形成，它从陕西西安市出发，过咸阳，沿丝绸之路东段西行，越陇山，经甘肃天水、陇西、临洮至临夏，在炳灵寺或大河家渡黄河，进入青海民和官亭，经乐都、西宁、湟源等地，最后到达拉萨。这条道路全长3000多公里，横贯中国西部，跨越青藏高原，连通我国西南的友好邻邦。丝绸之路河南道与唐蕃古道在甘肃南部交汇，把中国中原、江南、西南与沿途西部各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进而贯通中国与中亚、欧洲及印度、尼泊尔等南亚诸国的联系。北宋，西夏切断河西走廊。唃厮啰（吐蕃语，义为“佛子”，北宋时建立唃厮啰政权）“联宋抗夏”，在甘肃、青海开辟了南丝绸之路，并保证丝绸之路南线畅通无阻，该线是宋代通往西域的唯一通道。

历史事实说明，丝绸之路在2000多年发展中，冲破自然、战争及其他重重阻挠，不断开拓新的途径，在东西世界之间进行多元化交流。它像一棵充满生机与活力、横向生长的繁茂大树，把枝叶及绿荫撒满欧亚大陆，并向各个角落延伸。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丝绸之路的交流、繁荣铸就了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品位和魅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敦煌。唐朝有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之说。敦煌处在东西方交通的咽喉地带，博大，繁盛，文化灿烂，自汉唐以来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所在、中西交通要塞，为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它能够从容地将各种文化吸收，加以融合，形成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闻名中外的莫高窟是中国第一大石窟，始建于公元366年，至今仍保存着十六国至元朝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它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汇集了东西方各民族的古代文化。特别是敦煌飞天，更是这种艺术嫁接的典型代表。飞天的形象自印度传来，迅速与中国道教中的“羽人”造型相互影响融合，形成西域式飞天与中国式飞天，反映了古代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的技艺。这也是甘肃多民族文化成功融合的象征。1900年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里面封藏着西凉至宋代时期45000余件遗书文献和艺术品，其中不仅有汉文书，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文书，如梵文（古印度文）、吐蕃文（古藏文）、回鹘文（古维吾尔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摩尼文、吐火罗文等，充分说明希腊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曾在敦煌交汇，并被光辉灿烂地表现出来。其数量之多、学术价值之高，震动世界，西方探险家、考古学家接踵而至，先后骗买、掠夺大批文书和珍品，现在分别藏在英、法、日、俄、美等图书馆和博物馆里。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同时，敦煌文化以这种富有悲剧性的形式走向了世界，形成了后来的“敦煌学”。甘肃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见证了丝绸之路兴衰变化的历史，每一次膨胀与每一次萎缩都给甘肃经济文化带来了巨大影响，并且经过岁月的打磨逐渐沉淀下来，历史上那些闪光的灿烂文化至今仍然存活在当地人们的民俗、风情、方言、建筑、艺术、商业等方方面面。

四、商道衰落的主要原因

中国西部，经常可以看见废弃的古城遗址。这些古代城市曾经在历史上起到过很重要的作用，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被破坏、遗弃。诸多原因中，河流的改道、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天灾，战争洗劫、外族入侵是人祸。而另外一种原因，则是纯商业因素：城市因为处于交通枢纽而兴旺发达，又因为交通闭塞而衰落、消亡。商道对城市的影响犹如河流之于土地、血液之于生命。丝绸之路催生了无数美丽的城市，又无情地将它们抛弃到岁月深处。在甘肃，考古研究人员仅仅在瓜州一个县就发现了28座汉唐时期的古城遗址。其中，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锁阳城历史沿革长达1000多年，从汉代设计、建造算起，一直延续使用到到明代中叶才废弃，完好地保存了我国州郡一级城址的军事防御系统。锁阳城原名苦峪城，汉代是敦煌郡冥安县治所，西晋为晋昌县，隋为常乐县，唐为瓜州郡，是丝绸之路咽喉上的一大古城，在古代河西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都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该城周围古代灌溉渠道完好地保存着，干渠、支渠、斗渠纵横交错，古代民居遗址密集，由此可以推想当年的繁盛程度。唐玄奘西去印度取经，就曾在这座几乎伴随丝绸之路发展变化全过程的古城里滞留过。

对丝绸之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河西走廊，“天然固体水库”祁连山源源不断的冰雪融水，滋润了富足的绿洲文明，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提供物质保证。甘肃两头宽大，中间是长约1200公里的河西走廊。现代的人们把丝绸之路比喻成输送东西文明的“文化管道”，到河西走廊这段更形象：北边的合黎、龙首二山脉与南边的祁连山脉夹峙着中间的沙漠平原，组合成天然的狭长“管道”。这个“管道”畅通与否直接决定着东西交流，所以，汉武帝想方设法打通这个狭长的“管道”，然后又修筑长城、迁徙移民进行维护。史实证明，河西走廊畅通，则丝绸之路存在；河西走廊阻隔，则丝绸之路废也。

安史之乱，吐蕃乘唐王朝无暇西顾之际，占领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广大西北地区，从此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从繁荣昌盛走向衰落。唐朝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受到阻塞，西北丝路贸易日趋衰落。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跃升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扬州及交州等港口城市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重地。而在西北，战争却连绵不断。唐朝后期至宋朝，活动在今陕、甘、宁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觊觎富庶繁华的河西走廊，碍于军事实力，主要在宁夏南部与宋王朝对抗。党项族是西北地区古代羌族的一支，有8个部落，其中拓跋氏最为强盛。634年，党项羌归附唐朝，被御赐李姓。692年，党项羌内迁者20万人，散居在灵州、夏州之间。后来，他们帮助唐平定“安史之乱”、镇压“黄巢起义”，首领职位不断升迁，地盘也不断扩大，被朝廷封为定难军，后又进一步发展成为地方割据势力。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夏州地方政权归附宋朝，被赐赵姓。李元昊的祖父李继迁东征西战，经过艰苦努力，逐渐统一党项羌各部。1004年，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即位。这时候，以甘州（张掖）为中心的回鹘政权和占据凉州（武威）的吐蕃都是宋朝笼络以挟制党项的盟友，李德明为了使西夏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采取攻占河西走廊的战略，并由李元昊担当西攻重任。1028年，李元昊突然袭击，使回鹘可汗来不及调集兵力，攻破甘州城。李元昊由于这一显赫战功被册封为太子。甘州失守后，固守凉州的回鹘人失去大本营，李元昊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让回鹘人失去戒备后出动精锐骑兵夺取凉州。瓜州、沙州失去屏障，最后都被攻克。于是，李元昊占领了整个河西走廊。1038年，李元昊在兴州（今银川）称帝，建立大夏政权。由于在宋朝西边，史家又称之为“西夏”。这个政权存在198年，传十代皇帝，成为与北宋、辽三足鼎立的重要政权之一。金灭辽后，又变成金、西夏和南宋三足鼎立的局面，疆域东临山、陕之间的黄河，西达玉门关，南到古萧关（今宁夏固原北），北抵大漠，国土面积非常辽阔。西夏攻克敦煌后，主要在东部与宋、辽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没有精力顾及到边陲，所以，对敦煌的控制还很薄弱，地方首领还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1052年以后，西夏加强对瓜沙二州的直接控制。1062年，西夏惠宗为同北宋进行战争，曾向东迁徙民众，极大地削弱了敦煌力量。1109年，瓜、沙、肃三州发生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家园荒废。此后，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敦煌就失去了丝路贸易中转站的地位，而甘肃其他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市，也一蹶不振，丝绸之路日渐衰落。

13世纪，蒙古骑兵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西征到达今德国和波兰的疆域，从而形成了包括中国西域、伊朗、俄罗斯在内的空前的大帝国，丝绸之路再度畅通。1227年3月，蒙古汗国占领敦煌，划入成吉思汗长孙拔都的封地。元朝统一中国后，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中书省制度。《元史·地理志》记载：“沙州路……元太祖二十二年，破其城，以隶八都大王。至元十四年复立州，十七处升为沙州路总管府，瓜州隶焉。”其下注曰：“沙州去肃州千五百里，内附贫民，欲乞粮沙州，必须白之肃州，然后给予，朝廷以其不便，故升沙州为路。”元成宗时，为开发河西，曾在敦煌等地实行屯田，成为元朝与西北藩王斗争的重要基地。13世纪70年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地中海东岸东行，沿古丝绸之路越过中亚地区，经帕米尔高原进入喀什、和田、罗布泊及甘肃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等地到达元朝都城大都，回国后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从《马可·波罗游记》中可知，河西社会经济生活仍然优于甘肃中东部。当时，敦煌“人民信奉佛教。居民大部分是土库曼族，少部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他们不经营商业，从事农耕、盛产小麦。当地祭祀特别重羊，他们相信在祈祷的过程中，羊的气味会被神吸收去”。祭司们“也可以分享到一份羊肉，如羊头、羊脚、羊肠和羊皮等”。肃州（酒泉）“境内有不少城镇和城堡”，“山上出产一种质量非常好的大黄，别处的商人都到这里采购，然后行销世界各地”。《马可·波罗游记》还记录了“牌子”一词，这是元朝皇帝颁发的一种通行证。因为蒙古势力抵达西亚，所以，在中国与欧洲之间，持有这种牌子的商人可以直接来往进行贸易活动。1368年，明朝建立，控制着河西走廊及哈密一带。而中亚则被控制在自称为成吉思汗后裔的铁木尔帝国手中。铁木尔一生征战，建立东起中国北部边境、南抵印度北部、西至欧洲小城邦国家、北至俄国南部的大帝国。但是，这个帝国快速走向衰退，丝路上的游牧民族也由盛至衰，丝路贸易趋于败落。1372年，明朝大将冯胜在河西取得初步胜利，但敦煌仍然控制在元朝残部的手中。为阻止蒙古东进，冯胜在肃州（酒泉）西七十里处建嘉峪关，作为明朝西部的边关，敦煌被弃置关外，成为牧区。明代仍然实行屯垦政策，一方面恢复元代甘肃残破的经济，也为清代中前期甘肃农业经济的发展打下基础。明末清初，由于战争，甘肃经济又一次遭到重大破坏，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为恢复经济，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屯田、垦荒等一系列积极措施鼓励农民在甘肃从事屯垦。乾隆中叶，甘肃屯田达11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29%。1766年，甘肃全省有耕地35万多顷，人口也有大幅度增长。到1820年，甘肃人口已达到1200多万，达到封建时代的高峰。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的衰落，一般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中心南移。但是，不可忽略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战争。丝绸之路开通后，历代统治者虽然从军事、政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保护措施，但由于这条大商道经历地区广袤、民族众多，加之改朝换代及其他因素导致的战争很多。据史料记载，公元2年，甘肃人口有134.78万人，到140年，仅为44.39万人。其间发生了延续五六十年的东汉王朝对羌族的战争。609年，甘肃共有35.95万多户、约185万人，而到了639年，却锐减到32.58万人。其间有声势浩大、惨烈异常的隋末农民大起义。1820年，甘肃人口发展到1200万，1902年，又缩减为800万左右。战争周期缩短，惨烈程度却在急剧上升，第一次是138年间减少了90多万人，第二次是在30年内减少了150多万人，第三次是在82年里减少了400多万人。

五、丝绸之路文化衰退对甘肃人文思想的深刻影响

对比研究中国与欧洲的发展历史，在欧洲，原始文化——牧业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这些文化一脉相承，高扬人类生命中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元素，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而中国，以甘肃为例，少数民族的牧业文化曾经一度转向商业文化，同时也刺激、带动了农业文化的发展，但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转向更高层次的工业文化，反而回归到牧业文化和农业文化的结构中。之所以如此，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但是丝绸之路的兴衰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如前所述，西汉开始实行屯田政策之前，甘肃的农业发展基地主要在陇中和陇东的黄土高原地区，山大沟深，从地理上来说，呈现出原始封闭状态。但由于羌族等古代游牧民族商业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也一直在开放中发展，而且形成农业、商业以及牧业的优势组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最成功的经济模式就是马家窑彩陶文化。自从西汉开通丝绸之路后，甘肃因为地理的优势，农业、商业、经济、文化被这条强劲的大动脉带动着，进入一种更加宏大的国际环境中发展。不但先后引进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农作物，而且，在耕作方式、农具等方面也有所改进。例如，直到现在，甘肃有些农村还在使用的农具“连枷”就是地地道道的舶来品。这种古老的农具在敦煌壁画及魏晋墓壁画中也有所反映，而它来自于古代印度。另外，现在甘肃、新疆等西部省区常见的烤羊肉串，源于西域游牧民族，在魏晋墓壁画中已有所反映。所以，在那个特有的历史阶段，甘肃的农业、商业并未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而受到影响。当丝绸之路这条大动脉失去活力后，加之战争等因素，农业与商业就出现萎缩状态，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这不能不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

第一，农业文化的静态发展模式越来越巩固

可以形象地说，丝绸之路冲破黄土高原的阻隔，强行撕开了原始农业的封闭状态，但是当这种源源不断的外力消失后，甘肃农业文化回归静态发展模式并越来越巩固。

这一点，还得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化过程中产生的原始农业说起。原始农业使远古先民摆脱了流动迁徙的狩猎生活，从而开始了比较稳定、安全的定居历史。当足以维持人们生活的农作物培育出来后，人们就固守着一种逐渐成熟的农业生产模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土高原的气候较好，能够保证他们的耕耘都有收获；黄土高原的土质松软，挖掘居住的窑洞、开垦新的土地都不需要很大的力气，而且这些活动在时间性和合作关系上要求也比较松散。首先，播种、耕耘、收获、垦荒并不要求在某一时刻完成，这与原始狩猎的紧张状态完全不同；其次，农业活动场所基本上是固定的，人们劳动时可以集体协作，也可以单独进行，而原始狩猎则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个体很难生存；最后，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凡播种的，多多少少，都有收获。而原始狩猎则不但要冒着被猛兽撞伤、咬死的危险，常常还空手而还，不得不依靠妇女儿童采集的野果生存。当然，远古人类进行农业生产主要是凭借经验——虽然经验中也客观地包含着科学规律。经验在不断重复的劳作中巩固着原始人类的信念：只要在宏观上顺应自然，保持天人合一，就能够得到“上天”的恩赐。农业生产本来就相对独立、封闭，土地能够给予他们生活必需品，至于同外界的交流并不是那么重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只在乎“天”，把丰收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天”，有了委屈，也向“天”诉说。所以，每当秋天粮食获得丰收，人们举行隆重仪式感谢的是上天和神灵而不是自己，甚至否定自身努力而寄希望于外在因素。也就是说，人类一开始进行农耕生产就没有建立理性精神，而是更接近于盲目发展。

早期的农民与牧民相比，优越处体现在可以利用植物的生长产出粮食。虽然那时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但是农民不必逐水草而居，他们可以定居了，有了相对稳定的家园，这意味着被大自然摆布的程度大大减轻。现实生存、生产方式决定了农业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要比牧业社会高出许多，宝塔形的多层社会网络能在最大范围内把众多的人调动起来。他们毋需主动出击，为寻找猎物而四处奔波，个人力量的差别在农业生产中逐渐被抹杀，大家需要用社会合力对付自然灾祸、战争威胁及野兽袭击。农业文化往往呈现出一种静态，其根本点在于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它发扬着人们生命中的惰性精神元素，这逐渐形成尚德而不尚力的文化思维。所谓尚德，就是对人的生命本性进行特殊的文化重塑，以便顺应潮流，适应社会的生产与发展。实际上，这可能是一种扭曲状态。农业文化对人的塑造有两种途径：一是运用宗教，二是运用伦理道德。埃及、印度用宗教改造人；中国则用伦理道德教化人。在东方，这两种方式都运用得很成功，而且，人的惰性精神元素占了主导地位，老实、驯服、忍耐、屈从，千方百计地守住祖宗积累下来的经验，性格中失去了游牧民族所崇尚的那种强劲爆发力。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最简约地表述了农业文化的思维框架。静，才能加深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使各种制度日趋规范化、合理化，更主要的，是把人的注意力集中到生产技术上，从而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许多曾经活跃过的、现代仍然传承牧业生活模式的游牧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语言和口传文学，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因为，口头语言可以在流动中使用，而文字必须在相对稳定的静态环境中才能形成。农业文化带来的第一个重要文化成果应该说就是文字；而汉文字在形成之初受到了羌族文化的深刻影响。社会静态给华夏民族的发展带来过巨大贡献，但当静态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走向反面，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静态容易导致权力行使系统形成专制制度，特别是军队、监狱、刑法等国家机器出现后，这种专制似乎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运行状态；而百姓承受的重压则被解释和理解为一种宿命和义务。要维持静态，必然扼杀创新，这样就会使保守心理越来越顽固，保守观念日积月累，渗入到人的灵魂深处，对异质文化毫无原则地采取排斥态度，把自己牢牢封闭起来。而农业社会的稳定状态使宗法血亲制度得到枝蔓纠结的发展，像雪球一样滚动成一个个彼此关联的利益共同体，为后来产生的封建社会提供了十分牢靠的根基。专制者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体制；而承受重压者则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加入到专制者的群体中，当两种欲望的矛盾达到一定极限，必然爆发武力冲突。所以，中国的改朝换代大多数都是通过暴力手段，即通过农民起义来完成的。但每次起义都没有触及到根本制度，只是利益集团的重组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于是，新的矛盾又继续酝酿，再暴发，再分配，总是处于一种周期性的恶性循环中。

欧洲和亚洲都是带着草原文化的游牧民族与带着农业文化的农业民族的混合，但混合的结果大不一样。在欧洲，农业文化很脆弱，构不成对草原文化强有力的同化，游牧民族不停地进入到欧洲。这种混合一直进行到13世纪，游牧文化始终以强劲之势存在着，形成欧洲自始至终的草原文化传统。而在东方，特别在中国，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东方的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恒河、长江、黄河、珠江、渭河等流域非常适宜于发展农业，人口增长幅度很快，创造了良好的农业文化，形成非常强大的同化力。游牧民族往往在军事进攻取得胜利后，在文化上却反过来被同化。而在每次大的混合之后，农业文化又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活力。例如，埃及在喜克索斯人入侵以后出现过强大的王朝，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民族混合交流，最终导致强大的秦、汉王朝出现，南北朝混合交流300年之久，出现了强大的隋、唐王朝，游牧文化最终还是被农业文化所同化。

明朝以前，中国的西部、北方一直都有游牧民族威胁着以中原为核心的农业文化，虽然从战国开始一直到明朝，几乎没有间断过修筑长城，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其威胁。在那种强大的威胁中，农业文化把的人生命中惰性文化的精神元素发挥到极致；外来威胁又将强劲的活力注入农业文化之中，使其不断发展壮大。明朝以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的刺激模式消失了，特别是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力的衰退乃至消失，使农业文化中惰性文化精神里的诸多不利元素日渐显露出来，形成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分散、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等等现状，并且成为现代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巨大障碍。

农业文化的静态发展模式越来越巩固，另外一个原因是战乱不断。历史上，王朝交替，民族冲突，每有战争爆发，甘肃由于处于多民族地区而首当其害。因战争导致的灾难的反复循环中，甘肃人——尤其是受害最深的农民不可能有江南水乡那样安稳自在的逍遥、悠闲，他们非常珍视稳定的平静状态，“平安是福”的观念深入人心，任何破坏现状的企图都使他们联想到历史上发生过的那种流离失所的艰难困苦。

第二，无序开发，漠视科学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地大物博的思想，人们在农业开发中总觉得土地、水等农业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甘肃的黄土高原又是中国农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所以，这种思想更加根深蒂固。虽然洪涝等自然灾害无数次地打击过他们，但没有动摇这种观念。需要反思的是，这种观念的建立基于想象而非科学。“地大物博”只是一种模糊的、笼统的说法，并没有经过认真勘察然后确定有多少土地适合种植小麦，而又有多少土地适合种水稻及其他农作物，等等。甘肃农业从远古时代发轫，逐渐成熟，再发展到西汉以后在河西走廊的屯田开发，实际上就耕作本身而言，变化的只是耕作技术、农具等等，而耕作观念则始终如一，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封建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农业耕作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并不突出，而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背景中，丧失科学精神导致的弊端就会暴露无遗。

胡秉俊先生2006年随甘肃农业专家代表团考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农业时，曾撰文比较甘肃的农业发展史。

澳大利亚幅员辽阔，资源丰富，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劳动力等条件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发展农业不是靠人力投入的增加，而是依靠土地的增加和现代技术的应用及科学管理，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及农业可持续发展相辅相成。澳大利亚每个劳动力负担的土地面积在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农牧场规模比较大，每个农牧业劳动力负担的土地约有1200多公顷。在农业用地中，90%左右是粗放的天然牧场经营，与世界其他农业发达国家相比，农业平均单位面积产量和载畜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较低的土地产出率却造就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2001—2002年度，每个劳动力人均生产小麦65吨、大麦34吨、高粱148吨、大米3.3吨、油料7.8吨、糖原料13吨；全国农业劳动力人均GDP高达63150澳元，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不仅仅得益于丰富的农业资源，更主要的是，不浪费、不过度开发。相反，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土地沙漠化、盐碱化，提高土地肥力，保持生态平衡，促进植被优化与提高。例如，他们不少地方的土层厚度仅100厘米左右，经过长年翻耕，水土流失严重，对农业构成重大威胁。20世纪70年代，政府吸收农学、水土、农机专家，在全国各地建立大批保护性耕作试验站，开展研究工作，实行少耕和免耕技术，使土壤含水量增加、土壤结构和肥力得到改善。同时，政府还加强土地、水、矿产、森林和其他生态资源的管理。澳大利亚是典型的旱农国家，干旱面积占澳洲大陆的81%左右，政府大力推行喷灌和滴灌等节水系统。截至2000年，全国免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6%，少耕占35%，传统耕作只占29%。二十多年来，澳大利亚小麦产量提高30%以上，大多数农民从保护性耕作技术中受益。这说明，科学地发展农业生产可以避免一些负面影响，保持可持续稳定增长的状态。而甘肃农业的历史情况并非如此。甘肃曾经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适合农、牧业的发展，能够支撑社会正常运行。随着丝绸之路的改道，甘肃这个历史上的庞大经济开发区因为过早过度开发，似乎精疲力竭，不堪重负。为什么会这样？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走向工业化、城市化是必然趋势，丝绸之路文化在甘肃长达一千多年的发展为什么仅仅不断地增加农业开发，同时，又在开发进行一个阶段后不得不因为水源问题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而抛弃？在甘肃民间流传的很多传说都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有关，可见，历史上这种现象多么频繁。

而人们似乎从来没有吸取教训，总觉得“地大物博”，将一个地区的土地、水利资源消耗殆尽，又去开发另一个地区。在丝绸之路畅通无阻的漫长岁月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繁荣昌盛的一面，而忽略了甘肃等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背后所遭受到的深重伤害。汉武帝开发河西走廊之前，甘肃的西部基本上全部是牧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是根据草原的生长状况而迁徙、流动。某些地区由于局部气候的原因水草不旺盛，不能承载大规模的游牧，牧民就不会长时间地在这样的草场放牧，于是，该地区的生态系统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调节、恢复；而其他水草旺盛的地区因为其长势良好而吸引大多游牧部落前来放牧，客观上遏制了其过度的生长。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性对草原生态环境起到适当的调节作用，草原民族能够很好地与自然保持和谐。当汉武帝“据两关，列四郡”后，驻扎大量部队，迁徙来大量农业人口，像一把尖刀插入河西走廊，割断了游牧民族的迁徙路线，进一步说，这种政治策略破坏了完整的游牧文化圈，难怪匈奴人战败撤退到漠北后极度悲伤。西汉时期，这样的悲伤也许能使中原士兵欢欣鼓舞，而在现代，面对历史上这次巨大的裂变，人们会更多一些深沉的思考。游牧的匈奴人战败后没有融入汉民族，就不可能把其强大的活性精神因素注入农业社会中。同时，撤退到漠北是不得已之举，因为漠北的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根本没有能力承载如此规模的人畜需要，所以，这种矛盾只能以游牧能力的衰退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来解决。再如，由于历代统治者多采用屯田戍边政策，大规模有组织的集体开荒，使甘肃农田面积稳定而积极地增长，到乾隆中叶，甘肃已屯田达11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29%。如此多的农田，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众所周知，甘肃干旱少雨，只能开发利用地表水资源。当水源消失或者不足以承载农业灌溉时，就意味着这一地区农业系统的瘫痪，而这种瘫痪现象在丝绸之路开通后就陆续发生，从规模较小到规模较大，最后导致大片大片地区的荒废。

丝绸之路的开通一定要以牺牲河西走廊的生态环境为代价吗？未必如此，因为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北方就有著名的草原之路，也同样沟通着欧亚大陆。汉武帝打败匈奴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开垦土地，这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思维。我们作为现代人不能苛责两千年前的封建帝王，不过，客观现实也很残酷：汉武帝失去了一种与环境和谐共处、良性循环发展的机遇，而且，从他开始的屯田政策历朝历代都沿用。他以粗暴的武力方式介入科学发展的环节，破坏了自然法则，甘肃的草原和绿洲在这种无休止的开发中萎缩，消失。而被开发出的土地并未持久存在，有些陆续变成荒漠，有些正在经受到荒漠化的巨大威胁。由此我们可以思考：丝绸之路的衰落难道仅仅由于战争和海洋运输的冲击？从楼兰古国的消失可以类推：楼兰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后来因为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而消亡，于是，丝绸之路就寻找其他补充粮草的地点。如果有几个、几十个楼兰这样的重要城市消亡，穿越其间的道路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了。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沙尘暴、气候恶化等现象，无不与自然生态的恶化有直接联系。

从本质上说，不管是原始农业还是屯田农业，都发挥着土地的基本功能：生产粮食。如果说，陇东黄土高原上某一面山坡地的耕耘只为了满足几十人的生活需要、河西某一绿洲的耕耘则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几百人的生活需要，在封建庄园经济时代，这种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进入新时代后，仍然继续这种模式就与时代特征不合拍了。以前的商人在经商成功后最大的一项投资就是购买土地，添置家产。丝绸之路沿线的敦煌、酒泉、武威、张掖等地都有这种农业模式：发展商业——投资农业——更大地发展商业——开垦更多的土地。生产的粮食一部分作为商品出售，更多的则储藏起来。而且，把粮食作为商品出售的绝对多数是商人，对于广大百姓，则很少这样做，他们视土地和粮食为命根子，往往把多余的粮食全部储存起来。当然，这是一种危机感的表现。甘肃的历史上，战争、自然灾害、商道变化都都会给生存群体很大的影响，这种生存危机根深蒂固，这个课题是各级政府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澳大利亚1997年开始实施的“促进澳大利亚农业发展”方案可资借鉴。该方案对农业和农民支持的力度很大，帮助农村地区实行产业调整，创建国际国内信息网络，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部分资金还用于提高农场主、雇员及管理人员的商业技能。提供资金帮助，提高农村社区和机构团体在农业、园艺、水产、渔业等相关领域进行人员培训的能力，帮助农民开展农业创新和多元化经营。农民遇到各种自然灾害后，可以获得部分收入补助。协助低收入的老年农民将农场资产转移给子女并及时享受老人抚恤金。澳大利亚的这些支农措施可以说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并促使他们健康发展。这些措施对我们不无启发。

参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经济的时候，最大的感触就是，历史上那种传统的开发模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甘肃农业发展需要借鉴他们的地方很多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科学精神，绝对不能盲目。否则，留给后代的只有满目疮痍和累累伤痕。澳大利亚根据具体情况不断调整农村经济结构，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竞争力。例如，在澳大利亚实施的农村调整计划中，对陷入困境、前景无望的农户，提供条件，帮助他们离开农业；对于利润高、前景好的农户，则帮助他们扩大规模、改善条件；对那些进行商业运营暂时存在困难的农户，实施农业支持项目。这些都是政府行为，在政府的调控下，农业不仅仅与土地密切联系，它还和商业、经济、政治有广泛联系，做到人力、物力、能源、社会等等因素的最优势组合。再譬如，新西兰在调整农业产品结构方面的科学生产、销售就很有特点。西方人长期以来称之为“中国醋栗”的猕猴桃原产在我国，20世纪初期，被引进到新西兰，农业专家对它精心培育，改良品质，种植面积迅速扩大，从1978年的2195公顷发展到1985年的1.8万公顷，占果树总面积的35%以上。产量则从1978年的不足8000吨增加到80年代中期以来的20万吨以上。现在，猕猴桃已经成为新西兰重要的产业和出口的“王牌产品”。新西兰猕猴桃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盟地区和日本。新西兰的猕猴桃产业面临着意大利和智利的竞争，这三个国家的猕猴桃生产周期在季节性上互补：新西兰主要在每年6～12月，意大利是12～6月，而智利是5～7月。三个国家能够如此和谐地利用国际市场，不但发展了本国的经济，而且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充足的“中国醋栗”，不能不令人称奇！如果这三个国家在生产、销售猕猴桃时，有一个环节缺少科学精神，这种共赢的局面肯定不会形成。

只有给农业发展注入科学精神，才能保持和谐、健康的发展局面。而地处西北边远地区的甘肃农民，从内心深处渴望这种精神的指导。所以，很敬佩那些投资农业项目的企业家。2006年，胡秉俊先生向一位在陇中地区投资2000多万元开发农业项目的企业家朋友赠送了一幅著名画家、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刘永杰先生的作品《老农》，并自撰一副对联：“用心去关爱父老乡亲，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横批是：“为农民服务。”

第三，创造精神的式微

先举个历史上发生在甘肃河西走廊的“牛本银子”事件。

清初，政府为恢复生产，安定人心，曾拨银一万两，低息贷给农民买牛耕田，叫“牛本银子”，要求三到五年本利还清。如果无力偿还，就酌情减免。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朝代，实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户部和内务府官员串通地方，继续索征“牛本银子”，而且本上加利，利再起息，还按人口死的不减、生的照加的惯例逐年增加。到乾隆年间，每个农民头上都负担着二两“牛本银子”，官府年年催要勒索，逼得不少农民倾家荡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宁可消极地忍让，很少有人想到主动地、积极地通过正常渠道解决这些问题。后来，甘肃永昌县南泉村有个叫陈天荫、外号“念干”的人挺身而出，誓死要状告“牛本银子”，为民申冤。陈家的族长陈汝海听到这件事，害怕株连户族，召集族人开会，开除其族籍，并且撵出陈家南庄，要求凡陈姓同族都不得认他。陈天荫领着妻儿四处流落，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上达天听”。乾隆皇帝杀了一批贪官，并诏令全国，豁免“牛本银子”。老百姓听到消息，都高兴得奔走相告，有的地方还因此建立了“念干祠”。这个发生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牛本银子”事件最能形象生动地诠释“农业文化的静态发展模式的顽固性”。许多农民可以承受最大限度的不公，但还是不愿摆脱“静态发展模式”，一如对自然灾害的忍耐，“也许，下一年会有好收成”。所以，他们的潜意识中总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寄希望于遥远而渺茫的未来，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保守，而是深刻地显示了甘肃人开放意识和创造精神的衰退。

创造精神的培养与发扬需要特定的人文环境，除了政治、经济、商业、农业等因素外，最主要的，是要有开放的文化视野和包容精神。世间不存在绝对孤立的事物，事物之间都存在普遍联系，开放性是事物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极度繁荣，与当时的开放精神分不开。早在先秦时代，楚民族就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比如，被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产于地中海东部，它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实例。楚国曾经兵伐鲁国，鲁国奉送刺绣工、木工和纺织工各100名。楚国愉快地接纳了这300名技艺高超的工匠，停止战争。这300名工匠传授先进技术，为楚国的手工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后来，南北朝时，苻坚、姚秦等几代帝王为了得到知识渊博、智慧超群的鸠摩罗什，不惜动用武力。这种放开的文化胸怀要不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那简直就是美丽的神话了！379年，中土僧人僧纯、昙充等游学龟兹归来，描述龟兹佛教盛况，说到那里的王新寺有一位青年沙门鸠摩罗什，才智过人。当时，高僧释道安在长安极力奖励、推动译经事业，听到鸠摩罗什在西域有这样高的声誉，就一再劝苻坚迎接他来中原。384年，苻坚派大将吕光出兵西域，攻陷龟兹，得到鸠摩罗什。但是，吕光不信奉佛教，又见鸠摩罗什年纪轻轻，就以平常人对待，还强迫他和龟兹王的女儿结了婚，时常戏弄他，让乘牛和劣马。385年，苻坚被杀，吕光割据凉州，自立为王。后来，姚苌继苻坚在长安称帝，仰慕鸠摩罗什的高名，曾虚心邀请。而吕光父子仍然不放他东行。鸠摩罗什被长期软禁，大量接触中土语文，创造出一种具有外来语与华语调和之美的文体，为以后的译经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姚兴嗣位后，于401年出兵攻克凉州，鸠摩罗什才被迎到关中，这时，他已经58岁了。从苻坚于384年开始用兵，到姚兴401年得到鸠摩罗什，整整化去17年时间。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苻坚、姚兴这种因为过激的“开放”而发动的文化战争确实影响深远：既博览印度古代典籍，对梵文很有造诣，又因为滞留中华时间长，也有相当的汉文素养，同时，鸠摩罗什对文学还有高度的鉴赏力和表达力。他第一次系统地介绍根据般若经类而创立的大乘性空缘起之学，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译文以“曲从方言，趣不乖本”（慧观《法华宗要序》）为原则，开始运用达意译法，使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理解。鸠摩罗什所译经论对后来的佛教文学有较大影响，大乘根本教理的移植和弘传，也要归功于这位佛经翻译史上的大家。

今天，遍布全国各地的鬈毛石狮子原型就是古代中国从波斯引进的，而很多寺庙里供奉了数千年的菩萨直鼻子、深眼窝、鬈发，也不是中华民族的外貌特征，而是欧罗巴人的脸型。丝绸之路不但带来大量西方物产，而且，各个流派的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也随之而来。远在魏晋时，就有不少波斯商人在河西定居经商，西方的金银币可以在河西通用。另外，传教士、艺术家、学者、教徒等等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只要怀着一份渴望和一个梦想，都能够被接纳、被发展、被奉为时尚。而他们中间很多人世代居住在河西，有些甚至成了中国政府机构中的官员，参与管理国家事务。这种开放的文化背景中生活的人们多么自由、健康！

甘肃境内多个少数民族和谐聚居，也能体现这种开放与包容精神的影响。

丝绸之路衰落后，开放与包容精神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的创造精神日渐式微。丝绸之路繁荣时，人们总是高扬着积极进取的创造精神的旗帜，阔步前进。归根到底，不管是开放、包容，还是积极创造，都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基础为支撑。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的繁荣昌盛与文化艺术的创造精神成正比，经济与文化、创造与继承比翼齐飞。随着丝绸之路的衰落，创造精神也似乎衰微。但是，当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因为发现楼兰而掀起世界范围内的丝绸之路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股热潮带动了丝路沿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那种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创造精神则似乎并未真正复活。在文化艺术领域里，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文化。人类走出蒙昧时代，一步一步向着未来探索、迈进，每取得一些文明成果，都要付出生命以及对生存环境的破坏等很大代价。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性，也是人类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类的发展最终必须走向和谐、可持续。从个体方面讲，人在发展中要做到内心与外在的协调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如果说经济能够改变人的物质生活状况，那么，文化就能够改善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不管物质还是文化，都在前人积累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前进，这就像老生常谈的那个道理，一手抓着传统，一手指向现代。可惜的是，近些年来，由于大家都醉心于发展经济，许多人忽略了对自身文化修养的提高。

传统主要指本民族经过千百年来吸收其他民族文化，并结合本位文化进行创造而沉淀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等古代艺术宝库中，每个朝代的艺术作品都是在继承、吸收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完成，同时，又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及风采，佛像、菩萨、天王、力士及行医郎中、渡河舟子、牵牛牧童、宰羊屠夫、贩夫走卒、路人商旅等形象虽然在表现形式上都不相同，但并不妨碍其艺术激情的张扬。前文已介绍，敦煌飞天从十六国起，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代五个朝代，在本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吸收印度飞天的成分，融合西域、中原飞天的成就，进行中外、东西、南北互相交流、吸收、融合，从而完成中国化的历程。到唐代，飞天进入成熟时期，艺术形象达到最完美阶段。所以，从最初的石窟创立到最后的衰落，其艺术发展历程都有明晰而连续的脉络。这种现象表明，发展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也不是空穴来风，而且，只有这样产生的艺术品才是对人类的贡献，也才具备被继承、借鉴的价值。可是，目前由于社会转型、利益驱动等原因造成浮躁的氛围，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显示出从来没有过的浅薄，似乎只要有经济一个翅膀就可以翱翔于蓝天，而传统文化却成了发展经济的障碍。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的错误做法显然是短视的，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丝绸之路文化蓬勃发展两千年，虽然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异族文化的冲击，但都坚守着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正因为如此，才能保证不断发展。这个道理说起来谁都清楚，在具体实践中，人们却往往又犯着割裂历史文化的错误。实际上，传统的历史文化永远也无法割断。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不能不说是理性精神的回归。

现在，我们有着与当年丝绸之路兴盛时期相类似的机遇：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如果说古人在面对这些扑面而来的外族文化时，信心十足，那么，我们现在就迷茫得多。究其根源，是没有很好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仁学精神。立足未稳，如何挑战别人？在丝绸之路对外交流的桥头堡敦煌，国学的文化精神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才能产生辉煌的艺术成就。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得到检验、影响并与其他民族的文明成果结合。现代社会，由于人们没有很好地继承传统，所以，就失去了与外来优秀文化对话的高度与睿智，以致出现盲目接受外来文化的现象。

既没有很好地借鉴、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又不能科学地、有选择地接受现代文明成果，要创造出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就比较困难。当然，这种状况并不是甘肃省独有，在全国范围内，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创造精神式微导致的另外一个重要弊病在于学术自由精神的丧失。还是以丝绸之路文化发展时期的一个个案为例说明。作为一位备受推崇的高僧，鸠摩罗什学识超人，声誉隆重，在翻译佛经的过程中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大度和开放精神。他吸收、团结很多优秀的翻译人才，扬长避短，共同从事这一宏大的事业。名僧法和、僧睿、昙影、僧导等都参加了鸠摩罗什主持的新译场，并且成为得力助手。原在长安的慧精、法领、道标、道恒、僧肇，以及来自庐山的道生、慧睿、慧观，来自北方的道融、慧严、僧业、慧询、昙无成，来自江左的僧弼、昙干，和来自其他各地的慧恭、宝度、道恢、道悰、僧迁、道流、道凭、昙晷等名僧，都参加了译场。此外，罽宾三藏佛陀耶舍、律师弗若多罗和卑摩罗叉等西域僧人也在翻译上和鸠摩罗什通力合作。鸠摩罗什门人号称三千，当时名释高僧云集长安，多趋于其门下，其中最著名的有僧肇、僧睿、道融、昙影等，后世有四杰、八俊、十哲之称。试想一下，如果这些高僧大德没有一种开放的文化视野和包容精神，要在文化多元、风俗各异的重重障碍中精诚合作，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这种开放与包容也体现了孔子所倡导的儒学精神：“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我们现代的大学能够建立这么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队伍吗？即便可以建立，能够保持纯洁、高尚、和谐的团队精神吗？现代的一些学者被一种浮躁的空气笼罩着，往往身不由己。加之一些科研和教育制度设计有缺陷，不能给那些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学者提供发展空间，相反，倒助长了学术造假风气的盛行，出现了许多像热带植物一样迅速成长的、明星一样的学者，艺术创作、科学研究似乎不再是一种寂寞而高尚的事业，几近堕落成为争名夺利的染缸。这样的学术氛围，学术自由从何谈起？敬业精神从何而来？学术成果的价值又在哪里？知识分子是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也可以说是民族的脊梁。如果人们对知识分子都不信任了，那么，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让我们再看看创造敦煌壁画的那些古代知识分子吧。敦煌画师来源主要有四种：第一，来自新疆的民间画师；第二，获罪流放敦煌的中央政府高级官员携带的私人画师；第三，高薪聘请的中原绘画高手；第四，来自五代时期敦煌官办画院的画师。不管哪种画师，在创作壁画、雕塑时，都一丝不苟，兢兢业业，他们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大师相比，毫不逊色。而这些默默无闻的工匠中有不少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中，由于专注，甚至忘了在落款处留下自己的姓名。也许，在他们的眼里，只有创造与作品才是最高目标，至于名利及其他外在的一切，都不重要。季羡林先生曾说过：“历史本来无所谓精英史、平民史，在历史的舞台上，任何人，不论身份如何，都是主角，他们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在某一领域工作得更为出色一些。但干得出色的人，其价值并不一定就会被社会认可。在不少时候，社会认可的精英分子可能远不如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就真实水平而言，这些人完全可以被认定为一个社会的精英，但地域、环境及其身份的限制，使这些人物无缘扬名天下。敦煌艺术的创造者就是这么一批默默无闻的社会精英。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他们练就一身过人的绝技，虽然处于社会的底层，也无艺术创作的优越环境，但这一切依然掩盖不住他们的才气和创造力。”这是一位老学者的肺腑之言，很有启发意义。“在历史的舞台上，任何人，不论身份如何，都是主角，他们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每个人，只要来到这世界上，最大意义莫过于对人类社会有贡献，这样才能体现出存在的价值。实际上，远古时代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段都遵守这个原则：优胜劣汰，不管因为任何原因，只要妨碍部落的生存与发展都将被残酷地淘汰，原始先民崇尚的是贡献力量、利于集体。这种精神经过上百万年的强化最终沉淀到人类生命的基因中，推动着人类向前、向更高级不断发展。这也在不断激发人生命中积极进取的文化精神元素，使生命力总是保持旺盛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就能够扮演好自己在人生舞台上的角色。

参观敦煌莫高窟的人，无一例外，都被古代艺术工匠们的创造精神所感动。尤其难得的是，这种创造精神不但贯穿在对伟大的人文思想的诗意表现中，而且，在很多细节处也一丝不苟。例如，每个朝代要花大力气在石崖上开凿石窟，莫高窟第130窟是有名的南大窟，高约27米，开凿于盛唐开元、天宝年间，费时长达约30年。虽然此类大型石窟绝大部分是达官贵人和世家豪族集中很多财力、动员很多人力所开凿，但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令人敬佩。敦煌石窟的岩质由泥沙与卵石沉淀黏结而成，在地质结构上属于酒泉系砾石岩层，坚硬难凿，而沙层又很疏松，不适于雕刻，古人凿窟后要在壁顶和墙面上抹上泥灰，涂上白粉，令其平整，然后在上面绘画。所以，每一窟雕塑、壁画从开窟到最后装饰都要有很多掌握不同工艺的匠人齐心协力来完成。倘若有一个环节不认真、敷衍了事，就会影响到后面工作的进行。那些壁画中的装饰图案全部都要用手工完成，精密、细致、繁琐，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敬业精神，无论如何也达不到那样高的水平，特别是在窟顶、窟角等一些不适合人正常工作的地方，需要改变习惯姿态或长时间弯腰、或仰面朝上，等等，这就不单纯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了，而是非常辛苦的体力劳动。令人叹服的是，即便这些细节，也与其他地方一样精美。

如果认为这些古代的无名艺术家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或因为利益的诱惑，那是对他们创造精神的一种不恰当的理解。笔者从敦煌研究院从事考古研究的朋友处了解到，当年，画工们长年累月地住在莫高窟北边的一些石窟里，可以想象，很多沉醉在创作中的画工也许多少年都没有离开过从起居到创造的“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模式，直到有一天倒在通往创造的路上。也许，在他们不得不闭上疲惫而丰富的眼睛时，还沉浸在自己心灵的世界中。可以说，这些画工的创造历史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衰，他们的喜怒哀乐及人文情怀全部倾注到艺术作品里，至于个人的名利得失又算得了什么！而这种精神境界不是清高可以概括的，那是一种大气，洒脱，高贵。这也是创造精神的本质吧。现代人需要继承的，正是这种精神。

这也是一种弥足珍贵的传统，它实在不应该随着丝绸之路的衰退而丧失！更何况，新时代的丝绸之路文化正蓬勃发展，这种精神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的灵魂深处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丝绸之路从其产生、发展到最后的衰落，并非只影响到甘肃，实际上，每个起伏不断的过程都牵扯到整个中国。正如海上运输的发展到鸦片战争虽然大多发生在东南沿海，但其影响也波及地处内地的甘肃省。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考察甘肃的发展，除了丝绸之路兴衰变化的影响，还应该结合全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情况；而在考察国家整体的发展变化情况时，也应该从丝绸之路兴衰变化及其深远影响中得到启示。总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时时刻刻从这面镜子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那样，才能以科学的态度来正确地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也才能充分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挥其积极性因素，并且转化成新时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

第四，至今仍然焕发着艺术生命的文化符号

甘肃大地因为天时地利，产生了一些承载着历史文化的物质文化及非物质文化，经过历代各族人民的创造及民族文化的融合、传承，它们带着习习古风流传到现代社会，依然散发着动人的艺术魅力，例如，河西宝卷、洮砚、酒泉夜光杯、临夏砖雕和兰州刻葫芦等。

河西走廊是我国至今仍存在讲唱活动的少数地区之一。这里传唱的河西宝卷堪称一朵民间艺术奇葩，是在唐代敦煌变文、俗讲以及宋代说经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的俗文学。宝卷大多数从中原传来，流传过程中，吸收和沿袭敦煌佛经结构，又增加当地风俗人情、方言俗语等内容，进一步民族化、地方化和民间化，成为民间讲唱文学的一种形式。河西宝卷大概有四种类型：第一类是佛教内容的，从敦煌佛教变文发展来，如《目连三世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等。第二类是神话传说类，如《天仙配宝卷》《灶君宝卷》等。第三类是中国历史故事和现实故事，如《孟姜女哭长城宝卷》《白玉楼挂画宝卷》《还金得子宝卷》《黄忠宝卷》等。第四类是寓言类，如《老鼠宝卷》《鹦哥宝卷》等。不管哪种类型的宝卷，都反映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寄托着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喜怒哀乐。由于其通俗易懂，寓教于乐，才深深地植根于群众之中，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宝卷分布在河西二十多个县市，主要场所为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的农村，当地人延续着古代佛教信徒的心理动机。他们认为，抄卷是积功德的善事，文化人抄了，自己保存或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请人抄了镇妖避邪。还有少数宝卷是木刻本、石印本。宝卷故事最长的达八九万字，最短的也有五六千字。其基本结构形式是韵散结合，就比重而言，韵文多于散说。散说部分一般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经历、结果等，韵文部分重复散说部分的故事，以十字句最多，七言句次之，还有五言句、四言句，有平仄韵律。韵文过渡到散说中间，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感叹诗，有时则增加一组有明确曲调的唱词，例如，明、清宝卷中的《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等曲调。结尾通常都是千篇一律的劝善诗，如同变文中的“偈语”，如“男为孝心，女为贤良”“事事都顺不哄人”等。“宣卷”开始前，宣卷人洗手漱口，点上三炷香，向西方或佛像跪拜，然后念卷。听众中有几位“接佛人”——就是等念卷人念完一段韵文或吟完一首诗，重复最后半句，接着念“阿弥陀佛”。这种情形在敦煌遗书《俗讲仪式》中也有记载：“念佛一声”“念佛一两声”。“接佛声”是为了吸引听众参与演唱。白话是念卷人叙述故事情节、交代事件发展、铺叙人物关系、点明时间地点而采用的一种表演手法，以“讲”或“说”的形式来表现。而韵文则是为了寄寓善恶褒贬、推动故事情节发展、抒发爱憎情绪、烘托渲染气氛而采用的手法，以“吟”或“唱”的形式来表现。韵文体宝卷融会各种曲调，加进《哭五更》《莲花落》《十劝人》等河西民歌调。据调查，河西宝卷中，现存凉州宝卷脚本约有30卷，大多为木刻板和手抄本，20世纪80年代初期也曾出现过一些油印本。酒泉宝卷已搜集到的词牌曲调和唱腔有70多种，宝卷数量达70多种（含存目）140余本。可以说，这些宝卷是活着的敦煌变文，在俗文学史、民俗文化史的研究上有重要意义。2006年5月20日，河西宝卷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洮砚是我国三大名砚之一，早在唐宋时期就已驰名海内外，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北宋著名鉴赏家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砚辨》中说：“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不减端溪下岩，然石在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清代乾隆年间钦定的《四库全书》中，列其为国宝。书法大师赵朴初诗赞曰：“风漪分得洮州绿，坚以青铜润如玉。”

洮砚石产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洮砚乡洮河之滨，脉矿分布在25公里长，2.5公里宽的崖、谷、壑、峰的深处，成型于4亿年前。已开采的喇嘛崖、水泉湾等矿脉三面环水，很多地方还处在原始状态，冬季封冻时间长，脉矿经年被水浸泡，湿润之气滋养。洮砚石是水成岩的一种，又名辉绿岩，石质坚细莹润，发墨细快生光。墨贮于砚中，冠盖成珠，月余不涸，也不变质。绿色是洮砚石料的代表色，有墨绿、碧绿、辉绿、翠绿、淡绿、灰绿等。墨绿分深浅两种，深者近于黑色。最上品为绿漪石，俗称“鸭头绿”。其次为灰绿色的“鹦哥绿”、淡绿色的“柳叶青”。带黄标者更为名贵，有“洮砚贵如何，黄标带绿波”之说。还有洮河紫石，其中暗红色者可与辉绿石媲美。洮砚雕刻使用浮雕和透雕两种技法。透雕在浮雕基础上镂空其背景部分，是洮砚雕刻艺术中最具特色的技艺。透雕图案的真实感、立体感很强，富有艺术魅力，同时也增加使用价值，透雕镂空后的凹底安排为砚台的水池。如透雕的荷花下贮满清水，则成充满自然生趣的莲池图。洮砚雕刻精致，品种繁多，风格典雅，虽有方、圆等规矩形状，但崇尚自然形状，因石造势。墨池、水池、砚盖各得其所。洮砚盖上适于刻字，刻有诗词名句、名家警句、座右铭、图案点题、惠赠互勉、遗训等。洮砚有千年雕刻历史，因为是历代皇朝贡品，所以，龙凤题材成为代表性图案，如“龙凤朝阳”“二龙戏珠”“五龙闹海”等，也有宗教器物图案。更多者为花木山水、飞禽走兽、人物故事，形状有抄手式、凤字形、蛋形、瓜形、古钟、古鼎、古琴形等。近年来，为适应旅游者的需求，精制了小型袖珍砚、汉简砚、瓦当砚、古钱砚等众多砚型，并增加了古装仕女，敦煌飞天、甘肃名胜古迹等砚型。在九七香港回归仪式上，甘肃省送出一吨重的洮砚，上刻九千九百九十九条龙，形态各异，生动活泼，是艺术极品。

酒泉夜光杯被视为重要的民间艺术瑰宝。它是用玉琢磨成的酒杯，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传统手工艺品。西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载，周穆王应西王母之邀赴瑶池盛会，席间西王母馈赠一只碧光盈盈的酒杯，名曰“夜光常满杯”。周穆王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从此夜光杯名扬千古。唐代，夜光杯更是闻名遐迩，唐朝诗人王翰在《凉州词》中吟诵：“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诗以杯名世，杯因诗增辉。酒泉夜光杯采用祁连山的老山玉、新山玉、河流玉等优质名玉雕琢而成，这种夜光石质地细腻，纹理天然，有的呈墨绿色、有的呈绿色，产于祁连山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等地。经过精心选料后，要因材施艺，巧磨细琢，杯壁薄如蛋壳，滑润透明，光泽照人，深、浅相间的绿色中交织着半透明的花纹。夜光杯造型多样，小巧玲珑、晶莹剔透，抗高温，耐严寒，盛烫酒不炸，斟冷酒不裂，碰击不碎。如在夜晚，对着皎洁的月光，把酒倒入杯中，杯体顿时生辉，光彩熠熠，令人心旷神怡。传统夜光杯有大、中、小高脚杯、平底杯、啤酒杯、微型杯、三炮台玉盖碗。仿古杯有爵杯、凤杯、牛头觥、觞、双凤杯、双龙海棠杯及酒具、茶具、玉雕工艺挂件等80多个品种。

临夏砖雕又叫河州砖雕，是临夏县一种传统的建筑装饰雕刻民间艺术。砖雕成品主要用来装饰寺、庙、观、庵及民居中的深宅大院，一般用于天井、山墙、影壁、廊心壁、丹墀、台阶、下槛、墀头、须弥座、屋脊等处。砖雕题材内容广泛，可分自然景物、社会生活及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纹样等几类，多以美好祝愿为内容，有苍松、翠柏、梅兰竹菊、奇草艳花，有松鹤、喜鹊、百鸟、松鼠、柏鹿，更多的是仿木斗拱、雀替、檩椽以及卷草、花纹图案等。表现形式丰富多彩，有的气魄雄伟，有的素雅大方。在发展过程中，临夏砖雕吸收了木雕、石雕、玉雕等雕刻艺术的手法，同时注意将传统国画、书法、印章、诗文的艺术表达形式与砖雕手法融会贯通起来，既保留着特有材料所呈现的质朴和简约，又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特征。

临夏砖雕的工艺分“捏活”和“刻活”两种。“捏活”是先用加工配制的黏土泥巴，用手工模具捏制成龙、凤、狮及各种花卉鸟虫等图案，焙烧而成。所谓刻活，就是在青砖上用刻刀刻制成各种图案，其工艺要比捏活复杂得多，一个图案往往由十几块甚至几十块青砖拼接在一起。雕刻技法主要有阴线刻、凹面线刻、凸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镂空式透雕等种类。这是临夏砖雕艺术精华之所在，一幅砖雕往往由三四层图案构成，重重叠叠，里呼外应，浑然一体，有极强的立体感。刻雕工艺包括打磨、构图、雕刻、细磨、过水、编号、拼接安装、修饰等八道程序，制作工具有折尺、锯子、刨子、铲、錾、刻刀等，其中铲、錾和刻刀又随工艺要求分轻重、大小、长短、刃口宽窄薄厚数种。

考古发掘证明，在宋代，临夏砖雕艺术已相当成熟，到元明时代，精美的砖雕已广泛使用于各种建筑之中。明、清两代是临夏砖雕的兴盛时期，建于明末清初的八坊清真北寺门前的“龙凤呈祥”影壁，堪称河州现有砖雕的精品。临夏市八坊三道桥东的东公馆也是临夏砖雕荟萃之地。这座庭院照壁、廊檐、柱头等部位，装饰有大小砖雕上百幅，其中，独立成画的作品有《葡萄图》《牡丹图》《荷花图》《枫叶秋菊图》《芭蕉图》《竹月图》《松月图》等。最著名的当属中心天庭正面影壁上的《江山图》，画面气势磅礴，意境深远，是难得的砖雕巨幅力作。

兰州刻葫芦是独具特色的传统工艺品。早在清代，甘肃民间便已流传针刻葫芦。古时候，葫芦是一种盛器，同时葫芦与“福禄”谐音，故被人们所喜爱。兰州城郊黄河之畔的雁滩农户在房前屋后种植葫芦，任其自生，秋老下架，供孩童玩耍。好事者，取色明、型佳、果坚、老熟的个体，刮皮风干，打磨光洁，信手刻画简单图案，作农余消遣。清朝光绪年间，有个姓王的裁缝，经常在鸡蛋葫芦上镌刻花草赏玩。民国初年，有人别出心裁，在鸡蛋葫芦上刻以刀马人物及风景名胜，作为儿童玩具出售，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后来，张广建督甘，大力提倡，加之能书善画的艺人李文斋的创造性劳动，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针画，小小葫芦题款、印章齐全，再现中国画风。葫芦的天、地都针画民间传统图案装饰，精湛的工艺使针画葫芦声誉日上，得到文人雅士的喜欢，开始流入上层社会，成为官僚士绅互相馈赠的艺术珍品。旧时古董商贾也开始经营此业，针画葫芦身价日高，行销各地，在京津被赞誉为“妙艺”。兰州刻葫芦所用“葫芦”是一种草本植物的果实，质地坚硬，表面光滑，色呈土黄，形似鸡蛋，故称鸡蛋葫芦。该葫芦圆形居多，椭圆形较少，以青白石乡白道沟徐家坪生产的葫芦最为有名。工艺美术大师阮文辉运用“水墨写意”“仿名人书画”“彩雕”“微刻”等技法所雕刻的《150个儿童游戏图》《唐诗204首》《敦煌飞天120身》及《桃源行》《夜游国》《八仙歌》等四套六个微雕葫芦被定为国家珍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民族文化，是连接民族情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内涵丰富。2004年，甘肃省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发现遗产线索270多条，整理出16类4000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公布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包括天祝土族《格萨尔》、肃南裕固族口头文学与语言、河西宝卷、东乡族小经文与民间叙事长诗《米拉尕黑》、敦煌艺术——音乐技艺研承、佛宫音乐“道得尔”、唢呐艺术、兰州太平鼓舞、傩舞、锅庄舞、秦安老调、“南木特”藏戏、回族宴席曲、藏族民间弹唱、万人扯绳赛、藏族唐卡、庆阳香包绣制、敦煌古乐器制作技艺研承、天水雕漆制作技艺、洮砚制作技艺、太昊伏羲祭典等85项；2008年，第二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岷县宝卷、康南毛山歌、庆城徒手秧歌、木偶戏、兰州太平歌、甘谷道情、秦州小曲、崆峒派武术、秦腔獠牙特技表演、剪纸、水陆画、阿克塞哈萨克族刺绣、宁县皮影雕刻技艺、敦煌彩塑制作技艺、裕固族皮雕技艺、甘南藏族婚礼等88项。2011年，第三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陇东红色民谣、蒙古族祝赞词、藏族民间谚语、牛角琴演奏、摆阵舞、灵台木偶戏、凉州贤孝、叼羊、唐卡绘画、擦擦佛像印版制作技艺、甘肃黄酒酿制技艺、戏剧头帽制作技艺、首阳山伯夷叔齐祭祀、民勤骆驼客、卓尼藏族服饰等91项。至此，甘肃省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达到264项。其中，天祝土族《格萨尔》、敦煌曲子戏、庆阳香包刺绣、酒泉夜光杯雕、临夏砖雕、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兰州黄河大水车制作技艺、太昊伏羲祭典——天水伏羲祭典、霍童铁枝、福鼎沙埕铁枝、闽台东石灯俗、洮砚制作技艺、藏族牛羊毛编织技艺、巴郎鼓舞、拉卜楞寺佛殿音乐《道得尔》、岷县巴当舞、河州平弦、通渭小戏曲、裕固族传统婚姻等61项进入国家级名录。另外，甘肃省还有市级名录811项，县级名录2422项，296名传承人分别入选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名录。

第五，丝绸之路文化在现当代的拓展与延伸

丝绸之路是长期演变发展的经济社会联系纽带，也是诸多文化互动的古老文化线路。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考古发现，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从时间上，考古新发现把东西方丝绸贸易的开端追溯到前4世纪，甚至更早时期。从空间上，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互引证，说明张骞通西域不久，罗马帝国首都罗马城就出现了中国丝绸。因此，研究者一般把罗马视为丝绸之路的终点，并把汉唐中国古都长安和洛阳视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这条路可以向西伸展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向东延伸至日本的奈良。因为威尼斯是马可·波罗的故乡，而奈良正仓院珍藏的染织遗宝，超过了10万件，如果加上法隆寺保存下来的丝织物，据说可以囊括中世纪的各类丝绸。

中国考古学史上，有四大发现对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产生深远影响：1900年在敦煌藏经洞发现敦煌文书，1900年（也可视为1901年）发现新疆楼兰，1909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河下游黑城遗址发现西夏与宋元文书，1931年在内蒙古居延地区发现居延汉简。

1900年，敦煌藏经洞文物轰动世界。敦煌莫高窟艺术集东西方文化于一身，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宝藏，而且是整个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1987年12月，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楼兰城。此后，楼兰成了世界最著名的考古圣地之一。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贝格曼在新疆孔雀河的一条支流发现小河墓地，并把这里出土的几具人骨带回欧洲。经德国人类学家鉴定，楼兰人属于原始欧洲人种。换言之，欧洲人种（高加索人种）向东方最远分布到楼兰，黄色人种（蒙古人种）与欧洲人种的分界，就在楼兰与敦煌之间。20世纪初，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在吐峪沟千佛洞发现了一个中世纪图书馆，所藏古文书的种类之多，令人叹为观止，据说包括17种文字24种语言书写的各种宗教文书。东西方不同宗教文化在此地交织荟萃。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可谓饱经沧桑，寺内精美绝伦的壁画，被盗掠者切割、剥离，流散到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圣彼得堡埃米塔什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新德里印度国立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原汉城国立博物馆）、大连旅顺博物馆等。

额济纳地区是中国古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尚书·禹贡》记大禹治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的故事就发生在居延。弱水发源于甘肃张掖地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南山（祁连山），在甘肃境内称黑水，从南向北流，全长500多公里，经合黎山，进入内蒙古之后称“额济纳河”，古称“弱水”，最后注入居延海。在额济纳旗曾经有一座名叫黑水城的古老城市。党项人叫黑水为额济纳，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黑水城始建于西夏时期，是现今已知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历史上关于黑水城的记载少之又少。《马可·波罗游记》称黑水城为“亦集乃城”，源于西夏语“黑水”，今译“额济纳”。长期以来，欧洲人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一直持怀疑态度。黑水城的发现再次证明了《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由于马可·波罗的造访，默默无闻的亦集乃城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1909年6月，俄国人科兹洛夫来到黑水城，挖掘9天，用骆驼驮走40箱约上万件的西夏文物。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带回的文物，立刻引起了极大轰动。黑水城从此引起人们关注，一个新的国际学科——“西夏学”从此产生。西夏文物文献内容包括户籍、军抄状、账册、契约、告牒、书信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团员、瑞典人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掘汉简10000余枚，称为“居延汉简”。敦煌和居延汉简、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文书和故宫明清档案，被誉为20世纪考古学上的“四大发现”。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居延发掘汉简20000余枚，称为“居延新简”。新旧简共有三万多枚，大多发掘于甘肃金塔县境内的肩水金关、大湾城、地湾城等汉代烽燧遗址，这些烽燧遗址因此而出名，1981年9月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又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截至目前，已发现的三万余枚居延汉简是国内简牍出土的最大宗汉简，内容包括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与文物价值，在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

30年来，有关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也在当代获得生机，并且不断延伸。1979年5月，甘肃敦煌艺术剧院以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正式推出，引起轰动。此后多年，该剧在全国各地久演不衰，先后访问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好评，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并被作为20世纪中国舞蹈经典剧之作，载入中华民族艺术史册。继《丝路花雨》之后，兰州歌舞剧院于2000年4月创作演出四幕舞剧《大梦敦煌》，引起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关注。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家正认为，甘肃是出大手笔文艺作品的省份，在丝绸古道上创造性地挖掘并发展了敦煌艺术。著名导演张艺谋赞扬说：“《大梦敦煌》的音乐、舞美、灯光都非常美，整台舞剧的编排很紧凑，视点多、流动快，一气呵成。一般的舞剧看下来让人感到疲劳，而《大梦敦煌》却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人看下去，直到有了结局。”著名音乐家赵季平表示：“《大梦敦煌》的成功可以视为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中魅力的瑰宝，尤其是它富有震撼力的音乐和富有创造力的想象，给人以美的享受。”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吴小莉在香港欣赏《大梦敦煌》后深受感动：“中国有很多艺术作品都具有成为名作的素质，只是缺少包装，所以未能走向世界。”2004年，甘肃省歌剧院编排出集歌、舞、乐为一体的《敦煌韵》，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广州首演，很快走红。大型乐舞《敦煌韵》为三幕主题歌舞剧，全方位表现中国古代乐舞的精髓及敦煌壁画、音乐、诗词的神韵。2006年，《敦煌韵》到哈萨克斯坦演出。接着，又沿丝绸之路西进，代表中国亮相叙利亚“中国艺术节”开幕式，登上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市中心的国家剧院——阿萨德艺术宫。2007年底，甘肃省杂技团打造的我省第一部原创大型杂技敦煌乐舞剧《敦煌神女》成功演出。该剧以莫高窟壁画中“九色鹿故事”为题材创作编排，集歌舞、音乐、魔术、杂技、武术和威亚特技于一体，以全新模式展现敦煌文化艺术的神奇魅力。每年4月至10月，《敦煌神女》每天在敦煌大剧院演出。游客在白天参观莫高窟壁画后，晚上欣赏舞台上“复活”的莫高窟壁画，成为敦煌市打造“艺术之都”的品牌之作。2009年12月，应台湾万象国际艺术演艺公司邀请，《敦煌神女》剧组赴台湾进行为期3个月演出，共演出220余场，观众达30万人次，演员们的精湛表演在台湾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敦煌风”，台湾演出商计划在台湾专门建造一个以“敦煌戏”为主打演出内容的特色剧院。2010年，《敦煌神女》获“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2011年，《敦煌神女》喜获第七届中国杂技“金菊奖”第二次全国杂技比赛优秀剧目奖，这也是甘肃杂技剧获得的最高奖项。

截至目前，甘肃省共推出十多台“敦煌题材”剧目，故事、乐舞大多取自敦煌遗书、乐舞、壁画等，艺术形式涉及舞剧、乐舞、陇剧、秦腔、京剧、儿童剧、杂技剧等。除此而外，依托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国内外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歌舞剧、音乐剧。例如，被誉为东方夜总会的唐乐宫的《仿唐乐舞》，自1988年推出开始，就成为中国旅游业中的知名品牌。《仿唐乐舞》开辟了西安乃至中国旅游演出的先河，“时尚诗乐舞”《大唐华章》则用现代审美观念和艺术手段更传神地表现了盛唐时期的民情风貌。大唐芙蓉园凤鸣九天剧院演出的《梦回大唐》，是一台集盛唐风情、歌舞精粹、绚丽奇幻、神秘刺激、狂欢多彩等多种元素于一台的综合性大型乐舞表演，而国内首创、世界唯一的大型情景舞剧《长恨歌》则以一种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震撼人心，让观众有一种再回唐朝的感觉。由香港恒丰集团投资5000万打造的七幕歌舞剧《长安夜宴》，将秦、汉、隋、唐四个历史时期西安最具代表性的七位传奇女性的喜怒哀乐贯穿为一台华丽的歌舞剧，以现代舞形式重新诠释中国古典舞。2009年，甘肃省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新创剧目调演活动中，天水市秦剧团和天水市歌舞团联合创作编排的大型历史秦剧《麦积悲歌》，以麦积山石窟第44号洞窟乙弗氏塑像的传说为素材，将南北朝时期国势衰微的西魏王朝为获得外援与柔然国联姻的故事改编而成，是对麦积山石窟艺术宝藏的有益挖掘。2010年10月22日，世界顶级童声合唱团——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凭借500年悠久历史的音乐积淀及纯净圣洁的绝美音色在广州演出小音乐剧《丝绸之路》。该剧由奥地利资深专业音乐舞台剧编导团队与欧洲、中亚音乐家、语言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共同探讨、创作，将伊朗、黎巴嫩、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中国等地民歌巧妙贯穿，生动地展现集贸市场、露天清真寺、大篷车、舍利塔、沙漠等丝绸之路沿途场景。东方演艺集团（前东方歌舞团）建团50多年来第一次演出的舞剧《马可·波罗》，作为国家大剧院三周年院庆大戏，由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芭蕾舞团首席舞者米克·泽尼担任男一号。《马可·波罗》集合所有舞蹈形式、汇集多种舞蹈语汇，没有刻意限定为古典舞剧、芭蕾舞剧或现代舞剧范畴。在音乐创作方面，作曲张千一融合欧洲西洋音乐、元代宫廷音乐、蒙古民族音乐、江南民间音乐四种风格，再现丝绸之路文化开放、包容的伟大精神。另外，还有大型京剧藏戏《文成公主》、回族舞剧《月上贺兰》等，都以丝绸之路文化为背景。

在文学艺术领域，再现丝绸之路文化艺术的作品更是异彩纷呈。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贝格曼等西方探险家的考古游记著作，不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也是生动优美的散文。尤其是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深受很多作家、诗人喜爱。1950年4月，日本作家井上靖发表了短篇小说《漆壶樽》，成为战后日本最早以敦煌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后，又陆续发表短篇小说《玉碗记》（1951）、《异域之人》（1953）、《楼兰》（1958）和《敦煌》（1959）等“西域小说”系列，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甘肃作家许维自1987年起，陆续创作出版《敦煌传奇》《飞天》《古墓魔影》《九色鹿的故事》和《莫高残梦》等敦煌题材的小说和童话。以丝绸之路文化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还有邵振国的《月牙泉》，冯玉雷的敦煌系列长篇小说《敦煌百年祭》《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敦煌遗书》及徐小斌的《敦煌遗梦》、冰梦的《傩魂》等。表现丝绸之路文化的诗歌更是不胜枚举，影响较大的有杨炼的《敦煌》组诗，林染的《藏经洞的故事》《敦煌的月亮》，海子的《敦煌》以及张子选、胡杨等诗人吟咏敦煌的诗作，胡秉俊的《河西行咏》在《甘肃日报》刊出后，被有些书法家进一步创作成书法作品进行传播、交流。另外，还有一大批游记、怀古、抒情的文艺性散文，如高尔泰的《常书鸿先生》和《寂寂三清宫》，张恨水的《敦煌》，季羡林的《在敦煌》，三毛的《夜半逾城》，冯骥才的《关于敦煌样式》，余秋雨的《道士塔》《阳关雪》，贾平凹《敦煌沙山记》《佛事》和杨显惠的《疏勒河上的胡杨林》等。报告文学领域，王家达的《敦煌之恋》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还有徐迟的《祁连山下》等。

在影视领域，也多有成果，如电视片《敦煌再发现》《守望敦煌》《大河西流》《敦煌写生》《新丝绸之路》《敦煌百年祭》《敦煌》和影视剧《敦煌》《象牙佛》《月圆凉州》《封神榜》《英雄》《沙州王子》《天脉传奇》《齐天大圣孙悟空》《失踪的女神》《大敦煌》《张大千在敦煌》等30多部作品。冯玉雷和胡潇联合创作的动漫电影剧本《飞天》，成为甘肃省委宣传部2010年全省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特别要提到的是，现在是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技术和现代科技为发展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国动漫文化及网络文化产业方兴未艾，甘肃更是迫切需要发展。据调查，我国网络文化自主原创作品目前不足10%，这与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很不相称。通常，网络文化产业盈利更多靠光碟、图书、动漫服装、文体用品等周边产品。国外动漫产业收入的70%也通过衍生产品来实现。亟待发展的甘肃文化产业可以借鉴国外动画公司艺术制作、市场开发、市场运作等成功经验，整合教育、培训、研发、孵化、营销等各种资源，密切协作，选准重点和切入点，打造一批能够产生品牌效应的知名文化产品和知名文化企业，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产业群，打造较为完整的甘肃文化产业链条。

总之，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具有国际性，以交流与发展为基调。如今，国际间交流更加密切细致。中国曾经为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形成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代社会物质条件得到极大发展的背景下，丰厚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面临着新的机遇。如何多元化地挖掘、拓展、表现与创造，是一个严肃而又充满魅力的命题。对甘肃来说，无疑是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

丝绸之路，这条著名的文化线路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自2003年拉美国家将印加之路（贯穿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和阿根廷等国，印加帝国借此维系对80多个民族和政治部落的统治）作为一个项目申请世界遗产，并得到世界遗产中心支持后，越来越多的线性文化遗产出现在世界遗产申报名单上。2005年10月，西安市召开ICOMOS第15届大会，“线性古迹遗址的背景环境保护及其面临的挑战”成为大会科学研讨会的四个议题之一。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代表就此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产生了共识性的文件《西安宣言》。大会决定，由国际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ICOMOS-CIIC）起草的《文化线路国际宪章（草案）》，在ICOMOS国家委员会和国际科学委员会之间推广，以促进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对线性文化遗产这类独特遗产的认知、讨论与保护。线性文化遗产丰富的文化内涵使它比点状遗产申遗的把握性更大。目前，我国已经进一步加强对长城、丝绸之路中国段、大运河等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开始了线性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陆上丝绸之路源于中国汉代长安（今西安），横跨欧亚大陆，连接了中国、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十数国，是以丝绸为媒介的东西方贸易之路，也是沟通中国与欧亚大陆的友谊之路。在其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古代世界性的几大宗教和代表性的文化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融合。其代表性著名历史事件为：前138年及前119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因此，陆上丝绸之路被确定为丝路申遗的唯一线路。

2006年，中亚五国先后参加了由世界遗产委员会召开的两次协调会，根据《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执行指南》和各国的实际情况，就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定义、入选标准、工作机制和进度等问题进行了交流。2006年下半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导协调下，中国及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五国正式启动了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在世界遗产中心的组织协调下，设立由丝绸之路沿线相关国家组成的国际工作小组。定期召开协商会议，组织开展跨国专业交流，深化沿线有关文化遗产点的价值认识，探讨并形成跨国申遗的文本准备模式和工作程序。在统一行动纲领的指导下，用三到五年时间，做好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本体保护、环境整治、展示宣传等工作，为正式申报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相关国家共同编制申报文本，正式向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申报。我国的申报工作由国家文物局领导，在国家“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统一协调下，由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河南六省区共同参与申报工作。

丝绸之路整体申遗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虽然在形式上以文物工作为主，但因其特殊的国际性意义，工作成效对外将直接体现我省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对内将检验各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共建特色文化大省的水平。为了高效出色地完成丝绸之路申遗工作，甘肃省委、省政府已经成立“甘肃省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世界遗产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各地的申遗工作。遗址保存丰富是丝绸之路甘肃段的重要特色，世界三大宗教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痕迹。甘肃的佛教类文化遗产特别是石窟寺是佛教及佛教艺术中国化的实物标本，具有序列完整、延续性强、规模巨大、内容丰富、保存完好等显著特征。甘肃历史上伊斯兰教建筑十分兴盛，近代以后虽保留不多，但如天水后街清真寺以其重要性、关键性和文物遗存的丰富性足以见证历史。历史上基督教曾长期通过甘肃传入内地，据记载，张掖大佛寺就有基督教的因素和参与。

丝绸之路甘肃段的文化遗产也是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交流融合的杰出典范和物质见证。它既具有物质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又通过一定族群、社团的传承，内化为风俗信仰，具有精神意义。将丝绸之路整体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让丝绸之路这一古代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大动脉为当今国际间的交流、合作作出新的贡献，还将极大地促进沿线各国、各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水平，提高地方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发展旅游业，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对甘肃来说，抓住这一机遇，可以一举跨入遗产大省行列，进而带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在丝绸之路遗产备选点的甄选过程中，经过各市、州积极推荐和省文物局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已经确定了石窟寺、古城址、古建筑、古墓葬等4大类13处备选遗产名单。石窟寺有麦积山——仙人崖石窟、水帘洞石窟、炳灵寺石窟、马蹄寺石窟群、榆林窟、北石窟寺，古城址有锁阳城遗址、骆驼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古建筑有张掖大佛寺、天水后街清真寺，古墓葬有果园——新城墓群。这些遗产点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价值突出，体量较大，保存较好，保护机构健全，保护力量较强，地方政府申遗积极性较高，基本能够满足或者能够在几年内达到世界遗产的标准和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丝绸之路焕发出新的活力。新丝绸之路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横贯欧亚大陆，途经中国中西部和中亚、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是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陆路通道，对亚欧大陆经贸活动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目前，中国、中亚各国进入了经济快速增长期，形成经济发展带的资源、产业和城市等支撑条件已经具备，同时，中国西北地区与中亚国家，双方民族成分相连，宗教信仰相同，所持语言相同，风俗习惯相近，彼此在民族、宗教、文化方面有强烈的认同感，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推动力，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的时机已经来临。此外，中国——中亚国家间的双边经贸协定以及国务院制定的《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政策措施》等，也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发展带提供了政策法律依据。因此，应积极促进新丝绸之路“交通走廊”向“经济发展带”的转型。俄罗斯前总统普京曾提出，应该推动中国西部和其他中亚国家间在包括城市在内的地方政府层次上的交流和合作。这种交流的基础是：一、中国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起步，区内除了西安、兰州等少数大城市外，主要是众多亟待发展的中小城镇，而在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城市化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已经有了较长历史，双方的城市管理者具有广泛的交流学习空间。二、中国西部地区和中亚地区自然气候相同，文化、宗教信仰接近，都存在资源型城市集中、重工业城市集中的特点，如何在这些城市的产业升级、环境保护等方面开展工作，是双方共同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三、双方的城市都是各自经济、文化、教育中心，部分城市具有各自的特色，城市管理者之间有必要架起沟通和交流平台，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中亚地区是世界上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2004年，俄罗斯石油产量已达4.58亿吨，哈萨克斯坦石油产量达到5580万吨，两国均创下近10年来石油产量和出口的最高水平。中亚国家推行“油气兴国战略”取得成效，经济连年实现强劲增长，也为本地区开展能源领域合作提供了可能。同时，亚洲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石油消费的重要地区，日均石油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8200万桶中的40%，石油消费增长速度高于全球平均速度。如何确保能源供应的可持续性、稳定性、安全性，已经成为本地区各国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中日韩等石油进口国希望早日建立石油战略储备和应急机制，以防止可能突然出现的供应中断，另一方面，关于建立地区性多边合作保障机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2005年11月10-11日，由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主办，博鳌亚洲论坛协办、西安市人民政府承办的“首届欧亚经济论坛”在中国西安举行。首届欧亚经济论坛目的是探讨欧亚大陆国家，包括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俄罗斯、中国，还包括亚洲内陆及东亚的一些国家之间，如何进一步形成更密切的经济互动关系，开展更务实的合作，从而共同推动经济发展，提升综合国力，促进国内和地区稳定。从研究机构和企业的角度，探讨建立多边能源合作的可能性以及企业在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为中亚主要能源供应国和东北亚能源进出国之间建立起对话渠道，促使中亚地区和海湾“世界油库”协调配合，更好地满足亚洲国家的油气需求，使得这一地区在21世纪世界油气供需平衡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古老的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历史将赋予它以全新的内涵，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经济功能在日新月异的国际交流中得到不断延伸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