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思想对医学和医疗活动的影响

（一）人文主义思想对医学的影响

在新的情感、新的认识、新的观念纷至沓来的时候，产生了认识人类社会的中心这一重要思想。在人们度过了近千年苦难、战争、瘟疫、饥馑的长夜之后，把疾病当作犯罪的结果的宗教观念，逐渐被希腊的观念“人生来是享受的，疾病的原因是缺乏和谐，疾病应当治愈”所取代。

为新的艺术观和个人信仰自由激发而发展起来的解剖学研究，为医学革新奠定了基础。新的解剖学领导者对经院哲学展开的斗争，有力的推动了医学和科学的迅速发展。在人体解剖学革新成就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对于有效的医疗来说，了解人体的结构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但仅仅了解人体的结构则还是远远不够的。继之而起的是生理学革命，发展为新生活的新的要求，也刺激了人们对人生奥秘的探索。

（二）人文主义思想对医疗活动的影响

1.促进医生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各种弱势群体的关怀

（1）病人权利运动的兴起：18世纪的早期，英国对医生的伦理学规范是强调礼节，包括服饰和行为举止，即英国的绅士和淑女风度。近代英国对医学伦理学贡献较大的主要有4个人，即John Gregory在1772年出版了《关于医生责任和资格的讲义》；Thomas Gisborne 认为医生不应减弱基督教的慈善色彩，同时认为必须建立一个竞争型的职业，因为他坚信对财富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Thomas Beddoes强调应用法律手段把庸医赶走；Thomas Percival在1803年出版了《医学伦理学》，主要是为了防止和解决医院内部纠纷，即医德开始了科学化和世俗化的进程。病人的权利基于两个根本问题，作为医疗消费者的病人所拥有的许多利益都可以合适地称为权利，不会因为进入医疗机构的关系而自动消失；许多医务人员认识不到这种权利的存在，不能提供适当的保护，甚至还限制这些权利的行使。1793年法国革命国民大会规定一张病床只能睡一个病人，两张病床之间的距离应当为3英尺以上。此举被认为是近代病人权利运动的肇始。

（2）促进了医生对各种弱势群体的关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民主运动蓬勃发展，新兴的社会阶层逐渐觉悟，似乎一切都受到理性的感染。随着理性的盛行，医疗卫生领域重新强调对病人的关爱和仁慈。在这种思潮影响下，拓宽了医疗照护的领域，开始容纳各种群体，如穷人、残疾人、精神病人及罪犯等。受这种理性信念感染的医生们，进行各种改革，为各种不幸的人争取医护条件的改善。他们照顾儿童、改革监狱、创立精神病院，并且研究工人的劳动状况和职业病，体现了临床医学关注社会问题、关心民众疾苦的理性价值取向。爱丁堡的考林(W.Cullen，1710—1790年)强调将医学理论系统化，并将医疗作了系统分类。1739年伦敦出现第一所弃婴医院。随后一批儿科医生的先驱在英国出现了，他们对母亲们提出注意孩童安全的劝告，主张母乳育婴。骨科医生则将儿童福利的观念纳入专业，注意儿童身体异常的预防和矫正。美国医生霍华德（John Howard,1726—1790年）遍访欧洲的监狱和医院，甚至亲自住进监狱的医院感受狱中犯人的痛苦，揭露了监狱食物粗劣、缺乏卫生设施等问题。他还发表论文，指出这种状况严重地残害了狱中犯人的健康，呼吁改进监狱的卫生状况，很快得到社会的支持并使监狱卫生有所改善。顺应理性主义的潮流，开始以同情的态度关注和处理大众问题，对待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照顾方面有了很大改变。法国医生平耐尔（Philippe Pinel,1745—1826年）认为精神病的起因是脑的病理改变，他倡导对精神病院实行人道主义改革，为巴黎附近精神病院的病人争取到一些较为合乎人道的待遇。英国的杜克（W.Tuke,1732—1822年）还创建了收容所，为精神病人提供人道主义的服务，这种机构成为后来欧洲精神病院的样板。意大利医生拉马兹尼（B.Ramazzini,1639—1714年）注意到产业工人的疾病问题，他的论著《论手工业者的疾病》描写了52种职业的工人健康情况，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卫生问题，论述了职业病产生的病因与职业的关系。

2.促成了西方近代医学道德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1）美德论和行医规范的复兴：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转变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即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和医学的迅速发展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而近代哲学、伦理学思想则为医学伦理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医学是什么？医生的作用是什么？这些变化导致了近代医学伦理学诞生，其特征主要表现为：①政府医学责任的增加和医生社会义务感的增强；②美德论的复兴；③职业伦理准则的建立；④健康权利的提出。近代是欧洲医学伦理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西方医学伦理学完成了从古代医德学到近代医学伦理学的转变，其伦理基础也由古代的德性论与义务论并重发展为规则伦理的绝对支配地位。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近代医学由古代的个体医业发展为一种集体和社会事业，医学的社会化进程扩大了医生义务的范围，医生由原来仅对病人负责，扩展到还须对社会、对政府乃至对保险公司负责，因此出现了多方利益冲突。而在医学内部，医院的迅速发展要求内科、外科医生以及药剂师等合作在一起工作，为病人服务。但这三类人在业务和职业传统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这种差异自然也会转化为涉及各个名誉和利益的纷争，增加了医际关系的紧张。所以，近代欧洲的医学实践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领域，当时的情形迫切需要一种适合于医学职业现状的调节管理机制。于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规矩就成为近代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

其二，近代欧洲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所引起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构改变了社会思想和人们的道德观念。这时期欧洲哲学的特点就是强调普遍的规则与原则及抽象的论证。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以某个最高的原则为起点，按照演绎法构建起一个由原理与规则所组成的等级系统，整个系统都是可理解、可检验的，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与绝对的真理性。伦理学也不例外，所有的道德思想都被设定在一个以绝对命令或有用性原则为基点的、由论据构成的等级系统之中。依靠该系统的演绎结构，就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产生所有相关的道德判断，并保证这些道德原则与判断的有效性，依靠它们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道德问题。这种强调以道德理论为特色的规则伦理思想成为近代医学伦理学的理论基础。

（2）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的奠基：托马斯·帕茨瓦尔（T.Percival）是西方近代医学伦理学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其所著《医学伦理学》一书，被看作是医学伦理学从医德学阶段发展、完善为近代医学伦理学的标志。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制定一套用以缓解医学伦理纠纷的伦理学准则。在《医学伦理学》一书中，他打破以往从个体出发处理医学道德的方法，将医生的职业道德基于一种允许和鼓励的社会职业契约。“帕茨瓦尔的职业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际关系的礼节。”尽管有人质疑帕茨瓦尔的礼节或成规理论是否可以作为真正的医学伦理学，但这种偏重实际操作的“准则伦理学”却无疑更适合于当时医界的需要。所以，《医学伦理学》成为指导医生行为的权威，统治近代西方医学伦理学一个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