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互动
20世纪，科学技术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整体的文化背景，使这一时代成为科技文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也在社会中出现了富裕中的贫穷、环境恶化、对制度失去信心、不加控制的城市扩张、失业、背弃传统价值观念等问题。在现代，科学技术凭借其所带来的经济效应在物的层面上蒙蔽民众意识：人们习惯于享受现代通讯所带来的方便，豪华别墅所带来的舒适，家用电器所带来的惬意……人们越来越追逐物欲，把对自然的占有当做一种自我的实现，而忘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到底是什么。人类在追寻自然的同时，遗失了自己；人类在把目光更多地投向物质、财富和利益的同时，忽视了道德、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这些属于精神生活领域的价值因素。人们在科技的指引下，充满了物欲的冲动，疯狂地改造自然，掠夺自然；人类迷失在科学的理性光环中，沉沦于技术的物质效应中；人类高呼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却不自觉地沦为科技的奴仆。在科技貌似合理的物质欺骗中，人类距离自己的精神家园、距离自己越来越远，如同一只迷途的羔羊，追寻到了肥美鲜嫩的青草地，却丧失了同伴，找不到回家的方向，那种心灵的孤寂远不是物质的占有所能弥补的。科学技术改观着人们的生存环境，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正是这种表层的满足，使得人们盲目地相信着科技的威力，而科技也在给予人类物质的同时，剥夺其思想的自由。更为可悲的是：人类把这种在科技牵引下的被迫的、受压制的不自由的生活当做一种舒适而自由的生活。总之，工具理性在人们思想观念中占了主导地位，相形之下，人们在社会目标、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方面却陷入混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为此，我们有必要强调发展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科学与社会、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的关系问题凸显出来，科学研究已经无可避免地与个人和社会的价值与利益选择联系在一起。
1.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离不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合力的推动。扎实推进人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应坚持弘扬科学精神与弘扬人文精神并举，并使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统一起来。我们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理解为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历史发展上形成的，具有独特特征的精神现象。科学和人文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有各自独立的价值与功能，是统一的人类精神活动的两个不同侧面。所谓科学精神就是人类在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主体精神。自然科学在经历了各种文化的洗礼之后，以其极大的成就展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力量，那就是理性和求实。自然科学精神给人类带来了最具说服力的物质文明。人文精神则是人类面对自己的境遇，在以主体与客体关系为对象的世俗文化中升华出来的一种主体精神。人文精神关心的是人类与时空浩瀚的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有限性的个体生命历程，是人生目的和意义的沉思。人文精神是着眼于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去追求“幸福”的一种属于人类自己关怀自己的文化内涵。
古希腊哲学家以至近代的很多科学家都认为，科学的最主要的价值就在于探索世界的本源，即求真。科学要求客观地面对自然界，不能介入任何属于人的主观因素；科学是与人的情感、意志、目的无关的，因而是与价值无关的；价值判断不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之中，它属于人和社会的领域，科学与价值是分离的、相对立的。即便是在当代，同样有许多人认为，科学是纯追求真理的活动，科学的触角可以延伸到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因为这是科学的探索本性决定的，科学研究是无禁区的。在他们看来，由于科学是一门与人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事业，在追求真理的进程中，尽管充满了各种各样非科学因素的干扰，从而使科学追求真理的进程曲折而复杂，但是这只能使追求真理的过程更加伟大和悲壮，却不能因为外在因素的干扰便一般地认为科学只不过是某些利益集团的工具，而不是追求真理。求得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确切知识，科学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他们看来，科学价值中立的本性决定了科学研究是无禁区的。
事实上，近代以来的科学，不仅含有纯思辨的基础理论知识，而且也包含着有目的性的实际的行为，这些行为涉及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这种科学研究中的行动与人类其他行为一样，势必要与一个关涉行为后果的“责任”的概念相联系。也就是说，科学与价值已经不能截然分开。无论是单纯的技术还是技术化了的科学，它们本身愈益分析化、机械化、线性化，其发展和应用就更应具有综合化、有机系统化和非线性化的精神；它们本身愈益从自然体和自然属性上解构人性，其发展和运用就更应具有复杂的人性系统及其与环境之间整体统一的观点；它们本身愈益从眼前的、局部的、个体的和纯商业化的利益处理问题，其发展和应用更须从长远的、整体的、类的及非商业化和人类公益的角度解决问题。显然，这种“沉思”只有超脱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才能达到目的。但是在当今“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大科学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一种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和统治阶级利益、并由各种不同的社会决策共同体进行定向组合的、有组织的活动。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目的、选择、组织、推广和应用，始终要受到社会的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以及为之服务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科学技术负载价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西方文化传统蕴含和培育了科学所必需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得以形成的文化渊源，一是理性思维的不断发展，二是重视经验与自然的哲学传统。理性思维和灵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合规律性以及对这种规律性的可理解性、可认识性的坚定信念，这种信念的具体展开构成理性思维的思想内容，重视经验和自然的哲学传统直接培育了科学的求实精神。只有当科学研究面向自然时，才会重视经验的重要性，才会重视自然现象和过程，才会提出探求自然奥秘的各种问题。(50)科学研究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活动是现实的人的本质和特性。人们在科学研究中，能够充分考虑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的制约，按照客体对象的属性和规律进行研究，因此科学研究活动是合规律性的。合目的性指实践活动从主体出发，特别是从主体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出发，根据自身的目的和需要进行生产研究，把理想客体变成现实，即“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马克思语）科学研究正是这样一种以求真为目的的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和以求善为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实践活动的统一。科学研究的前提是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理智性分立，承认认识对象是独立于主体之外、不依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从事科学研究正是要科学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形成关于客体的完整的对象性认识，获得客观性知识或真理。这是一种以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为目的的合规律性的实践活动。然而，人们观念地把握世界，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践地改造世界。因此，伴随着人对世界的物的尺度即规律性的认识反映，也要对人的内在尺度即人的需要欲求进行认识反映，并以主体内在尺度去面对外部世界。这样，主体与客体之间就不只是理智性的认识关系，而且还是价值评价关系和实践改造关系，即主体要按照“合目的性”的要求来处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以“合目的性”为中心的科学研究的主客关系中，客体再不是与己无关的、独立于主体之外的对象，而是要转变为主体价值需要和实践改造的对象，客体本身和关于客体的知识转换成了主体实现目的的现实条件、资源和手段。合目的性不仅是主体自觉能动性的证明，而且也是主体用以调动、把握事物的本质、必然和规律性的能力。科学研究作为一种实践过程，其根本任务是为了实现预设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合目的性原则才是真正成为统率全局的主导性原则。目的构成实践的灵魂，是实践的动机和出发点。科学研究的合规律性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必然和规律为基本任务，要求解决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以“求真”为宗旨；科学研究的合目的性以确立主体的目标和价值理想并使之实现为根本诉求，需要解决目的与手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求善”为宗旨。总之，科学研究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科学研究的合目的性要以合规律性为基础；认识的目的能否实现，人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取决于人在多大程度上掌握和遵循客观事物本身的固有规律。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的合规律性要通过合目的性得以展现，科学研究的合规律性归根到底要服从人的需要、为人的目的实现提供手段、准备条件，即由合规律性提供的“必然”要服从于合目的性所确立的“应然”。
科学认识是求知、求真、求是的过程。科学作为一种智力活动，其目的是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邱仁宗研究员指出，科学研究合法的两个目的就是求真和扬善。求真要求正直、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扬善包括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获得知识，应用知识为人民和社会造福。科学作为人类反映客观世界发展规律性的知识体系，以真为目标追求。证伪主义的代表人物波普尔认为“科学是人类心灵的壮丽探险”，是一项探求未知、追求真理的艰辛事业。追求真理是科学持续进步的动因和科学生命的源泉之一。劳丹认为：“人类对认识周围世界和本身的好奇心之需要，丝毫不亚于对衣服和食物的需要一样紧迫……对世界以及人在其中的地位的了解，深深根植于人类心灵之中……放弃对理论科学的探索无异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点。”(51)大自然伟大而又神秘，认识并把握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家的精神目标和理性愿望。科学之所以以真理为进步的目标，归根到底是由人类认识的目的决定的。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认识的目的就是了解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本质联系和运动规律。人类在经过无数次挫折和失败之后终于发现，只有揭示自然界的本质、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才能获得生产成果、才能更好地生活，人类自身才能最终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人们对科学的需求，正是为了达到揭示自然界本质的目的，即为了获得关于自然界的真理性认识。普朗克认为“科学就在于提高生命的价值，因为它促进了对真理的爱以及崇敬”。
对科学精神的传统理解存在两方面的偏颇。其一，仅仅从功利的意义上来理解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归结为工具理性。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物质财富的急剧增加，人们沉溺于对经济效益的极度追求中，科学精神一度被演化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力量，科学理性被理解为无限制地攫取和破坏自然的工具。人类为这种被扭曲的“科学精神”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二，仅仅从自然科学的观念出发来理解科学精神，忽视了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把握科学精神，把科学精神理解为单纯追求精确性与物的客观性，漠视人的存在与发展，从而导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对立起来，或者把人文精神排除在科学精神之外。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理解它。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反思以往对科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求全面认识科学理性的作用，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自然环境协调起来，同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发展及相互渗透，也促使人们对科学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拓宽了科学精神的内涵，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我们应该克服传统视野的狭隘性，在自然与社会、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中来把握科学精神。科学与价值固然存在着矛盾，而现代科学精神则力图自觉克服这种矛盾。爱因斯坦曾深刻地指出：“我们时代为其在人的理智发展中所取得的进步而自豪。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切不可把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它固然有强有力的身躯，但却没有人性……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眼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目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这些告诫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科学精神应该包含正确的价值取向或目标，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观念。摈弃人文精神，见物不见人，脱离人和社会发展来孤立地理解科学理性，这绝不是科学精神的要求。科学精神是现代社会人们应该具备的重要素质。
所谓科学精神至少应当包括：第一，崇尚积极的合理性和自由探索的精神。它在科学中表现为无止境地大胆创新和不断提出新颖的假说。西方科学传统中的合理性价值观主张，在科学创造过程中，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任何人都有权利提出问题并使他的理性得到满足。这是只有在“世俗化社会”中才能存在的价值观，它同“圣化社会”中的崇古、唯圣、知足、拒变和迷信权威、固守传统等文化意识是格格不入的。(52)第二，理性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科学从来都宣告自身在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不完备性。正如恩格斯所说，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自从近代科学产生以来，笛卡儿就提出了“普遍怀疑”原则，并且逐步发展成为科学活动的行为规范之一——“有条理的怀疑性”。无论作为思维创造物的科学概念、定律和理论，还是作为科学物化成果的技术人造物乃至技术体系，都不具有永恒、绝对的意义。在科学的领地中，没有绝对权威和偶像，不存在千古不变的教条，也不应有探索的边界或禁区；必须用批判态度对待一切既成的科学成果，不断地根据社会主体的需要和客观世界的尺度去改变其已有的结构和规范，使科学成为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相对真理体系。正是怀疑和批判精神决定了科学文化的开放性。第三，实证精神。科学活动作为创造新知识的活动，如上所述，无论从方法到成果都具有显著的探索与创新性质，它直接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崇高理想和精神——对真理的追求。然而在科学史上以新的伪造、虚构与邪说冒充新的科学真理，把现代迷信和欺人之谈当做“新科学”加以宣扬的事情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当代，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存在的广阔的中间地带，既有孕育科学新思想的土壤，又有滋生伪科学怪物的泥潭。鉴于此，坚持严格的评价标准和统一规范是维护科学纯洁性的根本保证。在科学中，衡量科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固然有很多标准，比如可检验性标准、逻辑简单性标准、相容性标准等等。但是，最终的、也是最根本的标准就是要判定这一理论是否具有可检验性，即从该理论中演绎出的命题能否为实践所检验。这就是科学的实证精神。科学的实证精神即评价理论的可检验性标准，可以帮助人们辨明真伪、分清良莠。使新的科学思想萌芽得到扶持或保护，而把那些既不能用实验检验、又经不起逻辑审查的伪科学和反科学的货色最终拒斥于科学大门之外。
“人文精神”一词源自西方，也可称做“人文主义”。它是西方哲学在两千多年探索一些不可解问题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一种精神，包含三个元素，即人性，主要精神就是尊重人，尤其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理性，以科学的意义来说，人是有思想有头脑的，能够思考真理，追求真理；超越性，以宗教的意义来说，人是有灵魂的，可以追问、追求生命的意义。从某方面而言，它叙述了人们在探索未知世界过程中，不因前路迷茫而退却，追求真理，积极进取，坚忍不拔的精神。现代人文精神可以说是一种自由的人文精神，最基本的是摒弃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对个人价值的漠视，把人看做宇宙间最高价值来尊重，肯定每个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人在这个世界上人生价值的体现，不是乌托邦的空想。最重要的是人除了在自然界生存的自然规律之外，还是精神性的存在。人生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三餐温饱的外在条件，还应该追求更高尚的人生意义。但这种自由的人文精神必须建立在有序的人文平台上，是每个人都应遵循的规则。在这个追求生命意义的过程中，人文精神能为自己、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道德法则及目标，以此来约束并激励自己。
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有的认为人文精神的基础包括整个人类文化；有的认为它包括某一门人文学科或某一种人文文化（文学、哲学、伦理、艺术等）；有的认为它包括所有的人文学科。我们认为，所谓人文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在人文精神教育中，既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文主义”，也不能套用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而应当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大胆超越，综合创新。应当在整合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及其精神的基础上，重建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与人文精神的主观性紧密相连的，是它对善的追求，人们在现实中不能真实实现而又为其向往的那些美好理想，经常构成人文认识的主题。人文以自返性作为指向和尺度。人文精神处处体现着以人为中心的原则，人是它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离开人的感受“纯客观”地谈论对象世界不属于人文认识的范畴。人文认识调动起人的一切主观因素：情感、意志、好恶……并将其溶化于认识成果中，从而具有人格的特征。人文精神就是对专属于人的那些特性的弘扬和开掘，就是推动起一种有别于科学认识的探究活动，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它与外间世界的交相辉映。
自从近代科学诞生之后，科学精神的声望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功而不断升高，使社会生活中的人文精神传统受到一定的忽视。由于人们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认识都不够深刻，致使人们认为这两者在探究和解释世界的方式上是根本不同的，两者属于不同的思维，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可以说，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被人为地割裂开来看待的。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种种社会原因，使西方国家出现伦理的失落、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价值的失落。许多人把这些社会现象归结为是由于弘扬科学精神所造成的。对科学精神的反思使我们有可能更深入地认识科学精神的实质，事实上我们应该看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统一的，科学技术越是发展，则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内在的统一性就表现得越清晰。我们曾经将两者割裂起来看待，这恰恰是由我们认识的局限性造成的。
在对科学技术及其功能的反思中产生的对于科学精神的种种片面理解，是导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冲突的原因之一。以强调“实证性”为主要标志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满足经验证实原则，也就是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他们把科学抬高到至上甚至唯一的地步，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以科学文化否定和反对人文文化，这就走到了极端，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自然科学精神。以片面强调“功利性”为主要特点的狭隘功利主义科学观，则把科学和技术看做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帮助人们达到一定的目的某种工具。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置科学技术的其他价值于不顾，在实践中往往导致科学技术的误用和异化。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实际上成了庸俗的功利精神。关心人类就必须关心科学，对科学的认识越深刻，对人类未来的把握也就越清晰。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工具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科学观。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应用渗透到一切领域之中，它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向世人表明：“科学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性是一回事，科学的应用及其后果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单纯追求功利目的的科学研究与应用，还是只强调学术价值而不顾社会后果的纯科学研究，都将使人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53)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代社会实践的新特点，用新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来看待科学及其社会作用。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健康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基础。重塑当代科学精神，需要一种大科学观，要把科学精神看做人类精神的核心内容之一。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这种方式有别于人类对于世界的实践的、艺术的、宗教的和哲学的把握方式；科学是人类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子系统，它对于人类文化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和指导性作用；科学精神包含了实证性又不能仅仅归结为实证性，科学精神包含着功利追求但又不能仅仅看做功利性意向。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
2.复合文化时代的到来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文与科技的分化与对立主要是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来的事。近代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及其广泛运用，一方面极大地强化了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发展了人的主体性，创造出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改变了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等，拓展了人的生活和发展空间，产生出巨大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加剧了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等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在现实社会中造成了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分化与对立，相应地在精神上带来了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分化与对立。正是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相互交错，演化出了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现代病”。例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问题、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气候问题、物种问题等日趋严重，实际上是以“天灾”方式表现出来的“人祸”，以致造成人类自身生存的危机、发展的极限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阶层矛盾、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国家与国家、国家集团间的矛盾等并未随着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速而消失或减弱，而是以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式存在，并时常以异常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人的精神生活领域，拜金主义的横行、物欲主义的泛滥、精神家园的迷失、人文关怀的淡漠、宗教信仰的冲突、行为方式的失范等种种现象被叫做人文精神的失落，现代文明的人类不得不品尝和咽下自己酿成的苦果。
15世纪下半叶，近代自然科学发展起来，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提出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逐渐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控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近代科学之父培根为科学文化的弘扬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尖锐地批判经验哲学，强调人的力量和科学知识的作用；突出科学对人文的独立性，为科学和人文的对立埋下了伏笔。科学主义的倾向理所当然遭到了人文主义学者的反对，他们绝不甘心人文主义被科学主义视为毫无价值的存在，反之，他们更加强调人文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走向一个极端。这也无形中加剧了两种文化的对立。有学者认为：科学与人文对立的原因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54)第一，机械唯物主义盛行导致两种文化的分裂。斯诺在《两种文化》中说：两种文化的分裂，最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专业教育过分推崇和把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其实，两种文化的分裂有深刻的哲学和社会历史背景，它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是分不开的，是机械唯物主义盛行的结果。科学在反对封建神学、争取人的独立的过程中产生，又在发展过程中继承了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方法论。人作为主体可以操纵和统治个体、自然界、运动粒子与原子。实证主义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是最具有真理性的认识，科学知识是解决一般知识问题的最好途径，哲学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对科学进行研究。科学主义主张“自然科学的方法是知识探究唯一有效的方法，应当被应用于所有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正是在这种机械世界观的支配下，理性在科学中的作用被过分强调，一切非理性因素都归属于人文，于是科学和人文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领域。第二，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视野的冲突，科学和人文分野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人性，在于人性深处分裂的两种需要，以及意识外化的两种不同的生产：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并由两者交互作用形成的人的观念世界的两种不同的文化视野。科学以物为对象和尺度，以如实地认识和理解客观事物及其内在规律为目的。人文则是以人为中心和出发点，要求揭示生命的本能、情感、意志、理性的存在和意义，追求人的终极价值。休谟早就指出：理性的作用在于发现真和伪。他认为，道德准则不能理性得来，因为道德准则不是理性的结果。爱因斯坦也曾指出：科学作为实际知识，只能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它并不能打开直接通向应当是什么的大门。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科学的极度崇拜，导致了对人文的忽视。科学改造世界的力量从工业革命开始显现，传统的经验技术被科学重新解释，被纳入科学技术体系之中；而从科学推导出来的“科学的技术”则显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人们相信，人类所面对的和将要面对的一切问题都将因科学及其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于是，唯科学主义在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统治论”。J.福拉斯杰、D.贝尔、Z.布热津斯基等人认为随着微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将会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它不以所有制关系为基础，而是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科学技术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它能避免政治、经济、宗教和其他对抗，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科学及其技术成了新的救世主。第三，科学的非人性化的发展。科学的本性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但近代科学的发展日益数字化或抽象化，日益远离现实生活、远离人性，似乎要发展成不受任何约束的自在自为的事物，以至于出现了意义危机。
我们要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就其具体形态、直接功能和作用方式而言，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也许是有所不同的，但就其作为人类统一的文化创造的目标、过程和产品而言，它们又是内在相通的。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高科技时代。要防止、克服或削弱高科技可能带来的非人化后果，有必要大力发展人文文化，强化高科技时代的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当代人文精神也离不开科学精神，只有自觉地把科学精神内蕴于宏大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才更富于清晰性、准确性，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实践。在科学层面上，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而这种大科学观中又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
谈到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问题，国内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比如我国学者董光璧先生正确地指出，“道家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世界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于我们这个时代都具有启蒙思想的性质”(55)。但是，他认为儒家思想具有开放性，甚至包含着“理性与价值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就值得商榷。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一是追求人和自然的同一，二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更为重要的是，在非主流的传统文化中，的确包含具有历史感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并不是对前途的悲观失望，而是从历史责任感出发对潜在危机的深刻洞察和预防，它有助于人们透过现代化的奢华，洞悉现代人面临的危机，从而早作防范。当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上述精华，同时还要破除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落后、保守、陈腐的成分，特别是注意根据现代化进程的特点，汲取西方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使得人们的精神在整合中得到升华，使得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实现有机的统一。
针对如何看待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冲突和如何实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等问题的种种争论，我们认为对科学技术及其功能的反思中产生的对于科学精神的种种片面理解，是导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冲突的原因之一。以强调“实证性”为主要标志的科学主义的科学观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能满足经验证实原则，也就是只有自然科学才是科学。这就把科学抬高到至上甚至唯一的地步，把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绝对对立起来，以科学文化否定和反对人文文化。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实际上是与人文精神相对立的，仅仅强调科学技术理性特征的狭义的“科学精神”。以片面强调“功利性”为主要特点的狭隘功利主义科学观，则把科学和技术看做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定需要，帮助人们达到一定目的的某种工具。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价值，置科学精神的其他价值于不顾，在实践中往往导致科学技术的误用和异化。这种意义上的科学精神实际上成了庸俗的“功利精神”(56)。
必须看到，由于现代科技的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容易造成科技对德行的排挤、物质对精神的压抑、工具对素质的取代。其结果是可能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物”的因素，留意于技术的神奇、信息的便捷、物质的丰赡和生活的安逸，而忽略了“人”的方面，忽略了美德的修养、理性的崇高、个性的丰满和精神的健康；出现诸如“技术高超而道德低下”、“物质富有而精神空虚”的“技术的奴隶”、“富有的穷汉”的不良现象。科技文明的消极后果是人受役于分工，成了机器的奴隶；人受役于科学，成了技术的佣人；人受役于财富，成了金钱的俘虏；人受役于环境，成了贪恋享乐的动物，人性的异化已经代替了人的自由发展。近年来愈演愈烈的高科技犯罪，泛滥一时的电脑算命、计算机赌博和包括克隆技术在内的种种科技成果的滥用，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它提醒我们，千万别忽视了人类精神家园。爱因斯坦曾说：科学要以人道和美德作后盾。只有将科技进步与人的道德升华结合起来，才是现时代的人生大智慧。在关注科技创新和享受科技恩惠的同时，还应该收回目光，关注人类自身的素质提高和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类应当明确自己在科技文明时代的社会责任，在参与科技进步的事业中践履自己的生命承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丰富自己的个性蕴涵，达成自己的人生理想，从而实现社会的科技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的统一。
总之，我们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和学校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思想的转变紧密结合起来，在教育活动的实践中，在学校的每一个教育计划中，在所设置的每一门课程中，在教师的每一页教案中，都能够体现关注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宗旨，将教育的过程真正变成培养大写的“人”的过程。
近代科学的产生至今不过三四百年的历史，但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却是翻天覆地的，以至于当我们展望未来时，不免会感到一丝迷茫，因为我们确知科学技术将不断地改变这世界，而我们仍然无法预言它会作出哪些改变。也许是因为我们对科学的本质仍认识得不够清楚，也许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科学性的表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科学作为人类迄今为止所掌握的最有效的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武器，它的地位必定还将得到加强。关心人类就必须关心科学，对科学的认识越深刻，对人类未来的把握也就越清晰。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工具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科学观。进入20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应用渗透到一切领域之中，它所引起的种种后果向世人表明：“科学所反映的客观规律的价值中立性是一回事，科学的应用及其后果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单纯追求功利目的的科学研究与应用，还是只强调学术价值而不顾社会后果的纯科学研究，都将使人类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因此，我们必须结合当代社会实践的新特点，用新的现实主义的科学观来看待科学及其社会作用。
人类社会要发展，但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系列重大的全球问题：环境污染、粮食短缺、人口激增、不可再生资源的贫乏等。这些问题告诉我们，以前我们遵循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是不完善的，不可取的，为了人类共同的未来，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发展观念，它有别于在工业化时代片面追求产值增长的传统的社会发展观。1984联合国正式成立了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并在她的主持下，提出了关于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框架构思，历时多年，直到被1992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成立前后，联合国还成立了由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和瑞典前首相帕尔梅（两人也均是社会党成员）为首的另外两个委员会，也注目于全球问题，并分别提出了名为《共同的危机》和《共同的安全》的报告，与布伦特兰提出的报告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系列。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一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并把它定义为：“发展既要能保证使之满足当前的需要，又要不危及下一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57)该书认为，人类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因而，世界上的人应当由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即“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在共同保持好地球的前提下实施“既满足当代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全书以“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挑战”和“共同的努力”三篇为主干，一方面承认全球问题的确严重，另一方面也满怀信心地揭示了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出路。
此书指出，当代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可以深刻全面地认识自然的潜力和手段，人类可以凭借它达到使人类事务与自然规律协调的目的，并在这种协调中走向持续的繁荣昌盛。它还预言，随着新的科学技术成就的普及、推广和突破，人们完全可以期待一个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新时代将建立在使资源环境条件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
它相当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追求的三大目标：（1）由限制当代科技的盲目发展而逐步达到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2）满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类成员的基本需要；（3）达到公平，包括给所有想过较好生活的人以平等的机会，也包括在代际、国际和区际公平地分享自然资源等等。可以看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路实际是以系统工程分析为技术支柱的辩证综合观的产物，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明观。
1992年6月于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使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普遍被接受的正确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道路。此后，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对策和措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提出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十大对策，作为国家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行动纲领。1994年又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人口、环境与发展的白皮书》，它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从中国国情出发，是指导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和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行动指针。
可持续发展理论向我们揭示：（1）发展应该是全面的，既包括经济的发展，也包括社会的发展和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也应该是长期的，既包括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也包括未来人类的发展，而且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展还不能对未来人类的发展造成威胁。发展只有是全面的，才是长期的和可持续的。（2）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包括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但单纯数量的增加是有限度的，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提高发展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才能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3）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4）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的持久、稳定的支承能力为基础，而环境问题也只有在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中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对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关系进行反思的产物，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汇流的产物。可持续发展是未来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它表明人类有决心、有能力解决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把人类文明推向前进，为子孙后代建成一个发达的社会，为他们留下一个美丽、舒适和有持久承载力的地球。
当我们翘首遥望美好的未来时，必须清醒地看到，近代科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与人类历史相比只是短短的一瞬间，假如把它和人类未来可能持续的年代相比，可能会更加微乎其微。我们甚至可以说真正的作为人的生活尚未真正展开，我们还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应该满怀生活的热情，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让未来从我们自己手中建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激动不已的呢？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创造性重建，对于经历了这些变化的人来说，生活似乎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发生着急速的、剧烈的变动。但当人们回头再看我们这一时代时，会对我们日新月异的新事物、新思想羡慕不已。我们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型时代，这个新文明目前还只是庐山的一角，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称呼这种新的文明。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工种、产品和理论被淘汰，每天又有数不清的新产品、新思想被创造出来。冒着浓烟的烟囱正从经济生活中消失，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也已成为历史，人工流水线最终将让位于机器人装配线，有形资产和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正在被知识所取代。这些激烈的变革使保守者只能伤感地缅怀他们过去的好时光，而对于我们来说，或许也在承受旧体制崩溃的痛苦，但我们也在开拓着新的文明。我们不仅将是这一变革的见证者，更将是这一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科学技术以其磅礴的气势荡涤着整个世界，在它面前终将不会再有贫困、落后与愚昧；它将作用于每个人的心灵，驱赶掉自私、贪婪和虚伪。让我们高举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大旗，为科学和文化的伟大成就、为人类的未来而欢呼吧！(5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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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李凤英：“文化全球化：一体与多样的博弈”，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年，第17页。
(2)苏国勋等：《全球化：文化冲突与共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页。
(3)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页。
(4)John Volger, “Regimes and Global Commons: Space, Atmosphere and Oceans”, in Anthony G.McGrew, at 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118.
(5)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第2002年，第6页。
(6)张乃平：“关注科技全球化”，《科技管理研究》，2001年第4期。
(7)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115页。
(8)任华：“从经济全球化到文化全球化”，《商场现代化》，2008年，第5期。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10)魏海香：《文化全球化》，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7年，第47—60页。
(11)阿·恩·丘马科夫：《全球性问题哲学》，姚洪芳、毋思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12)尹希成：“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问题”，《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
(13)池田大作、贝恰：《二十一世纪的警钟》，卞立强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21页。
(14)扎卡利亚：“文化决定命运——李光耀访谈录”，《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第201页。
(15)何中华：“现代性·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哲学研究》，2000年第11期。
(16)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5页。
(17)余谋昌：“走出人类中心主义”，《新华文摘》，1994年第11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9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8页。
(20)约瑟夫·P.德马科、理查德·M.福克斯：《现代世界伦理学新趋向》，石毓彬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
(21)转引自William Foster, Paradigms and Promises: New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1968,12.
(22)莫少群：“科学学派的历史形态探析”，《科学学研究》，2001年第4期。
(23)见《科技导报》，2003年第6期。
(24)熊志军：“试论小科学与大科学的关系”，《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12期。
(25)秦旭、王树恩：“论大科学时代的科技战略”，《科学管理研究》，2003年第6期。
(26)国家教委社科司：《自然辩证法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3—334页。
(27)王存刚：“文化全球化论略”，《国际观察》，2002年第6期。
(28)费孝通：“从反思到文化自觉和交流”，《读书》，1998年第11期。
(29)谭希培、薄明彦：“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文化全球化的研究综述”，《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30)John Volger, “Regimes and Global Commons: Space, Atmosphere and Oceans”, in Anthony G.McGrew, at al, Gl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p.118.
(31)L.A.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72页。
(32)金民卿：《文化全球化与中国大众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页。
(33)王毅：“文化全球化的实质与消极后果”，《理论与改革》，2004年5期。.
(34)于沛：“反‘文化全球化’”，《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35)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刘小林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90页。
(36)畅广元：“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危机与文学的价值取向”，《学术月刊》2001年第1期。
(37)刘亚玫：“文化全球化：文化共融与发展的历史契机”，《湖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5页。
(39)弗洛姆：《健全的社会》，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第370页。
(40)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78年，第24页。
(41)米都斯：《增长的极限》，李宝恒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6页。
(4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III。
(43)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8页。
(44)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1页。
(45)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92页。
(46)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164页。
(4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9—220页。
(48)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649页。
(49)《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荣振华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7页。
(50)张成岗：“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文化危机”，《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4期。
(51)拉瑞·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232—233页。
(52)姚蜀平：“现代化与文化的变迁”，《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76页。
(53)李建珊：“科学价值论：‘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重要课题”，《新华文摘》，1997年，第9期。
(54)姜志宏：“浅析科学与人文分野的历史及现实原因”，《重庆邮电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55)董光璧：“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路径”，《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2期。
(56)李建珊：《科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0页。
(57)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58)李建珊：《科技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6—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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