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与共识

建构想象共同体的主要媒介是大众传媒，而占据大众传媒话语主导地位的则是新闻界。大众传媒与新闻界在建构各种类型社区中的作用与机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深入的研究，比如莫利与罗宾斯（2001）的《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如其副标题所示，探讨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之间的关系。不过，较少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新闻业自身如何建构其专业社区？新闻业固然具有得天独厚的媒介便利，但它们是否也同样受到诸种影响新闻生产的因素限制？又由于涉及自身，新闻业运用媒介与话语建构专业社区的过程与机制，与它们建构其他社区有何异同？考虑到新闻业在建构社区过程中的重大影响，探讨新闻业自身社区的建构，不仅可以为建构性社区形成的过程与机制研究提供活生生的个案标本，从中总结规律性问题与观点，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打开黑箱，理解新闻业行动的逻辑与规范，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它们建构社区的方式与效果。本章将集中关注新闻的专业社区建构，以近些年来中国新闻业的典型案例具体展示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新闻业通过话语行为建构专业社区的种种努力。

将新闻业看做一个社区，首先来自于传播学者翟利泽（B．Zelizer）。翟利泽反对用专业主义来解释新闻实践，因为从专业主义的立场来评估新闻工作，忽略了新闻实践的诸多方面，比如叙事与讲故事的实践（Zelizer，1993b）。要正确理解新闻业，必须分析“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权威与权力如何以知识的集体编码形式发生作用”（Zelizer， 1993a），为此，翟利泽认为有必要从表演（performance）、叙事（narrative）、仪式（ritual）和阐释性社区（interpretive community）等范式来理解新闻业。其实，翟利泽反对的专业主义范式主要是功能主义的，因为按照严格的专业条件来考察，新闻业在许多方面并不吻合，顶多只能算“半专业”或者专业化程度不高的专业（Beam，1990）。但是，不高的专业化程度并不意味着新闻业没有强大的跨企业的同行联合体，只不过这种联合是象征性的——新闻业中形形色色的专业协会由于不具备专业主义所要求的控制功能，在同行联合体中所体现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实质上是在叙事中浮现的一种组织形式，或者翟利泽所说的阐释性社区。

所谓阐释性社区，是指通过共享对现实的某种解释而组织起来的一群人。新闻从业人员通过共享话语体系和对代表性事件的集体阐释而形成阐释性社区（Zelizer，1993b）。具体来说，阐释性社区的话语渠道包括非正式谈话、专业或行业评论、传记和回忆录、访谈和媒体回顾展等形式。不过，从组织浮现的要求来看，这些话语形式并非辅助性的渠道，而是组织得以浮现的表层。而且，也不是所有的话语都能构成传播表层，只有具备叙事特征的文本才具有组织的作用。

从叙事的属性（工具性和二元对立）来看，只有关于规范和违规的话语才构成“有意义”的叙事，即使是表扬也由于违规的存在而获得重申规范的价值，无论是批评还是表扬，群体通过叙事的示范作用实现传播的组织功能。格雷默斯（A．J．Greimas）更明确提出叙事的经济学结构概念（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narrative），认为叙事包括两部分:违规与修复。组织的主要行为就是纠正偏离原本的行为。对于新闻业来说，最“有意义”的叙事也必须围绕违规与修复来展开，而这一功能则主要通过媒介批评来完成。对违规行为的批评，首先促使新闻从业人员关注这些事件，这一过程相当于维克（Weick，1979）的组织过程中的“框定”；在批评的过程中，比照规范来说明所框定事件的错误所在，从而彰显规范，或者修复规范，这相当于组织过程中的“选择”；而通过批评彰显、修复的规范能够以叙事文本的形式加以保留，从而形成集体记忆，并为下一次批评提供规范性原本和框架^[1]。而新闻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在批评叙事中浮现出来，成为新闻工作者阅读自身的有效文本或翟利泽所说的标志。

叙事的社会性进一步为媒介批评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在有关规范讲述、讨论、协商和辩论的过程中，叙事文本得以赋形；而这一过程本身又构成了组织浮现的场所:现实的专业世界。在这一世界，新闻工作者面对具体的矛盾、解决现实的问题。与此同时，聆听、解释、讲述，这些叙事活动将所有成员连同叙事文本一起都囊括到组织当中，将具有不同目的与动机的成员统一到一致的组织价值与目标中去，从而黑箱化为一个宏观行为者。当然，这种统一永远是临时性的，被转换的微观行为者的意志和目标随时可能背叛，而这又是批评得以卷土重来的原因:新的违规需要框定，传统规范需要修复、重申，组织（或专业、社区）边界需要再次廓清。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新闻话语看做新闻业随心所欲的表达，他们必然是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而其建构社区的作用也需要与其他力量协调、互动才能实现。在莫利与罗宾斯看来，“媒介不会成为创建想象中的欧洲社会群体的手段”，这是因为“没有能力让大市场的经济空间与欧洲社会群体的诸政治文化空间达成任何一致”（莫利、罗宾斯，2001:239）。过去，电视媒介曾经为创建国家共同体发挥了巨大作用，“正是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相符合才给予了国家广播电视业共鸣和活力。这种情形在更大的大陆范围上很难重演”（莫利、罗宾斯，2001:242）。因此，我们在考察新闻业建构专业社区的话语时，应当特别关注话语对于社会关系的表达与协商，在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交界处探寻话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