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和住房市场的演变

概括来说，上海城市空间布局的历史沿革，主要包括了以下几次城市规划:第一次是在1946年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借鉴欧美国家的小城市发展思路，试图将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疏散并向市郊分流，由此制定了“上海都市计划”。但是，这一规划并没有得到实施。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区面积仅为82．4平方公里。第二次则是在1986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3]。第三次是在2001年，国家批准了《上海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同时也确定了上海四级城镇体系，即包括中心城、卫星城、郊县城镇和农村小集镇等四部分。第四次是2006年的上海市“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1966城镇体系”^[4]。而上海未来30年的发展目标是走向“全球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了两个不同层次的大都市圈^[5]的规划，以此构成这一全球城市的空间布局。

20世纪80年代，上海处于全国改革开放的“后卫”。而20世纪90年代的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的都市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上海逐渐成为一座以金融、贸易、航运为支撑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从“后卫”走向“前锋”位置。伴随与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起，整个城市的空间格局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具体如中心城区的划定，大规模的住宅建设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口比例变化等^[6]。

1949年上海市区人均住宅面积仅有3．9平方米。这个局面在1952年至1985年的32年间没有显著改变，到1985年，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也还是只有5．4平方米^[7]。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8]和两次“人口下乡运动”有效控制了城市人口的增长，也使得城市住房问题并没有在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凸显。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大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落实政策人员返沪，“文革”期间被冲击的单位和个人需要发还住房，以及婚房的急需，造成住房矛盾显著突出。因此，改革开放伊始，上海政府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改善居民住房条件。这也是一个贯穿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从1979年上海房地产市场启动至今所颁布的一系列相关房地产政策措施^[9]，综合起来，体现了居民住房在过去30多年上海的城市经济和都市生活发展中的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在过去30余年的改革过程中，与房地产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流动和户籍管理的一系列制度的出台^[10]，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调整上海市的人口构成(比如，“人才引进”所指向的往往是高学历、专业化/技术化)的作用，并与上海城市经济结构中倾向高科技、金融和商贸服务等相对应。本书所关注的都市中产人群(包括上海人和新上海人)的职业/工作也多是在这些领域(详见本章第三节对于访谈对象的描述)。

在文化研究学者罗岗(2007)看来，原中心城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作为文化、经济中心的空间地位延续了下来^[11]，构筑了上海特有的以“上只角”与“下只角”相区隔的城市地理面貌和权力分布。通常而言，上只角，指的是西南面的徐汇、静安、长宁、卢湾等区，下只角指的是杨浦、普陀、闸北区等工人聚居地(黄怡，2006)。在1990年浦东开发之前，上海居民的倾向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而随着浦东开发开放建设(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吸引外资等实现的浦东的跨越式发展)，交通的便利以及相对宜人的居住环境，使得居民们开始青睐浦东的住宅区。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勾画着上海居民的居住分异(residential segregation)的版图^[12]。经由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所带来的住房商品化和社会经济的区分，正在使得上海1949年之前的空间居住分异现象重现并持续(F．Wu，2002)^[13]。换句话说，经过了整齐划一的“大平均”之后，市场逻辑的导入以及相应意识形态的运作，使得整个住房市场重新出现阶层的区隔，其中所蕴含的是以住房为资源和目标而展开的对于中产生活方式的想象和追求。

伴随20世纪90年代上海的住房市场的发展，今天在都市中所能见到的空间区划和建筑——外滩、工人新村(如曹杨一村)、上文中所探讨的“新天地”等，它们都构成了由历史所形塑的能指，宣讲着过去，也制约着今天的都市规划和都市生活(比如，地铁站的设置)。“外滩”的身份演变呈现出重返历史的味道(孙玮，2011)。20世纪30年代的外滩已是远东地区屈指可数的中央商务区，一段时期后，又经历了长达50多年的沉寂。1990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一项保护外滩地区的规划。规划提出保护外滩的首要任务是要将占用原金融大楼的办公机构迁出，交还给金融和商业机构使用，同时严格控制、不允许外滩再有新建筑出现。1994年，上海市政府迁出外滩12号楼(原汇丰银行大楼)，改由上海市浦东发展银行入驻，标志着外滩重新成为国际著名金融街。跨入新世纪后至今，“外滩X号”的名称本身足以代表了时尚和奢华。正如上文中所提及的，上海的城市发展规划中，金融中心是核心发展方向之一。一百多年后，林立的万国建筑群重新承载起金融活动空间的功能，并且开始成为人们所梦幻的中产生活方式发生的场所——上海高档甚至奢华的休闲娱乐消费场所所在地之一。而同样的想象和实践也发生在由老上海的石库门改装而成的“新天地”中(孙施文，2007)。

与此同时，空间区划中所呈现出的，一方面是对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租界里的住房(譬如老洋房和里弄公寓或是石库门)的极尽保留和维护;另一方面则是对于1949年后的前30年里的住房，比如各式工人新村，相继翻新和再翻新。当下的都市居住空间凸显的是前者，以及与那个时代相连的曾有的繁华。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否认后者及其所呈现的整齐划一，甚至有些单调的形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以及更为早期的各类“新村”的居住小区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所留存下来的。从1950年开始，上海市政府逐渐有计划地在市中心的外围建设一批工业区和居住区，即大规模职工住宅建设的开始。但是，这些多被命名为“新村”的居住小区，与老洋房、里弄住宅等不同，它们往往与所想象的中产生活方式(譬如对于个性的追求、审美价值的考量、隐私和安全的强调等)相去甚远。也因此，对于它们的重塑和改造则往往也是一个脱离过往的过程，即脱离重复单一、整齐的建筑物，高度类型化的居住小区的形象——立面风格往往是简朴、单调，缺乏个性，内部的生活资源设计(如公共卫生间和厨房)也同样是简单甚至粗陋的。例如，普陀区在1950年以建设曹杨新村为起点向市区西北部的开发，时至今日，虽已成为连接近郊嘉定区的主要地段。但是，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在沪上某高校从事行政工作的桑叶在访谈中向我做了这样的表述:这里，虽然生活配套设施齐全，交通也便利，但是周遭的居民多是“素质不高”的普通老百姓。

简而言之，“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区分，以及1949年后所延续的此前已经形成的居住地、住房形态所呈现的阶层划分等都显示，居住区和住房形态在上海是非常显著的、流通深广的指代社会阶层和地位的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