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和深圳哪个城市更适合生活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城市，也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失望的城市。

作为中国的龙头，上海一度成为中国百年来最繁华的城市，亦被称誉为“东方巴黎”。然而，百年变幻，时序轮转，东京、香港、台北、新加坡先后崛起，昔日海上花已无法傲立枝头。

在国内，昔日的“海上花”正面临着两面夹击。先起的深圳，挟改革先声之勇，率先杀出一条血路，以横空出世之态强势崛起。而在上海身后，中国逐步从优先发展沿海的非均衡战略过渡到均衡战略，各个区域中心城市蜂起争雄。上海的沉浮，不仅是上海人努力的结果，亦是国家大势所致。

移民心态的固化、民营企业的凋零、过于政治化造成的保守与僵化、海派文化的没落，乃至其在远东中心地位的下降，都对上海的未来造成了挑战。

前进一步是人生，退后一步是黄昏，上海将何去何从？

世博会之于上海，类似奥运会之于北京，上海欲以世博会作为其冲刺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奠基礼。

遗憾的是，历史曾经给予上海机会，但上海没有抓住。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说，上海离中国经济中心和远东经济中心的角色，已渐行渐远。

上海关于“远东经济中心”的记忆，更多源自民国时期。不过，这种地位，乃是由特殊时势造就的。

由于港口位置优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通商口岸之一，此后，列强相继在沪设立租界。租界的存在使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进而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东京，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

同时，上海离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很近。当时民国政府实行双都制，南京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几大银行的总行无一例外都在上海，上海因此成为事实上的经济首都，集合了当时全国的经济资源。

但是，随着时世的变化，上海逐渐失去了优势。

新中国定都北京，且以天津作为北京的屏藩，上海不再享有民国时期独大的地位。在毛泽东时代，上海虽仍被“计划”为中国经济第一重镇，但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长期停滞。矮子丛中，岂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东京高居全球之冠；首尔、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北九州、中国香港等亚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国台北、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事实上，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东京逐步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首都，其国际影响力远超上海。2008年，东京经济总量几近10倍于上海；20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汉城（今首尔）逐步崛起，并于20世纪80年代借奥运会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远远超过上海；随着台湾地区经济腾飞，台北、高雄等也成为亚洲重镇。

20世纪之初，亚洲的重要城市唯东京、上海、香港；21世纪之初，亚洲城市却已是群雄竞起。上海虽着力打造东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已被稀释殆尽，光芒逐步暗淡。

在国内，上海的影响力亦被日益稀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均已迈开发展步伐，而这种自发的、内驱式的发展在动力和持续性上，要远胜于行政力量的计划安排。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机，直到1992年才开始真正改革，这使得上海不仅落后于深圳及珠三角、长三角其他城市，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内地城市。珠三角的崛起，使当时的经济中心从上海转移到了深圳、广州等城市。

而长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没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强，反而使上海的区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自1978年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从近一半下降到只有1/4，而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却发展迅猛。以苏州为例，其占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份额便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而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城市更是全面超越上海。

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亦阻碍了上海成为经济中心。

虽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为中国金融中心，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心、央行、四大国有银行的总部均在北京，上海实际上并无号令天下的优势。同时，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银行运作按区域进行，上海市的建设银行，并不比内地一省的建设银行级别高。

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先后有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大连、武汉、西安、杭州等城市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

这种条块分割模式，使上海无法完成对全国资源的吸纳，不具备利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相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来的深港一体化将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遇，使其战略纵深远超上海。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后，深圳拟将特区扩大到龙岗、宝安及光明新区，如此，深圳特区的面积将扩大为现在的5倍。目前，深圳特区只占全市面积的1/5，却创造了全市52%的产值。以前，深圳特区有限的空间被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业区等重重分割，各地区经济模式相对独立，产业无法有效整合。一旦深圳扩区，其未来释放的能量将是巨大的。

00目前，香港与深圳两地合计面积3000平方千米，常住人口1500多万，两城联合将解决彼此的战略纵深问题： 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达9％，深港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前景广阔；香港的服务业占香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90%，为全球主要城市中占比最高的，而深圳发达的制造业与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与香港正好形成产业互补；深圳的企业在国内富有竞争力，而香港的企业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深港一体化将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响力，而香港的自由港地位也将使深圳成为世界物流中心的设想变为现实。

在软件方面，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拥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而其自由港的身份与体制则使得在香港，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人员自由迁徙、全球资讯无障碍流通成为可能。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学习，是内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这种优势在全国独一无二。一体化的深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分庭抗礼，并由此成为新的特大国际都市中心。

珠三角地区的9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份中，不仅地域相连、发展水平接近，而且有较相近的产业基础，因此最容易实现一体化。而长三角地区的16个城市则分布在江、浙、沪三大省级行政区域，实现一体化的行政协调成本相对偏高，甚至很多城市与上海充满同质化竞争，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在引用外资方面，苏州直逼上海，宁波则一直希望在港口航运方面与上海平起平坐。在对民营企业的吸附能力上，长三角城市远超上海。从上海迁走的众多民营企业，大部分搬到了上海的周边城市，杭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其省域中心地位带来的优势亦将削弱上海的影响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不仅与香港之间存在互补，亦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东莞、惠州形成互补。而深港中心，与广佛中心、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又形成了全国性的辐射与产业互补。如此，深圳形成了三重战略纵深，它在全国的自由经济竞争体系中的作用，非其他城市可比。

不过，正如日本抓住欧洲短期衰落、美国崛起的机会，融入美国经济体系而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亦将使一大批城市成为潜在的国际经济中心，而上海作为呼声最高的城市，其发展空间也是巨大的。

上海的未来发展，除成为金融中心等发展大战略外，更需要“软”略与远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会及经济综合改革受到制约，未来或可通过主动降低城市行政级别，使其综合改革获得相应活力。而在社会流动性、活力与创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趋近深圳。无论是大到美国一国的崛起，还是小到深圳一市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大量的移民以及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将培养出一种多元而广博的现代文明，这种文明对提高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有着巨大作用。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座移民之城与活力之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突破，无论是成为金融中心，还是突破“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困局，市场化都是上海未来久远发展的方向。

无奈的是，一直希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之都的上海，其市场化程度却很低。上海经济结构不平衡，更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使得其未来堪忧。

《2008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上海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3698.15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增加值为7431.48亿元，国有企业占整个企业体系的比重为54.3%；而深圳国有企业的比重不足30%，市属国有企业（不包括中央及广东在深企业）占比更只有5%。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一片“国进民退”的浪潮中，2009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调整的纲领，除监管和优化国有资本外，头等使命竟然是“适当退出竞争性领域”。相对深圳民营经济之都的身份，上海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有企业的温室。

两地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很接近。2008年上海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为0.8∶45.5∶53.7，深圳为０.１∶４８.９∶５１.０。但是，两地在其支柱产业方面，则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以及文化产业是深圳的四大支柱产业。而上海的六大重点产业则分别是汽车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生物医药制造业。虽然两地都要建成金融中心，都要以服务业为重点产业，但是，在其他核心产业方面，深圳似乎更多地偏向技术、物流等“轻型产业”，而上海则多为基础性产业。

支柱产业上的差异，使两地经济结构存在巨大的反差。在上海，这些大产业的主体均为垄断型国有企业，而目前上海的一些知名企业，如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简称“上汽”）、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广电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广电”）、上海航空公司、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亦均为国有企业。

如果说深圳的民营企业是“饿大的”，上海的国有企业则更似“喂大的”。

2008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率几乎比深圳高出一倍。其国有经济投资总额高达2295亿元，比2007年猛增29%，但是，其民营经济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却比2007年减少了34．5%。

对政府投资的过度依赖，成为上海国有企业的致命伤。其成长较少依靠市场竞争，而较多依赖国家倾斜性的支持，或行政力量的垄断经营。更为严重的是，国有企业过多，不仅挤占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更造成了整个经济体系效益低下。

由于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很多民营企业开始逃离上海。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员会在2008年“两会”提交的一份提案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有7000余家浙江民营企业撤离上海，把总部或重要部门迁往杭州、宁波、香港等地。而今日的电子商务大王马云曾经希望在上海创业，结果因无法生存，最后移师杭州。

在发展民营企业方面，上海不仅与其希望成为的“经济之都”严重不相称，甚至还落后于内地众多城市。最后的结局是，上海的国有企业大而不强，民营企业少而薄弱，造成整个经济效率低下。而这一切，都是由上海“重国轻民”的政策所致。

在上海注册一个企业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上海市政府过严过细的监管风格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对一些国有企业的成立，上海市政府则往往是特事特办，在审批上一路绿灯。

在上海社保基金案(注释1) 事件中，不少股东就是上海梅龙镇的一些级别并不高的官员。

而上海过高的房价则直接推高了商务成本。目前在世界20个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名在全球前20位之内，在国内仅次于北京。过高的商务成本产生了“挤出”效应，不少民营企业开始选择到低成本的上海周边城市投资。

相对于上海本土企业的暗淡，深圳民营企业的势头却非常强劲。

国内众多知名品牌都崛起于深圳，如中国最大的通讯设备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华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万科”）、中国电池大王和汽车新贵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比亚迪”）、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腾讯公司、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最大的手机分销商深圳天音通信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天音通信”）、中国最大的网络下载服务商深圳市迅雷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迅雷”）、中国最大的汽车售后市场服务商深圳元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元征科技”）、中国最大的手表供应商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飞亚达”）、中国最大的家纺用品供应商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富安娜”）、中国最大的特种计算机提供商研祥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研祥”）、中国最大的ERP软件(注释2) 供应商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蝶”）、中国最大的女鞋品牌百丽集团等。

在众多产业领域，深圳都诞生了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企业，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企业都是民营企业，并非靠国家政策倾斜或者占据垄断地位而发家，而是在残酷的竞争中百炼成钢，它们具有强大的自我造血功能。

为什么灿如晨星的最具竞争力的企业都诞生在深圳呢？

相对于上海，深圳的企业更多是从草根阶层发展而来的。事实证明，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的产业，往往可以产生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如家电行业出现了美的、格力、格兰仕、TCL等巨头。产业如此，城市同样如此。深圳是中国市场化最彻底的城市，同时，深圳也是最有活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闯荡精神的城市。这种优势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也是深圳能够产生众多具有竞争力的企业的根源。

深圳企业的竞争力，不仅体现在那些优秀的知名大企业的身上，更体现在无数有竞争力的小企业的身上。作为民营经济的集大成者，深圳是“山寨机”的发源地，而事实上，在很多行业，“山寨企业”比“庙堂企业”更富有活力。

上海的政策则似乎更倾向于扶持大企业。抱着“只要顶层，不要地基”的思想，却想建造万丈高楼，岂非荒谬？

深圳开放的竞争环境，使本土企业得以自由成长，深圳自主品牌已达到5万多个，成为中国的品牌之都。深圳仅以一隅之地，就创造出1/10的中国世界品牌，这一成绩远远超越国内其他城市。

衡量一个城市未来发展前景的另一大标尺，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方面，深圳亦遥遥领先。

2008年，深圳高新技术产品的年产值高达8711亿元，较2007年增长14.6％，其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年产值为5148.17亿元，占总产值的59.1％。

上海虽然确定了九大高新产业为其未来发展方向，并拥有足够的人才储备和丰富的高校资源，但体制的致命缺陷必将制约其发展。2008年，上海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不足7000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例只为深圳的一半。

在衡量一个城市发达程度的“软产业”领域，如文化创意领域，上海在硬件远超深圳的情况下，却仍然落后于深圳，其产业占比无法达到深圳7%的标准。创意产业一度被上海视为重点扶持的第三产业。但是，上海热衷于大搞创意园区，最终发展成地产项目，不仅抬高了租金，也没有形成创意产业的系统服务优势，使还在起步之初的创意企业望而却步，这一切必将导致园区空巢化。

在国务院给上海与深圳两地的形象定位中，唯有金融中心重叠。虽然上海争到了成为“钦定”的金融中心的机会，但是，建设金融中心的首要推动力，并非行政力量，而是制度建设与市场主导，深港目前在法治软环境上比上海好得多。同时，虽然金融监管中心在北京，金融机构多在上海，但是现金交易最频繁的还是深圳，因为那里每天都有企业之间的自由资金流动。而上海由于缺少富有竞争力的企业和开放竞争体系，终将难以成为高效的金融中心。

上海若想成为全球性金融中心，首先需要培养出像李嘉诚、马云那样的企业家，造就一大批富有竞争力的企业，不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目前，上海的非公有制经济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5.7%，而同在长三角地区，常州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达59%，无锡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60.8%，杭州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已达到68.6%，而宁波非公经济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占全市经济总量的80%。在北方内陆区域，河北的非公经济比重达52.9%；在传统的重工业区东北，哈尔滨的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0.6％；在中部，河南、湖南的非公经济比重分别达到59%和 54.5%；在西部，四川非公经济所占比重为52.1%。在众多的内陆省份和地区，民营经济均已成为主体，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0%。

如此而言，上海的民营经济不仅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从全国范围来看，都属落后之列。连曾经的重工业基地东北，甚至西部部分地区，民营经济都要比上海活跃。

就全国棋局而言，根据全国工商联的预测，未来三年内，民营经济比重将达到70%左右。如果按照这种标准，上海更需快马加鞭。

2008年3月，由上海市委、市政府牵头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座谈会。未来，上海将在财政扶持、产业发展等政策上，从对单个企业“发点球”式的扶持转到面向整个行业的“普惠”式支持，对民营企业“一视同仁”。在行业准入、扶持政策等方面，上海将想方设法破除政策壁垒，同时积极创造条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

在未来，上海市政府只有致力于市场化，调整上海的经济结构，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方能使上海重新获得活力。

成为直辖市，一直是众多中国城市梦寐以求的事情。

事实上，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架构中，直辖市具有双重意义： 独立而特殊的经济发展机会，以及比一般省份重要的政治战略功能。而后者，正赋予了直辖市非常高的政治地位。目前，中国四大直辖市的最高首长全部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与北京、天津一样，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即设立的直辖市。

而深圳则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后的1979年才立市，在次年才成为经济特区，1981年成为副省级城市，1988年成为计划单列市。

作为直辖市的上海市与作为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的深圳，在政治地位上的区别，使其发展受到的影响差异巨大。

从城市定位来讲，作为中国第一个和最大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开放程度在国内首屈一指。深圳是邓小平理论的试验场地，从立市以来，深圳即被定位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在政治、经济领域领全国风气之先。

在经济领域，深圳率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园区，该园区为之后全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的成立铺平了道路。后来深圳又率先设立全国第一个高新科技园区，最先出现“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编者注 、“三资企业”。深圳亦是全国最先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的城市。在之后的深港一体化过程中，深圳更是在很多运行体制上，借鉴了香港的体制与管理模式。

深圳立市至今已有30年，在这30年中，其经济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 1979—2007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大中城市中居第四位，年均增长31.20%，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深圳速度”。

此外，深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贸易进出口总额均居全国第一位。深圳不仅外向型程度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产业格局在全国各区域中也最为合理。

在政治领域，深圳亦不断尝试体制改革，1983年的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民主直选改革，1988年提出的“行政主导+立法委员会”的政改构思等，都曾引起轰动。也只有在深圳，方有如此宽松氛围。2003年提出的“行政三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因遭遇巨大阻力而未能顺利推进；如今，深圳重新启动三权分立改革，该改革为目前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程度最深的一次。

深圳的民间政治创新环境相对宽松。2003年，深圳出现市民竞选人大代表的现象；同年，网民“我为伊狂”写的一篇网络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引起了深圳社会的反思，并且得到了与当时的深圳市长于幼军对话的机会；2005年，行为艺术家舒勇在深圳最核心、最繁华的深南大道上打出“九问深圳”的户外广告，也被当时的官方所容忍。

在本次的综改总体方案中，除确立深圳的“五大中心”的定位外，深圳还同时获得四项“先行先试权”： 一是对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发的重大举措先行先试；二是对符合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的先行先试；三是体制创新先行先试；四是对港经济合作的先行先试。

除了特殊的城市定位外，深圳能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试点与改革，亦与深圳的政治地位有关。深圳是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市，深圳市委书记一般是广东省委常委、中央候补委员。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央候补委员尚未进入核心权力圈，故个人变化不至于引起全国性震动。也正因为如此，主政深圳的历任地方官员一般敢干敢闯，而他们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对深圳的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上海则不同，上海是中国第一批直辖市，其最高负责人按照惯例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属于核心权力层，上海地方负责人过高的政治地位使社会对其一举一动都非常敏感。

这种过于敏感的政治地位，使上海的发展反受制约。主政者稍有异动，于中国整个政局就会受到牵连。上海无法像深圳那样，可以先摸着石头过河。

在此情况下，上海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相比深圳均滞后不少。在深圳设立经济特区10年之后，1990年，上海才开始开发浦东。相比深圳特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大部，浦东新区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为上海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1/4。上海无法似深圳那样，建立一个主导性的特区，浦东新区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局部。上海的张江高科技园比深圳高科技园大一倍以上，但其产值却不如后者。虽然上海被确立为未来金融中心，但是在金融制度改革方面，上海远落后于深圳。

在政治领域，上海相对于深圳，更是乏善可陈。上海敏感的政治地位，使其在政治领域趋于保守，相对于上海排名比较靠前的经济力量，上海在政治改革上甚至还落后于内地城市。2006年，一位海归女硕士因为横穿马路即被拘留十日，可见上海社会管制之严厉。出现在深圳的网民与市长直接对话、在核心街区张贴广告质疑的事情，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在经济领域，政治地位过高，亦从长远损害了上海的经济发展。

上海的城市行政级别，以及其主政长官的政治级别都比较高，这样可以使其在获得国家投资、争取国家项目上占有一定优势。比如，上海固定基本投资的比例一直在全国范围内居高不下，大量的国家资金投入到上海，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如宝钢等也落户上海，中央政府甚至出资，给上海建大价钱的磁悬浮。这些投资，都在短期内使上海的国有经济获得优势，但从长远来说，却造成了民营企业活力的丧失。大批民营企业的外迁，足可为未来之隐忧。

而在习惯依靠投资的国有企业“高衙内”，则往往竞争力不强。以宝钢与米塔尔集团作比较，30年前，宝钢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项目，耗资300亿元，宝钢创立之时，即已风华正茂；而米塔尔集团是于1976年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兴建的，当时不过是一家年产量仅6.5万吨的小型轧钢厂。但是，30年后，当宝钢仍然满足于做“全运会冠军”的时候，米塔尔集团却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成长为全球第一钢铁巨头。

在中国未来政治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深圳相对上海在体制上的优势，将长期保持。而在未来10～20年中，中国可考虑重新定位直辖市的功能，只赋予其在社会发展方面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取消其在政治领域的特殊性。中国可借鉴国外一些特别市的构建模式，例如以后所有直辖市的最高长官，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是降级为中央委员或者中央候补委员，与目前的一般行政省的最高长官略同（目前所有直辖市的最高长官，其实都是副总理级，比省级要略高）。淡化直辖市的政治色彩，其实更有利于其长远发展。

在中国繁若晨星的城市中，唯有北京与深圳汇聚了全国56个民族，容纳了全国各地的移动人口，成为“移民之城”、“全民梦工厂”。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能够容纳足够的移民，不仅是对一个城市的开放度和包容度的考验，更是其强大的社会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同时，在全球近现代国家的发展历史中，移民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崛起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历史。

在美国建国之初，其国内总人口仅有390万。除了大约76万黑人外，其余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白人，并且绝大部分来自英国。

被美国历史学家称为“伟大的人类迁徙运动”的第一次移民高潮发生在1820—1860年，这期间移民总数高达500万人。移民主要来自西欧和北欧，还有大量被贩卖到美国的非洲黑奴。这次移民改变了美国人口的构成，使美国人由英国人的后裔变为以欧洲人为主体的族群。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化的高潮又吸引了大量富有技术、年轻力壮的欧洲移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形成了新的移民浪潮。特别是在1965年，美国移民法废除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政策后，黑人、拉美居民以及亚洲等地居民大规模移民美国，形成了全球移民美国的浪潮。

2009年，美国人口已达3亿，而最初占绝对主导地位的英格兰人（盎格鲁—撒克逊族）的后裔，已经下降到5000万人，不过全国人口的16%而已。美利坚民族已成为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混合体，就连矗立在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也是在1886年从法国“移民”到美国的。

美国能够在短短100多年里迅速崛起，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其持续数世纪的移民运动居功至伟。

深圳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与美国的崛起非常相似。

深圳自立市以来的30多年历史中，全国各地居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城市，其中既有携带巨资的创业者，亦有从各大高校毕业的各类专业人才，更有无数成为第一线产业工人的年轻人。在这些移民中，有意气风发的寻梦者，也有前来寻找庇护与梦想的仕途或者情场的失意者，这些人构成了一个立体移民体系。而仅就被深圳列为人才的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每年就有10万人以上涌入深圳。

深圳的发展与其移民人数一起狂飙突进。30年间，深圳的国内生产总值从1979年的1.76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7807亿元，增长了4435倍；而深圳人口亦从1979年的31万，增长到目前的近1000万。

深圳在崛起过程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民梦工厂”。目前我们所熟知的企业家任正非、马明哲、王石等，当年就是千万深圳淘金者中的一员。而在文化领域，知名乐队凤凰传奇、钢琴家李云迪先后在深圳成名，亦非偶然。

至2008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数已经超过846万，实际总人口已超过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228.07万，占常住人口的26.0%；非户籍人口648.76万，占常住人口的74.0％。若按照实际总人口1200万计算，户籍人口的占比只有19％，而流动人口则占总人口的80％以上。深圳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大移民城市。

作为移民城市，深圳的城市特点为包容、开放、博大、充满激情、年轻、多元、富有创新精神，更富有创业的勇气与冒险精神。将“拓荒牛”作为深圳的市标，极为形象。而这些特点，是深圳30多年来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与源泉。

同时，在体制创新、融入现代化潮流方面，移民城市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深圳是中国最年轻的特大城市，各种新思想、新创意不会轻易被排斥。深圳富有时代特征的创新文化，同时，对外界优秀思想及制度也少有排斥，这使其在体制创新、社会事务管理等领域远远领先于国内其他城市。而且移民社会包袱少，没有内地城市那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容易打破利益之争，减少内耗，更容易推动各种变革。

与深圳相比，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10年以上。

上海一直到1992年才开始放宽户籍政策。1979—2008年，上海人口从1132万增加至1888万，30年内的人口增长数量是原有人口基数的2/3，而这段时间，深圳人口增长了30倍。这其中固然有上海原来基数大的原因，但综合而言，上海的移民速度远远落后于深圳。而上海在民国时期的老一代移民，经过1949—1992年的长期固化，已经失去了其移民特征。

在上海1888万常住人口中，上海户籍人口为1371万人，外来人口为517万人，外来人口只占上海总人口的27%，而户籍人口却占近3/4。

相比深圳为“全国人的深圳”，上海可谓只是“上海人的上海”，其区域性非常明显。而在上海517万外来人口中，来自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四省的人口又占一大半，上海虽号称“远东国际化大都市”，但是事实上，上海至多只是一个“华东城市”。

移动人口比例过小，使上海难以成为现代化大都市，亦难以成为一个善于改变的城市。户籍人口过多，导致社会阶层单一，地方利益格局难以打破，从而严重限制了城市的发展活力。同时，户籍人口过多，亦给城市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目前，上海60岁以上的老人突破300万人，超过户籍人口的20%，仅养老保险金就有170亿元的缺口。更严重的是，上海即将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困境。

深圳是满地的普通话，而上海则是满地的“侬啥地方”的方言，这不仅反映了人口构成比例的不同，也反映了两地对外地人才吸附能力的高低，以及两地在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等领域的差异。立国者的后裔不足全国人口20%的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强国，户籍人口不足全市人口20%的深圳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绝非偶然。

同为远东城市，东京面积约为上海的1/3，人口则基本等同，而大东京圈人口更已达3500万，按此比照，上海起码尚有超过1000万人的移民空间。在未来，只有继续加大移民力度，并最终使移民人口在数量上超越本地人口，才可造就上海面向全球的气度。否则，上海非但无法成为远东中心，甚至连成为中国的“全国性”城市都不够格。

10年前，一部名为《和平饭店》的香港电影，隐晦地表达了国人对于上海的期望：“和平饭店”成为天下一切无家可归者的归宿。而唯有此种气度，才可造就恢弘博大，令人心向往之的城市。

昨日之花，风华宛在。

自19世纪开埠至民国时期，上海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海派文化”，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中心。

海派文化是在中国江南传统吴越文化的基础上，与开埠后传入中国的欧美文化等融合而逐步形成的。它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时尚，形成了开放而又自成一体的独特风格。

作为海派文化的中心，当时的上海社会异常活跃，到处是寻梦人，这使得上海一时间成为移民的大熔炉，以及当时中国人向往的梦工厂。蒋介石早年亦混迹于上海。而当时中国的电影制片厂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在上海有过制片活动的电影企业，总数约有200家。好莱坞八大制片公司都在上海设立过发行机构，明星、天一、联华、艺华、新华影坛五虎将均起于上海，周璇、阮玲玉、赵丹等明星亦自上海走向全国。而《申报》与《大公报》，则执当时中国报业之牛耳。上海能够成为民国之前的“远东中心”，与此恢弘博大的气象大有关联。

但是，经过40余年的凝固，上海的海派文化基本丧失殆尽。上海的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移民，已经被“格式化”，与外界数十年的隔离和人口的停止流动，已经使上海“本地化”，失去了包容天下的器量。同时，其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亦已被数十年的故步自封所中止。海派文化真正的灵魂，其实已经转移了到香港和台北。仅以电影为例，香港和台湾电影业的开山之祖，多为大陆人员。

深圳与上海，正好在时空转换中置换了位置。

深圳曾长期被称为“文化沙漠”，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读。正如地球造山运动，开始的时候山只从大海中露出一角，人们以为那只是一座小岛，直到最后，小岛成为巍巍高山时，人们才赫然发现，原来新的高峰已经形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文化产业的发展正是这样一个过程。在多年被视为“文化沙漠”之后，近几年，深圳却迅速成长为全国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地方。这时候，人们才忽然发现，深圳原来并非文化沙漠，而是中国现代文明的先驱。

深圳是中国的一个异数和奇迹。自开埠以来，深圳即聚合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成为融合中国地域文化的大熔炉，这使得深圳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第一座没有任何地域性的城市，其万千气象甚至比当年的上海和香港还要恢弘。

同时，由于深圳的开放性，深圳在融合大陆各地的文化之后，又将中国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了交融。借助全球最大的自由港香港，深圳形成了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移民文化，成为中国内地在文化融合上集大成的城市。所谓“文化沙漠”，恰恰说明深圳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形成了一种创新型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尚未完全被人们所接受。

在深圳，有两大旅游园地，或可为深圳文化作注脚，其一为“锦绣中华”，其二为“世界之窗”。这两大公园，集中体现了深圳文化的特点，既展现出了深圳集中国文化之大成的一面，又反映出深圳是中国内地城市中，吸收现代文明最多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圳是中国内地城市融入世界潮流，接受普世文化，并最终完成现代化的先锋与标杆。

今日的深圳，早已超越了“海派文化”时期的上海。相比之下，深圳融入更现代化的主流文明，在文化广度方面集中了更广泛领域内的中国区域文化。

无论国家、城市还是企业，其最后的竞争，莫不归结到文化的竞争。

上海之落后于深圳，其根源就在于文化的落后。

一个开放、包容、热情、充满冒险精神和想象力的深圳所释放出来的创造力使它远非趋于封闭保守的上海可比。

对文化力量最直接的表现，是文化自身及其相关创意产业。

当今世界上发达的国家、地区和城市，其发达程度，并非以“硬实力”来衡量，而是“软实力”，而文化和创意产业，最能体现“软实力”。

以国家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文化产业就在出口量上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日本的文化产业在规模上比电子业和汽车业还要大，2005年，动漫产业已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英国文化创意产业的产值仅次于金融业的产值。目前，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全球文化创意产业每天创造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左右的速度递增。美国的动漫游戏产业同比增长40％，是美国当下唯一呈两位数增长的产业。

以城市而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能够成为北美创意中心，与其兼备法国和英国文化，并广泛吸收全球精华的文化背景息息相关。同样，以自由开放、兼容并蓄、文化融合著称的香港，也成为亚洲创意中心。特别是香港的电影业和唱片业，造就了香港“东方好莱坞”的美誉。

深圳能够被联合国评为全球第六大、中国第一大“设计之都”，其根源，亦在于深圳是内地唯一一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精髓，并成功突破地域界限的城市。

2008年，深圳文化产业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增速高出全市经济平均增速3.5个百分点，增加值达550亿元，约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7%。众多文化产业型企业发展迅猛，深圳的电影总票房突破2.4亿元，较2007年增幅高达56.8%。腾讯在2008年收入71.545亿元，比2007年同期增长87.2%；华视传媒2008年总收入达7.186亿元，更是猛增254.2%。而未来5～10年内，深圳将使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10%，与文化产业大国英国相当。近几年，深圳文化项目共获得462项国际大奖，1364项国家大奖；深圳规划的“钢琴之城”、“图书馆之城”、“设计之都”、“动漫基地”等四大精品文化工程，都已初见雏形。

相形之下，上海的文化产业则较为落后。2008年，上海文化服务业的营业收入为436.80亿元，约占当年上海国内生产总值的3.19%。无论是产值还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海都远低于深圳。上海早在2005年就成立了创意产业协会，希望与伦敦、纽约、东京一起，成为“国际创意产业中心”，但是，最后却花落深圳。

若论产业基础，上海则远超深圳。中国的文化产业交易所设立在上海外高桥，上海还拥有一所戏剧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则成立了国内首个国家级动漫游戏产业振兴基地。

在城市人才储备上，上海亦远远超过深圳。2007年上海人才总量达305.81万人，深圳只有167万人，上海几乎为深圳的两倍。上海本地有高校近50所，而深圳的本地高校不足10所，上海在高校数量上远远超过深圳。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有时候，国家或者城市竞争力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拥有多少资源，而是取决于能否利用资源，成为资源自由交流的中枢，会聚全球性的资源。2008年，美国推出一部名为《功夫熊猫》的动画故事片，该片创造了全球票房奇迹，得到了广泛的赞誉；而在熊猫的故乡中国，《功夫熊猫》也受到了广泛的好评。值得注意的是，熊猫的故乡却拍不出这么好的片子。美国人吸收了中国熊猫文化和功夫文化，加之以本土的牛仔文化，将古老的功夫故事，改造成现代传奇，这就是汇聚天下资源、融合天下文化的威力。

虽然有中国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简称“文博会”）的平台， 深圳在硬件上还是远不如上海，它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产业方面胜出，主要还是靠其汇聚资源、融合各种文化的能力。

不仅是文化产业，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单位面积的国内生产总值产出方面，深圳也胜过上海，这种全面的超越，非“硬实力”可以衡量。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深圳形成了自由开放、崇尚竞争、富有激情和创造力、刚健简单、热情博大、包容性强的城市性格。而在内耗和受管制方面，深圳则远少于其他城市。

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使深圳形成了以集大成的中华文化为根基，融合多元文化的特点。这样的特性，就是深圳今天领先于其他城市的根源。

而上海，唯有像深圳一样，培养更多元的文化、更强的包容能力，更接近现代化，摒弃过于热衷政治的传统，开放民间创新能力，发扬并且超越“海派文化”，方可走向未来，成为真正的博大包容、格局恢弘的城市。

在上海1888万常住人口中，上海户籍人口为1371万人，竟占总常住人口的3/4。而深圳的户籍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5，如果以两代以上的“本地人”为标准算户籍人口，其占比更不足5%。在未来，加大移民力度，增强对外地人的包容力，是上海培养博大恢弘的现代文明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