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关系是北宋“文人论兵”的一个核心议题[1],这个议题长期贯穿在北宋王朝所推行的“重文抑武”“以文驭武”政策中。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之下,北宋将帅所扮演的角色、拥有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都深受影响,乃至于形成了有宋一代独特的气象。因此,本章拟就北宋文人对将帅地位、作用的认识,提出一些驾驭及培养、选拔将帅的建议。
一、驭将机制的形成
唐末以来,王朝更替频繁,文武关系严重失衡,文人士大夫视从事军旅为仕途捷径,导致整个社会弥漫着“尚武”风气。到了宋初,朝野“尚武”风气依然较浓。赵宋统治者结合历史经验教训和亲身经历,视武将势力为祸乱的根源所在,故其采取种种钳制、束缚武将的措施,作为全力强化中央集权的核心任务。赵宋统治者在从体制上铲除武将谋乱土壤的同时,大开科举仕途之门,提高文人士大夫的政治地位,矫正了以往文武失调的比例。在这种形势下,文人士大夫不愿意再看到维护专制统治的中心任务转移到武将身上,而战场厮杀那样的事,不是自己所长,又与其以“仁义”与“慎战”为核心的儒家思想相违背,所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统治者抑制武将的行动给予了极大支持。
宋初,君臣们在压制、防范武将的同时,又衍生出“以文驭武”的制衡机制,可以说这是赵宋统治集团深化抑制武将举措的重要产物。从太祖朝始,朝廷选取具有文武素质的文人参与治军。开宝五年(972年)末,太祖向赵普询问:“儒臣有武干者何人?”[2]赵普推荐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对于太祖来说,试图通过选拔略具武干的儒臣“分治大藩”,大体上趋于文武平衡,从而保证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帝王统治稳固。然而,太宗因篡位自立,其心理之阴暗、猜忌,非常人所能揣度。加上其狭隘的心胸、平常的才智,都使得他不能不对臣下加以防范,其中带兵将领又是他猜忌和防范的主要对象。[3]宋太宗曾为此辩解道:“夫文武之略,天不赐全,倘使张良有信之武勇,韩信有张良之沉谋,则高祖焉能驾驭之乎!”[4]
在统治者防范与猜忌的阴暗心理下,大批文臣逐渐主掌枢密院、地方军事机构,使得“以文驭武”的情况日益极端化。真宗朝,武将马知节与王钦若、陈尧叟在枢密院共事。一日,王钦若“喧哗不已,马(知节)则涕泣”[5]。可见,武将群体在枢密院的地位日益边缘化,沦落为文臣的配角。宝元二年(1039年),文臣孔道辅攻击武将王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6]。不久,王德用被贬出朝廷,并受到监视。在边防地区,武将“多被文臣掣肘”[7]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正如欧阳修所说:“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助,轻沮武人。”[8]贾昌朝指出,这些弊端与宋初“抑武”政策过甚有关。
太祖初有天下,鉴唐末五代方镇武臣、土兵牙校之盛,尽收其权,当时以为万世之利。及太宗所命将帅,率多攀附旧臣亲姻贵胄,赏重于罚,威不逮恩,而犹仗神灵,禀成算,出师御寇,所向有功。自此以来,兵不复振。……以屡易之将驭不练之士,故战必致败。此削方镇兵权过甚之弊也。[9]
不难看出,北宋“抑武”政策已远远走过了头,对国防力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致使北宋长期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就北宋160多年的历史来说,文人士大夫虽然对于“抑武”所带来的弊端不能说没有清醒的认识,但是他们却无法脱离这一体制,甚至亲自参与制度设计,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将从中御”及“阵图”成为统治集团牵制将帅的重要手段
北宋统治者的驭武之术,可以说精于运用权谋,尤其是赋予监军很大的权力,既能向皇帝直接汇报武将们的情况,又可以与武将们分庭抗礼。建隆二年(961年),太祖得到兵马都监药继能密报武将孙行友谋反的信息,派阁门副使武怀节率军,以巡边之名,擒获孙行友。[10]此外,监军还参与具体的军事行动,成为牵制武将的重要力量。至道三年(997年),宋真宗派傅潜等将领救援灵州,又命文臣张秉、冯起、吕文仲等人承担起监军的职责。而且,统治者出于“将从中御”的需要,亲自编造阵图捆住武将们的手脚,不许他们有变通的余地。田锡批评道:
今之御戎,无先于选将帅。既得将帅,请委任责成,不必降之以阵图,不须授之以方略,自然因机设变,观衅制宜,无不成功,无不破敌矣。……况今委任将帅,而每事欲从中降诏,授以方略,或赐以阵图。依从则有未合宜,专断则是违上旨,以此制胜,未见其长。[11]
在澶渊之战前,宋真宗亲自“为之画付卿等可面授诸将也”[12]。武将王德用批评道:“咸平、景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相救,以至于屡败。”[13]连宋神宗也用“奇正”之术来阐释阵图的高妙之处,言外之意为“将从中御”辩护,故其说,“奇正乃用兵之要”,并以天地之道为喻,“奇者,天道也。正者,地道也。地道有常,天道则变而无常。至于能用奇正,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则妙而神矣”[14]。赵宋统治者以“阵图”牵制将帅的手段,遭到不少文人的批评。朱台符援引孙子兵法来批评阵图弊端,并说:“近代动相牵制,不许便宜,兵以奇胜而节制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孙武曰:‘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縻军’,此之谓也。”[15]宋统治者“将从中御”手段的推行,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只要统兵将帅,无论武将还是文臣,均会被牵制,以防止埋下祸乱根源。欧阳修批评朝廷牵制边帅郑戬的做法,“戬虽名都部署,而诸路自各有将,又其大事不令专制,必禀朝廷。”“则委任之意,大小乖殊,军法难行,名体不顺”[16]等。正如尹源一语中的:“将帅任轻而势分,军事往往中御。愚谓此可以施于无事时,镇中国,服豪杰之心,苟戎夷侵轶,未必能取胜也。……今之所失者制也。”[17]
(二)反对重用武将统军,防止酿成藩镇之祸
士大夫们参透了宋初帝王剥夺武将军事指挥权的做法,故说:“祖宗之法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非浅见者所能测之。”[18]显然在士大夫群体中,猜忌、防范武将早已成为朝廷的一种主流意识。正因如此,朝廷只要有任用武将独立统军的讨论,士大夫马上以“唐室方镇之患”或其他问题为由来反对。任伯雨的意见堪称这方面的代表:
臣风闻外议皆言朝廷以西北诸帅阙人,议欲益以武臣,纷纷累日。……若用武臣,渐成方镇之势,则国家内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或谓朝廷盛强,虽用武臣,未必为患,前此间有武臣为帅矣。臣谓不然。且前此虽有,乃卓然有才,非同辈所敢比者。是以人不侥幸。且规事建议,必图万世之固,预防未然之祸。[19]
文人士大夫之所以反对武将独立统军,主要是他们认为武将在政治上不可靠。余靖起
93页;又见《宋史》卷四四二《尹源传》。初很推崇武将狄青,但当朝廷重用狄青时,他马上诬蔑道:“泾原有可忧之势,岂青匹夫独能当之。”[20]欧阳修压制将帅的方法更为歹毒,即用所谓的“五行灾异”学说来论证狄青不适合担任枢密使一职,说:“水者,阴也。兵者,阴也。武将者,亦阴也。”[21]言外之意指武将和水同属于阴性,天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隐患。而唐代泾原兵变就是武将具有破坏性的明证,“唐之朱泚,本非反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磋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22]。武将也有可能为小人所迫,兴兵作乱,必须严密提防他们,方可万无一失。在文人士大夫心中,似乎只有他们自己出任大帅,方可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苏轼出任知定州兼定州路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时,“会春大阅,将吏久废上下之分”。他按照旧例举行大阅,身穿常服出入军帐中,“将吏戎服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至”。最终,苏轼逼迫王光祖参加检阅。事后定州人说:“自韩琦去后,不见此礼至今矣。”[23]显然,武将已沦落为士大夫的副手,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尹洙指出这种体制的恶果,“御与救,非将之罪也,以吏事制戎事,法制之失也”[24]。在“以文驭武”机制的运作下,武将像温顺的书生一样,缺乏真正的将威,更谈不上在战场上指挥作战。诚如蔡襄所说:“武人别去角牙,磨治壮戾,妥处行伍间,多以不敢亢然自校轻重。”[25]
(三)将帅地位低下,缺乏主动为国效力的精神,致使宋军处于败多胜少的困境
在北宋“重文抑武”政策的贯彻下,武将的地位极其低下,处处受到朝廷及士大夫们的排斥和打击。澶渊之战时,殿前都指挥使高琼请求真宗亲征澶州北城,却遭到文臣冯拯的呵斥:“高琼何得无礼!”高琼则反唇相讥:“君以文章为二府大臣,今虏骑充斥如此,犹责琼无礼,君何不赋一诗咏退虏骑邪?”事后,宋真宗责备高琼:“卿本武臣,勿强学儒士作经书语也。”[26]这体现了武将的政治地位极其卑微,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更不用说在战场上为国效力了。在这样的形势下,朝廷还要求将领不置亲兵,以防他们拥兵自重。乾德五年(967年),太祖听说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私取亲兵为腹心”[27],甚为愤怒,欲处死他。后在赵普劝说下,太祖才释放了韩重赟。为消除统治者的猜忌,大多数将领不敢置亲兵,这无疑增加了他们的作战风险。田锡一针见血地指出,朔州之战中名将杨业被俘悲剧的形成,是因为“近代侯伯,各有厅直三五十人,习骑射为腹心,每出入敌阵,得以随身。后来不敢养置,昨杨业陷阵,访闻亦是无自己腹心,以致为敌人所获”[28]。可见,名将杨业被俘与没有亲兵有很大的关系。[29]连韩琦亦说:“臣窃见前日山外之战,诸将多亡殁,所部兵众,故不可一概问罪。今不立法制,则各务生全,岂复以亡殁主将为意?”[30]显然,将领不置亲兵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只要与敌作战,他们就只顾保护自己,不考虑胜负问题,从而丧失了基本的战斗意志。正如司马光所说:“将帅之臣率多懦怯,别无才谋以折冲御侮,只知多聚兵马以自卫其身。”[31]
由于北宋武将群体的地位低下,即使他们奋力为国作战,也很难获得朝廷的重赏。武将马遵拼命突围,引开敌人,救出被俘将士,可以称之为“奇节”。然而,主帅范雍、刘平有意压制马遵越级升职,致使富弼为此打抱不平,如“至于马遵者,出境讨贼,不顾存亡,援溺救焚,皆得全活,上可以壮朝廷之武,下可以抑僭国之强,比王、李之功效则度越有余,比王、李之迁酬则数倍不足,边臣见之失色,元昊闻之长奸,用人若斯,致寇之道也”[32]。除了薄赏外,边防与内地将领升迁的磨勘制度不平等,导致了将领不愿意去守边。韩琦、范仲淹并言:“陕西、河东缘边州军及城寨主兵武臣,例皆五年磨勘,既与内地劳逸不均,故多不愿就边任。”[33]由于武将群体的地位低下,出现了无权、畏权等现象,造成他们大多不愿为国而战,致使北宋边防陷入“积弱”的军事态势。
综上所述,士大夫虽然对“抑武”的弊端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其对武将的作用始终不能给予应有的评价。苏轼就这样认为,将领几乎等同于敌患,并说:
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寇贼,亦不在于敌国,患在于将帅之不力,而以寇贼敌国之势内邀其君。是故将帅多,而敌国愈强,兵加,而寇贼愈坚。敌国愈强,而寇贼愈坚,则将帅之权愈重。将帅之权愈重,则爵赏不得不加。夫如此,则是盗贼为君之患,而将帅利之;敌国为君之仇,而将帅幸之。[34]
显然,文人士大夫始终对将帅的角色和作用存有一定的偏见。
二、将之“忠”与驭将思想
汉代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35]这是说,天下安危与将帅是密切相关的。事实上,战争的变幻莫测使将领成为统治者及朝廷较难驾驭的领域。为了适应驭将的政治需要,许多士大夫在参透了北宋专制制度设计内涵的基础上,对传统兵法进行改造,如在为将之道应具备“智、信、仁、勇、严”五德的基础上,加入了“忠”的概念[36],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文人驭将思想。《宋史》论曰:“贵为将领者,非取其武勇而已也,必忠以为主,智以为本,勇以为用,及其成功,虽有小大之殊,俱足以尊主庇民也。”[37]这反映了宋朝以“忠”为主的驭将事实。因此,北宋士大夫结合历代驭将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寻找防范武将的理论依据,因而总结出了以“忠”为主的驭将思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向将领灌输“事君以忠勤”的思想,以便驾驭他们。北宋士大夫对将帅的基本认识是“将为贼尔,防兵乱之源”[38]。在驭将方面,苏辙认为必须以“忠”为首要条件,“择将而得将,苟诚知其忠”[39]。李廌在《将材论》中进一步阐发了“忠”对将领的重要性:“事君皆以忠,而将之忠为大。盖方其用师也,上不制于天,中不制于地,下不制于人,将军之志自用矣。如之何?惟君是图而忘其身,惟国是忧而忘其家,故贵乎忠。忠则无二心故也。”[40]由此可见,在李廌眼中,“忠君”既能避免帝王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又可以成为战场上驭将的工具。苏轼认为,除御敌外,将帅的重要作用是“爱君以德,而全其宗嗣”[41],成为社稷之臣。作为士大夫群体的精英代表,范仲淹深受儒家忠君意识的熏陶,懂得把儒家的“忠义”与朝廷的驭将制度结合起来,即武将“事君以忠勤,精忠报国”,这已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首要的隐性标准。也就是说,将领必须抛弃一切,完成效忠最高统治者的使命。夏竦的《将帅部受命忘家序》援引《春秋》“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之言,解释“军旅之事,安危攸系;将帅之任,社稷是毗。固当以孝而资忠,以义而割爱。受诏引道,初无辨严;忧国忘家,靡顾私室。耸英烈之风概,为忠义之楷模”[42]。这一解释生动地说明了“忠”对于将领的重要性。
其二,将帅用兵作战必须符合朝廷的政策和方针,以防出现穷兵黩武的后果。北宋士大夫虽然常以“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来论证将领具有指挥权的合理性,但是他们认为,将帅除谙熟兵法外,还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根据朝廷政治势力的心理底线,在运作方面稍作调整,倘若“好功者惟知生事而不顾方略”[43],便很难做下去,甚至受到惩罚。至道元年(995年),澄州刺史孙赞“擅率兵入敌境失利”[44],被朝廷处斩。熙宁三年(1070年),西夏出兵骚扰北宋边境。边将李宗谅率军袭击西夏闹讹堡,肆意劫掠人畜钱财。知庆州李复圭也是贪财好战,喜功邀赏,派部下李信、刘甫、种谔诸将出击夏军,遭到大败。谢景温认为,“遂使夷狄怨愤,举国内侵,士卒死伤,边民流离,皆复圭所致”[45]。这些守边将领出于贪财目的,则经常派兵潜入西夏境内,劫掠人畜,使得宋夏边境不得安宁。司马光斥责这些“轻动干戈,妄扰边境”的将领为“奸诈之臣”,竟然不顾国家大局,百姓死活,“使兵夫十万暴骸于旷野、资仗巨亿弃捐于异域”。刘述明确指出,“欲作边帅,以邀已利(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57《遗表》,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476页。耳,非忠于朝廷也”[46]。在神宗论攻守之计时,士大夫们认为倘若将帅全权指挥军队,朝廷会无法控制局面。王安石认为,“兵虽不可中御,然边事大计,亦须朝廷先自定也”[47]。所以,士大夫们认为将帅严格执行朝廷的方针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如“天下之兵,莫大于御将。天下之势,莫大于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48]。言外之意,将帅以打仗为职业,通过作战立功,获得相应权力和影响,从而激起将帅立功的野心,主动挑起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最终目的是获得更多的奖赏和更高的政治地位。换言之,朝廷如若不能驾驭将领,就有可能带来穷兵黩武的后果,致使赵宋政权崩溃。
其三,主张对将帅赏罚公正,有助于驾驭他们。一般来说,在战场上对于不用力作战的将帅必须给予军法惩除,而对那些战功卓著的应该给予奖赏,这样才能保证将帅忠谨。钱若水基于汉高祖的驭将经验,得出“朝廷能赏罚不私”的结论。同时,他以“军法曰:临阵不用命者斩”论证了大将傅潜违命的后果,希望朝廷将其法办:“然后擢取如杨延朗、杨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将万人,间以强弩,令分路讨除,孰敢不用命!”[49]随着战争逐渐平息,宋军中有些武将剥削士兵、残杀官员等现象层出不穷,使得士大夫不得不研究驾驭“骄兵悍将”[50]的策略。贾昌朝提出恩威、赏罚之说:
古帝王以恩威驭将帅于内,将帅以赏罚驭士卒于外,故军政行而战功集。……如太祖监方镇过盛,虽朘削武臣之权,然边将一时赏罚及用财集事,则皆听其自专,有功则必赏,有败则必诛,此所谓驭将之道也。[51]
在这里,贾昌朝颇推崇宋太祖经济上收买将领的驭将之术。曾巩也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夫宠之以非常之恩,则其感深;待之以赤心,则其志固;……自古用将之术,不易于是”[52]。
在赏赐方面,他们建议给予有功将领一定的经济奖赏。李觏指出,“无功而赏,则赏不足以劝有功”“诚日慎于赏爵,则可使武”[53]。在政治地位上,士大夫建议统治者给予将领一定的优待,保证其忠君报国。骁将张亢到京城后,多次上疏请求仁宗接见,却未得到同意。韩琦认为统治者不会见边将,“甚非国家抚御将帅之术也”[54]。富弼认为,统治者可以借召对将领的时机,观察他们对皇帝的忠心。他说: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24,宝元二年九月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3页。
凡有武臣求对,必于边事有闻,陛下听朝之余,何惜一见。召于咫尺,待以从容,霁其威颜,加之善诱,使无惧慑,尽意敷陈,然后观其奏对之是非,察其趋向之邪正,可者则奖激而遣之,不可亦优容而罢之。
显然,富弼道出了士大夫们驭将的真实想法。正如宋人所说的任将之道,“啖之以恩而使之怀,震之以明而使之畏。吾之恩苟可怀也,彼将尽心死节,虽有小人为之难间,其心不可得而转也”[55]。
其四,主张给予将领充分的信任,使他们忠心耿耿地为国效力。针对北宋王朝“疑而不专”的驭将弊端,士大夫普遍认为选任将帅之道与其他治国之事不同,除了慎重对待外,还要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即施行“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从军礼角度,李觏阐释了“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驭将方式,即“古者天子遣将于太庙,亲操钺,持其首授其柄,曰:‘从是以上至天者,将军制之。’乃复操柄授予刃,曰:‘从是以下至渊者,将军制之。’”[56]。夏竦在《信用将帅奏》中说,古代将帅军礼已不复存在,故“后代自疑,多轻兵柄。恐其末大本小,临事难为制御。……是则百万之众,可以恩齐;荒服之君,可以威制”[57]。为了得到将帅的信任,朝廷必须保证他们长期担任要职的权利,这才是驭将的良策。诚如张方平所说:“至于将帅之任,尤在驾驭得术,仍宜久于其职。……亦驭将帅之一节也。”[58]这既是对将帅的一种信任方式,也能解决北宋“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弊端。
从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士大夫以“忠”为核心研究驾驭将领的标准,对于维护北宋王朝的统一和政局的稳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种过分突出用儒家道德思想驭将的做法必将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给北宋军政建设留下了难以割除的毒瘤。
三、培养选拔理想将帅的标准
为了更好地驾驭将领,赵宋统治者处心积虑地塑造儒将形象,以便作为培养与选拔将帅的标准。宋太祖曾说:“唐李靖、郭子仪皆出儒生,立大功,岂于我朝独无人耶?”[59]宋真宗也表示出对儒将的渴望,“前代多用儒将,然亦难其才也”[60]。他为此颁布了“武臣七条”[61],成为培养与选拔儒将标准的雏形。嘉祐八年(1063年),枢密院言:“以为文、武二选,所关治乱,不可缺一。与其任用不学无术之人,临时不知应变,以挠师律;不若素习韬略,颇娴义训之人,缓急驱策,可以折冲。”[62]至此,“素习韬略,颇娴义训”正式成为朝廷培养与选拔儒将的重要标准。
在这些言论和政策的影响下,培养与选拔儒将的思想得到了士大夫们的支持。赵安仁认为儒将形象必须兼备文武之道,如“昔郤縠为将,敦诗阅礼;杜预平吴,马上治春秋。盖儒学之将,则洞究存亡,深知成败,求之今世,亦代不乏贤”[63]。孙何指出儒将必须具备相应的权利,如“阃外制置一以付之,境内租税、榷利一以与之,监阵先锋之类悉任偏将,受其节度”[64]。与之相比,穆修对儒将能力更为推崇,并做出了深刻的描述,“如古之贤杰之人,文究经纶,武洞权变,……如此之人,逢其时运,其才出入乎文武将相地,使刚麄匹夫,号名主将者,观之闻之,色死气丧,俯首听命知将帅之道,不在彼而在吾儒也”[65]。与那些没有军事经验的文人相比,夏竦对北宋武将的素质有着清醒认识,故提出一个折中方式,即从文臣中选拔“材兼智勇。若多识前贤事迹,必资通变机筹。授之斧钺,临事可裁。然后旁选英雄,列为裨佐。以勇佐谋,舒急相济,谋者足以制敌,勇者足以冠军。二者有方,则师律正矣”[66]。按照这个标准,范仲淹、韩琦、庞籍等人是比较符合的。[67]因此,北宋士大夫们根据历史经验教训及现实军事斗争需要,提出了一系列选拔、培养将帅等的标准。
(一)将领应该熟读兵书战策成为文武兼备的将才
北宋大多数将领文化水平不高,主要凭一时之勇作战,难以更好地发挥其军事才能,这不能不说是缺乏军事素养的缘故。[68]定川之役战败的大将葛怀敏根本不懂兵法,仅凭一时之勇,率军讨伐举国而来的夏军,“兵法有不得而往救者。且吾军畏法,见敌必赴而不计利害,此其所以数败也”[69]。韩亿为此请求朝廷编纂兵法书籍,“以授边将,上遂自集《神武秘略》颁焉”[70]。熙宁五年(1072年),知通远军王韶请求朝廷颁给《攻守图》《行军环珠》《武经总要》《神武秘略》《风角集战》《四路战守约束》等兵书,来传授其部下兵法知识。另外,由于将帅在战争中掌握着生死、存亡之权,这不仅决定了为将之难,也决定了择将要严,所以要全面衡量,制定严格的标准,选择有能力、能统兵的良将,不能凭口会说、手会写而选纸上谈兵之人为将,即不以言,而以行,不以背诵兵书战策,而以战功“精择”将领。李觏重视将领的兵法学习,如“有将才者,必习兵法”。而且,他强调从实战中选拔将领,指出:“习兵法者,不必有将才。况以言取人,孔子病诸。”[71]除了李觏外,还有范仲淹、曾公亮、苏洵等人均赞成这种择将方式。苏轼也支持这种方式,认为“天下之实才,不可以求之于言语,又不可以较之于武力,独见之于战耳”[72]。司马光进一步阐释了将领的选拔程序:“文武臣僚有久历边任,或曾经战阵知晓军中利害,及戎狄真伪的,都许上书自陈。惟陛下勿以其人官职之疏贱及文辞之鄙恶,一一略加省览,择其理道稍长者,皆赐召对,从容访问以即日治兵御戎之策何得何失,如何处置即得其宜。若其言无可取者,则罢遣而已,有可取者即为施行,仍记录其姓名置于左右,然后选其中勇略殊众者,擢为将帅。”[73]显然,司马光不赞成通过观察言语选拔将领,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如“李靖为将,似不能言”[74]。
(二)以仁义思想来指导将领的培养与选拔
在儒家仁义思想的影响下,士大夫们崇尚对文武兼备的将领进行选拔。鱼周询依据“晏子荐司马穰苴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经验,认为这是“知将帅之才,非备文武,则不可为也”[75]。范仲淹也有类似的理解,认为将帅不一定要靠征伐杀戮,逞匹夫之勇,而是以文武兼备为标准的。李廌认为,孙吴兵法提出“以仁术,广德心”为标准的君子将,不仅能起到“以杀止杀,非所以好杀;以战去战;非所以好战”的效果,而且符合“不战而屈人之兵”[76]为核心的目标。李觏在“兵者,诡道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择将要以“仁义”为本,“诈力”为末,“本末相权”,这样可以达到“虽有坚甲利兵,谁与执也?是谓不战而屈人之兵矣”[77]。陈舜俞进一步解释,将领过于追逐利禄,不去抵御外敌,不做到有备无患,均是“甲兵义失也”[78]。
当然,文人强调以仁义思想来指导将领的选拔与北宋统治者的驭将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宋初,太祖前往武成王庙,观看廊壁上绘制的名将像,用手杖指着白起像说:“起杀已降,不武之甚,胡为受飨于此?”[79]宋太祖通过为名将立庙的导向,能够规范将领的行为,达到驾驭将领的目的。元人称赞宋太祖的驭将示范作用:“宋国建,皆折其猛悍不可屈之气,俛首改事,且为尽力焉。扬雄有言:‘御之得其道,则狙诈咸作使。’此太祖之英武而为创业之君也欤!”[80]梁周翰参透了太祖更改名将配享制的政治内涵,明确表示名将示范可以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缔创武祠,盖所以劝激武臣,资假阴助”[81]。可见,这种用“仁义”思想来培养与选拔将领的做法,也是对士大夫“以儒谈兵”思想的充分体现。
(三)不以贵贱等级、文武之分选拔将领
在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宋军中多数将领不堪战斗,再加上宋初以来“重文抑武”治国方略所带来的弊端,这成为士大夫反思与深究将领选拔的直接原因。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对“将门出将,史有言焉”进行反思,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将家子弟,蔑闻韬钤,无所用心,骄奢而已”。如若选拔将领,就应该“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即文武参用的方式,包拯对此也持类似的观点,“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异,限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9九《上执政书》,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93页。高卑之差,在其人如何耳”。而且,朝廷“宜委中外大臣,精选其实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黜而去之”[82]。欧阳修认为名将往往“出于卒伍,或出于奴仆,或出于盗贼,唯能不次而用之”,关键是选将之路太窄,如“奋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须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试以弓马;山林之杰,不必薄其贫贱”[83]。程颢、程颐建议朝廷选拔将领应该不以贵贱区分,如“司马穰苴擢自微贱,授之以众,乃以众心,请庄贾为将也”“淮阴侯起于微贱,遂为大将,盖其谋为有以使人尊畏也”[84]。
(四)以武勇为培养和选拔将领的标准
赵宋统治者对于将领选拔首先考虑的是驯服、温顺而非辨识勇敢、懦弱的问题。雍熙元年(984年)二月,太宗说过一段话可以佐证:“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若不自谨饬,则士卒不畏服,虽有一夫之勇,亦何用耶!”[85]这对将领选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尤其在长期避战求和的环境下,武将久不经习战阵,指挥能力自然受到限制,逐渐形成了害怕、逃避战争的心理。田锡直接批评道:“太平既久,士卒不惯行阵,将帅不知战守,加以士卒骄而将帅鄙,致昨来傅潜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86]。除了傅潜这样的怯战将领外,那些久经沙场的骁将也会有此心理弊端。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名将种谔遇到战事后,诚惶诚恐,不知所措。“欲作书召燕达战,战悸不能下笔,顾转运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87]。面对将领畏战、怯战的情况,士大夫很重视“勇气”对于军队建设或战争胜负的作用。余靖指出,将领的素质决定了士兵的勇怯,“兵之勇怯在乎将,胜败在乎气”[88]。苏轼强调具有“致勇之术”的将帅对提高军队士气的重要性。如“将军无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术。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气之先也”[89],李常延伸了勇将的内涵,指出“吴子:‘凡人论将,常观于勇。勇之为将,万分之一。’盖言以勇择将,未尽其要。勇敢之将迎敌以取胜可也;若其制列城,专一道,抚百万之众,驭虣武之佐,失所能任”[90]。在他的眼中,真正的将领不是逞匹夫之勇的人,而是足智多谋、能胜任统率百万雄师的人才。
(五)将领要善于治军,提高军队战斗力
一般来说,善于治军的将领往往爱兵如子,能得到士兵的拥护,从而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视死如归,取得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功绩。赵安仁认为,古代名将爱兵如子,能得到部下的拥护,故“师克在和,战则必胜,投醪挟纩,史册具陈。若非畏爱兼行,岂得士卒乐用!故《榖梁传》云:善为师者不战”[91]。田况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古之良将,以燕犒士卒为先。所以然者,锋刃之下,死生俄顷,固宜推尽恩意,以慰其心”[92]。李觏认为将领治军不能靠武力,而应以“治心”为主:“犹有吴起吮疽而战不旋踵,李广与士卒共饮食而爱乐为用。上下相得,岂徒然哉?今之守郡监兵,职为将帅,奉行邦典,岂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何以使之?矧将帅之材,在乎奇伟”[93]。他以吴起、李广为例,说明将领与士卒朝夕相处,彼此相亲,作战时才能一致奋勇杀敌。像李觏这样认识到将帅爱兵的重要性的文人毕竟是少数,而大多数人受北宋专制制度的影响,对将帅的爱兵行为存有戒备心理。
(六)将领必须具备地方治理的经验
士大夫往往把那些懂民事的将领,称为“智将”。如张耒认为“勤力务农者,智将也”,达到“力耕而不废,竭力而不失,历年而积之,持久而得富焉者,十常八九”[94]。而对那些不知民事、缺乏行政经验的武将,士大夫往往给予了严重批评。蒋堂批评道:“窃见诸路武臣知州军者,多是素昧条教,不知民事。”[95]范祖禹也对将帅的人选和任期有着深刻的见解:“将帅之选多出于监司,初为监司者,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其资望最深、绩效尤著者乃擢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及成都府。自三路及成都召为三司副使……自初除监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劳已深,资历已多,防边山川道路,甲兵钱谷,皆所谙知,故帅臣有阙,可备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96]但是,范祖禹选拔将领的标准很难实现。因为朝廷明确反对知军州将领专断民事,所以士大夫很难为北宋王朝选拔具备地方治理经验的将领。
综上所述,北宋士大夫在总结历代及“祖宗”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多角度、多方面设计了培养与选拔将帅的标准,这对于兵学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虽然这些建议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也不乏真知灼见,如若能被朝廷采纳,无疑会对赵宋王朝改变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研究北宋王朝实施的择将行为后发现,几乎没有哪些文人的建议被朝廷采纳。也就是说,北宋文人构建的驾驭、培养及选拔理想将帅的标准很难实施,即使在执行过程中,也会沿用专制制度设定好的轨道继续前行。
【注释】
[1]主要有以下论著:王曾瑜:《宋朝的文武区分和文臣统兵》,《中州学刊》1984年第2期。(美)罗文:《北宋文臣统兵的真相》,载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编刊》,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张明:《北宋驭将政策矛盾探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2]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3,开宝五年十二月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页。
[3]参考陈峰:《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6章《北宋“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及其影响》,第266页。
[4]转引自(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一四之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999页。
[5](宋)王素:《文正王公遗事》,储玲玲点校,朱易安、傅璇琮、周常林、戴建国等主编:《全宋笔记》第一编五,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181页。
[6](宋)李焘:《长编》卷123,宝元二年五月乙酋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07页。
[7](宋)李焘:《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癸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30页。
[8]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48,庆历四年四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90页。
[9](宋)李焘:《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16页。
[10]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253《孙行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08871页。
[11]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9《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23页。
[12](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13]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78《王德用传》,第9466~9469页。
[14](宋)李焘:《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056页。
[15]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44,咸平元年闰三月庚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37页。
[16]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46,庆历四年正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43页。
[17](宋)尹源:《叙兵》,《全宋文》卷436,第2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
[18](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5《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25页。
[19]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5《上徽宗论西北帅不可用武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28页。
[20](宋)余靖:《论狄青不可独当一路奏(二)》,《全宋文》卷562,第2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17页。
[2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09《论水灾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60页。
[22](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09《论狄青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656页。
[23](宋)脱脱等:《宋史》卷338《苏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816页。
[24](宋)尹洙:《兵制》,《全宋文》卷587,第2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页。
[25](宋)蔡襄:《送马承之通判仪州序》,《全宋文》卷1014,第4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26]转引自(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6《高琼请幸北城》,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4页。
[27](元)脱脱等:《宋史》卷250《韩重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23页。
[28]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30,端拱二年春正癸已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75页。
[29]学界研究表明,与辽作战时,杨业身边跟随不少亲兵。此处,引用田锡论证,只是分析将帅缺乏亲兵不肯力战的原因。
[30]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34,庆历元年十二月甲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08页。
[31]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09页。
[32]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24,宝元二年八月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31页。
[33]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42,庆历三年六月癸已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407页。
[3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孙武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3页。
[35]转引自(汉)司马迁:《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0页。
[36]参见魏鸿:《宋代孙子兵学研究》,北京:军事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181页。
[37](元)脱脱等:《宋史》卷350《赵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091页。
[38](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2《书记·第二道》,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67页。
[39](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7《臣事上·第四道》,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301页。
[40](宋)李廌:《将材论》,《全宋文》卷2852,第13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41](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士燮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89页。
[42](宋)夏竦:《将帅部受命忘家序》,《全宋文》卷350,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146页。
[43](宋)李焘:《长编》卷215,熙宁三年九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41页。
[44]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38,至道元年十二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25页。
[45]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16,熙宁三年十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258页。
[46]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7《上神宗论种谔薛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34页。
[47]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197页。
[48](宋)苏轼:《苏轼文集》卷3《孙武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3页。
[49]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73页。
[50](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1《请重坐举边吏者》,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44页。
[51]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17页。
[52](宋)曾巩:《曾巩集》卷49《本朝政要策五十首·任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64页。
[53](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4页。
[54]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77《上仁宗乞许边臣过阙朝见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42页。
[55](宋)侯溥:《将臣论》,《全宋文》卷1737,第7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81页。
[56](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0页。
[57](宋)夏竦:《信用将帅奏》,《全宋文》卷347,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5~96页。
[58]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26页。
[59]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0,开宝二年九月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1页。
[60]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丁卯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28页。
[61]参见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卷191《政事四十四·诫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01页。
[62]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02,治平元年八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02页。
[63]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0《上真宗答诏论边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34页。
[64]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42,至道三年九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81页。
[65](宋)穆修:《上大名陈观察书》,《全宋文》卷322,第1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21页。
[66](宋)夏竦:《论将帅策》,《全宋文》卷345,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67]参见(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50《上哲宗七事》,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712页。
[68]参见陈峰:《简论宋朝武将培养选拔体制的缺陷及影响》,载氏著《宋代军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第261页。
[69](宋)尹源:《遗葛怀敏书》,《全宋文》卷436,第2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70](宋)苏舜钦:《苏舜钦集》卷16《推诚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三千三百户食实封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太子太保韩公行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03页。
[71](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6~167页。
[72](宋)苏轼:《苏轼文集》卷9《策别训兵旅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5页。
[73]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10页。
[74]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47《上仁宗答诏条画时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680页。
[75]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二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32页。
[76](宋)李廌:《将心论》,《全宋文》卷2852,第13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6页。
[77](宋)李觏:《李觏集》卷17《强兵策第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2页。
[78]陈舜俞:《说义》,《全宋文》卷1540,第7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79]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2页。
[80](元)脱脱等:《宋史》卷261《李琼等传论赞》,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50页。
[81](元)脱脱等:《宋史》卷439《梁周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002页。
[82](宋)包拯:《包拯集校注》卷1《仁宗皇帝开天章阁亲制策问》,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15页。
[83]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36,庆历二年五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56页。
[84]转引自(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周易程氏传》卷一《师》,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3页
[85]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5,雍熙元年二月壬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3页。
[86]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46,咸平三年三月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005页。
[87](宋)李焘:《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丁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369页。
[88]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一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323页。
[89](宋)苏轼:《苏轼文集》卷9《策别训军旅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78页。
[90]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50《上哲宗七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712页。
[91]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77页。
[92]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戍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36页。
[93](宋)李觏:《李觏集》卷28《寄上富枢密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03页。
[94](宋)张耒:《张耒集》卷44《择将篇上》,李逸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07页。
[95]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14,景祐元年四月丁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674页。
[96](宋)范祖禹:《转对条上四事状》,《全宋文》卷2137,第9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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