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相比,北宋文人士大夫的谈兵论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更为引人瞩目。这是因为,北宋“文人论兵”现象的产生和发展既有严重的外患根源,又有其特殊的政治因素,归根结底,这与北宋王朝建立起的适合本朝需要的专制政治运作模式密切相关。
一、专制统治秩序的重建与“重文抑武”政策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禁军统帅赵匡胤趁周世宗去世,“主少国疑”“政出多门”之际,阴谋制造“点检作天子”的政治谣言,[1]精心策划了一场“黄袍加身”的陈桥兵变闹剧,建立了新政权,史称北宋。北宋建立伊始,太祖虽然先后平定了地方节度使李筠、李重进的叛乱,但觊觎皇位的还大有人在,如禁军将帅、地方强藩等。如何从根本上杜绝唐末五代时禁军将帅与地方强藩不断发动兵变事件的重演,保证政权的长治久安,成了宋太祖处心积虑想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从唐末到宋初这段时期内,专制统治秩序的重建与解决中央禁军、地方藩镇问题缠绕交错在一起,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主线。所以,赵宋统治者及其集团从收兵权着手,开启了这场重建专制统治的进程。因为“在专制时代,军队是政权的根本保障,也是皇位的根本保障。失去军权也就等于失去君权。北宋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尤其以军权的集中为甚”[2],故而实现兵权集中化、解决“腹心之患”与“肢体之患”,已成为宋初统治者治国的首要任务。
宋太祖对禁军将领难以驾驭的担心,恐怕在兵变之际就已经产生了。他发动陈桥兵变时,首先要求将领严明军纪,进入开封后,禁止抢劫。即位初,宋太祖面对这些骄兵悍将的种种行为,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京城巡检王彦升半夜到宰相王溥家里勒索钱财,[3]事后,宋太祖得到王溥密报,忍痛将心腹王彦升贬斥。更有甚者,这些骄兵们竟然跑到皇宫后院里题诗索钱,迫使太祖不得不赏赐。[4]对于这些从龙功臣的骄横跋扈,宋太祖日益感到“为君不易”,如“自即位,(太祖)数出微行,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这种变态心理总要祸及他人,如若将变态人格与帝王意识结合起来,危害尤为强烈。宋太祖经常派心腹史珪、石汉卿等人刺探情报,尤其在得到对其有救命之恩的大将张琼违法的情报后,命人将他以“奋铁挝乱下,气垂绝,曳出,遂下御史案鞫之”“赐死于城西井亭”[5]。在处理功臣将领的方式上,宋太祖面临着强烈的道德冲突与精神压力,感到了“为君实难”,故而自“即位,欲阴察群情向背”,并大造“帝王之兴,自有天命”[6]之舆论。当面对曾经朝夕相处的从龙功臣时,他却撕下了华丽的“天命论”外衣,直接表达出其内心的担忧。先来看看耳熟能详的“杯酒释兵权”:
乾德初,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酒酣,帝曰:“我非尔曹不及此,然吾为天子,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守信等顿首曰:“今天命已定,谁复敢有异心,陛下何为出此言耶?”帝曰:“人孰不欲富贵,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守信等谢曰:“臣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之。”帝曰:“人生驹过隙尔,不如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君臣之间无所猜嫌,不亦善乎。”守信谢曰:“陛下念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病,乞解兵权,帝从之,皆以散官就第,赏赍甚厚。[7]
不难看出,“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缓解道德冲突与精神压力的一种方法,却在无意之中大大鼓舞了他解除其余将领兵权的信心。然而,率性而为的宋太祖收兵权的过程,并非像“杯酒释兵权”中说得那样轻松,他曾一时冲动,想起用将领符彦卿管军,最终因赵普的提醒才放弃。
宋太祖把重要禁军将领的权力抓到自己手中,另外驱使位卑且易于驾驭的将领,这种做法只是消除了禁军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却无法控制地方藩镇的势力。宋初,地方藩镇的势力虽然不如五代成德节度使安重荣那样强大,敢于放言“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8],但对北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程仍构成了严重威胁。宋太祖问计赵普:“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9]可见,在宋太祖心中,对藩镇势力的铲除一直难以下定决心,赵普的一席话,才点透了他心中的症结。对于这条计策,宋人李攸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太祖既纳赵韩王之谋,数遣使者分诣诸道,择选精兵,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军,聚之京师,以备宿卫,厚其粮赐。居常躬自案阅训练,皆一以当百。诸镇皆自知兵力,精锐非京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由我太祖能强干弱枝,致治于未乱故也。”[10]赵宋统治者对这些骄兵悍将产生猜忌是很正常的,除了因为他们经历过兵变外,还与“从中唐以来藩镇之所以成为割据势力,所恃的首先是军队,其次便是财赋”[11]密切相关。赵宋统治者后来完成专制统治权力结构的重建,正是依此方略进行的,即把兵权高度集中在自己手里,严密监视着任何威胁王朝统治的潜在因素。
宋初统治者认识到仅靠收兵权、制钱谷等举措,并不能解决王朝的长治久安问题,所以必须建立一套防微杜渐的军政制度,以防止唐末五代兵变不断的历史重演。为此,宋太祖、宋太宗等帝王以防弊为指导方针,从人事任用到制度管理等方面,逐步建立起一套相互制衡的军事体制。
一是初步构建了枢密院,即三衙军事指挥管理体制。宋人对这种体制评价甚高:“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意深矣远矣。历数百年而无兵患,可为法于天下后世,愈久而愈无弊也。”[12]可见,枢密院有发兵权,三衙有统兵权,使得双方之间相互牵制,维护了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
二是推行“强干弱枝”政策,将军队分为禁军和厢军。乾德三年(965年)八月,朝廷下诏“令天下长吏择本道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缺”[13],从此各地的精兵被选送到京师,组成中央禁军。而留在地方的只是一些老弱、专做杂役及维持治安的厢军,自然不能与精锐的中央禁军抗衡。这一做法的主要目的是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则无内变”[14],这就是所谓的“强干弱枝”政策。
三是为了防止兵将勾结叛乱,采取“更戍制”与“屯驻”相结合的手段。即朝廷经常调动兵将驻守的地方,使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防止他们建立起亲密关系,消除将帅依靠威望鼓动兵变的隐患。
四是实施“将从中御”之法,削弱将帅的战场指挥权。宋太祖派亲信李处耘出征荆南时,“遂以成算授之”,从此开创了北宋“将从中御”的先例。[15]
五是重用文臣参与军事事务,以制衡武将的权力。宋太祖出于防范武将夺权的阴暗心理,起用文人参与军事指挥,并行使伺察武将的职能。开宝五年(972年)十二月,宋太祖问宰相赵普曰:“儒臣有武干者何人?”赵普推荐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事后,宋太祖告诉赵普重用文臣参与军事的原因:“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16]所谓“兵马都监”是一个监军职务,直接受皇帝指挥。宋太祖任用文臣兼任武职,道出了他对武将拥兵自重的担心,这为后来“以文驭武”制衡体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在宋初重建军政制度的过程中,主要以“防”为核心展开,强化了皇帝对兵权的绝对控制。诚如邓广铭先生所说:“赵匡胤即位之后,在政治、军事和财政经济诸方面的立法都贯串着一个总的原则: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17]
除制度建设外,赵宋统治者还对功臣武将的“尚武”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其忠君而不敢生异心。自唐末五代以来,武将大多素质低下,常常自以为是,根本瞧不起那些舞文弄墨的文人,并嘲笑其为“毛锥子”[18],高喊自己唯“以战斗取富贵”[19]。直到宋初,这种状况都没有多少改变。史载:“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贩缯者何以异哉?”[20]为了保证统治集团的长久运转,宋太祖大力提倡武将多读书,借以改造其“尚武”的观念,从而转到“文治”的轨道上来。建隆三年(962年)二月,宋太祖说:“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贵知为治之道。”[21]显然,宋太祖把武将读书看作处理君臣伦理纲常、稳定政局关系的重要砝码。实际上,当时整个统治集团的文化素质并不是很高,故而君臣表现出强烈的读书治国渴望。据载,“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22]经过宋太祖等帝王的大力倡导,逐渐扭转了唐代以来浓重的“尚武”风气,昭示着一种“重文”的政治倾向的到来,如“作宰相当须用儒者”[23]“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24],等等。
通过多年专制统治秩序的重建,禁军将领、地方节度使对皇权威胁的可能性基本上消除了。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宋太祖之弟赵光义以非常手段篡夺皇位[25],即宋太宗。为了巩固统治,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安抚宗室及朝野官员。同时,为了建立匡世功业,提高政治威望,他不顾实际情况,数次发动北伐战争,但均以失败告终。之后,宋太宗告诉大臣:“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26]从此,太宗朝的政治重心逐渐从对外战争转向内政治理,明确提出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政策,并对宋太祖遗留下来的防弊措施加以实施与完善。
一方面,除继承宋太祖重用、优待文人措施(如不杀文臣的誓约)外,还进一步改革科举制及恩荫制度、放宽录取名额标准及扩大录取数量,以此来调整统治集团的人才结构。宋太宗即位初,就有通过科举取士,扩大统治基础的想法:
天下州县阙官,朕亲选多士,忘其饥渴,召见临问,以观其才,岂望拔十得五,但十得三四,亦岩穴无遗逸,朝廷多君子矣。朕每见布衣搢绅间有端雅为众所推举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择良日,欲其保终吉也。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
到太宗末年,大批通过科举取士的文官士大夫已进入朝廷,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股主要力量。诚如柳开所说:“至于今,上凡八试天下士,获仅五千人,上自中书门下为宰相, (宋)钱若水:《太宗皇帝实录》卷26,太平兴国八年六月,四部丛刊三编本,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藏。下至县邑为簿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竟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27]
另一方面,宋廷继续采取抑制武将的政策,以免威胁专制统治。宋太宗大量起用亲信主掌枢密院,保持武将不生事的状态。如潜邸旧吏张宏任枢密副使,当用兵之际,“循默备位”[28]。潜邸旧吏周莹居枢近,“无他谋略,及莅军旅,历藩镇,功业无大过人者”[29]。到宋太宗后期,文臣开始初掌枢密院,这为其后的“文臣掌枢密”[30]奠定了基础。同时,宋太宗继续在一定程度上排斥那些主战将领。武将呼延赞有胆勇,鸷悍轻率,并在身上纹刻“赤心杀贼”,甚至家人奴仆也不例外,尤其是他的儿子们在耳后刺字曰:“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31]然而,他这些违背统治政策的好战行为,遭到了宋太宗的厌恶。到了晚年,宋太宗对于这些驾驭“骄兵悍将”的举措颇为得意,并说:“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矝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32]经过宋太祖、宋太宗等帝王多年的努力,使得唐末以来所出现的武将动辄反叛的情况,在北宋王朝一去不复返了。
在重建专制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北宋王朝始终潜移默化地推行“重文抑武”[33]的政策,至少有如下几个重要因素,对改变以往长期存在的武将集团影响政治传统及“文人论兵”活动,产生了微妙而复杂的深远影响。
第一,文官士大夫群体在协助统治者打压武将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战略决策权和军事指挥权,形成了“以文驭武”的军事制衡格局。在统治者猜疑与防范的阴暗心理作怪的情况下,武将不得不学会自保,以免遭到政治打击。建隆四年(963年),禁军将领杨信突然变成哑巴,反而获得了宋太祖的信任,称为“真忠臣也”[34]。杨信在临死前又突然说话了,宋太宗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震惊。在这种情形下,武将几乎丧失了以往的豪气,唯有躲在一边发些牢骚,如悍将曹翰赋诗:“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35]更有甚者,武将对朝廷使者唯命是从,不敢有所争辩、质疑其身份的真伪。秦州节度判官李若愚之子飞雄,为非作歹,冒充朝廷使者,勒索秦州府的马匹,并以巡边为名,欺压当地武将。因为在统治者及文官集团的猜疑、防范与打压下,武将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甚至连被人们所唾弃的妓女也敢当面羞辱武将。[36]
我们应该看到,在北宋武将群体政治地位下降的同时,文官士大夫群体逐渐成为维护主强臣弱、主尊臣卑的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宋真宗想看望病重的大将高琼,却遭到宰相的阻拦。[37]又如,寇准经常瞧不起武将出身的枢密副使曹利用。当议事不合时,寇准则讥讽道:“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38]当大臣弹劾武将石普为非作歹时,王旦更是落井下石地指责道:“普武人,不明典宪,恐恃薄效,妄有生事。必须重行,乞召归置狱。”[39]可见统治者的“抑武”阴暗心理逐渐被士大夫群体所参透,成为扼杀优秀将领的重要导向。武将狄青因战功卓著受到宋仁宗擢拔进入最高统治集团,却遭到文官士大夫群体的不断打击,酿成了一场“重文抑武”的政治悲剧。正如罗家祥老师所说:“名将狄青的悲剧从上演到落下帷幕,始终有一个文臣群体在不断推动和运作。”[40]
通过不断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文官士大夫群体逐渐取代了武将参与战争决策、指挥的位置。从宋初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出,统治者出于对武将猜忌、防范的阴暗心理,尝试用文臣参与军事决策、治军事务。雍熙北伐后,文臣开始参与朝廷战争决策与地方治军,干预在外的武将统兵系统。太宗朝,四川王小波、李顺领导起义,连续攻占多座城池,此举震惊了宋太宗及朝野士大夫们。赵昌言劝说宋太宗不要放弃四川,并主动要求前往安抚。于是,宋太宗任命赵昌言为川峡五十二州招安行营马步军都部署。到宋真宗时期,宋真宗急召大臣商议辽军南侵、李继迁叛乱等军情。枢密使曹彬说:“此狂寇,当速发兵诛讨斩决而已,止用强弩若干,步骑若干足矣。”然而,朝廷的军政事务措施,多遵从枢密副使向敏中所议。澶渊之盟前后,武将在朝廷参与战争的决策权受到了严重限制。宋真宗受到以宰相寇准为首的大臣的左右,做出亲征澶渊的决策。其中,寇准询问策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事当奈何,太尉胡不一言?”高琼则谨慎地说:“相公谋之庙堂,琼何敢与知?”由此而见,武将除了被统治者及文官排除在战争决策之外,还对文官士大夫群体持有恐惧心理,生怕触犯到他们而不敢说话。[41]
宋仁宗即位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武将出任都部署统帅军队的体制,将“以文驭武”方针贯彻于各地统军系统之中。[42]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武将率军作战接连失利,导致宋朝西北边防频现危机。定川寨之战前,韩琦料知大将葛怀敏毫无军事才能,“若取其谋智,则怀敏非夏竦之比;若藉其勇战,则怀敏生平未识编伍,亦与一书生无异”[43]。所以,朝廷不得不大量起用文臣兼任都部署,经略西北边防地区。如知庆州范仲淹兼管勾环庆路部团司事;知渭州王沿兼泾原部团司事;知延州庞籍兼鄜延路部署司事。从此,武将沦落为从属的地位。诚如刘挚所言:“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44]从根本上说,赵宋统治者重用文人并非真正爱其博通古今的才华,而是看重其威胁统治的程度比武将小得多。
总体来看,为了防范武将势力东山再起,赵宋统治者必须将文人士大夫放在与武将相等或有所超出的地位上,借以达到牵制武将的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主强臣弱、主尊臣卑的专制统治。同样,文人士大夫为了维护其地位,也会不遗余力地推行和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最终成为统治者掌控局面的一枚棋子。诚如王夫之所说:“自赵普之谋行于武人,而人主之猜心一动,则文弱之士亦供其忌玩。”[45]
第二,科举制、文化教育从外部为北宋王朝长期推行和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提供了支撑,在客观上降低了武人从军习武的热情。在“重文抑武”的大环境下,科举制日趋完备,能全面体现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以便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46]因此,读书做官几乎成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必经之路。司马光认为:“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47]显然,士人的豪迈之气在科场上得到了发挥。宋人尹洙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48]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已形成了以读书参加科举走上仕途为荣、以从军为将为耻的风气。文人王尧臣登第之日,名将狄青还是一个普通士兵。王尧臣表示:“唱名自内出,传呼甚宠,观者如堵。狄公与侪辈数人立于道旁,或叹曰:‘彼为状元而吾等始为卒,穷达之不同如此。’狄云:‘不然,顾才能何如耳。’闻者笑之。”[49]又如,韩琦出任定州边帅时,把违法的将领焦用抓起来。狄青前去求情,被韩琦驳斥道:“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并当着狄青的面将焦用杀掉。这场面令狄青惶恐不安。韩琦说:“总管站好久了。”狄青这才敢离开。从此,狄青做事的基调虽有所收敛,却仍未能领悟到北宋专制制度的微妙处。狄青做枢密使时,因家中起火搬到了相国寺住,却穿着浅黄袄子坐在殿上指挥士卒,后来京师盛传这件事。韩琦盘问救火人:“尔见狄枢密出来救火时著黄袄子否?”事后,狄青对别人说:“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50]可见在北宋专制政治体制运作下,科举制作为一个巨大杠杆,撬动了武将群体的社会政治地位,使之不断滑落。当时,许多将门子弟为了获取政治前途,纷纷选择弃武从文。正如苏辙所说:“今之武臣,其子孙之家往往转而从进士矣。”[51]
在文化教育方面,文人士大夫协助统治者倡导诵读儒家经书的风气,借此改造了武将的知识结构。唐末五代以来,许多武将善于奇门遁甲之术,来用奇门异术作战或装神弄鬼。如将领孙行友依靠尼姑的奇门异术作战,名闻一时。而有的武将本身就精通这种异术,张永德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宴请宾客幕僚时,有人来报辽军侵扰管辖境界的情报,张永德用《太白万胜诀》占卜后,告诉宾客:“彼虽以年月便利,乘金而来,反值岁星对逆,兵家大忌,必败。”[52]不久,部下折御卿前来报捷,于是众人均为他料事如神而叹服。然而,武将研习奇门异术被宋统治者所忌惮。宋太宗“读兵法《阴符经》,叹曰:此诡诈奇巧,不足以训善,奸雄之志也。至论《道德论》,则曰:朕每读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53]。武将注意到统治者的“重文”导向后,不再去研读兵书战策,而是努力学习儒家的经典著作。真宗朝禁军将领冯守信“数以《孝经》《论语》为人进说,人尚以儒者止之”。名将郭逵早年每天怀揣两个饼,在京师苦读《汉书》,“饥即食其饼,沽酒一升饮,再读书。抵暮归,率以为常”[54]。所以文人杨亿发出“本朝武人多能诗”之叹。此外,武举、武学已成为北宋君臣贯彻武将习文方针的重要方式。王安石指出,“武举复试墨义,则亦学究之流,无补事”[55]。甚至有些士大夫提出按照儒家的经典著作来培养武将。元祐元年(1086年)五月,程颐要求礼部削减“武学”教材中《三略》《六韬》《尉缭子》等兵书,增添《孝经》《论语》《孟子》《左氏传》等儒家经书,以便形成“武勇之士能知义理,比之汉明帝令羽林通《孝经》,唐太宗使飞骑受经,尚未足为迂阔”[56]的局面。由此可见,武将的尚武思维完全被从科举制、文化教育中受惠的士大夫所阉割,使武将成为不文不武的异类。
第三,通过推行和贯彻“重文抑武”的政策,使士大夫的现实境况发生了改变,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主体,直接树立了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心,促使其精神面貌、行为方式等发生了变化。对于从五代走来的文人来说,他们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想。恰好北宋统治者推行“重文抑武”的政策,也为文人实现其理想提供了参与重建专制统治秩序的机遇。因此,在维护王朝长治久安的共同前提下,统治者与士大夫达成了政治合作。特别是在“食君禄,为君忧”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士大夫中间涌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宋人称赞道:“国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垂二百年,更夷狄之变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变,寇莱公任之;康定元昊之变,范文正公、韩忠献公任之;靖康金虏之祸,比是二者尤巨,而丞相陇西李公亦慨然以身当其变。盖天之佑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数君子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国。其事之济否,则有命与数在焉,要之,皆忠烈英特之士也。”[57]正是这些豪迈之士在“重文抑武”的环境下,以天下为己任,树立了空前的时代使命感和责任感,成为当时士大夫所崇尚的精神榜样。这些人也对大批士大夫从事谈兵论战的活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示作用。
(一)士大夫的忠君报国意识融入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首先,士大夫以倾注于巩固王朝统治的热情,参与北宋专制制度的顶层设计,体现了他们富于时代责任感的追求与认识,从侧面也折射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政治理想。许多士大夫对收复燕云地区充满信心,“其间英主贤臣欲图收复,功垂成而辄废者三矣,此豪杰之士每每深嗟而痛惜”。著名文人柳开曾打算“结客白万德,使说其酋豪,将纳质定誓,以为内应,掩其不备,疾趋直取幽州”[58]。与此如出一辙,文人张咏曾向朝廷表达了转为武职的意愿,并申请带上三千人粮草,“亲募拳勇之士自卫以备出战”[59]。到北宋中期,涌现出大批具有忠君报国意识的士大夫,如韩琦、范仲淹、富弼、司马光、王安石等人,他们意气风发,专注于忠君报国,不以私利伤害国家利益。据载,“韩魏公(韩琦)作相,温公(司马光)在言路,凡事颇不以魏公为然,魏公甚被他激挠。后来温公作魏公祠堂记,却说得魏公事分明,见得魏公不可及处,温公方心服他。记中所载魏公之言曰:‘凡为人臣者,尽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顾事之是非何如耳。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成,遂辍不为哉!’公为此言时,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盖朝廷多故之时也”[60]。然而,在论兵内容中不合时宜地渗入一种儒家的政治理想主义,这也是造成北宋“文人论兵”实效性贬值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士大夫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士人通过科场步入仕途后,走向不同的道路。余靖曾说:“近世以诗赋取士,士亦习尚声律,以中其选。署第之后,各图进取,或以吏才成绩,或以民政疚怀,或因簿领之烦,或耽燕私之乐,回顾笔砚,如长物耳。”[61]范仲淹曾经勉励士人读书要通古今,“为台谏官,则遇事敢言。出当藩方,则有事敢断,识者知公之事业有源深矣”[62]。可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得到了发扬。尤其在关乎士大夫的切身利益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自己的主张。程颢与宋神宗谈论人才问题时,神宗说:“朕未之见也。”程颢曰:“陛下奈何轻天下?”神宗耸然曰:“朕不敢!朕不敢!”[63]显然,这跟士大夫群体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有关,[64]体现了他们的主体精神。
最后,士大夫普遍具有救亡图存意识,推动了兵学研究的发展。在北宋中期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大批的士大夫受到以道自任、胸怀天下和为帝王师的主体精神的感召,凭借着一腔忠君报国的热血,努力攻读兵书战策,深究历代兵法,揭示宋朝军政弊端,从而推动了北宋兵学研究的发展,并使之繁荣。正如苏辙所说:“天下既安,先世老将已死,而西寇作难。当此之时,天子茫然反顾,思得奇才良将以属之兵,而终莫可得。其后数年,边鄙日蹙,兵势日急,士大夫始渐习兵。”[65]南宋晁公武也谈到此现象,“仁庙时,天下承平久,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66]。这次边疆危机促使士大夫逐渐开始思考救国除弊之策,以实现其忠君报国的抱负。诚如尹洙所说:“直谓临国家事,不当更顾身。”[67]张载明确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李纲发出为国赴死的豪言壮语:“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68]而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北宋王朝长期推行的“重文抑武”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应该指出,这里并不是为了肯定“重文抑武”政策,而是想透过这个政策看到士大夫是如何依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大树,以奴性化的方式进行维护专制统治的活动的。换言之,他们这种维护专制统治的行为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儒家道德精神,而是一场以赤裸裸的权力和利益关系为主的政治交易。[69]而对于“重文抑武”政策及“以文驭武”方针所带来的弊端,宋人有深刻的认识。范仲淹明确指出:“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继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惟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70]显然,在“重文抑武”政策的指引下,北宋王朝一旦遇到战事,长期积累的种种弊端就会暴露出来。
二、“守内虚外”战略与“积弱”的军事态势
前辈学者曾论断:“宋朝开国,在中国历史上是稀有的弱国。他冷淡地开国,平静地过日子,弱得连开国都没有力量收复燕云十六州。”[71]这并不是说北宋王朝没有收复燕云地区的想法,而是指数次宋辽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宋廷从此缺乏收复失地的勇气。除受国家政策方针及军事指挥体制等因素的制约外,北宋王朝的军事实力不及处于上升时期的辽,也是其缺乏勇气收复燕云地区的原因。
在宋之前,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政权后,逐渐使契丹(辽)发展成为北方的军事强国,疆域形成了“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72]的局面。因此,五代时期许多有势力的军阀时常与辽结盟,来获取更大的政治目的。五代著名军阀石敬瑭为感谢辽帮助其建立后晋,拱手将燕云十六州送给辽朝,这对后来中原王朝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丧失了拖延北方少数民族南下进攻的天然屏障,将后来的中原王朝直接暴露在北方少数民族的铁骑之下。二是对中原王朝内政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三是中原王朝失去了实现政治大一统、扩展疆域的机会。正如漆侠先生所说:“一些强大的王朝如汉唐,其所以能够同草原民族一争雄长,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宋代立国不仅没有像汉唐那样具备上述两个条件,而且长城天险又被契丹占有,国都汴京立处平野,直接暴露在契丹牧骑威胁之下。”[73]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王朝建立后,君臣曾经围绕“先南后北”与“先北后南”的统一战略方案展开讨论,后经过宋太祖与大臣们的慎重分析,最终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将收复燕云地区的计划放在了结束五代以来的割据分裂战争之后。据载:
一夕大雪,(赵)普谓上(太祖)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甚异,亟出。则上立雪中,普惶恐迎拜。上曰:“已约吾弟矣。”已而开封尹光义至,即普堂设重茵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上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上曰:“吾欲收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知也。”上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上笑曰:“吾意政尔,姑试卿耳!”于是用师荆湖,继取西川。[74]
可见这个“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方案,是经过宋太祖与大臣们的深思熟虑才制定出来的。这也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避免先占领北汉而过早地与辽形成对峙,因为一旦占领北汉,失去了天然屏障,胜负的结果将是难以预料的。而北宋暂时的妥协无疑是一种处理统一战争矛盾的上策,这也完全符合兵法中“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基本原则。
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进行,宋太祖曾数次打算收复燕云地区,却因大臣们的竭力劝说而放弃。据载:“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图示中令(赵普),问所取幽、燕之策。中令曰:‘图必出曹翰。’帝曰:‘然。’又曰:‘翰可取否?’中令曰:‘翰可取,孰可守?’帝曰:‘以翰守之。’中令曰:‘翰死孰可代?’帝不语,久之,曰:‘卿可谓远虑矣。’帝自此绝口不言伐燕。”[75]根据当时的情况,赵普的意见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宋太祖直接冒险北伐,所带来的后果就很难确定,毕竟当时宋军还处于统一战争的进程中,难以实行南北两线作战。不过,宋太祖对辽的实力有清醒的认识,所以采取了和平的赎买手段解决燕云地区的领土遗留问题。据载:“太祖初削平诸伪国,得其帑藏金帛,以别库储之,曰‘封桩库’,本以待经营契丹也。其后三司岁终所用,常赋有余,亦并归之。尝谕近臣,欲候满三五百万,即以与契丹,以赎幽、燕故土;不从,则为用兵之费,盖不欲常赋横敛于民。”[76]当和平手段无法实现时,宋太祖可能会采取武力手段夺回辽控制的燕云地区。
从客观上说,宋太祖与大臣们采取的是一种以退为进的防守战略。事实上,他们在观察辽的军事动向,等待时机,一举收复燕云地区。然而宋太祖遽然离世,其弟赵光义继位后,抛弃了先前的和平赎买方案,选择以武力手段收复燕云地区。当时,宋太宗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急于树立个人威望,捞取政治资本。宋太宗即位初,对齐王廷美说:“太原我必取之!”[77]等平定北汉后,他力排众议,独取燕云地区,唯有大将曹翰支持,并说:“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取之易。上谓然,定议北伐。”[78]数次北伐均以宋朝的失败而告终。事后,宋太宗辩解道:“治国在乎修德尔,四夷当置之度外。朕往岁既克并、汾,观兵蓟北,方年少气锐,至桑干河,绝流而过,不用桥梁。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79]可见,宋太宗对这些军事冒险行动进行反思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内政治理上面,这涉及军事态势的一种转变——从进攻态势转变为战略防御态势。他之所以专注于战略防御态势即“守内虚外”战略构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其一,面临着宗室潜在的皇位继承威胁。如在北伐中发生了将领拥立宋太祖之子赵德昭的事件。
其二,文武大臣们消极对待北伐战争,使得朝廷里弥漫着厌战情绪。开国功臣赵普认为,“兵久则变生,此不可不深虑也”。宰相李昉等人劝说宋太宗要“弭边尘”。而先前主张兴兵讨伐的张洎更是抛出不如“唯与之(辽)通好”的策略。更有甚者,赵孚提出“欲望朝廷通达国信,近鉴唐高祖之降礼,远法周古公之让地”[80]的建议。在北伐前后,文臣们的这种“避战”“求和”态度已成为一种主流意识,直接影响着宋太宗以后的战略决策。除文臣外,武将也有厌战情绪。北伐战争中,骁将曹翰在部下掘土发现“蟹”时,不但没有利用此事鼓舞士气,反而对他们说:“蟹,水物而陆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敌救将至之象。又蟹者,解也,其班师乎!”[81]显然,武将早已对辽军心生畏惧。
其三,长期的战争给国内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导致各地反抗不断,直接威胁着新生的政权。其实,“中原王朝的汉族统治者最头疼的是治理百姓和应付自然灾害(旱涝中疫),由于皇朝直接治理的人口十分庞大,以征调农民组成的军队需要耗费大量国库资源,所以除了几个开国皇帝外,大多不愿对外用兵”[82]。从此,北宋君臣们失去了独立收复燕云地区的底气,在心理上对辽产生了畏惧,被迫从先前的战略进攻转向消极防御,即“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为要略”[83],竭力避免因直接与辽军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出现亡国的风险。这一点也标志着北宋君臣们已彻底下定决心,“采取坚守防御主和的这一对辽政策”[84]。在这种政策影响下,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与辽签订了澶渊盟约,结束了长期战乱的局面。这意味着北宋失去了收复燕云地区这一天然屏障的机会,使其北部边防长期暴露在辽军的铁骑之下,变成了惊弓之鸟,每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来“防秋”。
除了河北、河东等地区外,北宋王朝还要应对西北地区的军事压力。起初,北宋对西北党项等政权的发展掉以轻心,认为其不足为患。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率部族叛宋,也并未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宋太宗派大将李继隆、袁继忠、田仁朗等率军讨伐,迫使李继迁投靠了辽。面对西北地区的严峻局势,宋太宗再次派河西行营都部署李继隆率大军征讨,俘获李继迁母亲及其部众。然而,宋太宗想通过杀掉李继迁的母亲来震慑李继迁,却遭到宰相吕端的反对,吕端说:“昔项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愿分我一杯羹。’夫举大事不顾其亲,况继迁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杀之,明日继迁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结怨仇,愈坚其叛心尔。”宋太宗曰:“然则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养视之,以招来继迁。虽不能即降,终可以系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宋太宗抚髀称善曰:“微卿,几误我事。”[85]北宋君臣对李继迁采取的妥协政策,给党项政权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契机。当北宋君臣忙于征讨李继迁而展开辩论和采取防御措施之际,李继迁抓住宋廷犹豫不决的时机,继续围困灵州。灵州是北宋控扼西北的重地,对宋、夏双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86]故宋太宗在权衡利弊后,决定固守灵州,这才解除危机。咸平五年(1002年),李继迁再次趁北宋君臣犹豫不决的契机,攻占灵州,改为西平府,这为后来灵州成为西夏王朝的都城奠定了基础。经过党项首领李继迁、李德明等人的多年经营,到李元昊称帝时,西夏疆域辽阔,幅员千里,与辽“复相交构,夹困中国”[87],迫使北宋不得不防御来自西北的强大军事力量。如果突破陕北、关中地区这道防线,整个中原地区及北宋都城开封就会完全暴露在西夏的铁骑之下,迫使北宋王朝疲于应付这个劲敌。
从威胁程度上看,辽对北宋的威胁远大于西夏,毕竟辽既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又有进军中原地区的野心(至少在宋人看来)。在这方面,西夏实力虽不如辽,却让北宋疲于应付,被迫长期重兵屯驻西北,增加了国内负担。余靖曾说:“臣观今天下,自西陲用兵以来,国帑虚竭,民间十室九空。”“天下之民,皆厌赋役之烦。不聊其生,至有父子夫妇携手赴井而死者,其穷至矣。”[88]西夏不但无法撼动北宋的专制统治,而且通过战争掠夺到的财富也无法弥补其国内损失。另外,北宋通过长期的经济封锁,使西夏丧失了以往北宋所赐的岁币、茶、绢等物品,还失去了榷场、盐类的贸易收入。景德初年,夏州李继迁兵败,为潘罗支射伤,自度孤危且死,告诉其子李德明归顺宋朝,并说:“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89]李继迁死后,李德明归顺宋朝。其根本目的在于向宋朝索取经济利益,然后腾出手来征服四周蕃部,开拓疆域。对于北宋来说,可以通过赠予西夏金帛岁币换取西北边疆的安全,来掩饰其长期因一味姑息而造成的严重后果。直到宋仁宗时期,李元昊称帝后,才打破这种短暂的和平局面。从此,北宋陷入与西夏等周边民族政权的战争泥潭里无法自拔,导致赵宋王朝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众所周知,北宋王朝在军事上所暴露的这些弱点,正是逐渐积累而成的,且变得日益严重起来,最终形成了这种边防上的“积弱”军事态势。
首先,宋朝与辽、夏的历次战争中,以败居多,不得不选择屈辱的和约,交纳大量的金帛岁币来换取苟且偷安的和平环境。虽然这些和约给双方人民带来了和平,但也给北宋朝野人士带来了一种不重进取的苟安心理。[90]只要遇到战争恐吓或直接威胁,他们首先寄望于和谈,并对用金钱买和平抱有很大的幻想。庆历元年(1041年)十月,辽陈兵于北宋边境,索取关南地区。朝廷马上想到的是派出使者前往媾和,而不是积极备战解决问题。宋仁宗派富弼出使,被迫向辽增加岁币二十万。这次增币事件虽然令辽放弃了侵略北宋,但是助长了其以后向北宋勒索的野心,由此同时,还可以清楚地看到北宋已经丧失了对辽言战的勇气。清人王夫之针对这种情况指出:“宋之君臣,可以虚声恐吓而坐致其金缯,姑以是胁之,而无俟于战也。则挟一索赂之心以来,能如其愿而固将引去,虏主之情,将士之志,三军之气,胥此焉耳矣。”[91]
其次,北宋边境处于有防无备的状态,唯恐被辽、夏抓到口实,借此挑衅,故而对军队调动、训练及城池修缮等备战措施置之不顾。随着澶渊之盟的缔结,北宋王朝越来越暴露出严重的边防弊端,这引起了许多士大夫的批评。富弼批评澶渊之盟,“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息。恬然自处,都不为忧”[92]。当时朝廷主和派不但不整军备战,反而压制主战力量,致使宋军的战斗力衰弱。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宋军不经战阵的弊端暴露无遗。“沿边屯戍骑兵,军额高者无如龙卫,闻其间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骑、云骑、武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则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以贼甲之坚,纵使能中亦不能入,况未能中之!”[93]在兵无强兵,将无良将的情况下,宋真宗感叹道:“将帅才难,今文武中固亦有人,盖不经战阵,无由知之。虽天下无事,然兵不可去,战不可忘,古之道也。”[94]天圣七年(1029年),宋仁宗说:“近边内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边事武略,安肯留意。”[95]但是,北宋统治集团明知兵将懦弱无能、久不经战阵的弊端,却缺乏敢于整军备战的勇气。
最后,为了降低辽、夏撕毁条约后的战争风险,北宋朝廷不得不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来供给边防军队,造成国家财政匮乏,人们负担加重,暴露了北宋长期执行“守内虚外”战略所带来的“积弱”弊端。造成这种“积弱”的军事态势,不是因为北宋的综合国力弱于辽、夏等周边民族政权,而是其军事实力的运用方面出现了问题,如“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及“强干弱枝”等政治、军事因素制约了其军事实力的发挥。对此,司马光一针见血地指出:“切见国家所以御戎狄之道,似未尽其宜。当其安靖附顺之时,则好与之计较末节,争竞细故,及其桀骜暴横之后,则又从而姑息,不能深讨。是使戎狄益有轻中国之心,皆厌于柔服,而乐为背叛。”[96]显然,消极的国防战略直接造成了北宋长期处于“积弱”的军事态势,这在客观上也为北宋“文人论兵”的勃兴、发展提供了条件。
综上所述,经过北宋初期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秩序重建,赵宋王朝虽然成功地避免了唐末五代以来的短命危机,但却造成了长期“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这种情形下,赵宋王朝奉为圭臬的“重文抑武”“守内虚外”等治国方略,就是这一局面的背后推手。更重要的是,这些治国方略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之前,赵宋王朝仍旧是一切循默旧章,没有多大改变。即使有一群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使命感的文人士大夫对此做出相应改革,亦基本上沿袭了北宋立国的历史特点及其维护专制统治的根本目的。
【注释】
[1]参见顾吉辰:《论后周末年的一场政治谣言——兼论赵匡胤上台》,《学术月刊》1994年第1期。
[2]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第1章《北宋政治与“儒术治国”》,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5页。
[3]参见(宋)脱脱等:《宋史》卷250,《王彦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30页。
[4]参见(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20《附杂录后·伊川先生语八下》,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1~302页。
[5](宋)脱脱等:《宋史》卷259《张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478页。
[6](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建隆元年十二月附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页。
[7](元)脱脱等:《宋史》卷250《石守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10页。此外,宋人关于“杯酒释兵权”的案例记载颇多,但其是否可信仍存有疑问,而宋太祖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解决了将领的兵权问题,却得到学界的公认。
[8](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98《安重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01页。
[9]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建隆二年七月戊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9页。
[10]转引自(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页。
[11]关履权:《论北宋初年的集权统一》,《华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第105页。
[12](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0册,第305页。
[13](宋)李焘:《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6页。
[14](宋)朱弁:《曲洧旧闻》卷9《艺祖养兵二十万》,孙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3页。
[15]参见范学辉:《“将从中御”始于宋太祖考》,《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20页。
[16]转引自(元)佚名:《宋史全文》卷2《宋太祖二》,李之亮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页。
[17]邓广铭:《宋朝的家法和北宋的政治改革运动》,载氏著《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18](宋)李纲:《李纲全集》卷22《次韵叔易<得水晶笔格>赋诗》,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283页。
[19](元)脱脱等:《宋史》卷252《侯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59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275《太祖论赞》,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83页。
[21]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3,建隆三年二月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62页。
[22]转引自(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2,郑世刚、杨立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9页。
[23](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页。
[24](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祖宗圣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页。
[25]参见邓广铭:《宋太祖太宗皇位接受问题辨析》,载氏著《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9页。
[26]转引自(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祖宗圣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页。
[27]柳开:《与郑景宗书》,曾枣庄等主编:《全宋文》卷123,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册,第329页。
[28](元)脱脱等:《宋史》卷267《李惟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218页。
[29](元)脱脱等:《宋史》卷267《周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228页。
[30]参见李全德:《从宦官到文臣:唐宋时期枢密院的职能演变与长官人选》,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卷一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6页。
[31](元)脱脱等:《宋史》卷279《呼延赞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489页。
[32]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32,淳化二年正月乙酉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10页。
[33]学界对“重文轻武”“崇文抑武”“重文抑武”等提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论著有: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载氏著《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顾全芳:《重评北宋重文轻武的历史作用》,《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相与方略的形成》,载氏著《宋朝军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宋代文臣与武将关系的个案研究》,载氏著《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在以上的主要提法中,笔者认为,业师罗家祥教授的“重文抑武”之说,比较符合宋朝的历史事实,因而在本书中采用该说。
[34](元)脱脱等:《宋史》卷260《杨信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16页。
[35]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60《曹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16页。
[36]“韩魏公帅定,狄武襄公为总管。一日会客,妓有名白牡丹者,因酒酣劝青酒曰:‘劝斑儿一盏。’讥其面有涅文。青来日遂笞白牡丹者。”转引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七《狄青》,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4页。
[37]参见(元)脱脱等:《宋史》卷289《高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693页。
[38]转引自(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7,邓广铭、张希清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2页。
[39]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82《王旦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550页。
[40]罗家祥:《欧阳修与狄青之死——宋代文臣与武将关系的个案考察》,载氏著《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第152页。
[41]参见(宋)李焘:《长编》卷44,咸平二年四月乙巳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45页。
[42]参见陈峰:《都部署与北宋武将地位的变迁》,载氏著《宋代军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58页。
[43]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995页。
[44]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65《上哲宗论祖宗不任武人为大帅用意深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24~725页。
[45](清)王夫之:《宋论》卷2《太宗》,舒士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6页。
[46]参见张希清:《北宋科举与边防》,张希清、田浩等主编《澶渊之盟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47](宋)司马光,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45《论风俗札子》,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23页。
[48]转引自(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上,储玲玲点校,朱易安等主编:《全宋笔记》第1编5,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3年,第88页。
[49]转引自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7《狄青》,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50]转引自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7《狄青》,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24页。
[51](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7《进策五道》,高秀芳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98页。
[52]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55《张永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917页。
[53]转引自(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2《祖宗圣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54](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8,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83页。
[55]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157《选举志·武举武学》,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80页。
[56](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7《论礼部看祥状》,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2页。
[57](宋)李纲:《李纲全集》上册《奏议原序》,王瑞明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页。
[58](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杂录》,吕友仁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11页。
[59](宋)田况:《儒林公议》,《全宋笔记》第1编5,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97页。
[60]转引自(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06,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653页。
[61](宋)余靖:《武溪集》卷3《宋太博尤川杂撰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9册,第28页。
[62](宋)龚鼎臣:《东原录》,新文丰出版公司编:《丛书集成新编》,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11册,第239页。
[63]转引自(宋)程颢、程颐著:《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7《别本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97页。
[64]参见吕变庭:《北宋士大夫的人格特征》,《北方论丛》2005年第2期,第70页。
[65](宋)苏辙:《苏辙集·栾城应诏集》卷7《进策五道》,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298页。
[66](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4页。
[67]转引自(宋)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9《起居舍人尹公》,李伟国点校,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68]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358《李纲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242页。
[69]参见贾海涛:《北宋“儒术治国”政治研究》第1章《北宋政治与“儒术治国”》,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41页。
[70](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11《上吕相公书》,薛正兴点校,(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224页。
[71]谢鲁:《宋代三百间之和战问题》,《中国公论》第3期,第58页。
[72](元)脱脱等:《辽史》卷37《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38页。
[73]漆侠:《宋太宗第一次伐辽——高梁河之战:宋辽战争研究之一》,《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第2页。
[74](宋)李焘:《长编》卷9,开宝元年七月丙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04~205页。
[75]转引自(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6,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页。
[76](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3,宇文绍奕、侯忠义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3页。
[77]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正月丁亥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42页。
[78]转引自(宋)脱脱等:《宋史》卷260《崔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026页。
[79]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58~759页。
[80]转引自(宋)脱脱等:《宋史》卷287《赵安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656页。
[81]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七月癸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57页。
[82]王桐龄:《中国民族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5页。
[83](元)脱脱等:《宋史》卷267《张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211页。
[84]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载氏著《宋辽战争论考》,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8页。
[85]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81《吕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515页。
[86]参见李蔚:《略论北宋初期的宋夏灵州之战》,《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第56页。
[87](宋)范仲淹:《范文正公尺牍》卷下《奏陕西和守攻备四策》,(清)范能濬编:《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586页。
[88]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丁未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33~3634页。
[89]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282《向敏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555页。
[90]参见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第2章《宋辽间的平等外交关系:澶渊盟约的缔订及其影响》,北京:中华书局, 2008年,第29页。
[91](清)王夫之:《宋论》卷3《真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61页。
[92]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5《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01页。
[93](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2《上仁宗兵策十四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69页。
[94]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三月甲辰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660页。
[95]转引自(宋)李焘:《长编》卷108,天圣七年五月庚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513页。
[96]转引自(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36《上英宗乞戒边臣阔略细故》,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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