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文人论兵”群体的军事作用

在北宋“重文抑武”的大环境下,文人士大夫的谈兵论战虽然不能实现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有此行为已很难得了。这是因为,在染上“恐武症”的社会风气下,一些文人士大夫即使有这种论兵、喜武或热衷武术的想法,也会被周边的各种因素干扰,难以实行下去。任侠之士柳开善于击剑,却被人描述成“嗜脍人肝”^[1]的暴徒。张咏曾经杀掉黑店主后,放火烧店,被称“前店人失火,举家被焚”^[2]。又,张载曾以好兵自许,拜见范仲淹,却遭到训斥:“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3]王韶到晚年时,忏悔其河湟之役杀人无数。据说,他得了一种怪病,终日不敢闭眼,他跟人讲:“安敢开眼?斩头截脚人有许多在前。”^[4]靖康年间,士子贾元孙多游历大将门下,谈兵骋辩,顾揖不暇,自称“贾机宜”。被人戏称“贾机宜假机宜”^[5],成为笑谈。不难看出,当人们对“文治”达到一种近似疯狂的境界时,一些文绉绉、酸溜溜的文人往往会受到追捧,而那些具有果敢、好武性格的人士形象却遭到宋人的丑化和扭曲。在这种环境下,北宋“文人论兵”群体中像张齐贤、范仲淹、蔡挺、王韶、张亢这样既懂兵法,又有军事实践的人是少之又少,其余人均战绩平平,毫无作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毫无作为的文人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战场上,一些文人志大才疏,缺乏真正的军事才干。三川口之战中,将领刘平、石元孙皆被俘,使延安城陷入危机。在守城期间,“好谋而少成”的范雍除不断向朝廷求援外,基本上毫无作为。据载,夏军围困延州时,范雍忧形于色。有位老军校自言自语:“某边人,遭围城者数次,其势有近于今日者。虏人不善攻,卒不能拔。今日万万无虞,某可以保任。若有不测,某甘斩首。”范雍认为老军校在鼓舞士气。事后,他赏赐老军校,称其能料敌如神。有人问老军校:“当敢肆妄言,万一言不验,须伏法。”他笑着说:“君未之思也。若城果陷,何暇杀我耶?聊欲安众心耳。”^[6]可见,身为边帅的范雍不仅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而且防范战争的做法更是愚蠢至极。当延安城处于夏军的重重围困时,范雍不是坚守城防,而是祷告神灵,说:“我死王事,足矣。生灵何辜,为虏鱼肉?神享庙食于兹土,其无意乎?”^[7]由此而见,范雍本身志大才疏,没有任何军事才能,只不过是“以文驭武”的机制才让他成为一名边帅而已。

无独有偶,张方平自称“区区壮志,颇涉孙、吴之书”^[8],经常在奏议中援引兵法来论证他的观点,如“故昔之为国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敌,故为国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必可胜”^[9]。在秦州时,他得到夏军入侵的消息,便放出风声准备出战。最后,张方平对夏军判断失误,虚惊一场。司马光批评张方平轻举妄动、虚张声势,“身为元帅,系一方安危,举措施为,众所瞻倚。今乃怯懦轻易,一至于此。万一疆场实有警急,使方平当之,岂不败事!”^[10]张方平空论兵法,不懂装懂的事情终于败露。元人评价张方平“论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狱,尤反覆言之”^[11]。这些志大才疏的文人将帅也难怪敌人讥讽道:“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12]

第二,有些文人徒有论兵虚名,拿着丰厚的爵禄,混迹于边防前线,不仅没有建立丰功伟绩,反而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庞籍“习知夷狄情”^[13],以使相判太原,负责西北边防事务。当时,宋夏边境之间摩擦不断,庞籍没有认真调查,只是听从好友、并州通判司马光的建议,便决定在河西增建堡垒,禁止边界贸易来遏制西夏入侵。没想到夏军伏击宋军,攻破堡垒,使得宋军几乎覆灭。于是,朝廷调查庞籍擅自出兵作战的原因。而庞籍却将过错揽到自己的身上,“益默不一语,温公用是免”^[14]。不难看出,无论庞籍还是司马光,几乎不懂军事,不但把用兵作战当儿戏,而且凭借师友关系来掩饰战败之责。

又如,徐禧“好读兵书,善学”^[15],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却并不知兵。当宋神宗派徐禧经略陕西军事时,王安礼警告道:“禧志大材疏,必误国。”^[16] 到达陕西后,徐禧率领一干人马,修筑永乐城。永乐城地处银、夏、宥三州交界处,有所谓“接宥州,附横山”之说,即其城当宥州和横山东出之路口,为宋、夏两国所必争之要地。修筑永乐城时,夏军前来侦察,没有作战就退却了。徐禧误以为夏军胆怯,遂不再防备,并放言:“虏若大来,是吾立功迁官之秋也。”武将高永亨劝诫道:“永乐城小人寡,又无水泉,恐不可守。”当徐禧等率军增援永乐城后,高永能劝徐禧趁敌军未立稳,出城袭之。徐禧嗤之以鼻地说:“汝何知!王师不鼓不成列。”于是,夏军利用永乐城依山无水的缺点,先切断水源,宋军渴死者甚多,而“众兵怨怒,凡汲一罂,众兵皆以衣渍而吮之。众渴不已,请开城饮于壕,虽死不憾”^[17]夏军攻破城池,徐禧等人被乱军所杀,史称永乐城之战。史家评价此战:

禧疏旷有胆略,好谈兵,每云西北可唾手取,恨将帅怯尔。……禧素以边事自任,狂谋轻敌,猝与强虏遇,至于覆没。自是之后,帝始知边臣不可信倚,深自悔咎,遂不复用兵,无意于西伐矣。^[18]

再如,沈起生平喜论兵,尝以《兵说》献范仲淹。范仲淹认为他是个人才,期待以后有所施用,“乃著《吴武子》三篇以自见”^[19]。在宋与交趾的战争中,沈起只会纸上谈兵,致使宋军失败。元人评价他自“注《孙武书》以自见,卒用此败”^[20]。

第三,有些文人具备较高的军事素养,却因受到各种因素的束缚,难以获得朝廷重用。张宗诲“少喜学兵家学,至于阴阳、象纬之书,无不通究”^[21],后来他在其父齐贤帐下效力,预参密画,或俾按视行列,传布号令,公亦善骑射,驰突生返,几危者数矣。他精通“兵家奇正之说”,却一生没有获得朝廷重用。尹洙为此惋惜道:“被遇已晚,不究其用。”^[22]然而,张宗诲的遭遇又绝非特例,不少文人与其处境几乎一样。高志宁曾经“取诸家兵法读之,了如夙习,尽得微奥”,且著述颇丰,如《皇王治统》《文武经纬》《太平助化策》《儒将前议》《兵机总要》等书。在严峻的边疆形势下,他多次上书朝廷,陈述御敌治边方略。随着宋夏战争结束,他也失去了施展军事才华的平台。韩琦为此惋惜道:“朝廷不能果于信用,使功业不大见于世。时论惜之。”^[23]又如,康定年间,朝廷派遣石延年与吴安道前往河东地区。在行程中,吴安道昼访夕思,“所至郡县,考图籍,见守令,按视民兵、刍粟、山川、道路,莫不究尽利害”,仍忧虑没有完成朝廷任务。于是,石延年陈述途中“将兵之勇怯,刍粮之多寡,山川之险易,道路之通塞,纤悉具备,如宿所经虑者。安道乃大惊服,以为天下之奇才,且叹其不可及也”^[24]。由于掌权的士大夫们从内心深处鄙视石延年等人,^[25]所以他们一直没有报效国家的机会。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一些颇知文武之道的士大夫推荐或提及的人才也没有受到朝廷重用。翻检史料就会发现:

进士陆询武有材勇,久在边上,累曾随诸将战斗,乞朝廷录用。臣亦曾召询武询问。其人曾应进士举,熟知边事,通习兵书,善弓马,有胆勇。伏乞朝廷特赐收录,与一借奉职或县尉名目安排,令于边防或内地多贼县分展效。如后本人犯入己赃及不如举状,臣并甘同罪。^[26]

郑子喜论兵,魁然万人敌。尝持一尺棰,跨马河南北。方今边利害,口手能讲画。疑师谷城翁,方略已自得。天兵卷甲老,壮士不肉食。低徊向诗书,文字锐觿刻。科名又龃龉,弃置非人力。^[27]

像欧阳修以连坐方式极力推荐的陆询武、王安石诗中赞誉的郑叔熊等人才,在整个北宋战争的历程中,几乎没有看到他们表现出多少优秀战绩。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更谈不上有何战功了。

应当指出,在北宋“重文抑武”的氛围下,文人论兵群体中大多数人的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再加上缺乏真正的军事实践,导致他们几乎凭借历史经验教训、祖宗“故事”及朝廷公开的军事信息,经过加工改编,撰写成兵书或兵论文章。当时号称知兵的学者,如李觏、苏洵、秦观^[28]、李廌等人,均没有任何军事实践,完全凭借一些兵法术语或历史经验来谈兵论战,这对当时的战争形势起不了多大的军事作用。

综上所述,北宋文人论兵群体中不仅出现了一批具有军事素养的将帅,而且他们之中个别将帅的能力与前代相比丝毫不差。但总体上看,他们的军事能力没有对北宋战争全局起到关键性作用。究其原因,我们会发现,这与北宋王朝的专制制度设计、具体的军政措施及“重文抑武”的社会风气有关^[29]。

【注释】

[1]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4《柳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69页。

[2]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6《张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2页。

[3]转引自(宋)张载:《张载集》附录《吕大临横渠先生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381页。

[4]转引自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卷11《王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41页。

[5](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4页。

[6]转引自(宋)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补笔谈》卷2《权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17页。

[7]范雍:《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赠太子太师谥忠献范公划付志铭》,《全宋文》卷390,第1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9页。

[8]张方平:《平戎十策》,《全宋文》卷784,第3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页。转引自(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4《徐禧等筑永乐城》,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4页。最后,

[9]张方平:《武备论》,《全宋文》卷812,第3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4页。

[10](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20《论张方平守边轻易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116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318《张方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358页。

[12](宋)周辉:《清波杂志校注》卷2《韩魏公遇刺》,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1页。

[13](宋)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笺注》卷76《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第520页。

[14](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3,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15](宋)李廌:《师友谈记·李希声言徐德占死永乐兵事》,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0页。

[16]转引自(元)脱脱等:《宋史》卷327《徐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56页。

[17]张方平:《平戎十策》,《全宋文》卷784,第3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页。转引自(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4《徐禧等筑永乐城》,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84页。最后,

[18](元)脱脱等:《宋史》卷334《徐禧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24页。

[19]沈括:《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全宋文》卷1696,第7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333《沈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28页。

[21](宋)王称:《东都事略》卷32《张齐贤传附张宗诲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267页。

[22]尹洙:《故金紫光禄大夫秘书监致仕上柱国清河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实封一百户张公墓志铭并序》,《全宋文》卷590,第2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13页。

[23](宋)韩琦:《故卫尉卿致仕高公墓志铭》,《全宋文》卷857,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85页。

[24]转引自(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4《才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25]参见(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7《歌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8页。

[2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16《举陆询武札子》,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773页。

[27](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6《送郑叔熊归闽》,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4页。

[28]秦观“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举进士不中。强志盛气,好大而见奇,读兵家书与己意合”。载(元)脱脱等:《宋史》卷444《秦观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12页。

[29]大中祥符八年十月庚寅《诫谕陈尧咨诏》:“卿知永兴军府日。所为乖当。闻于朝廷。除用刑惨酷外。至如置武库。建视草堂。开三门。筑甬道。早晚衙令军人执檛左右夹阶。引马队教阵。率禁军出打围。”载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卷191《政事四十四诫饬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