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润笔”

文人与“润笔”

中国的文人对钱素来怀有一种特殊的无可奈何的心情,爱它慕它,却又憎它怕它。为了挣“润笔”,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一生违背心愿,为达官贵人们写了不少谀墓之作;因为缺少钱,据说郁达夫曾将钞票踩在脚底下,以示对金钱的蔑视。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里有一段诅咒金子的话,更可以代表一部分文人对钱的看法。但文字狱可避,稻粱谋却又是每个文人所必不可少的,于是不得不从脚底下把钱掏出来,拿到手上去,铜臭未除,却又已沾上了脚气。

《晋书·鲁褒传》(卷九十四,隐逸)有一篇《钱神论》,这样形容钱:“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有了钱可以“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极言钱的力量足可扭转乾坤、颠倒黑白,从此人们戏称钱为“孔方兄”。

可惜在中国,几千年来,“孔方兄”只同少部分人有缘,而与一般文人无缘。古代有文人作联语调侃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管城子”用的是韩愈《毛颖传》的典故。这句话的意思是:“读书人没有吃肉的福气,却与钱断了交情。”这一联真是道尽了读书人贫寒的窘境,它比时下流行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之类的俗语要雅致,深刻得多。

尽管读书人如此需要钱,却大多在表面上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为了取得心理平衡,于是“君子困穷”、“达人知命”、“安贫乐道”之类格言应运而生。文人作茧自缚不算,社会各阶层不少人往往以“有铜臭味”作骂人语,堵住文人的口,这种遗风至今仍不绝。

不过,真正的达人智者却并不讳言钱,只要是自己劳动所得,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赚钱。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燮就是这样一位文人。这位“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在山东为官时,讲究为官清正而与孔方兄无缘。晚年他罢官回扬州以鬻书画自给时,则绝不讳言“钱”字。《清稗类钞·艺术类》栏里载有他写的“润格”: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悦,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恐赖帐。年老神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又诗云:画竹多于卖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春风过耳边。

《清朝野史大观》里亦记载了内容相同的“笔榜”。这一“润格”语言直率,真可谓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绝无矫揉造作之态,符合板桥老人的秉性——正直而又带有诙谐味。虽然在文人雅士们眼中,这种举动未免有些从俗。但是细细分析起来,郑板桥这样做,完全正当。

首先,用今天的话说起来,凭自己劳动所得,天经地义,不必掩掩遮遮,怕人眼红;其次,当时买画的,大多为缙绅之家,你买我的名声,我何不赚你的金钱?这也可谓“取之有道”;第三,最为重要的,身为七品芝麻官,宦海风波十余年,两袖清风,一官归去,除了诗书画“三绝”赖以谋生外,别无所能。如不卖画,何以养家活口?在黑面包和香肠尚未得到之前,谁也无心欣赏莎士比亚。

中国的书画讲究人品,崇尚真趣,贵自然平淡,只要人品正直,即使面对金钱又有何愧色?这种直率的态度,比起那些偶逢朋友,口虽不言钱而肚中却在盘算要报酬的“卖技假名士”来,“其雅俗真伪何如”?(《清朝野史大观》)明眼人一目便可了然。

再说,文人润笔也并不是板桥首创,明代文人也多有此举。明人李翊《戒庵老人漫笔》里曾谈到:有人向桑思玄求文章,因为关系密切,没有润笔。桑思玄说:“我平生从来没有白作文字的,这样最败兴。你可以先将一锭四五两银子放在我面前,等我兴致上来写完文章,再还给你也行。”……据说近人齐白石先生作画也要索取“润笔”,颇有板桥之遗风。但不见得有人讥弹他沾上“铜臭”。盖因人品如何,天下有口皆碑也。

其实,郑板桥也并不一味要钱,传说许多富商出千金之价想要他的画,他却不肯卖。正如他题《靳秋田索画》所云:“终日作字作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贱相也。……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极是不可解处,然解人于此,但笑而听之。”此老就是有这么一股可贵的倔脾气,这才被称为“怪”,独占画坛风流。

实际上,钱在郑燮看来还是很轻的,不然,当了十余年县官,何以还会落得个“落拓扬州一敝裘”的结果?

郑板桥不讳言钱,是他的脾气倔。文人中还有送上的润笔不要的,这也是一种倔脾气。陶宗仪《辍耕录》卷四:

胡汲仲先生长孺,号石塘,特立独行,刚介有守。赵松雪尝为罗司徒奉钞百锭,为先生润笔,请作乃父墓铭。先生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先生正绝粮,其子以情白,坐上诸客咸劝受之,先生却愈坚。观此,则一毫不苟取于人从可知矣。故虽冻馁有所不顾也。

这便是有骨气文人的倔脾气。做到“虽有冻馁有所不顾”是决不容易的,也决不是为了什么“沽直”“市恩”,而是代表了一种对生活、对钱的态度。

《海上文坛》创刊号上曾刊一文:大陆十八家省级电视台拟定在数年内完成一套大型系列人物电视专题片《当代中华名人录》。第一批三十六人。钱钟书先生自然也在其列。但钱先生却不肯被拍电视,编导们再三周旋,甚至同钱夫人杨绛先生通了两个小时的电话,回答仍然是两个字:不行。此时,有人告诉钱先生这可以得一笔可观的稿酬时,先生笑答:“我姓了一辈子‘钱’,我还会迷这个‘钱’吗?”这篇文章的题目是《钱钟书先生秉性改也难》,先生尚健在,想来此事是真的。

从郑燮的“润笔”谈到钱钟书拒拍电视,一个要钱一个不要钱,看起来相反,其实质是一样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此利不利之间,利不利即义不义,义不义即宜不宜,能知宜不宜,则智也。……”(焦循《孟子正义》卷十七)智者做事有一主心骨,做事要凭自己的意愿,但求无愧我心,岂能尽如人意,决不要为了应酬别人而违反自己的心愿,这就叫做通达而不圆融。

苏轼有语云:“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东坡题跋》卷六),有了这种“千里之达”的态度便可对世间万物做到芥蒂不存乎胸中,无可无不可,达到“超脱”的境界。有了“超脱”的境界,也就既不必爱钱慕钱,也不必憎钱怕钱。“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虽一毫也莫取。”而如果属于我所有,那就不必谦让。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真是谈何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