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理论的选择依据

3.8　研究理论的选择依据

体育社会行为的理论最终要基于不同研究结论的支持。由于研究中完全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如运用的具体操作或测试、内部效度的控制、被试的具体特征，甚至机会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研究的结果。所以，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最终是基于一个研究的。如图3-3所示，研究过程涉及的三种效度形成了一个验证理论的逻辑链。如果研究的结论支持了一个理论，那么这些效度就会显得非常的重要。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效度间的平衡。因为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当试图增加一种形式的效度时（例如内部效度），通常会引起另一些效度（如外部效度或结构效度）的降低。例如，Kalin和Berry在1982年完成了一项测试“接触假设”的实地研究。由于研究基于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样本，并测试了长期的和具有说服力的组间接触，故研究的结构效度和外部效度都显得较好。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指出的，该研究结论存在多种与接触程度效应变化有关的可能性解释，所以，其内部效度较低。而与Kalin和Berry研究不同的Desforges等在1991年完成的实验研究，由于被试是随机分配的，且设计了不同级别的接触，研究的内部效度控制明显较好。然而，由于研究的实验任务设计反映了人为操作的过程，使研究在结构效度和外部效度方面的控制较差。这个例子说明，虽然理论上认为这三种效度越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就越高。但是，实际中我们很难做到同时控制三种效度。所以，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控制效度的平衡。

由于一个研究的结论不足以说明一个理论的正确性，所以研究人员通常会基于前人的研究重复测试。在通常情况下，研究报告应该将研究过程和方法展示给读者，以使其他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必要的信息再现研究的结果。研究中获得同样结果的关键是运用不同理论结构的操作，并放在不同的背景中运用于不同的被试。由于结果的重复性能够有力地说明理论的正确性，研究人员通常会关注测试同一理论的不同研究结果，通过不同研究结果的比较来进一步评估理论的正确性。而这种理论评估往往是通过运用一个系统的技术对相关的研究进行分析并归纳这些研究结果来实现的。研究人员把这种分析技术称之为“元分析”（meta-analysis）。元分析技术可以测试不同研究方法对不同被试、不同时间、不同背景研究结论的理论吻合程度。当许多研究都得出类似的结果时，这些研究就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理论。例如，由于Kalin等的研究与Desforges的研究以不同的方法（实验研究与非实验研究）获得了相同的结果，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来解释组内成员的接触的确会增加喜欢度。由此可以看出，当我们在选择理论时，应该寻求研究结论重复性较高的理论，或者“元分析”结论支持的理论。

图3-3　研究效度在支持理论中的角色

在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中，我们有时还会遇到理论与理论之间相互竞争的情况。由于体育社会心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学者解释体育社会行为过程的现象时，出现相悖的观点是非常正常的。对理论的争论通常导致新的理论出现或者会导致对某一理论的认同，从而使该理论脱颖而出，成为大家认可的理论。但是，这种胜利并不是永久的，而只是暂时的。这是因为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如同其他社会科学，是不断发展、深化的。研究人员会通过实际的研究和观察不断地提出更新、更好的体育社会行为解释理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通常会避免运用“证明了理论”的词语，而是采用“理论总体上是可接受的”之类的描述，以此来强调社会意识重要性的判断是一个科学选择的过程。

在一些情况下，理论的竞争会促使更多的研究发现，从而对事物起到补充的解释。以20世纪60—70年代发生的“态度—行为”解释理论的竞争为例。在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态度的改变会反映在人们的行为上？”研究人员展示了一个连续的实验研究，即让被试完成一个作文写作的任务，内容要求论证支持最初反对方的观点。结果发现被试完成写作以后，他（她）们的态度变得更加倾向于文章中主张的观点（见Goethals、Cooper、Naficy在1979年的研究；Linder、Cooper、Jones在1969年的研究）。为了解释这些变化，有学者提出了“认知不和谐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认为当人们选择不一致的行为时（如写一篇自己不认同的作文），这种不一致性会产生一个心理压力。然而，如果把态度改变得与行为一致以后（如在作文中的观点朝向支持反对方），这种压力就会被释放出来。与该理论假设相反的学者则认为，这是与自我知觉有关的问题，并提出了“自我知觉理论”（self-perception theory）。他（她）们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态度的改变仅仅是因为人们观察到自己的行为，并承认自己的态度是来自本人的行为。这种自我暗示就是：“我同意写支持的作文，所以，我认为我就必须抱着一个支持的态度。”尽管研究人员展开了许多研究，并比较、预测这两个解释理论但仍没有得出一个完美的结论。两个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研究的支持，导致很难确定某一理论的正确性。最后，研究人员Russell Fazio等在1977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区别两者的建议。他们通过对已有研究结论重复性的分析，发现最成功的“自我知觉理论”测试是在以一种与个体原始态度不太一致时发生的行为时刻。但是，成功测试“认知不和谐理论”的研究主要以直接相悖于最初信念的方式引起行动为设计背景。这种观察结果导致他们相信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提供了行为对态度影响的进一步理解。也就是说，当行为出现只是中度地不同于最初的态度时，自我知觉的过程会改变态度。然而，当行为与原始态度产生很大的分歧时，认知不和谐的过程可能起作用。而且，后来的研究发现也确认了这一建议。这样，两个相对的理论综合在一起就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行为—态度”解释机制。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即使是理论与通常的直觉相悖，而科学家却更愿意相信具有良好研究支持的理论。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三种形式的研究效度，仔细设计研究的过程，就可以避免许多错误。以下几点是研究需要注意的。

关于结构效度———主要确认可观察的事物是否反映了一般结构上的适当测量。关注这点可以帮助研究人员避免对具体事物的不正确表述。例如，北方人与南方人发生交流问题时，北方人倾向于说话较快，而且谈话时字间停顿的时间较短。假设北方人表述与南方人的交流困难是因为南方人反应较慢，而不是考虑由于群体交谈方式差异的效应所致，一个结构效度的错误就发生在我们的直觉描述中了。

关于内部效度———主要关注并确认事物的因果性。这样可以提醒研究人员警觉其他变化解释可能性的出现。例如，看到一个运动员在重大比赛前烦躁不安，由此得出他（她）是易焦虑的人。然而，这样的结论却忽略了任何人面临重大事件都可能会感到紧张的事实。所以，在假设行为机制前，研究需要排除这样的变化解释，才能提供有力的支持或反对理论的依据。

关于外部效度———确认观察的结果是否可以被归纳到更广泛的范围。这种关注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基于有限的个人经验来归纳人类的特征。例如，当一个研究发现中学生体育活动的参与动机与父母的行为有关时，就认为父母的行为会影响青年人体育活动的参与动机。这样归纳实际上直接导致了一个外部效度的错误。所以，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广泛应用的结论不可能基于一个研究发现来作出推断。

总之，从方法学的角度，科学的理论表述的是简要概括一般结构的因果关系，主要可解释人群的种类、时间和背景的关系变化。在从理论到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结构效度、内部效度、外部效度的变化。结构效度意味着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测试构建，应该与理论的结构一致。对结构效度的威胁主要来自社会期望的反应偏差。所以，研究人员在操作测试变量时要尽量减少被试基于社会期望的行为。在提供理论测试时，内部效度有助于研究人员正确地归纳因果关系。在自变量与因变量同时测试的非实验研究中，由于我们不知道引起因素是否作用研究的结果，所以，通常缺乏内部效度。而实验研究可以随机分配被试，并可操作自变量，故因果关系的效应较清楚，其内部效度较高。最后，研究必须考虑外部效度。这意味着研究的结论可以推广应用到另一些人群、时间和地点。当理论应用到具体的样本和背景时，外部效度是通过完成该样本和背景的研究来实现的。当理论应用到更广的样本和背景时，外部效度的确认是重复测试不同的样本、背景、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