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

0．3．1　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

近代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的城市发展与传统规划思想指导下的城市发展不同，因此近代城市规划理论是本研究的依据之一。要深刻认识我国近代社会一些城市进行的近现代意义的规划建设活动，首先要对当时世界范围内出现的近现代城市规划思想有所了解，并与中国以及北京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相结合。

近现代重要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历程可以简单回顾如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A．S．Y．马塔（1882年）提出带形城市理论，是在近代工业化背景下对传统城市空间布局的一个改进模式；霍华德（1898年）提出了基于促进城乡融合目的的“田园城市”模式；T．戈涅（1901年）针对工业城市提出了城市功能分区思想；P．盖迪斯（1915年）《进化中的城市》一书提出“城市集聚区”的概念和调查—研究—规划的基本规划模式，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进入20世纪以来，W．格罗皮乌斯提出“新建筑运动”；1922年柯布西耶发表《明日的城市》一书，对城市空间扩展进行了重点研究；同年雷蒙·恩温正式提出“卫星城市”的概念，指出发展卫星城市是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1933年W．克里斯泰勒提出“中心地理论”，为分析和研究城镇体系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20年代丹尼尔·柏恩汉领导了“都市美化运动”，并实践于美国的城市建设。作为大量理论探讨和实践总结的结果，1933年在国际现代建筑协会上通过的《雅典宪章》较为系统地总结了19世纪后期以来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重视城市的功能，明确城市具有的居住、工作、游憩、交通四大功能。《雅典宪章》所阐述的思想及其对现代城市规划所提出的许多具体原则，在以后几十年世界各国的规划和建设实践中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1940年发表的《巴罗报告》建议疏散伦敦中心地区，直接干预和影响了英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决策，对世界其他大城市的规划建设产生了影响。1943年伊里尔·沙里宁提出有机疏散理论，也成为大城市规划建设的理论指导。

欧美对城市规划的认识是基于工业化和城市人口增加的社会背景，上述理论的提出就是为了应对当时工业化发展条件下城市快速发展而引发的大量社会、环境问题的。中国对近代城市规划理论的认识是在外力影响下不断吸收、消化、适应最后本土化的过程，因此物质层面的学习与实践比较易于实现。具体到1900—1949年的北京所进行的学习西方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理论和手法，首先侧重学习的就是有关物质环境因素安排的技法，如街道的布置、建筑物的安排、土地的用途分区等，同时，“田园城市”理论、“邻里单位”的概念、城市美化思想、功能分区理论等都在这段时期北京所进行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中有明显反映。

其次，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也是研究北京近代规划建设和社会空间变迁的理论基础。城市化、城市职能、社会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土地问题、人口问题等问题都涉及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相关内容。

近代北京城市化的表现主要是郊区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近代工商业在北京开始兴起，城市开始工业化，尽管这些表现都不是十分鲜明和显著，具有早期城市化的特点。北京的城市职能也在近代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到全国的文化中心，再到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短短的50年地位几经反复。由于城市的定位和服务对象不同，城市的发展重点也不同，特别是在日伪时期城市用地、空间发展方向、分区规划的应用等发生了一系列较大改变。

由于人口的增加、外来人口涌入城市，以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城市空间以及土地利用随之发生改变，这些改变引起了城市的空间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与之对应的社会空间结构和人文空间环境也发生改变。应用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对上述现象和演变进行分析十分必要。

第三，近代北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研究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包括空间特点。北京近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演进过程是符合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的。从历史规律角度讲，具有主流发展与多样性并存的特征，因此也适用于历史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例如，1900—1949年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活动研究的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问题，因此适用于历史演进的理论。

北京近代以来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背景下，国门被迫打开，在外力推动下，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主动吸收、利用欧美先进的规划建设思想和技术，对城市规划的目的、任务、城市的功能、分区等问题都表现出近代意义的认识水平。例如，当时的一些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模式和手法已经比较先进，在具体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上（如香厂新市区开发和运作）与当时西方国家的主流模式差距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同步，当然这仅限于局部实践。由于中外城市发展的推动力不同，社会背景不同，这种先进性只能是相对而言的，有其历史的局限性。

近代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研究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就是北京成为日本人规划思想实践的试验场，《雅典宪章》关于保留城市风景带、街道功能分区的思想、居住区“邻里单位”的规划理论都体现在这场侵略目的的规划试验中，因此需要我们历史地、辩证地看待这场试验。我们应当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待近代发生在北京的关于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的人物与事件，正确认识不同时期制订的北京的规划和建设活动的真实目的，注重分析历史活动若干年来对北京的城市发展造成的客观历史影响。

具体地说，对于日伪时期针对北京编制的城市规划和小规模的建设活动我们必须用一分为二的态度。规划编制出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长期占领目的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日本侵略者从长期占有北京和建设支持战争基地的目的出发，在详细的城市基础资料的调查基础上，采用当时先进的城市规划理论制订了具有一定科学性的城市规划，给北京城市发展造成了客观的历史影响，其成果本身具有科学合理的成分，并对后来的实践产生一定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