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寻踪

2.2　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寻踪

在循着运动心理学的根，寻找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踪迹的过程中，令我们惊讶的是，当时Triplett的研究并没有对运动心理学研究产生一个质性的突破。正如Iso-Ahola和Hatfield提到的，当时的学者们仅仅热衷于一般学习和运动技能学习方面的研究，主要的关注点放在训练转移和转移效应方面的研究上。其中比较突出的是Davis在1898年和Anderson在1899年的研究。他们的工作对后来的运动心理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例如，Starch在1911年、Cummins在1914年、Murphy在1916年、Noble在1922年都运用了同样的运动技能学习方法进行了他们的研究。而其中Cummins的研究与体育社会心理有一定的关联，主要揭示当个体在接受他人的建议时，会变得更加坚持练习篮球。该研究关注的问题是社会刺激对运动员训练的强化学习。然而，在这些早期的研究中，除了一些直接或间接有关运动心理学的推理性文章发表以外，并没有什么标志性的进展。

在此期间，相对比较重要的两篇堪称为运动心理学的文章是Krohn在1903年发表的《心理学在体操教师课堂准备中的价值》和Patrick于1903年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足球心理学》。Krohn从心理学的角度，第一次讨论了体育教育中的教学问题，并建议体育教师应关注体育课程对学生心理素质发展的作用，利用游戏来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注重改善学生的知觉感，达到提高学生记忆力、想象力、判断力、比较力和推理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Patrick把足球观众的心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球迷的角度提出问题：“究竟是什么促使英国的工人在短短的1小时午休时间中，宁愿花5分钟吃饭，而把大量的时间用于观看当地的足球比赛？”Patrick认为，这种对体育的热情，尤其是对足球的狂热，可以用“亚里士多德的净化”理论来解释。也就是说，由于艰苦工作引起的压抑感受和精神紧张，工人们需要一种方式发泄出来。而观看体育比赛是一种最好的方式，因为它可以通过一种“内部模仿”（inner imitation）的形式来获得参与比赛的感受，从而不受限制地表达他们的情绪。《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观众的社会心理学》的相关文章。作者Howard重述了这一主题，他认为情绪是一切社会活动最有力的源泉，观众人格由其情绪支配。在该论文中，Howard对观众作了更细致的分析，并意识到体育观众的两面特性，指出“观众是一种处在给予与索取循环中的自身发展的产物”。Howard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体育价值判断，表示不赞成大学竞技体育，呼吁要对观众群体进行品位教育，提倡艺术表演才是适合个体本能的智慧教育的思想。

总之，20世纪的前25年，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基本没有形成气候，只是零散地出现了一些相关的文章。尽管Howard呼吁要编写一本系统的有关观众社会心理学的教科书，但在当时，由于系统性的体育社会心理学研究还没有出现，使之成为泡影。这样看来，Triplett的杰出工作不仅为体育中的心理学问题提供了严谨的实证研究基础，更为体育社会心理学问题提供了研究思路。当然，以上回顾的这些推理性文章也标志了系统科学研究的潜在领域。而且，随着Griffith的出现，这些早期的工作并没有陷入迷茫之中。在Griffith的努力下，运动心理学研究出现了转机。Griffith的工作很快得到运动心理学界的肯定，并被誉为“运动心理学之父”。

1920年，世界上第一个运动心理学实验室在德国柏林由Carl Diem博士建成，但当时该实验室并没有发表具有影响的成果。直到5年后的1925年9月15日这一天，对于运动心理学的历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伊利诺斯州立大学（Illinois University）的董事会批准了一份关于建立运动研究实验室的申请。该申请由George Huff先生倡导、Coleman Roberts Griffith博士具体策划，在一定程度上，使Griffith的早期兴趣成为了现实。Griffith从1918年开始研究心理因素对体育运动的作用，1923年在大学开设了运动心理学课程。实验室的成立为他的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激励了他将兴趣转化为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Sippel和Schulte也在德国的柏林分别建立了两个运动心理实验室。在1926年到1927年，Griffith作为运动心理学的同行访问了这两个实验室。

1925年，Griffith在《美国体育教育综述》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心理学与其相关的运动竞赛》（Psychology and Its Relation to Athletic Competition）。在该文中，Griffith概述了三条运动心理学家作为一个研究者和实践者所要完成的任务：

●为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教练提供他（她）们所需的心理学知识，使其尽快地成为优秀的、能够胜任的教练员。

●将还没有运用到比赛实践中的实验室研究的成果推广到运动中去。

●向教练员开放实验室，用科学的方法帮助他（她）们解决新问题，探索新现象。

图2-3　运动心理学家Coleman Griffith

Griffith在这篇文章中还谈到了运动竞争中的重要心理因素，以及自己的关于运动员肌肉感知的实验研究，并讨论了注意的范围与干扰、思维、人格和意志力等问题。他甚至认为，道德、精神、勇气、荣誉的学习、运动员人格的形成、公平竞赛和团队合作等等，这些东西只有在运动参与中才能学到，而在其他场合是无法实现的。

Griffith一生中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其中包括5本教育心理学专著和2本运动心理学的经典教材。这2本运动心理学教材在内容上前后逻辑呼应，分别是《训练心理学》（1926）和《心理学与运动员》（1928），成为畅销多年的书籍。《训练心理学》由“训练准备”、“实践课程计划”、“有效展示训练内容”、“训练赛季的计划”、“竞技比赛”、“如何应对胆怯”、“道德”、“人格”、“意志力”、“训练中的人际”等10个章节组成，集中阐述了训练中需要注意的4条心理学原则：（a）个体的差异；（b）人的本质特性；（c）心理规律的含义；（d）青少年的叛逆与娱乐天性。《心理学与运动员》，是一本理论性更强，包含了更多的干预性题材的教科书。讨论内容涉及记忆，技能与学习，注意，感知与错觉，肌肉感觉与反应时等许多有关运动学习的基本原理和因素。同时，这本书的干预部分还提供了“任性运动员”的心理和调整策略的深入探索。这些探索集中在运动、疲劳、效率上，包括心理疲劳、激励、竞争与情绪，以及讨论人们为什么要参与体育运动的问题。在这本书的结尾，Griffith还以一种哲学的思维讨论了理想的与传统的运动，以及“全力竞争”的个人与社会回报。

总体上讲，Griffith的主要研究领域还是集中在知觉、学习、心理运动技术的改进，以及个性与成绩的关系等方面，并对运动肌肉感觉和知觉有过较深入的实验研究。在这些成果中，有两项研究对运动心理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项研究是展示篮球运动员如何通过直接投篮成功的方式来学习在短时间里获得肌肉感知的体验，使其增加投篮的命中率；另一项研究是运用视觉阻断的方法来帮助高尔夫运动员提高对肌肉感觉的注意，结果这些运动员在比赛中的成绩都有了提高。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由于经费的短缺，体育协会在1932年中断了对Griffith的运动研究实验室的财政支持。这样，实验室被迫关闭，Griffith也不得不辞去实验室负责人职务，其运动心理学的研究工作由此而告一段落。以后，Griffith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发展教育心理学上，并陆续出版了4本关于教育心理的专著。不言而喻，这对运动心理学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如果Griffith继续从事运动心理的研究，那么，这4本专著就应该是有关运动心理方面的著作了。然而，有趣的是，Griffith并没有完全离开运动心理学研究领域，他在后来发表的《应用心理学概论》一书中，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来介绍运动心理学，并取名为“心理学与运动”。

基于以上回顾，不难看出Griffith对体育中的社会心理问题似乎还没有那么敏感。除了在他的2本运动心理学教科书中分别有两处涉及体育社会心理问题以外，基本没有专题来讨论体育运动方面的社会心理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实际上在Griffith那个时代，运动心理学只是刚刚启蒙，其他一些研究也只是把运动心理学作为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来处理。例如，当时哈佛大学的Berry，在1927年出版了《运动哲学：训练、个性与运动的心理》一书。虽然该书包括了一些运动心理的内容，但它主要是用哲学观点分析运动。另外一个与运动心理有关的研究是斯坦福大学Mile完成的实证研究，其内容主要是关于足球方面的努力与反应时的问题。由此可见，当时的研究人员还没有注意到体育运动中的社会心理问题，所以，Griffith的忽略也是在情理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