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抑或自我救赎

韦彪　邱正祥^[1]

摘　要：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尤其是那些经过实践与理论双重洗涤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斗争与领导问题。葛兰西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中，知识分子作为“综合上层建筑的工作人员”，是冲破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这最后一道防线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正是基于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现实启示，本文以深切的人文情怀时刻关注处于多元思潮侵袭下的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境况，旨在为其寻找一条独立而自主的出路。

关键词：反思；自我救赎；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出路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推动者，作为20世纪初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一生都在践行着无产阶级的革命壮举。尤其是在其比较了俄国十月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形势之后，他针对西方革命的特殊环境，提出了文化领导权的思想，也称文化霸权理论，而与霸权相联系的是“综合上层建筑的工作人员”，即那些控制着市民社会里的教育、媒介、舆论等领域的“知识分子”。由此，知识分子问题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便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尤其是经过实践与理论双重洗涤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斗争与领导问题。事实上，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的标准界定、类型划分以及功能说明，对正处于多元文化思潮侵袭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众所周知，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已经越来越模糊了，观此时众生百态：“剽窃抄袭”的大学教授，“被妖魔化”的经济学家，“千夫所指”的社会学家……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试问，如葛兰西所提的“有机知识分子”，抑或那些致力于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身在何方？在集体沉默、失语的今天，相信知识分子的光芒已成渐然消去之势。然而，沉默不代表是金，失语也不代表失望，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对于重新寻找当代知识分子的出路，以使其走出尴尬而又无奈的境况来说，着实是一次真正的反思与自我救赎。

一、组织与领导：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透视

对一个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葛兰西一直较为关注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所起的功能与作用。然而在意大利革命失败后，尤其是在他参与和领导的工厂委员会破产后，被捕入狱的葛兰西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在狱中，他一方面比较了成功的法国革命与失败的意大利革命之间的差别；另一方面又汲取了列宁的知识分子精英说，并对第二国际的索列尔工团主义思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形成了葛兰西后来开创的且具有现代视角的“知识分子”理论，以至于他被称之为“是直接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谈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知识分子标准的重新界定

在葛兰西所处的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处境是极其尴尬的。一方面，传统上对知识分子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为划分的观点使他们不仅独立于各阶层之外，不属于任何政党与阶级，而且独立地担任着社会良知的“代言人”；另一方面，这些从知识活动本身区分出来的知识分子被第二国际的索黑尔工团主义“扔在一边”，因为无产阶级自发总罢工的“神话”与知识分子的联系并不大。正是这种尴尬的处境，使得当时的人们对这些拥有雅各宾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存在质疑，尤其在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中，知识分子的作用被最大限度地忽视了。

但是，葛兰西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却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离不开其所处的阶级，而其知识活动也只是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的一般总体之中。而每个人的活动都有赖于社会关系，都在发展某种知识活动或智力活动，即使是最机械、最简单的体力劳动，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也会涉及脑力劳动。接着葛兰西将区分知识分子的标准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所谓知识分子的判定，是根据其在社会关系总和之中的地位及作用来审视的。由此，他最终得出结论：“可以说，一切人都是知识分子，但并不是一切人都在社会中执行知识分子的职能。”

（二）知识分子的类型及其功能审视

重新审视知识分子所存在的问题后，葛兰西在他实践哲学的基础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知识分子的二分法，即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两种类型。所谓传统知识分子，在葛兰西看来，并不仅仅局限于其思想的固守与偏激，还在于其知识活动的时间错位性，即历史上产生的知识活动已经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却依旧不合时宜地存在于现今的社会中。这类传统知识分子不仅存在于政治社会之中，掌握着国家暴力机器，例如政治官员、军事家等，而且还存在于市民社会之中，充当着政治社会的“代言人”，将旧的生产方式或者资产阶级观念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例如传教士、新闻记者等。事实上，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由于无法跟上新的发展形势，总保留着旧的思想，这在一方面体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却在另一方面使其总产生与新的社会相断裂的感觉。也因此，对其进行改造或同化的任务就交给了有机知识分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有机知识分子正好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是顺应新时势而产生的，是新诞生阶级的知识分子，与旧的经济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断绝”了联系，从而转向具有现代性的生产方式。葛兰西认为，“每个新阶级随自身而产生的，并在自身的发展中使之日趋复杂的‘有机’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是新的社会基础活动的某些方面的‘专门化’”。由此，这些生活于各个不同阶层的有机知识分子便掌握着不同的专业技能，通晓着不同的知识理论，并渗透于经济生活的每个层面。例如建筑师专门负责房屋的设计与构造，政治经济学家则主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发展动态等。在他看来，有机知识分子在形成过程中，与其所代表的阶级或组织有着紧密的联系，不仅建构着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掌握着宣传和教育的工具，并以此获得广大人民群众或积极或消极的“赞同”。因此，对于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有机知识分子来说，其主要任务一方面在于加强上层建筑的巩固；另一方面还担负着“同化”并在思想观念上战胜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任务。

（三）知识分子理论的现实意义

应该说，葛兰西提出的知识分子理论，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其一，对于传统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市民社会这资产阶级最后一道防线来说，有机知识分子不仅要突破其意识形态的固守，而且采取宣传、教育乃至团结的方针，积极改造、培育传统知识分子以获得其认同，从而继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其二，这些既具有专业技能和深厚理论，又具有正确世界观和高尚道德观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新社会得以巩固的守护者和建设者。

事实上，葛兰西分析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充分吸取了列宁关于知识分子精英的学说，认为知识分子要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取得胜利，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组织与领导。由此，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又上了一个台阶，即从政党的角度来探讨知识分子的属性。葛兰西毫不掩饰地指出，政党的所有成员都应当被看作知识分子，并且对整个国家及其人民负责，这包括政治社会及市民社会两个层面。因此，虽然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还只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论雏形，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深入挖掘其理论对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走向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二、尴尬与反思：当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挣扎

在人类知识活动产生以来的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得以进步的发起者与推动者。正如葛兰西所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即联合自身所在的阶级，共同组织和领导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例如20世纪初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等。但是，反观当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其处境确是如此的尴尬，以至于失却了其宣传、教育等原初的使命，这与葛兰西所倡导的“有机知识分子”南辕北辙，也即有机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或者说应当富有的道德情操和文化修养，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已然寻找不到蛛丝马迹。

（一）当代知识分子的尴尬现状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深化，处于知识经济迅速发展时代下的知识分子在其思想和行动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仅拥有更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而且涉及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果说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诞生代表着广大知识分子真正崛起的话，那么21世纪的新时代则代表着知识分子的伟大成就，无论是在科学、教育，还是在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都有所建树。然而，这些作为先进生产力载体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在多元文化思潮的侵袭下，发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异化”。换句话说，这些拥有一项项科研成果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积淀的光环效应中，不断“坐吃山空”，也即不断牺牲自己本身所代表的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以及那份独立而自主地尊严。

目标的背离、利益的渴求、工具主义的盛行……这些争议不断的问题使当代的知识分子已经陷入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其一，虽然他们被分布在国家机关、院校机构、新闻媒体等不同的行业领域内，占据着数量不等的生产资料，并充当着社会变革与发展的领导者、组织者、监督者，但是由于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性，知识分子并不能独立而自主地与其所属的阶级相统一，即实现葛兰西所谓的“同质性”，因此也就无法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无法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当然对于实现自己本阶级的使命也就无从谈起了。其二，面对着如钟伟叫嚣的“经济学者不应该替百姓说话”等骇人言语，抑或如自由派知识分子李银河为“一夜情”、“多角恋”正名等启蒙争议，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如葛兰西论及的“高尚情操”，恐怕早已为他们所忘却或者抛弃。由此，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心中也就失却了传统上“士”之读书治学为天下的高大形象。其三，在一些知识分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出惊人之语的同时，还有很大一个群体却选择了沉默。他们平常所谈及的并不是与社稷民生相关的话题，而是像房子、车子、家庭等脱离了知识分子意蕴的话题。很明显，这种普遍失语的现象不仅表明知识分子没有承担起其所应有的责任，而且使他们在面对公众的质疑甚至愤怒的时候，变得畏首畏尾。如今，这些知识分子正遭受着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质疑：不仅仅他们的“道德”、“良心”受到公众的拷问，而且他们的“成果”也在放大镜的作用下变得日益真假难辨。

（二）当代知识分子尴尬处境的原因探析

当代知识分子的处境如此尴尬，并不是他们与生俱来就这样，而是他们在历史过程中，由于实践的方式不同和目标的选择差异所造成的。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处在社会关系一般总体中的知识分子，其固有的交往关系及其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不能脱离复杂的上层建筑，或者说没有能力突破阶级身份的限制，走不出经济生活的原始依附性。具体来说，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探讨：

（1）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战略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主体利益的分化形势也日趋严峻，这使得刚从“文化大革命”中的“臭老九”的身份转变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跌宕的社会转型中无法正视其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也无法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诱惑。事实上，随着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缺陷，知识分子的属性已经不“单纯”了，用另一个词语或许表述更为恰当，即知识分子的“纯粹性”受到怀疑。也就是说，一方面，知识分子由于阶级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而变得无法理清自己和原初所属那个阶级的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因为那种难以理清的关系而变得无所适从，使得他们害怕自己依附主体的丧失从而转向自身的求保。这也就使他们脱离了葛兰西所讨论的“有机知识分子”。

（2）不断加强的全球化趋势，在力求经济博弈的同时也带来了各地区文化上的差异，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同的文化将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发生前所未有的冲突，由此那些类似于宗教、语言等象征物对大多数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文化的冲突也会使得知识分子在选择自身依附的文化时，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价值错乱，因此知识分子所属的原初阶级的目标或是信念也就消失了。例如，盛行于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思潮，使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在自身基础不牢的前提下，越发地容易选错方向，走错路。同样，这与葛兰西要求“有机知识分子”与自身所属的阶级保持“同质性”，并构建属于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背道而驰了。

正因为如此，理清知识分子本身的阶级属性，恢复他们的文化实践，抑或目标与信念，是当代知识分子走出尴尬境地的出路。反观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尤其是他对“有机知识分子”的提出，对我们寻找这样一条出路似乎给出了很多启示。

三、行动与救赎：葛兰西知识分子理论的当代启示

根据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有机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差别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纯粹性”。无论是在阶级属性，还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机知识分子都保持了他们相对的独立性，不断寻求构建本阶级意识形态的方法，以便同化传统知识分子，并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赞同”。因此，这对于我国处境尴尬的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很多重要的现实启示。

首先，知识分子作为“综合上层建筑的工作人员”，一经形成后便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在其形成过程中，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阶级，他们或紧密或松散地依附于自身所属的那个阶级。但知识分子由于其特殊的社会职能，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即作为本阶级的组织者或领导者，知识分子应该与本阶级保持同质性，执行着自己的使命，努力使得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认同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本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在社会关系的一般总体中要充分认清自身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保持着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统一性。如此看来，当代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便逐渐明朗了起来，其所要构建的意识形态就是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所应履行的职责就是充分利用教育、媒介、舆论等各种手段为无产阶级谋取正当的利益。当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知识分子在利益诱惑，或暴力威逼面前是尤其要注意其言行的，以免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而首先发生动摇，最终动摇自身所构建的意识形态与所属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其次，在全球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知识分子的行动与救赎还在于其面对不同外来文化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在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里，诞生于先进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是“阵地战”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突破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最后一道防线的先锋。同时，有机知识分子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新社会的巩固者和建设者。因此，知识分子面对国外不同文化时的选择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要小心处理由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交锋乃至交融所带来的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影响。这从近些年来我国各地基督教堂春笋般的建立便可初见端倪。事实上，从目前来看，这些外来文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对个性、自我等利益的诉求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主体的瓦解，往往会使得人们的信仰发生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就对当代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处理这多元文化思潮的侵袭。葛兰西提出的有机知识分子便给出了启示。一方面，当代知识分子要坚持自己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学会辩证地看待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要充分提高科教文卫的水平，利用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介来广泛宣传本阶级的意识形态。

最后，葛兰西笔下的有机知识分子并非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圣贤之人”，而是将知识理论运用到社会实践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也是在革命实践中得以构建的，并形成了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由此，葛兰西将实践与理论相统一作为有机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也是他们在社会关系的一般总体中能够发挥特殊职能，实现目标的基本前提。这对沉默、失语的当代知识分子的启发无疑是巨大的。纵观当前社会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由于害怕名誉受损，利益丢失，反而越发不敢代表自己所属的阶级而提出合理正当的言论，继而无法发挥他们的职能，实现本阶级的目标。因此，当代知识分子要想有所行动，要想做出自我救赎，就必须改变这种集体失语的现状，就必须独立自主地发挥职能，承担责任。

可以看出，以上三个启示彼此之间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当代知识分子只有明确自身的阶级属性，撇除利益的纠葛，才能辩证地看待多元文化思潮的侵袭，构建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也才能更加有效地在社会实践中发挥其特殊职能；同样，知识分子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确定自己的阶级属性和形成自身的意识形态。至此，葛兰西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理论的雏形，对当代知识分子能够走出尴尬的困境，并能够反思进而自我救赎有着重要的意义，值得包括笔者在内的知识分子进行认真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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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试论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建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201032）。
韦彪（1987—），男，江苏盐城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邱正祥（1967—），男，江苏阜宁人，南京林业大学纪委副书记，副教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