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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呼唤自我救赎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1995年,一个特殊事件——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作为社会发展的奢侈物,女性问题向来在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受重视,世界妇女大会成了一个可以与国际或曰发达国家接轨的大会。为了更好地“接轨”,是年伊始,《半边天》栏目经过一个月的试播,正式落户中央电视台一套,一个女性空间悄然洞开了。

第五章 呼唤自我救赎 ——从女性节目看中国电视边缘话语的功能性存在

女性节目作为对象性节目的一种,一直是小众节目,较少被关注,但作为国有电视台,尤其是国家级的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又承担着服务社会各阶层观众的任务,这使得广告潜力相对较小的女性节目始终能够在多变的电视发展过程中存在,本章以中央电视台的《半边天》节目为主要对象,说明这种边缘节目的功能性存在及当前社会文化语境和电视台的双重身份对其造成的影响。

2001年,一份带有学术性质的报纸刊登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们已进入女性化的时代,女人的审美观支配了我们的生活,脂粉气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气味,这个时代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精致而讲究,充满了温馨、抒情和优雅,人们的情感、思想和胸襟也因此变得细小而温软。和平时代使女性的浪漫、温柔和细腻得以充分发挥,改造了社会的氛围。凡是涉及到情感问题的读物,都会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读者群,有一个不错的销售记录。

这段体悟来自辽宁社会科学院一位男性研究员,在知识分子特有的“理性”表述之间,我们很难甄别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对弱小族类短暂僭越的宽容、欣赏,亦或一种无奈,最清晰可见的是作者一如其他男性对女性特征所作的规限:脂粉气、温馨、温软、温柔、抒情、优雅、细小、细腻、浪漫、情感动物。这些老套的性别修辞模糊了我们对另一事实的思考:我们进入了怎样的女性化时代?

有学者在《妇女地位变化的社会环境分析》中提到这样一个情况,按照各项指标衡量,我国妇女除了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在世界160多个国家中,我国妇女在本国的地位排列是132位。这六项指标是:1.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2.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3.男女青年就业比例;4.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5.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6.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如果联系到近年来我国的国际环境,不能排除这种排名可能有着资本主义国家的险恶用心,那么,让我们回避这些数字,按照这些指标拷问我们自身,或是对身边的女性稍加考察,或许我们就会承认,这个数字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之于中国女性,是个颇为复杂而隐讳的命题,女性从未像今天这样自由和解放,然而,“今天的女性比共和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的女性,更具有沦为男性的玩物和附属品的可能性”。

在社会主义国家建构中,性别话语经常被简化并纳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这样的宏大话语,女性是现代中华民族的“转义素”,女性的自我重塑也是中国再塑,在市场化时期,这种策略失去了继续下去的意义和兑现的难度,中国女性开始承担几十年来拯救式的、赐予型的妇女解放之路的副作用,迅速得来的权利抹杀了生理和历史所形成的社会性别差异,使女性在传统角色尚未摆脱时,就增加了新的角色,构成对女性的双重压力,在更大程度上凸显了女性的劣势、强化了男性的优势地位。于是,在国家已经无力继续提供各种政策保护后,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对种种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拱手出让当年政府提供的就业、参政等权利,从追求“半边天”地位“自觉”回归到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受教育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最后极具讽刺意义的是,受了教育的妇女未必就选择自强自立的道路。在婚姻市场上,受教育程度反而成了部分女子加强性商品资本的筹码。“做女人真好”作为一个时代的流行语,在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堪称史无前例,以至于时常连女性也觉得在改革的“攻坚”阶段,不与国家共享艰难,反而提女性问题显得那么奢侈,甚至颇有悖于“爱国主义”信念。

白领丽人和下岗女工的数字都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前者美丽的肉体不仅触手可及,也使那些操着异国语言的现代女性范本显得那么真实。与之相反,后者的困顿和艰辛却在传闻中显得那么可疑,因为在媒体中,再就业与下岗是共生词汇,一个下岗女工出现,就会有无数个再就业的典范出现,后者灿烂的笑容、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转型和下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契机”。一个更为秘而不宣的想法是:我们在等待着这些女性的自我消亡。作为转型期的“必然代价”,这些历史的重担我们无力承担。她们毋需也不应当抱怨,我们有再就业和与之相关的种种充满“爱心”的工程,不仅施救于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母亲,而且施救于她们的孩子,除非她们只知道“等、靠、要”,依赖社会、不可造就。在举国上下为了配偶权(由于当下男女两性在经济地位上的悬殊,这个看似中性的、对等的语词实际是属于女性的,那些间或出现的、向其强大的妻子要求配偶权保护或赔偿的丈夫,充其量只是一个意外的变音)而争先恐后地行使自己的参政议政权时,婚姻法对“弃妇”的制度化“保护”也愈形“完善”而周到,女性权益不日将以一定数额或比例的家庭财产补偿得到“彻底解决”。

“你们还想要什么?”那些“同时肩负着历史发展和家庭重担”、并且不时发出力不胜任抱怨的男人们发问。问题在于,大多数中国女性真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说能要什么。如果被赐予表达权,该表达什么、怎样表达?对这些问题的困惑使另一种判断因之而生,那便是当下的社会现实业已满足了她们所应当得到的一切,她们不必、也不应当再要求什么,因为她们一如中国农民,还没有能力行使更多的民主权利。

1995年,一个特殊事件——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作为社会发展的奢侈物,女性问题向来在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更受重视,世界妇女大会成了一个可以与国际或曰发达国家接轨的大会。虽然这次大会对于举办国中国来说,政治意义更大于性别发展意义(名义是“世界妇女”的盛会,倒更像是“中国人民”的盛会),但女性问题作为大会的主题,还是对中国的女性意识、女性理论的研究、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为了更好地“接轨”,是年伊始,《半边天》栏目经过一个月的试播,正式落户中央电视台一套,一个女性空间悄然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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