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在呼唤

彭　程

陶渊明是真心喜爱田园。有些人身在山林，心存庙堂，昼谈抱朴，夜梦飞黄，想走曲线达到目标，是南朝孔稚圭在《北山移文》中所讽刺的名士那一类人物。但陶渊明完全是内外如一，“表里俱澄澈”，水晶一样的透明。心之所思，身之所行，高度合拍，毫无违忤之嫌。他来做小官，本来也是心不在焉，是出于“为稻粱谋”的一时之举，根本不曾把它当成生命的依托，当作自我确立自我实现的路径。说到底，这个角色是和他的本性相背离的。

因此，当情势要求他在这勉强而为的勾当之上，再做出一些有违天性的事情时，他的忍受力就表现得不是一般差，他的反应的激烈程度也就超乎一般人的意料。

按照通常的眼光看，引起他发作的事情，其实似乎也没有什么。接待来本地视察工作的上一级领导，是多大的事？敷衍一下也就过去了，无非殷勤一些，客套一番，也未必要像当今某些官员在上级面前那样战战兢兢、丑态百出。但在他却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侮辱。“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这话里有一种自负，一种道德和智力优越者对在自己之下的人的蔑视。换成今天的俚俗一些的说法就是：“我不尿你！”于是“即日解绶去职”，回到农村，回到山川草木之间，隐居耕种。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小题大做了，但这是不了解这颗心灵对于自由的酷爱程度。对于“不慕荣利”、“质性自然”的陶渊明而言，心灵的自由，就是他的生命。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更值得珍重的东西。或者这样说，正因为对心灵自由的看重和执著，陶渊明才忍受不了在常人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的事情。也不妨说，这件蕞尔小事，实际上是个引信，他蓄满胸襟的自由心性的潮水被引爆，波涛汹涌，一发而不可收。

这一点，突出体现在告别官场、返回故乡田园时的心境上。那颗终于摆脱桎梏的心，充满了愉悦舒畅，《归去来兮辞》将此表达得酣畅淋漓，无以复加。“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何其欢悦，又何其急切。这可不是装扮出来的，而是真正的内心愉悦的自然流露，再说，在草木遮掩行人稀少的乡间小路上，要作秀给谁看呢？随着脚步迈动，田园愈加广袤开阔，内心的喜悦也在飞快地涨满。联想到混迹官场的往日，置身于那种阿谀奉承、尔虞我诈的生活中，每天都感受着别扭憋屈，便觉得今天的改弦更张，实在是太正确了，太及时了，所以忍不住要说：“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等到回到熟悉的家园，重新感受了风光、亲情之美，体验了悠然、安逸之趣，他又一次忍不住感慨自己的选择是何等正确，而对那些执迷不悟者生出深深怜悯了：“寓形宇内复几何，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生命短暂，你们忙个什么劲头啊，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心意去率性地生活？

他从此当上了农夫，完全彻底地劳作歇息于田园之间，直到生命结束。田园生活带给他的是从容适意，无拘无束，陶然悠然。一颗热爱自由的心灵，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可谓如鸟投林，如鱼得水。在这样的心情的投射之下，眼前原本平淡无奇的乡村景致也都具有了大美。“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五首之一》）多么普通，但又是多么的韵味无穷。这中间的美，是那些热衷于功名利禄、时刻盯紧红尘扰攘的眼睛难以看得见的，或者说视而不见的。乡亲邻里田边路旁相逢，说的也都是稼穑之事，“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没有那么多额外的想法。每天和这样的人来往过从，人会变得越来越单纯和满足。在田园中讨生活，日日同大自然晤对，既安顿了他的躯体，更慰藉了他的精神，所以归田之后，他才会写出那么多的好诗，因为他看什么都是那样好，或行或止，或作或辍，所见都成为了诗。“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躬耕田间，这是秧苗孕育新芽的可爱。“微雨从冬来，好风与之俱”，偷闲读书，这是神鹜八荒仰观俯察的快乐。等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个中滋味是那样的丰富浓郁，他都觉得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加以描述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和以前的几次时而出仕时而闲居不同，这回是彻底地和官场做了切割，死心塌地过隐居耕读的生活。这种生活体验得丰富而深厚之后，他愈发感觉到自己曾厕身其间的官场之可悲、可悯与可憎。这种感情在《归去来兮辞》中已经咏诵过了，但仍感意犹未尽，在《归园田居五首》中，陶渊明又一次发抒内心：“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十三年。”那一幕实在是个误会，是对于生命的本真状态的违逆。好在，那一页已经永久地翻过去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田园间的劳作是艰辛的，挣得温饱并非容易之事。陶渊明也从来不曾有意掩饰这一点。《杂诗八首》之八写出了其间的艰辛困苦：“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梗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亲自耕种从未停歇过，但仍然常常受冻挨饿，以糟糠为食。希望冬天有粗布衣服御寒，夏天有粗麻布遮挡日晒，这些愿望很卑微，但却经常难以满足。有时甚至还不免有“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乞食》）的极度的困窘。但彻底自主、不受人左右遣使的那份满足，足以抵消和弥补这些缺憾了。

陶诗还有陶文陶赋，都真正做到了“诗言志”，写下来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他做人做到了本真，做诗也是本色得无以复加。淳朴，浑然，圆融，仿佛从树林枝梢中发出的天籁之音，仿佛自田野间稻穗上掠过的微风。

陶渊明寻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生命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所遵循的理念，并非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等为主流社会所公认和信奉的价值观，它与外在的事功无关，而更多指向内心。所以，他的愉悦才显得独特，他的选择更标举了一种特别的价值。多少人能够做到这点呢？阅读古代诗文，不少人言谈中也表露了羡慕，向往这种适情任性毫无羁绊的人生境界，但真正付诸实行的，却是少而又少。因为这样做是要付出不菲代价的。从体制中自我放逐，固定的收入没了，虽然以陶的官职而言十分微薄，但毕竟尚可以挣得一份糊口的报酬。如今连这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也要靠自己打拼才能挣得到。另外更重要的一点，这种姿态是与社会公认的评价标准相背离的，倘若一个人的见解和自信不是强大到足以与之抗衡，是极难走出这一步的。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苏东坡的评价。东坡是陶渊明的真正知音。他骨子里受到老庄思想深深的浸润，向往摆脱一切的桎梏，生活得洒脱适意，毫无拘限。陶诗让他感到深度的亲切和契合，对他充满艰辛困苦的贬谪生涯是一个很大的慰藉。尤其是晚年放逐岭南时，他写下了大量的和陶诗。本来陶诗一直到唐代都不甚流传，影响有限，正是因为他的大力推举，才得到广泛的传播，今日陶的名声，基本上正是奠定于那时。苏轼评介陶渊明，千言万语，有一个词很独特醒豁：豪迈。这曾经使很多人感到不解——说他朴实、平淡、超脱，都可以，豪迈从何说起呢？苏轼到底不同于常人，坎坷的身世，给了他超逸的见解。陶诗那种彻底的率真，完全的洒脱，倘不是有一股十分充沛的元气作为支撑，又如何能够做到？而这种痛快，不瞻前顾后，不是可以用豪迈来描绘和概括吗？真是陶的解人。

以自由为最高追求的灵魂，每个时代都会有，尽管与汲汲于名利者相比，委实显得太稀少了。毕竟，这是一块孕育了老庄思想的深厚土壤，一种高蹈远举的人格，总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某个人物获得显现，让人们惊讶和感叹，并意识到这一精神血脉的真实、悠长和生动。

一千年后的明代，袁中郎又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奔放和无羁。

在富甲天下的苏州吴县当县令，在别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肥差，他却感到苦不堪言，因为应酬太多，扰乱了生活和心境。那几年间的信札，不论是给友人，还是给兄弟的，还是给亲戚的，多是叫苦不迭的抱怨。“甥自领吴令来，如披千重铁甲，不知县官之束缚人，何以如此。”“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自入秋了，见乌纱如粪箕，青袍类败网，角带似老囚长枷，进退狼狈，实可哀怜。”他感慨：“人生几日耳，长林丰草，何所不适，而自苦若是？”他对陶渊明的辞官归隐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深入理解：“每看陶潜，非不欲官者，非不丑贫者，但欲官之心，不胜其好适之心，丑贫之心，不胜其厌劳之心，故竟‘归去来兮’，宁乞食而不悔也”。

和陶渊明相比，袁中郎似乎是从一开始就厌恶官场，未见他有过什么屈辱的经历，也未见有过从向往到幻灭的过程。摆脱官场束缚、满足向往自由的意愿，这种渴望，始终在他心中激荡。为此他屡次给上级递交申请书，要求辞去官职，返归自由。因为他在知县任上干得不错，人也是清官，得到上司赏识，百姓拥戴，因此被一再挽留。但他去意已定，连续七次上书坚辞，方得获准。终于如愿以偿了，他的欢快之情溢于言表。“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乍脱宦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他纵情山水，快乐无比，“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逍遥林莽，欹枕岩壑，便不知省却多少参苓丸子矣。”和陶渊明一样，田园，大自然，完全就是自由的代名词。此时他忆起昔日不得自由的仕宦生涯，大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感慨，甚至连入仕前的科举攻读都认为是个误会，予以彻底否定：“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好好坐在家中，波波吒吒，觅甚么鸟举人进士也”。

若是比较陶渊明和袁中郎的精神境界、文学成就、历史影响，当然有高下之分，厚薄之别，大小之异。陶渊明浩荡如原野上的风，袁中郎灵秀如山间的小溪。陶渊明质朴本真，袁则多少有几分造作的文人气。陶渊明对大自然是彻底融入，物我一体，浑然无间，袁更多是将自然当作品赏把玩的对象，主体客体之间的分野是明显可感的。陶渊明让人想到真山真水，袁则处处显示出盆景般的精巧细致。归田后，陶渊明完全靠自己的稼穑劳作过活，袁中郎出身官宦世家，祖父官至巡抚，是省部级的高官，这样的家庭条件，即便他辞职后没有收入，也不至于有冻馁之虞。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上来看两人，陶渊明的身影投射在其后的整部中国文学史的篇页中，其影响至大至宏，袁中郎和以其为领袖的公安派文学，尽管也给有明一代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但就其格局气象而言，却难以在文学史长卷中占据显要的位置。

但两人之间也有一个共同之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那就是都淡漠于世俗事功，对某类社会公认的价值、对人人孜孜矻矻梦寐以求的东西不以为然，甚至是公开表示蔑视。这在当时当然是与社会氛围格格不入的，在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西哲有言“太阳底下无新事”，不仅仅指的是盛衰成坏的轮回不已，离合悲欢的反复搬演，也指的价值取向上的守恒不变。无论什么时代，获取成功都是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不管这种成功体现为官位上、商业上还是其他方面。

对陶袁辞官不做的举动，古今以来一直有人不以为然，说他们这是只顾个人适意，漠视和放弃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义务云云。这个说法乍看仿佛有理，实则似是而非。且不说陶渊明是有抱负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有干一份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只是当时社会的黑暗，特别是严格讲究出身和等级的门阀制度，让并非出身于豪门世族家庭的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这种情况下，回归田园，过一种让自己向往的生活，至少是守护了生命的完整，为生命做主。生命何其短暂，直如电光石火，白驹过隙，早在陶渊明之前的《古诗十九首》的时代，诗人们就发出过那么多的感慨——“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与其等待渺茫的希望，俟河之清，不如重新选择一条可能的路途。后退一步，眼前反而展开了一个更开阔的空间。

而且，人们通常所说的建功立业，基本上指的也是那种外在的事功，它们并不应该被当作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一个社会，需要有人施以良治，有人致君尧舜，有人开疆守土，所以，那些英明君王，那些辅弼良臣，那些威猛将军，理应获得尊崇和颂扬。但同时，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有人来呵护和养育。从民族灵魂的生成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一项丰功伟业，关涉千秋万代，其重要性丝毫不弱于前者。

陶渊明和袁中郎，做的便是这样的事情。

他们让人的灵魂和山川草木的精神相交流，让心跳的声音应和着大自然的脉搏，与宇宙万物达成一种和谐，也因此使得人更能够贴近自己的原初本性。他们最突出的贡献，是给中国人的心灵世界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意味，是让心灵收放自如、不为外在的东西所羁绊，是对于大自然的美的沉浸和迷醉。他们的思想和文章，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添加了一种独特的品质，一种奇异的声音、色彩和姿态。中国文学缺少了他们，肯定是不完整的，缺少均衡的。不像其他事功表现得那么明显，他们的影响是长远的，作用是渐渐显示的，可以历经多少个世代，在潜移默化中，滋润和养护千万颗心灵，进而塑造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如果从这个方面着眼，就能够更深入地认识到他们的价值。

但写到这里，忽然又有一些踌躇。

这样谈论和评价他们，其实仍然是从事功的角度着眼，仍然不脱人要有所成就的逻辑思路。也许这样想会更恰当：他们在后世所造成的不亚于任何伟业的巨大影响，并非他们的初衷，而是自然产生的。对他们而言，这样做只是因为适意，就像是花朵要开放一样自然。他们听从内心的呼唤，过一种顺乎本性的生活，使得自己的生命摆脱束缚获得解放。虽然清贫甚至经常遭遇困窘，但比起那些位高权重、过着富足甚至豪奢的生活，但却每天如履薄冰、精神高度紧张的人，或者以屈辱自己的人格换来某种利益的人而言，他们自有一种难以言传的幸福感。做任何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关键是他是否认为值得，而这又取决于他对生命意义、生命价值如何理解。陶袁选择了亲近自然。他们使自己的心灵获得解放的同时，更是把一种人生美学播撒到了众多灵魂中。这个过程，也并非他们主动和有意的，而是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精妙太美好，无法不传播开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因为这点，他们的人格和作品才会有这样永恒的魅力，经历上千年而流布不息，为一代代人们传诵不已。出于同样的理由，对他们的敬仰和赞美，也将一直地持续下去，天长地久。

（选自《都市美文》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