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
1．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的本质关系
前文已经论述过，三元素是对新闻实践活动的重新划分，三元素在传统新闻理论中都有自己所对应的理论范畴：新闻理念对应的是新闻信息的本质属性，媒体形态对应的是新闻事业，媒介功能对应的是新闻事业的功能。于是，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就是新闻信息的本质属性与新闻事业的功能之间的关系，而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则是新闻事业与新闻事业的功能之间的关系。
研究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之间的本质关系，有必要结合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因为在比较中才能更清楚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本质。
新闻理念是实现媒介功能的前提，媒介功能是新闻理念转化为现实物质活动之后所产生的效果。由于新闻信息能不能成立与新闻信息有什么用处是两个不同问题，指向两个不同方向，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就像是在两条道路上跑的车，有时可以并驾齐驱，但更多的时候是驶向不同方向。对新闻实践活动来说，二者主要表现为对立和冲突关系，而不宜将其视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否则，就很可能像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为了实现媒介功能而损害了新闻理念。
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关系则不同，媒介功能来源于人的需要，需要是人自身的一种缺乏状态，由于缺少某种东西，进而就转化为对某种效果、功能的期待。所以，媒介功能是一些力量强大的现实目的，是新闻传播活动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之后所产生的效果。而媒体形态是新闻事业及其活动的总称，它是围绕着新闻传播活动展开的物质活动状态，媒体形态既是新闻理念的承担者，更是实现媒介功能的现实条件和工具手段。因此，从本质上说，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完全是目的与手段关系，二者具有最彻底的一致性，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人的需要及满足需要的手段。在这一点上，它与新闻理念和媒介功能所形成的关系有着本质不同。
从这两组关系的特点来看，由于三元素的基本属性不同，导致两组关系的作用方式也呈现出明显差异：新闻理念是新闻信息得以存在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如果不坚持这些原则，新闻信息就会异化为其他事物。因此，新闻理念的原则是刚性的，不能随意改变的。而媒介功能则不具备新闻理念的这种刚性特点，它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价值判断主体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媒体形态是承载新闻理念和实现媒介功能的手段，现实中的媒体形态一直面临着如何调整、改进和快速发展的问题。于是，媒体形态的发展就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只要能够为传递新闻信息所用，能够为实现各种媒介功能所用，媒体形态的变化就不受约束，就完全可以自由发展。所以，新闻理念的刚性特点决定了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之间的矛盾是无法根本消除的，只能通过人的努力去尽量缓解矛盾，使媒介功能在新闻理念规定的范围之内去实现。而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永远处于运动变化当中，虽然也不断地产生矛盾，但是在具体的新闻实践当中，通过人的努力这些矛盾是可以不断加以消除的。
2．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互动
既然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之间是目的与手段关系，那么，对新闻实践活动来说，这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总体上看，人类的新闻传播实践是一股巨大的现实力量，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就是构成这股现实力量的两大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新闻传播活动的基本矛盾，在这一基本矛盾的推动下，新闻传播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互动发展的历史就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历史，这是我们对新闻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判断。以下我们就分步骤探讨这种演化的特点和规律。
（1）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相互关系表现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起源问题上
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要把握某一事物的形成，无外乎从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来分析，即从人类自身需要与外部可行条件来把握。任何一种新事物都起源于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只有客观上具备了满足这种需要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并使这些物质和技术条件与人的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新事物就诞生了。
新闻实践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种，要把握其诞生的条件也要遵循同样的道理，即从人类对新闻信息的需要和传递新闻信息的条件两个方面来把握。
人类对新闻信息的需要从其自身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了，但并非从一开始就是由大规模的新闻事业来完成的。在新闻事业诞生之前，人类的信息交流已经走过了原始的符号传播、口头传播、文字传播等阶段，这些阶段都在为新闻传播活动的诞生积累和创造外部条件。只有当文字、记载文字的载体以及进行新闻信息传播所必需的各种条件都具备以后，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大众新闻传播活动才开始出现。因此，我们可以说，媒介功能是新闻事业诞生的内趋力，而媒体形态则是新闻事业诞生的外在条件。
所以，与人类一般的信息交流活动相比，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有着很大的不同。交流信息是人类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就可以实现的，而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实践活动却是中途出现的，它是和媒体形态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传播信息与报道新闻虽然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但是二者在媒体形态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异，这种差异大到足以使新闻学诞生的基石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因为离开了新闻事业，新闻学意义上的新闻实践活动也就不复存在了。
（2）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互动关系表现在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过程当中
分析了新闻传播活动的起源问题，接下来就要探讨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是如何推动新闻事业向前发展的。而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先对二者之间的作用方式进行分析。
首先，媒介功能对媒体形态具有整合作用。
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从媒介功能的角度看媒体形态，媒体形态虽然表现为一些有形的物质活动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它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始终处于被媒介功能的整合和利用之中，即处于目的对手段的整合、改造和利用当中。手段无不是体现着目的的手段，在媒体形态当中，我们始终能够看到人的需要和人的目的性，媒体形态为人服务、为社会服务的社会属性非常鲜明。这就使媒体形态具有物质活动的客观属性和社会活动的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法国学者伊夫·戴拉海认为，在理解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传播现象时，既不能像以传播效果研究为代表的西方经验——功能主义学派那样，把传播限制在纯粹的意识形态、信息贸易，或者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把传播简单地概括为一个巨大的上层建筑行业；也不能像麦克卢汉那样，把传播仅仅理解为是传播技术的演进。作为一种发生在整体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活动，“传播”的构成，始终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表达、物化和调整。[70]
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本源来看，一般总是目的在先，手段在后，手段在没有被人的需要整合之前，是一种自然状态，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人们有了解新闻信息的需要，于是就诞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在此基础上，人们还需要更快速、更直观地了解新闻信息，于是就有了广播电视技术的发明。如果没有了对信息交流的需要，印刷技术和广播电视技术就都没有了意义。
从另一个方面印证媒介功能对媒体形态具有整合作用的情况是，在现实当中，面对同样的技术条件，由于功能需要的整合方式不同，导致媒体形态产生了很大差异。中国四大发明在自己国家与在欧洲的不同走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是中国人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当这些技术传到欧洲以后，对欧洲社会的文明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马克思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之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推动力。”[71]
可是在发明印刷术的故乡又怎么样呢？活字印刷在北宋就已经发明了，可是直到明朝中叶以前中国仍普遍使用木版印刷。雨果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就马上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一种奇妙的东西，而中国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息。对于印刷术在东西方的不同命运，麦克卢汉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西方文字是拼音字母文字。拼音文字的组字要素只有26个字母，比象形文字更适合印刷。这种解释显然只是把媒介的发展看成是技术孤立发展的结果，而对媒介发展的历史前提视而不见，因而也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媒介发展的客观规律。[72]
面对同一技术形态，之所以形成如此巨大的反差，根源只能从技术工具的使用者，从人和社会的功能需要差异当中去寻找。由于人的需要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差异，对同一技术形态，不同的人对其注意的方面不同，就形成了使用上的差别。中国的指南针被人们用来测算风水，而西方则用做航海的向导。正是由于功能需要的推动力不同，导致出现很大差异。
其次，媒体形态也会对媒介功能产生反作用。
媒体形态对媒介功能的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媒体形态对媒介功能具有制约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根据当下的媒体形态水平，产生了具体的需要，这些需要不是无意义的胡思乱想。比如，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当刚刚出现手抄新闻的时候，如果有人打算建立一个网络时代的全球传播体系，实现人类信息传播的大同，就属于超越现实条件的不切合实际的幻想。人的具体需要只有依托现实条件，才是有可能实现的。特定的功能需要都是依托一定历史时期的现实形态而产生的，但是又适度地高于现有媒体形态，是对现有媒体形态实现媒介功能过程中不够理想的地方产生了改进的需要。在这种需要的推动下，人们只有依托现有的形态条件，才能对原来的媒体形态加以改进和创造。研究传媒科技发展史，会很容易发现，各种重大传媒技术的诞生，比如现代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因特网技术等都是许多科学家不断创造、逐步推进来完成的，没有一次到位的情况。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改进，就在于技术与功能需要之间的矛盾。只要这种矛盾是建立在现实条件基础上的，它就不是无法解决的。人们通过创造性劳动，对现有的媒体形态不断改进，矛盾就可以逐步解决。不仅传媒技术层面是这样，媒体运行层面、媒体控制层面的发展也是如此。现代媒体的运行方式是在最早的报纸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人就有“足不出户，尽观天下”的想法，只有到了电子媒体和数字媒体时代，这种想法才终于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媒体形态对媒介功能还具有刺激作用。媒体形态满足了媒介功能的要求，但是在满足需要的同时，媒体形态的某种属性还可能激发人们新的需要。在特定的媒体形态还没有出现之前，由于满足人们需要的客观条件还不具备，人们的这些需要都是潜在的，处于一种被压抑状态和待激发状态。而一旦具备了条件，这些需要就被激发并释放出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媒体形态继续向前发展。于是，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现实力量，这股力量内部是相互促进的。当代中国和世界传媒的变革发展态势就是最好的佐证。
比如，网络传播原本是美国军方为满足内部沟通信息的需要而发明的，但是由于这种技术形态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潜力，其后来的发展大大超出了小范围的内部传播，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信息交流网络。发展到今天，网络媒体使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各种需要都在网络世界中被激发出来，并得以实现。许多在传统媒体中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都在网络世界中变成了现实。而且由于网络媒体在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上的独特优势，它还在不断地激发人们的各种兴趣，刺激人们的各种欲望，其发展的势头依然强劲。
3．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互动下的新闻传播活动发展模式
首先，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作用模式。
新闻实践活动起源于人们了解外部世界新闻信息的需要，这种需要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体形态才能满足，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就构成了新闻实践活动的两个方面，而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之间的目的与手段关系必然决定着二者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有什么样的功能需要，就必然形成什么样的媒体形态；反过来，有什么样的媒体形态，也就必然产生什么样的媒介功能。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是新闻实践活动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是平衡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平衡就意味着静止，新闻传播活动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动态平衡使得事物总是在平衡与不平衡的不断转变中逐步演化发展起来。最初的媒体形态总是要满足一定的媒介功能要求的。但是媒体形态在实现媒介功能过程中或是带来了新的问题，或是在最初的需要被满足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新的媒体形态上又产生新的需要，这种平衡又被打破了。于是，人们又通过不懈努力去解决新的问题，实现新的媒介功能。所以，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之间一直处于“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这样一个无限循环的发展过程当中。
哈贝马斯曾经对西方新闻媒体的结构转型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并认为西方新闻媒体的发展经历了轻度利润、政党报刊、商业化报刊、媒体集团几个历史时期。无论哈贝马斯是有意还是无意，他对新闻媒体结构转型的分析始终是在“媒介功能——媒体形态”的互动关系范畴中展开的，而且一直遵循着“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发展模式。他是这样来分析的：
在轻度利润时期，“报刊业是从私人通信系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长期被私人通信所垄断。因此，它最初的组织形式是小型手抄工业。当时，这个行业的算计遵循的是早期资本主义轻度的利润最大化这样一些传统原则。出版商的目的纯粹是做生意。他们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局限于交流与新闻监督”。[73]
在由轻度利润向政党报刊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报纸从纯粹发布消息的机制变成公共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政治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在收集新闻和发布新闻之间又有了一个新闻的环节，这就是编辑。但是，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共舆论的掮客。……实际上，由于违反了所有谋利规则，他们在一开始往往是赔钱的。说教的动力以及稍后的政治动力可以说是以破产为代价的”。[74]
到了政党报刊时期，“随着编辑的独立，19世纪上半叶，社论开始大量地出现在日报上”。[75]同时，政治家们纷纷开始利用新闻媒体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1789年，在巴黎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名气的政治家都要组织自己的俱乐部或者出版自己的报刊；仅从2月到5月就冒出来450个俱乐部和200多家报刊！”[76]
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媒介功能开始由政党报刊向商业报刊方向转化。“随着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建立和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具有批判意识的报刊才能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力；这时，它就能够抛弃论战立场，而真正从事商业活动，争取赢利”。[77]
到了商业化报刊时期，媒体对利润的追逐又成为一种主导性力量：“如果说最初在主要出于政治目的的日报行业里企业基于纯商业基础的改组不过是显示了谋利性投资的一种可能性，那么这种做法对出版商来说很快就变成了一条必由之路。因为要想扩大和完善技术和组织机制，就必须扩张资本基础，增加商业风险，也必然要使企业经营政策服从于商业效率的要求”。[78]
在商业功能的驱使下，媒体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先进的新闻传递技术的压力下，编辑活动已经从写作活动彻底变成了新闻专业活动：“素材的选择变得比社论更重要了；对新闻的加工和判断，对新闻的选择和组织，比通过文学表现来鼓吹某种‘路线’更为紧迫。尤其是70年代以后，这种倾向变得越来越明显。一家报纸的地位和声誉主要不取决于其评论员是否出色，而取决于其发行人员是否能干”。[79]
由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和技术手段的完善，媒体形态开始由一般的商业化报刊向媒体集团方向发展：“新闻传递手段的技术发展（电报和电话之后出现了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无线电广播和收音机）促成和加速了报刊业的组织联合和经济封锁……但是与20世纪新媒体——电影、广播和电视相比，报刊出版中经济集中及其技术—组织协调的程度来看还是比较弱的”。[80]
在媒体集团化时期，由于公共媒体与个人赚钱工具的矛盾关系，人们有理由对集团化倾向加以限制，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矛盾演化还将继续下去。“实际上，报刊业集中趋势的历史经验足以使人们有理由阻止广播和电视走上美国私人企业‘自然垄断’的发展道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这些新媒体是官方或半官方的组织，因为如果不这样，他们的传播功能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从而避免受到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功能的侵犯”。[81]
哈贝马斯主要是从媒体运作层面探讨了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的关系。应该说，作为一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对西方社会新闻媒体结构转型的分析是准确而深刻的，而他的分析之所以能够切中新闻实践活动结构演化的要害，正是由于抓住了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这一推动新闻事业发展的基本矛盾。
研究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另一部经典著作——枟报刊的四种理论枠，我们同样发现，被奉为圭臬的集权主义报刊理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社会责任报刊理论也是遵循着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平衡发展模式，与哈贝马斯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施拉姆等人主要是从社会控制层面来探讨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之间的关系的。以下我们对其也进行一些简要分析。
集权主义报刊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应该遵循国家发展目标。弗雷德·赛伯特这样描述集权主义报刊理论：“各通讯单位应当支持和促进政府的政策，以便政府能够实现它的目的。在公众通讯工具发展时期，这个目的一般是从消极的方面来实现的，那就是通过对通讯工具的控制以阻止其妨碍实现国家目的。在后期，就采取了一种较积极的政策。根据这种政策，国家积极参加通讯事业，并利用公众通讯工具作为完成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82]具体来说，集权主义政府在早期通常采用特许制、检查制和司法公诉来控制报刊，如果报刊的活动被认为对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时，政府有权对报刊加以限制，甚至处罚。但是到了后来，随着反对力量的增长，集权主义政府开始改变早期的强硬控制策略，向积极参与公众通讯方面转变，主要是通过收买私营报刊和用公款给予津贴的方式来间接控制报刊，这样就可以缓和与自自由主义者之间的矛盾。总的来看，这种集权主义媒介政策与封建社会的政治背景和统治阶级的政治目标是吻合的，即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是一致的、平衡的。
可是，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的媒介功能会不断向原先的媒体形态提出挑战，进而打破原来的平衡，形成新的平衡。随着资产阶级逐步登上历史舞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集权主义体制对表达自由意志和报刊传播活动的钳制，报刊思想开始向自由主义方向过渡。“在整个十八世纪，集权主义处于防守地位，而自由主义的原则却向前发展了。”[83]自由主义理论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国家的目的在于保证公民安全，维护社会公平，促进个人幸福。弗雷德·赛伯特这样概括自由主义理论：“这个理论一直是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判断原则的优越性以及真理若不受约束即能战胜一切的原理，其口号是‘自我校正过程’和‘观念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新闻自由，新闻自由就是让人们自由地创办报刊，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而且报刊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不仅不能被政府操控，还要对政府进行其他机构无法实施的监督。
应该说，自由主义报刊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早期发展过程中媒体形态适应媒介功能要求的必然选择。正如弗雷德·赛伯特所言：“在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社会中，报刊的地位成为一个适应民主的政治机构和民主的生活方式的问题。”[84]
但是随着自由主义报刊体制的确立，报刊在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自由主义理论并没有建立起公众有获得消息的权利，也没有要求出版者负有道德责任”。[85]对绝大多数报业老板来说，创办报刊首先是一种经济行为，办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作为私营企业，报业老板和资本主义社会其他企业老板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对利润的追求导致报刊越来越趋向集中和垄断，也导致报刊的报道日益低俗化；同时，在自由的旗号下，报刊常常将本来属于公众的自由转变为报刊自身的自由，导致报刊在自身利益与社会公器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
社会责任理论认为：“自由主义理论是从消极自由的概念里诞生出来的，这种消极的自由概念，我们可以概括为‘免于……的自由’，更精确地说，就是‘不受外界限制的自由’。社会责任理论则相反，它是以积极的‘有做……的自由’为基础的，它要求有能达到所希望的目标的必需手段。”[86]
在枟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枠这部经典的研究报告中，由多位教授、专家组成的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对新闻媒体的自由与责任进行了认真考察、分析之后，对报刊的社会功能提出了美好设想，对报刊的社会责任提出了这样五项要求：“第一，一种就当日事件在赋予其意义的情境中的真实、全面和智慧的报道；第二，一个交流评论和批评的论坛；第三，一种供社会各群体互相传递意见与态度的工具；第四，一种呈现与阐明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的方法；第五，一个将新闻界提供的信息流、思想流和感情流送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途径。”[87]社会责任理论认为，政府不能只允许自由，它还必须积极推进自由，因为“大权在握的政府，是惟一强有力的机构，它与社会一道足以保证自由的有效运用”。[88]
但是社会责任理论同样也是不够完美的，其在新闻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不足，阿特休尔评论说：“严酷的现实是：社会责任这一术语令人费解。也就是说，这个内容极其含混的术语，几乎可以往里加进任何意思。”[89]尤其是这些要求在现实中的可行性更是受到人们的怀疑，就连新闻自由委员会自己也都不得不承认：“本委员会不知道这五项理想化的需要究竟能否完全得到满足。它们不可能由任何一个媒介来满足；有些需要根本就不适合某个特定的单位；所有需要在传播产业各部分中的适合程度也不尽相同。”[90]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预见，西方的新闻思想还将进一步发展下去。
总的来看，集权主义报刊、自由主义报刊、社会责任报刊，这些概念首先都属于媒体形态范畴，都属于媒体形态中的社会控制层面，但是它们都具有鲜明的媒介功能指向，每一种媒体形态的功能各不相同。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一直处于对应状态。而理论的发展，就是一种媒体形态在满足特定媒介功能的同时，也会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而在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可能产生更新的问题。新闻实践活动就是沿着“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道路逐步发展起来的。
其次，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的互动模式构成了一种无意识结构。
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发展历程，我们惊叹于今昔之间巨大的变化，这种感受来自我们采用对比方法截断了历史过程之后所产生的强烈反差，而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之间所形成的“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发展模式就是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诠释。如果沿着这种发展模式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在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发展模式背后，在原有的平衡和新的平衡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无意识结构，即新闻媒体的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构成了一种无意识结构，通过揭示这种无意识结构，我们才能更清醒、更深刻地把握媒体演化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以下我们就先从传媒技术层面开始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得知，传媒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手段是人的发明创造，时刻体现着人的需要和一定的社会功能指向。这种特征即使是在某一媒体技术的诞生时期也不例外，只不过在技术发明的最初时期，人们对技术形态所寄托的功能需求比较简单。随着初级的技术形态在现实中得以应用，人们产生了新的需要，进而开始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在改进和完善当中，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传媒技术就是在媒介功能的这种整合作用下不断演化发展起来的。而当某一媒体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级的历史阶段时，人们再回过头来对照当初的媒介功能要求，会发现原来的媒介功能要求已经发生了转移，转移到了别的、或更为高级的功能需要上来。正如刘放桐所述：“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技术往往是受了在生活世界中形成的动机的促动才发展起来的，人们习惯于利用这些理论和技术，却不问它们最初是如何被激发起来的。人们关心使用理论和技术所得到的实际结果，不关心这些理论和技术是如何从意识的造就活动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科学原初意义是很容易被掩盖起来，或发生转移。”[91]
正是由于人们对技术工具功能意义的理解发生了转移，媒体形态才能在新的媒介功能整合下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后来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情况经常大大超出当初发明者的目的和想象。这种情形类似于接力赛跑，人们一棒接过一棒地奔跑，越来越远离最初的目标。只不过在新闻传播发展过程当中，所有的人都有特定的目的和意识，但都不具有最终的目的和意识。因为最后的结果不是按照某一个人的意志来实现的，而是由集体的无意识行为共同实现的。
我们仍以网络媒体为例来说明。因特网最初是美国军方出于简单的军事目的建立起的一个小型内部信息交流网（阿帕网）。当初的发明者可能不会想到今天的网络媒体竟然会发展成将全世界各种信息一网打尽的局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技术工具具有这样的可能性和发展潜力，在媒介功能的推动下使之然。在媒介功能的刺激下，网络媒体不断进行技术改进和创新，现在的媒体形态与当初的媒体形态相比，现在的媒介功能要求与当初的媒介功能要求相比，都已经面目全非。而且随着技术条件的日趋成熟，因特网的用途越来越广泛。网络传播已经对许多传统行业形成了挑战，诸如零售业、印刷业、音像业、图书出版业、传媒业等等。这些冲击都是网络技术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地被新需要整合所产生的必然。要是在网络技术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要求其具备现在的这些功能就可能为时尚早，许多媒介功能是人们当初看不见或者只能朦胧感觉到的，媒体形态的革新更多地是在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不得不思考的，是对一个个当下问题的解决，而缺少对最初起源的反思和对遥远未来的规划。新闻实践活动就是在对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之间一个又一个具体矛盾的解决中将新闻事业不断向前推进的，而这种发展就是一种无意识发展，它使得新闻实践活动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结构。
不仅是传媒技术，媒体形态其他层面的发展也都是如此，都是在与媒介功能的这种无意识结构中发展起来的。
比如，从媒体运作层面来看，在中国电视传媒领域，近年来，频道专业化势头发展很快，在这一进程中，频道专业化最初的考虑是整合有限的频道资源、财力资源、人力资源，避免无序竞争，同时满足分众时代不同观众的需要。应该说，这些考虑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频道专业化付诸实施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电视观众习惯于免费收看电视，这些专业频道的收入主要来自广告，而电视广告主最感兴趣的是收视率，对那些收视率比较低的频道和节目一般不愿意投放广告。而许多专业频道由于受众定位的局限导致收视率十分有限，广告收入就很低，频道就无法维持生计。出于无奈，专业频道又不得不继续播出新闻节目、综艺节目、娱乐节目和影视剧，专业频道又变成了一个综合频道。但是，随着数字电视的开播和新的收费模式的试运行，频道专业化发展又找到了新的契合点，在数字电视和收费频道里，专业频道开始真正显示出生机。应该说，从当初对频道专业化的设想到今天找到实现频道专业化较为可行的途径，中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但是，只有在频道专业化的设想付诸实践，成为一种开放的现实状态以后，人们才能发现当初没有预料到的问题，也才会在现实中摸索到真正的可行途径。频道专业化目前的实现方式与当初的设想是有相当差异的，这种差异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结构，正是在这种无意识结构中，频道专业化才逐步发展起来。
从社会控制层面来看，情况也不例外。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报刊形态的设计者主要是想建立一个开放的意见自由市场，实现每个人的言论自由，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当这种思想转变为一种现实形态之后，媒介主却利用这一机会将自己的利益塞入其中，将本来赋予公众的言论自由转变成媒体自身的言论自由，将本来属于大众的新闻媒体转变为只被少数人垄断的赚钱工具，使当初的美好设想化为了泡影。不得已，人们又抛出了社会责任的新闻思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没有料想到的局面，是因为自由主义报刊思想虽然是一种有目的的设计，但是在现实中，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管当初的意图是什么，其结果必然是开放的，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可以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媒介功能。就像卡尔·贝克尔所说的那样：“使我们的目的迷乱和希望破灭的，是启蒙时代确实信赖的简单概念对我们已失去其普遍的有效的特性。……自由一度被视为等于个人从政府的束缚中得到解放，现在则被看作是与社会节制的复杂形式不可分离的。甚至理智与真理明白而确定的界限都被弄得模糊不清。我们推想理智是动物机体的一种功能，而真理只不过是不同的经验的感觉，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和实效而作的实用主义的调整而已。”[92]“自由”、“真理”这样一些诱人的字眼一旦落到现实当中，就出现了与当初美好设想不一致的情况，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概念的理解多是简单化、单向度的，对现实中的复杂因素常常考虑不周。
以上我们对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互动发展中的无意识现象进行了描述，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形成了这种无意识发展结构呢？
我们可以从媒体形态所具有的开放属性，以及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之间的特殊作用方式上找到根源。
媒体形态是一种手段和工具，工具是人能动性创造的结果，这些创造体现出各种各样的目的性，而且在目的的指导下不断改进，这就决定了媒体形态总是指向人的需要，是与媒介功能密切对应、并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而之所以会形成无意识发展，是因为媒体形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虽然在每一次创造和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环境下的创造者们都有自己特定的目的，但是一旦创造者的意念得以实现，将设想转变成既定的事实，这种事实就不再被创造者自己惟一的目的所束缚，就会由一种内在的意念转变为外在的、客观的现实，这种现实是一种开放状态，其他各种利益主体就都可以参与进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功能理解，而这些功能理解很有可能不同于当初创造者的功能理解。于是，在各种矛盾力量的交织作用下，事物的发展就可能出现创造者自己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后果，这种后果就与原来的功能动机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结构，导致了无意识发展。
为了深化对这种无意识结构的理解，我们可以对照新闻理念与媒介功能所形成的结构关系来比较分析。
通过前文论述我们得知，新闻理念中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使新闻信息具有很强的现实参与性，新闻信息可以被不同的利益主体所利用，所以，新闻理念和媒体形态一样，都具有开放属性，都可以用来实现媒介功能。但是，对媒介功能来说，新闻理念的开放属性与媒体形态的开放属性却有着本质的不同。
新闻理念是指向新闻信息本身，是可以脱离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媒介功能可以将新闻信息拿过来为其所用的，但这种利用不能对新闻信息的基本属性（新闻理念的基本内涵）进行改变或创造。所以，尽管时代在变化，媒介功能的主体在变化，但是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这些新闻信息的基本属性却一直没有动摇（在本书的最后，我们会从哲学层面去探讨新闻理念的变化，但在现实层面，人们都会认为新闻信息的真实性、新鲜性、公开性是不能改变的）。而相对于新闻理念来说，媒介功能的变化只是价值判断参照系的变化，不同的媒介功能都是不同的价值主体所形成的不同的价值判断。所以，媒介功能与新闻理念之间的这种结构关系是跳跃式的，没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因而也就不具备发展的延续性和无意识结构。
媒体形态则不然，媒体形态虽然也表现为一种开放状态，但它在本质上是为人的需要服务的，而且只能指向人的需要，无论是传媒技术层面、运行流程层面，还是内部管理层面和社会控制层面，脱离了人的需要，这些媒体形态的存在都是无法想象的。可以说，媒体形态是不能脱离媒介功能而独立存在的，媒体形态的发展，就是原有的媒体形态在新的媒介功能需要的推动下，被改造为一种新的媒体形态，达到了与新的媒介功能相适应的水平。在传媒发展史上，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们不断进行这种改造活动，就使得媒体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媒介功能不断发生转移，从而导致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在互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无意识结构。
所以，关于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的互动发展，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面对处于开放状态下的媒体形态，人们对其形成的每一种功能要求都是有意识的，但是新闻实践活动在历史上的总体发展却是在多种力量制约下的一种无意识发展。媒介功能与媒体形态平衡发展的背后就是新的平衡脱离了最初的平衡，新的功能需要脱离了最初的功能需要，在无意识当中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层次。新闻实践活动就是由一个个有意识的具体构成一个无意识的整体。而要把握这个无意识的整体，就必须跳出具体条件的局限，从人类新闻实践活动的历史和总体发展高度来认识其演化规律，这就是我们对媒体形态与媒介功能之间无意识结构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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