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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行为与空间的互动

时间:2022-02-2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成都的活水公园就是一个将自然、环境治理与人们的身体的参与加以成功组合的范例。无论是本市的市民还是外来者,都会到活水公园来感受独特的景观创意。
主体行为与空间的互动_观城论市: 城市化背景下场所认同的危机与重建策略研究

除了人的各种感官体验外,身体的主动行为与空间的互动更进一步加深了主体的场所认同。人通过在空间中的介入与参与来接受所处环境的各种信息,并在获得了多样化体验的同时与其回应、反馈,正是人们的居住、交往、生活等活动行为构成了场所,而场所意义的建立又反过来进一步塑造主体的行为和心理,它激发了人们潜在的特殊情感,使其与场所的存在产生共鸣。此外,身体的实践也可能被赋予一定的文化性,如一些特定的动作和仪式,这种文化性往往是产生场所认同的重要特质。

5.1.3.1 行为与心理的渗透

渗透性是“一个场所的公共空间网络能够提供的到达与穿越相关地点的路径选择能力”[1]。对于场所认同的主体而言,使用者首先应该能够到达、进入并使用它,否则就无法产生认同与共识。

行为方面的渗透性直接关系到主体对场所的认同程度,高度的渗透性,即可进入性在场所认同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设计者努力在公共空间中寻求使用者连续性的体验,这为构建“自属感”提供了重要的原始素材,任何认同都须奠基于其上。然而,在当代城市中却有很多公共空间难以实现与城市整体的高度渗透性。这主要涉及城市公共空间对公众的非开放性或限制性:本来应服务百姓日常休闲的公共空间被企业占用,截断了空间的连续性,由于空间的私有化和墙化,人们不能再进入或穿越此地;城市中许多有意义的文化历史场所的使用者发生了置换,本该为当地市民提供服务的却抬高了门槛来服务外来的游客,普通老百姓不能随意地进入,导致这些场所无法与公众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这些都截断了大众对特定场所的认同感。

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和卡尔文·沃克斯于1859年共同设计的纽约中央公园,作为首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开敞空间,改善了城市机能的运行以及人与自然的相处方式,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活动场所。公园的设置与道路、住区甚至整个城市都发生了联系,有机地将各种功能系统地联系到一个系统之内,道路的通达使所有的市民都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公园之内,作为一座公益性的城市公园,不需要任何费用和证件,所有人可以充分地享受公共空间提供的宜人景观和多样的社会活动(见图5-6)。

图5-6 中央公园内丰富多样的公共空间

资料来源:http://www.nipic.com.

行为方面的渗透性首先是心理层面对其环境有种判断,在身体实践中是否选择进入取决于心理上的可进入,而它则是通过便利、安全等因素来断定行为的发生模式。目前有许多空间不能提供这样积极的方式供人们使用,更得不到人们的认同,这是因为设计违背了大众的活动行为和心理的基本规律。如一些街角公园或社区景观的规划,采用的方式是将很多吸引人的环境围起来不让人穿行,这不仅让使用者无法使用,而且使想要抄近路穿行的人望而却步。可见场所的便利性是人们决定选择此空间的基本条件,而便利性应是设计首要满足的因素,如果空间的使用极为不便,就会明显地影响人们对场所的关注度和认同感。传统街道、社区的规划以人步行和自行车的到达范围为主来规划其尺度,因此日常生活则具有很大的便利性,这点在胡同社区中体现得十分明显:尽管胡同的居住面积狭小、人口密度高、基本公共设施陈旧,但大多部分的居民仍对此地留恋不舍,其主要原因是居住于此的居民习惯了这种以步行为衡量标准的人性化尺度,住户间的亲密距离增进了彼此的邻里情感,适度的空间距离为居民的生活、工作、休闲提供了最方便的网络。

安全性的威胁主要是犯罪和交通两个方面,它在传统社区街道中并不是令人担忧的问题,正如上述的胡同社区,自发形成的社区感情、熟悉的邻里关系促进他们自发地参与社区的活动和保护社区的安全。此外,传统的步行方式、自行车、人力车等慢速的交通工具不会对社区中的居民造成威胁,他们可以很惬意地享受公共空间的各种生活,归属感一直留在心中,而在现代大尺度的、以机动车和高速路为参照模板下形成的城市空间中,安全问题成了很大的隐忧。没有安全感的生活会产生无根、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同时减少了大众自发性的户外活动的行为的发生,漂泊的感觉自然不会使主体产生认同。因此,在设计中,首先应该明确可进入性的主体人群是步行者和自行车等慢速度的主体,服务的对象是其日常生活,机动车应该限定在部分公共场所的周边,并大量改善公共交通的质量和效率,为它提供各种便捷高效的配套服务体系,从而逐步取代车行的方式。保证大众的全方位安全就是鼓励他们在公共空间的活动,赋予他们主人翁的地位。

5.1.3.2 活动与营造的参与

可参与性就是主体主动的行为在空间中的介入、参与和互动,从而使人与场所建立密切的关系。

(1)空间活动的参与。

空间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变成有意义的场所,而人进行各种活动的前提是有适合的空间环境来激发主体的活动潜能,即空间能够提供给主体进行活动以及能够主动参与的配套设施和空间形态。

成都的活水公园就是一个将自然、环境治理与人们的身体的参与加以成功组合的范例。它是世界上第一座以水为主题的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来自府河的水,依次流经厌氧池、流水雕塑、兼氧池、植物塘、植物床、养鱼塘等水净化系统,向人们演示了污水变清水、死水变活水的生命过程。公园内的各个不同功能类型的景观:不论是雕塑喷泉、自然生态河堤、黄龙五彩池、圆形广场,还是路旁设置的巨大的砾石、台阶式亲水平台,公园的每个角落都可以让人们去参与和探索,设计特别鼓励人们通过自己的行为主动体验和参与环境,如聆听奔腾的水流声,或跪或趴在溪塘边观察水里的鱼类、触摸植物的质感、体验水的转换过程,等等。无论是本市的市民还是外来者,都会到活水公园来感受独特的景观创意。它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不仅治理了环境、净化了污水,而且将其与教育、观赏、游戏、体验为一体,使游园活动成为令人愉悦的主动经历和互动教育的机会,这样的参与使人们更深地重新认识了自我,认识了自然与人的关系(见图5-7)。

图5-7 活水公园中市民参与式的活动

资料来源:http://www.nipic.com.

河北唐山市中心改造后的凤凰山公园特别强调了市民的进入性、参与性,从只供观赏不能使用的消极空间转向一切以市民的需求为中心、为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设计的场所。它的空间形态语汇与各种功能设施的布置、使用方式大多来源于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生活场景。此外,设计者通过对当地使用群体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的了解,通过有机的组织布局,为百姓自发随机进行的集体活动预留出了积极的空间,从而为市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便捷舒适的空间,得到了使用者高度的认同(见图5-8)。

图5-8 丰富多样的公共生活空间

资料来源:作者自拍.

河北省唐山地震纪念墙以一种抽象的语汇表现纪念的意义,除了瞻仰逝者外,它更为悼念者提供了参与的可能性。向一个方向水平延展的磨光大理石碑面提供了人们祭拜、触摸等活动的发生可能,纪念墙位于一处所有人都能进入的地方,不只是逝者家属,而是让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能参与进来,希望这段历史能成为每个人共同的记忆。不同仪式的祭拜活动引起不同群体的社会认同(见图5-9)。

图5-9 开放性的地震纪念墙

资料来源:http://www.nipic.com.

位于德国柏林的犹太纪念馆,是由生于波兰的犹太裔建筑师里柏斯金设计的,它共耗时七年才完工。博物馆内外所有的线条、形态和空间都是破碎、不规则的,多边、曲折的锯齿造型像是带有棱角尖的匕首,透过狭窄的光缝,映射到观赏者的精神中。馆内并没有直观的犹太人受迫害的展品或场景,但馆内曲折的通道、沉重的色调给人以精神上的冲撞。馆内的屠杀塔被作为一条走廊,使人能够近距离地参与互动:穿过沉重的铁门,头上空是阴冷、黑暗、压抑的狭长空间,脚下踩的是犹太死难者成堆的头骨,设计者通过这种使参观者介入的方式来更深刻地隐喻出犹太人不同寻常的历史和所遭受的苦难,从而触动人们内心的共同的心弦(见图5-10)。

(2)空间营造的参与。

在塑造场所的认同时,使用者如果能够按照当地的文化内涵和个人或群体的生活方式来自主地参与空间的营造,那么就能更好地将城市场所作为建立文化认同的中心,形成对该场所最特殊的、最能产生共鸣的个人认同乃至社会认同。

日本早稻田大学佐藤滋教授面对城市规划建设和居住环境改善问题上,提出了协动的概念,即“存在地域里的各种利益主体,如何以一种协动的方式进行城市规划和地域社会的建设”[2]。这里所说的各种利益主体重要包括政府、企业、市民团体。它特别强调调动社会地域的主体——居民,让他们参与到整个区域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与其他群体进行一种并肩协动的城市规划的推动方式。在一些环境改善的项目中,市民导入规划过程中首先利用很长一段时间来进行一些设计活动(Design game),在达成共识后,专家再进入设计的过程。此过程中,市民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但是他们乐在其中,因为全程的参与会使其产生自豪感、亲切感和特殊的感情,这种方式激发了他们的地域主体意识。

图5-10 参与体验性的空间

资料来源:http://www.nipic.com.

日本的古川町就是在当地居民身体力行积极地参与下,建起了人们与生活场所间的情感联系,将一个普通的小山村改变成极具地域风格和传统文化特色的生活空间(见图5-11)。

图5-11 古川町极具特色的街道

资料来源:http://www.nipic.com.

当地居民自发地形成一个团体,将一条2~3米宽的穿城而过的濑户川河道进行清理,放养鲤鱼来保护水质;古川町居民十分注重保护和传承传统的文化和技艺,如祭典活动、木匠工艺;此外,他们对于空间环境的营造标准也达成了共识,即小镇整体的建筑风格要统一,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不论谁破坏了这一规矩都会被指指点点,甚至引起公愤。古川町作为一个相对内聚的空间,成员间拥有共同的利益倾向、共同的认同标准和价值体系,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形成步调一致的同盟。在进行当地空间营造过程中,居民扮演的是主导的角色,他们自发主动地发起各种场所营造的运动,政府则扮演了辅助的角色,这种自下而上的居民参与的方式更能强化他们对周围环境和自己文化的热爱,以及对当地独特的生活方式的热爱。

在空间营造过程中使用者的参与为居民提供了表达自身愿望以及主动改变生活空间的机会,使其能按当地生活者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活习惯来选择未来的营造方向,从而将居住者在生活中的功能和情感需求融入空间营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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