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考察报告

魏贻恒

2010年9月，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研究考察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进行了考察交流。考察团访问了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坎特伯雷大学，澳大利亚教育、就业与劳工部和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大学、悉尼大学等，还听取了我国使领馆教育处(组)工作人员以及留学生的介绍。澳、新两国政府和大学在提升人文社会科学战略地位、注重发挥社会中介机构作用、构建跨学科的科研合作网络、促进科研和教学互动、建立科学规范的评价机制等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做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学习借鉴。

一、战略规划，加大投入，以高水准的科学研究提升大学竞争力

澳、新两国政府和高校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对提升大学竞争力的重要性。正如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长John Beaton坦言:自然科学像电脑硬件，社会科学可比作软件，没有任何一台机器离得开软件，就像我们的社会离不开社会科学一样。两国大学也都强调在国际视野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国际排名非常看重。

在澳大利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以大学为主要基地。尽管政局多变，但历届政府为谋求国家未来的繁荣，提升整体竞争力，支持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以延续和强化。多年来政府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系列研究与发展的战略计划，以指导国家的研究和创新体系，使其为国家的发展目标服务。2001年实施“国家竞争资助计划”，2002年宣布“国家重点研究领域”，以此作为政府研究资助中的重点。针对政府的决定，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1]对国家研究重点给予足够重视，并就国家竞争资助计划提出建议。ARC制订了《国家研究重点落实计划》，将可能导致突破性科学发展的前沿技术领域确定为重点资助的目标领域;确定了ARC在落实国家研究重点方面将采取的措施，同时决定将鼓励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作为关键的落实要素。

澳大利亚政府出台的上述重要战略计划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扩展其研究领域的发展契机，也为这些研究活动获得更多的资助和支持提供了机会。澳大利亚位居前列的八所强校(被称为“领先研究型大学”)都在科学研究方面有着非凡的实力，这些学校始终以抢占科学研究高地作为维护和提升本校学术声誉和竞争力的重要条件，包括八强在内的许多大学经过深入研究制定了目标清晰、措施明确、各具特色的中长期和近期发展规划，这些发展规划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科学研究都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例如悉尼大学的1∶5∶40战略(即争取在澳大利亚大学中排名第一，在亚太地区进入前5位，在全球进入前40位)，实现战略目标的基本路径的第一条就是通过加强科学研究的强度和绩效，增强自己研究型大学的声誉，用学术和专业表现来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该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每年掌握1800万澳元专项经费用于增强科研力量，吸引优秀科研人才。墨尔本大学计划用十年时间全面推行的“墨尔本模式”，不仅针对教学模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在提升科研实力方面也有切实的措施。

澳、新两国政府和各高校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据澳大利亚创新、产业和科技部官员Andrew Fodde介绍，2006年政府使用GDP的2%支持科学研究，仅对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的拨款，每年就有5.7亿澳元。澳大利亚各大学的科研经费都在学校预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约为20%～30%。维多利亚大学专门设立了研究发展与投资战略，在经费等方面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给予前期研究支持。新西兰也有类似中国社科基金的组织，国家拨款给相应的基金会，教师从基金会争取项目和经费。奥克兰大学2003—2007年五年间的预算结构中，科研经费平均达到预算总额的31%;2009年科研经费是2.09新元，占全校经费总额的25%;该校公共卫生学院1/4～1/3的经费用于科研，除专兼职科研人员外还有3名辅助人员。

二、注重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澳、新两国非常重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在科学研究中的引导、评价和监督作用。在澳大利亚，大学的科学研究通过两个主要渠道获得政府给予的资助:一是政府拨付给大学的统筹经费，由各个大学依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和研究侧重点在校内予以分配，用以维持运转;二是来自诸如澳大利亚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理事会(NHMRC)、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等机构的直接资助。由于NHMRC仅对其研究课题中与社会相关的部分提供少量研究经费，因此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负责“国家竞争资助计划”资金分配和管理的ARC是其最大的外部资助来源。除此之外，人文社会科学还通过其他途径获得一定的资助，包括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专业研究院所和协会、政府或私立的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小型基金会等。

2001年启动的“国家竞争资助计划”是ARC履行其使命的主要媒介。通过负责实施和管理这一计划，ARC为优秀的研究课题、培训计划和人才引进提供经费支持。“国家竞争资助计划”的资助渠道主要分为“发现”计划(Discovery Programs)、“联系”计划(Linkage Programs)、研究理事会卓越中心(ARC Centres of Excellence)以及“支撑澳大利亚的能力”(Backing Australia's Ability)。具体而言，“发现”计划偏重于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且资助对象以个人为主;“联系”计划则更注重对研究团队的资助，要求研究者建立合作关系和研究团队，与工业企业、其他研究者以及国际学术界开展合作，并吸收有国际声望的外籍学者开展研究。对于那些已经积累了优秀业绩的研究者，可以通过建立研究中心扩大他们的研究范围和规模，而ARC对研究中心、卓越研究中心的支持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可以说，“国家竞争资助计划”布局非常合理，既建设和保持了国家科研能力的广泛基础，又有利于在国家重点领域聚集研究力量。

ARC作为最主要的国家级研究资助的提供单位，其资助对象几乎包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所有学科，还有不少跨学科的课题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其资助总额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大约占1/3，而理工类占2/3。单个的人文社科项目，资助额度从数万澳元到数百万澳元不等;墨尔本大学的一个幼儿教育合作研究项目，获得ARC最高300万澳元的资助。

在体制机制方面，ARC隶属于澳大利亚创新、产业和科技部，但创新部通常不干涉ARC的独立运作。ARC的主席由政府任命，运行的经费和管理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拨款，可以说是一个半政府机构。政府希望通过这个理事会，对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领域和问题进行资助和操控。ARC建立的评审委员会有7个，包括1个社会科学类、1个艺术和人文科学类，另外4个是理工类。评审委员会通过的课题要上报政府批准，最后由创新部部长签字同意才能立项和拿到经费。项目申报不限学科范围，中标比例大约为10%^[2]。

在科研评价方面，ARC有一个“核心期刊”目录，与我国南京大学的CSSCI相似。它效仿英国的做法，将期刊分A、B、C三个等级，由ARC召集的评审团评定，主要依据刊物的被引用率——影响因子。期刊评级的目的是给公众提供一个客观的标准，强调的是质量而非数量。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个“核心期刊”成为ARC评价大学科研水平的依据，也成为大学评价教师的依据:教师在不同级别刊物上发表文章有不同的等级分，以此计算科研业绩和分配科研经费。

在新西兰，所有大学必须接受质量审核。新西兰大学校长委员会下设的大学学术审核组织是大学质量审核的执行机构，独立地对大学进行质量评估，全面审核高等教育体系中所有八所大学的综合质量，旨在确保大学提供的教学和研究质量。大学校长委员会还下设大学学术专业委员会，具体负责大学内课程或专业的质量;而新西兰资格署则依靠专家组评定，决定引进何种学位课程。两大执行机构(学术审核组织和学术专业委员会)都是大学自发成立的进行自我约束、自律管理的机构，而资格署也是法定的非政府机构。

三、着力构建多层次、跨学科的科研合作网络

所谓科研合作网络就是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相关科研资源联系起来，使之相互关联，协同发挥作用，其实现方式就是推动不同层面的实质性科研合作，以及跨学科或多学科课题研究的大幅度增长。实际上，跨学科趋势是人文社科领域所发生的一种转型，从旧的学科范式转向新的跨学科范式。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研究对象和选题层面上表现为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整合。在澳大利亚，人文社科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的跨学科领域:民族、多元文化和移民研究、工业关系研究、管理研究、信息研究以及城市研究等。跨学科课题:环境问题、政治与国家、领土、土地和资产，以及健康、疾病等。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每年拿出200万～300万元支持跨学科、跨学校、跨院系的联合研究，比如毛利人研究、食品与健康项目等。

澳大利亚高校在科研方面的校际合作十分普遍，并富有成效。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建有以创造性研究和实用性成果为地区、全国和全球政策的制定作出重大贡献的若干研究中心，还建立了贯穿所有系、学院和中心的跨学科协同研究机构——国家研究所，其中人文社科领域有土著人研究、文学、亚洲与太平洋研究、经济与商务、健康与人类科学、社会科学与法律等国家研究所。该校当代中国中心成立于1970年，汇集了全国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议题涉及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法律发展状况、经济与政治改革对社会的影响等;中心设立的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中国问题专家主讲，每年都邀请资深中国学研究专家参与其中。维多利亚大学各研究所只有1～2位专职人员，其余兼职研究人员都是各院系的教师，既做研究又搞教学，一些人员同时跨不同院系、机构、专业领域，学校鼓励这样做;该校承担的一个社区年轻人安全问题的研究课题与警务部门合作，警局提供30万元经费，学校提供配套支持，研究生担任助理参与研究。

在学校内部，不同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在科研方面的合作意识也很强，很多项目是由不同学科的教师共同完成的。大学中的几乎每一个学院(系)内部都形成了若干个相对稳定的科研小组，每个小组由该领域的知名教授领衔，持续地开展科研活动，学院(系)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并把组织和参与科研小组的研究活动作为教师合作精神的一种体现。悉尼大学文学院(Faculty of Arts)是学校最古老的学院，其研究实力在澳洲排名第二，在亚洲排名第三;为应对日益增长的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学校又将经济、社会、政治等学科专业相继并入文学院，另组隶属于文学院的社会和政治学院(Schoo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以利于加强跨学科的综合交叉研究。目前，文学院在生化政治、心理学、市场与社会、民主与人权等研究领域有较强的实力，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学者。据文学院院长Pro.Duncan Ivison介绍，文学院还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就是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在着手组建社会科学研究院，准备成立中国研究中心，以进一步增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实力，同时加强与中国在学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把文学院建成社科领域的领军者。

值得称道的还有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合作体制。据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长John Beaton介绍，社科院就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帮助政府作出决定;社科院从政府接受资助，还以项目合同方式接受政府委托，但社科院独立运作，政府是不能干涉的。社科院有500多名院士，大多在学校工作，也有退休法官和实务界人士，每年要缴纳年费;院本部只有7名员工，其中5名是兼职员工，虽然人少，但工作卓有成效。社科院通常也会组织院士开展研究，但只能是“恳求式”的，不能指挥他们干这干那。社科院在联邦政府支持下与中国开展了一些交流项目，鼓励双边科学家对双方感兴趣的课题开展研究。

澳大利亚高校多层次、跨学科科研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得益于各级政府、高校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推动。澳政府2005—2011年将投入5亿澳元的资金支持、鼓励开展校际合作、校企合作，建立科研网络;政府不同的科研拨款机构相互沟通协调，防止重复投入、重复研究;38所高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经常在一起讨论、交流科研工作的特点、要求和规律，并力图影响政府的有关政策。

政府和大学还致力于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使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联系和合作不断加强。在访问中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澳大利亚特别重视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教育部门和各大学热情接待我方代表团的到访，一再强调中国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恳切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交流合作。在实际运作中，澳大利亚通过三个途径(国家项目、国际学术会议、学者交换项目)支持大学加强国际合作，在亚洲的合作项目中，占大头的是中国和日本。政府创新部设立的国际合作资助基金，2009年预算是9400万元;其中与中方的项目合作经费是1100万元，资助了133个项目。

四、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教学、科研并重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就是教学必须根植于科研之中，每个员工都必须同时从事教学和科研，并在两个方面取得平衡;而且，对于教师来说，从事科研获得的荣誉和职称比资金更重要。教师中专职科研人员较少，更多教师是在教学之余搞科研。奥克兰大学教师有项目者先集中搞好教学，后集中时间做研究;还强调低职位教师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都要做好，才能获得职称晋升机会。悉尼大学要求每一位教师必须做科研，资金来自于学校和所在院系;教师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研究，学校帮助教师申请政府研究基金，成功率较高;教师发表高水平文章可以从职称上获得奖励，学校则从政府拨款中获益。

澳、新两国的大学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开什么专业，由学校决定;开什么课，由院系决定;如何上课，由教师决定，课本由上课教师指定。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发挥学校和教师的优势特长，使教师能够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传授给学生。同时，重视组织和吸收学生直接参与科研，为学生营造一个好的学术环境，使他们能及时学习和更新知识、深入思考问题，提高他们的分析和综合能力。

五、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科研管理制度和评价机制

美国当代教育家、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曾说过，必须创造出某种程序用来评估和维护研究质量，以保证研究质量不会变得太差，不会徒有虚名。澳大利亚对各高校声誉具有重要影响的五年一期的大学审计是全方位的，其中科学研究是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悉尼大学的第二期评估就选择了科学研究，足见科研在大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新西兰对大学的评估也将教学、科研同时包括其中。两国的大学不仅把评价作为奖励的依据，更将其作为绩效管理的重要手段。奥克兰大学实行国际同行对政府基金项目和研究成果进行评价的制度;墨尔本大学对教师的科研每年考核一次，文章的好坏主要通过引用率来评价;维多利亚大学每年对现有人员和机构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拨款。可以说，大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已经形成常态，有效发挥了评价机制的推动作用。学术评价包括对学术机构、学者和研究成果的评价，相比而言，我国现行的评价机制对学术机构的评价较为严谨，而对学者和单项研究成果的评价、对质量和整体性效果的评价重视不够，评价工作缺乏延续性和系统性，缺乏专业的评价队伍。

澳、新两国同样有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所有员工都需要评估，在考核评价上同样有数量上的要求。以墨尔本大学为例，每位教师每年教3门课，教师有40%的时间可以用于研究，如争取到ARC的项目，可以计算工作量，减免教学工作量;教师每3年会有6个月的学术休假，但休学术假要参考前3年的项目和成果，满足一定条件才行。科研上有一个最低要求:助教1分，高级讲师1.5分，教授2分;教师发文章，依据ARC确定的三种刊物等级，在不同级别刊物上发表有不同的等级分。做不了研究或达不到最低要求的教师，可以多上课，增加一些教学工作量，且不能享受学术休假。学校据此计算院系的积分，将科研经费划拨到每个院系。

澳、新两国的大学在研究领域、研究经费等方面享有较大自主权，并强调质量至上。在研究领域方面，在保证科学研究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基础上，着眼于前瞻性项目和可持续性发展的项目、国际化合作的项目。在经费上，研究人员如何支配，政府和学校不过问太多。奥克兰大学的科研项目经费分配比例，横向项目个人、院系、学校各1/3，纵向项目个人、学校各50%，个人支配的经费可灵活自由安排。维多利亚大学实施研究发展与投资战略，拨款资助新员工的早期研究与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大学、墨尔本大学对于有基础、连续考核成绩较好的个人或机构，提供资金保证其按照研究兴趣做可持续性的研究，以期出大师、出精品。这些举措着眼于长远，以前期的高投入换取长期的高回报。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管理评论》第3辑，2010年12月版)

【注释】

[1]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简称ARC)成立于1965年，其使命是提高澳大利亚开展高质量研究的能力，促进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所有领域的研究，以便为澳大利亚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提供服务。ARC的具体工作主要包括:就国家的研究重点向政府提出建议，通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全国性竞争机制来支持高质量的研究和研究培训，为在研究者、产业界、政府、社会组织和国际社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牵线搭桥。

[2]澳大利亚创新、产业和科技部官员Andrew Fodde在与我们座谈时认为，项目申请理想的中标比例应该是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