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掖在汉唐西北经略和国际贸易的地位

论张掖在汉唐西北经略和国际贸易的地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吴松弟

本文所讲的张掖，既指河西走廊中部的一个重要城市，又指历史上管理该城市的郡级（或府州级）行政单位下辖的空间。长约近千公里的狭长平地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横贯于祁连山—阿尔金山和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两大南北山系之间。由于地理位置和地貌的关系，走廊向为中国内地通往新疆以至更远的中亚、西亚的要道，并成为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两大牧业区和黄土高原农业区的连接部。在古代，中原政权如要向西域开拓、西域民族要进入中原，无不主要经过河西走廊；而蒙古高原或青藏高原的牧业民族要东入黄土高原、西指新疆，或者进入不同的牧业社会，同样要经过河西走廊。张掖位于贯穿河西走廊的东西道路和穿越青海西宁通往居延和蒙古的南北道路的交会点，为控扼东进西出、南北往来的军事重镇。

在河西走廊内部，由于低山的隆起，又可分为东段武威盆地、中段酒泉—张掖盆地和西段瓜州—敦煌盆地三个部分。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三条源于祁连山的河流，滋润着武威绿洲（5120平方公里）、张掖绿洲（5650平方公里）、酒泉绿洲（7100平方公里）等三块河西走廊的面积较大的绿洲，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城镇自西而东分布在大小不一的绿洲上。^[1]其中，张掖所在的绿洲面积居河西走廊各绿洲第二，如再加上同在一个盆地的酒泉绿洲，则面积可达12750平方公里，几乎占了全走廊绿洲的71%。因此，张掖又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农牧业基地，并为发展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试图对张掖在汉唐时期中国的西北经略和国际贸易中发挥的作用略加论述，由于张掖地位的重要与否主要决定于河西走廊在上述两方面的作用的大小，为此必须首先论述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才能论述张掖的重要性。张掖及其所在的河西走廊的重要性的变迁又受到全国大格局变迁的影响，为此还须从全国的角度探讨全国政治与海外交通格局的变迁对区域的影响。

一、张掖在汉唐西北经略的重要地位^[2]

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决定了张掖及其所在的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历史文献证明，其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着重表现在西北经略方面，主要体现在：第一，河西走廊是从中原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军事政治力量伸入西域的前进基地，又是确保在西域的利益尤其是新疆归属于中国的最直接的强大基地。

河西走廊本为游牧民族生活区域，秦统一时北筑长城，秦统治区域“西不过临洮”（今甘肃岷县），而长城的最西一段在今岷县——临洮一线^[3]，兰州以西均非秦境。公元前126年张骞通西域归来，数年后西汉军队击破匈奴浑邪王所部与休屠王所部，始占有今兰州以西直至今新疆罗布泊之地。不久西汉在河西走廊建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将长城延伸到走廊西侧，并以玉门关、阳关控扼通往西域的道路。此后，西汉以酒泉、张掖等郡为基地，不断向西、向北开拓。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西汉派大将李广利自酒泉出兵进击分布在天山一带的大宛，“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4]

河西走廊之所以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基本上是地理条件决定的。按青藏高原耸峙于我国西部，海拔多在4500米以上，边缘地带多难以逾越的高山雪峰。位于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便属于青藏高原北侧边缘地带，分水岭高耸陡峭，交通只能通过几个隘路进行。位于河西走廊北侧的马鬃山—合黎山—龙首山，虽然是相对高度几百米的荒漠低山，但山的北坡大部为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等流动或半固定的沙丘，难以穿越。^[5]因此，唯有平地构成的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主要通道。正由于这样，河西走廊的稳定对于中国是否能够控制新疆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河西走廊稳定则新疆易得易保，河西走廊不稳定则新疆易失，而且中原危矣。

在历代统治者看来，河西走廊和西域都是必须保全的，但河西走廊的重要性又超过西域，如以人为比喻，河西走廊是腹心之地，而西域是手足之地。唐初灭高昌国后朝廷曾为如何控制这一地区发生过争论。黄门侍郎褚遂良认为：“古者，先函夏后夷狄，务广徳化，不争荒逖。今髙昌诛灭，威动四夷”，然而军粮征发导致河西一带十室九空，现在又要派屯卒自行置装前往把守，大大加重人民负担。他认为这一做法并不明智，是“耗中华事无用”。^[6]

第二，河西走廊是有效阻断青藏高原游牧民族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联合起来争夺西北，进而争夺中原的关键地区。

中国历史上一些民族因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曾与另外一些民族发生过规模大小不同的战争。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时还会发生一些民族与另一些民族联合对付其他民族的现象。在西北地区，着重表现为生活在青藏高原的游牧民族和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联合，与来自中原的农业民族汉族争夺河西走廊的现象。早在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青海湟水的羌人先零部便与蒙古草原的匈奴相勾结，匈奴又派人至小月氏，图谋各方共同攻击西汉军队，夺取张掖和酒泉。故奉命守边的护军都尉赵充国认为：“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7]

历史上多次发生过青海和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单独或联合起来，争夺汉政权控制下的河西走廊的战争。因此，侵入走廊的民族武装力量，实际来自北（蒙古草原）、南（青海草原）和西（新疆）三个方向。《后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其奏折：“又武威县、张掖日勒皆当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张掖、酒泉以绝西域，其郡兵尤不可发。”^[8]按当时的武威郡张掖县在今民勤县东北，张掖郡日勒县在今永昌县西北，两县境内都有可以通行的山谷和草原，是抵御蒙古草原民族南下的要道，而且张掖郡及其以西的酒泉郡还是抵御西域民族东进的要地。而上述西汉征和五年青海的羌人部落、蒙古草原的匈奴以及祁连山中的小月氏三方串通，图谋夺取张掖和酒泉，更清楚地表明守卫河西走廊的汉朝军队，面临着南、北两侧游牧部落单方或双方联合攻击的可能性，此外还须防备来自西侧的西域民族的可能的东进。《汉书·地理志》用简明的文字解释汉代设立河西四郡的目的，“以通西域，鬲绝南羌、匈奴”。

隋代虽然国祚不长，但却频频发生青海游牧民族企图夺取张掖的军事行动。仅《隋书》所载，便有数次。一次是阴世师任张掖太守时，吐谷浑及党项羌屡次入郡侵掠。^[9]一次是大业年间吐谷浑宼张掖，户部尚书长孙炽奉命率精骑五千击走之，并追至青海。^[10]一次是隋炀帝西巡登燕（焉）支山时，吐谷浑复宼张掖，被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击败后逃走。^[11]吐谷浑、党项羌显然都是穿越祁连山隘路，而进出河西走廊的。其中，最为有名的隘路，是位今甘肃民乐县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扁都口隘路，隋唐时代称大斗拔谷。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自青海进入张掖，便经过大斗拔谷。^[12]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总结河西走廊在国家战略中的重大作用，进一步从大西北延伸到中原腹地。他指出：“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汉人繇此而羌戎宾服者二百余年。”即中原王朝如果要确保陇东和陕西的安宁，必须首先确保在河西走廊的安宁，而要确保河西走廊的安宁，又必须控制西域。他并引用唐后期和明代的事例，深入讨论上述观点：唐安史之乱以后河西军镇和安西北庭相继为吐蕃所占领，“自是陇坂（即今陇山）以西，皆为异境，畿辅震惊，烽火时至”；明嘉靖中将位于新疆东部的哈密等卫所迁入嘉峪关以内而弃其地，“自是西域隔绝，番酋内侮”；而且青海湖一带也失去控制，游牧民族武力并自祁连山隘路侵入河西走廊，导致庄浪以东的交通道路不时中断^[13]，危险已逼近兰州。顾祖禹又指出：“镇（甘肃镇，主要辖今河西走廊）河山襟带，扼束羌戎。汉武开河西，遏绝羌与匈奴相通之路，使不能解仇合约，为中国患。”可见，河西走廊的安宁，不仅关系到青海（以及通过青海进入内地的西藏），关系到内外蒙古和新疆，还关系到属于中原腹心的陕西和陇东。而且，守住河西走廊，便击破游牧民族联合起来从西面、北面进攻中原的图谋。

以上的多段史料，都提到了张掖和汉代张掖郡内的地名，有关张掖在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可想而知。汉代张掖郡日勒县是当时防范匈奴南下的要地，隋代发生的三次青海游牧民族在河西走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兵锋都指向张掖，而隋炀帝西巡所经、唐代派大军扼守的大斗拔谷就是今张掖市民乐县境的扁都口。唐代武则天时的陈子昂，也指出张掖一带（时称甘州）“观其山川，诚河西咽喉”，在这一带屯兵积谷，“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14]《后汉书》卷69《赵充国传》提到“要杜张掖、酒泉以絶西域”，则又表明张掖在防御西域民族东进中的战略地位。简言之，扼河西走廊东西要道和青海进入河西走廊与蒙古高原交汇点的张掖，无疑是国家西北经略中首屈一指的关键地点。

唐初将势力伸入新疆东部，到显庆、龙朔年间（661—663年）唐军平定西突厥，控制区域扩大到今阿尔泰山以西至咸海以及帕米尔高原直至阿姆河流域。鉴于控制范围的空前扩大，唐朝在西北地区设立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4个节度使，其中安西节度抚宁西域，北庭节度防制突骑施、坚昆，河西节度隔断吐蕃、突厥，陇右节度以备羌戎。^[15]王永兴分析唐代西北的军事布局，认为唐前期河西、安西、北庭三节度构成了西北军事格局，河西节度不仅拥有对其他两节度的指挥督察权，而且掌握着军费、物资的配给权。这种军事格局，使得河西关陇地区能够长期稳定，经济文化得以发展，唐帝国能够居于世界强大国家的前列。^[16]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武威），副使驻甘州（今张掖），表明张掖在西北的战略地位虽然逊于武威，但仍居第二位。

二、论张掖在汉唐国际贸易上的重要地位

河西走廊是我国汉唐时期国际贸易的陆上主要通道，张掖曾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贸易中心，敦煌、武威的国际贸易也相当繁荣。

张骞通西域以后，随着河西四郡的建立，自首都长安（今陕西西安）与西域（指我国新疆及其以西的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地区）的一定规模的商品贸易随之得到发展。这条商道，因中原的主要输出商品是丝绸，后人称之为丝绸之路。从长安向西至河西走廊为丝绸之路在中国的东段，这段商路又分为南北两道。北道从长安出发，经咸阳、兴平、礼泉、乾县、彬县、长武、泾川到平凉，再经固原、海原、靖远、景泰、古浪至武威。南道也始于长安，经咸阳、兴平、武功、眉县、宝鸡、千阳、陇县、陇城、秦安、通渭、临洮、临夏，再经青海的民和、乐都、西宁，往北过大通河越祁连山过扁都口经民乐至张掖，在此和北道汇合。^[17]

由于丝绸之路穿过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的商业贸易得到了发展。汉简材料显示，在河西走廊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其中布帛大多由今四川、山东等外地转运而来。^[18]西汉末“天下扰乱，惟河西独安，而姑臧（今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19]姑臧被称为富邑的一个原因，显然是与西域商人或周边民族的贸易，由于贸易兴盛市场一天需要开四次，而主县政的官员也因此几个月便积累起财物。东汉初期丝绸之路曾受到匈奴的干扰，在班超出使西域之后得到振兴，一时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20]东汉末三国初河西走廊的贸易再度受到战乱的影响，曹魏时期有所恢复。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峰燧遗址所获的粟特人信件，证明当时的敦煌、酒泉、姑臧等地直到洛阳都有前来经商的粟特商人，其中居住的敦煌的粟特自由民即达百家之多。^[21]

以上的史料，提到姑臧（今武威）、敦煌、酒泉三地贸易发展的片断，未提到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张掖。由于汉魏史料甚少，有限的史料既缺乏数据也缺乏比较，难以从中看出河西走廊各城市的贸易概况与地位。然而，既然丝绸之路东段的南、北两道均在张掖汇合，张掖在发展贸易方面张掖理应比武威、酒泉、敦煌等地拥有更多的方便之处。而且，汉代张掖郡的户数和口数都远多于武威郡和敦煌郡^[22]，张掖城很可能是河西走廊最大的城市^[23]，而且有着厚实的经济条件和强大的武装力量^[24]，拥有发展贸易的较强的物质基础和驱动消费的力量。因此，缺乏记载并不等于张掖贸易量要少于河西走廊的其他城市，有理由推测它是当时河西走廊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

隋统一南北以后，丝绸之路的贸易重新出现繁荣的局面。尤其到了大业年间，由于朝廷重视贸易，大力招徕蕃客，“自是西域诸藩往来相继，所经州郡疲于送迎，靡费以万万计”；大业五年炀帝西廵河西，“西域诸胡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25]贸易规模应该还超过汉魏时期。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明昌盛的时代，前来经商的西域和西方国家的商人为数甚多。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男子年二十，即远之旁国，来适中夏”^[26]，其他昭武九姓国家当也如此。唐代在中原从事商业活动的西域胡人，不仅有开旅馆的店主、腰缠万贯的巨商，也有从事多种行当的各类人员。《旧唐书·西戎传赞》载：“大蒙之人，西方之国，与时盛衰，随世通塞。勿谓戎心，不怀我德。贞观开元，藁街充斥”，即是对此盛况的反映。有的西域商人入华后乐不思乡，在中国各地定居下来，河西走廊的凉州、沙州、瓜州、肃州、甘州都有一定数量的西域移民，其中相当多因经商而在当地定居下来。^[27]

历史文献表明，隋唐时期的首都长安和洛阳应该是当时国际贸易最为发达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文献已明确将张掖视为隋代河西走廊首要的国际贸易中心。《隋书》卷3《炀帝本纪》载：“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隋书》卷67《虞世基传》载：“时西域诸藩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旧唐书》卷63《裴矩传》载：“大业初西域诸藩欵张掖塞，与中国互市，炀帝遣矩监其事。”除了张掖，河西走廊的其他城市也有相当规模的外国商人的活动，如《隋书》卷83《西域传》关于裴矩奉令引商事，便作“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

在西北经略中负有统辖督察安西、北庭两节度之责的河西节度使长驻凉州（今武威）、副使驻甘州（今张掖），表明在唐玄宗即位（712年）之前，今武威的政治经济地位可能都已超过张掖。凉州在唐初有8000余户，天宝年间增加到22462户，120281口，居河西各州首位。而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28]，不仅表明了凉州城市人口规模，也反映了西域移民人数之众，其中相关部分应是前来贸易或因商定居于此的胡人。天宝年间甘州有户6284，口22092^[29]，已大大少于凉州，甘州城中人口当也如此。李明伟认为：“隋唐时期在河西走廊丝路贸易中首先起重大作用的城镇似乎是张掖”，入唐以后由于武威政治经济地位不断上升，张掖在河西走廊的贸易集散地地位才逐渐让于武威，但仍是重要的贸易中心。此外，控扼河西走廊西段咽喉的敦煌可也是当时走廊国际贸易的中心城市之一。^[30]

关于张掖在汉唐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还必须结合海上贸易状况进行分析。

我国是地域广袤、面海背陆的大国，不仅有西面的邻国和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还有东面、北面和南面的邻国以及通往这些国家的交通道路。其中，海上交通是通往东面、东南面的邻国的主要交通方式，因此在存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同时还存在通往东亚、南亚、西亚、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

由于造船技术、航海技术和贸易对象、贸易产品变化的原因，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多个自低向高发展的历史阶段。汉代远洋航行的大致路线是从雷州半岛出发，沿着印度支那半岛外侧航行，进入泰国湾，再穿过马来半岛进入孟加拉湾，最后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端。这一时期经由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国际贸易也主要集中于丝绸之路沿线的国家。东吴时期，广州逐渐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要出发港，海上交通日趋发展。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代替陆上丝绸之路，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占了主导地位。经海上来中国的外国商人，东自朝鲜、日本，西自阿拉伯和非洲，南自东南亚和南亚。尽管仍有大食等国的西亚商人经陆上丝绸之路前来，但泛舟前来为数更多。^[31]

比较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状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由于西汉至中唐时期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并存，而陆上丝绸之路占据主导地位，分析张掖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便应考虑陆上和海上两个方面的情况。笔者以为，在自汉代设立河西四郡到初唐建立河西节度这七八百年间，在陆上丝绸之路保持通畅的时期，如果不计主要因政治中心而形成经济和贸易繁荣的首都，张掖几乎都可以认为是我国当时国际贸易的最重要的中心。即使不是第一，至少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中唐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国际贸易的主要途径，经过河西走廊的陆上丝绸之路趋于衰落。这一重大改变，对于中国而言无异于国家的最重要的大门，本开在西面的河西走廊，中唐以后改开在东面滨海地区。对于河西走廊而言，简直是从前门位置一变而为后门位置，后门也是门，也有商旅进出、客人往来，但毕竟比前门车马稀疏。《文献通考》卷322《舆地考八》言："盖河西之地，自唐中叶以后，一沦异域，顿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殷富繁华矣。”河西走廊经济的相对下降，除了民族斗争、环境变迁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对外交通的方向发生重大的改变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尤其需要指出，自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东来以后，沿海地区在我国经济格局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由于先进的生产力以沿海港口城市为起点，顺着交通路线往广大的内陆腹地推进，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着明显的“中部不如东部，西部又不如中部”的区域差别。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经济都取得长足的进步，但东西差别目前仍然明显地存在，并已由经济上的差别扩大到文化上、社会上乃至政治上的差别。

三、结语

综上所述，张掖不仅是汉唐国家经略西北首屈一指的关键地点，中唐以前在陆上丝绸之路保持通畅的时期，它也是首都以外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的中心之一。中唐以后外部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张掖已不再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城市商业等方面也有不如武威的时期，但元代建省以来以来其政治地位却不断上升。元代的甘肃行省和明代的陕西行都司的治所都在张掖，均下辖河西各地和青海湟水流域各卫所。清初甘肃省会一度设在巩昌县，1669年迁到兰州市。张掖作为元甘肃省会和明陕西行都司治所的历史，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其在河西走廊地位的重要性。

【注释】

[1]参见高荣主编《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2]高荣主编《河西通史》“绪论”之“三”（全书第8～11页），论及河西走廊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对笔者启发甚多。

[3]《后汉书》卷96上参见谭其骧主编《长城走向》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6页。

[4]《后汉书》卷96，载：“自周衰，戎狄错居泾渭之北。及秦始皇攘郄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汉兴，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张骞始开西域之迹。其后骠骑将军击破匈奴右地，降浑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实之，分置武威、张掖、敦煌，列四郡，据两关焉。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

[5]胡渭《禹贡锥指》卷10（四库全书本）指出：“自云中至敦煌六郡皆古雍州之域，后为戎翟所据，至秦汉始收复者。其北皆临大碛，大碛即沙漠，东西数千里，南北远者千里，无水草不可驻牧，虽禽兽亦不能居之，汉人谓之漠，唐人谓之碛。”

[6]《新唐书》卷221上。

[7]《汉书》卷《赵充国传》。

[8]同条下颜师古注：“日勒，张掖之县……要，遮也；杜，塞也。”

[9]《隋书》卷39《阴世师传》。

[10]《隋书》卷51《长孙织传》。

[11]《隋书》卷61《宇文述传》。

[12]《隋书》卷《炀帝本纪》。

[13]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甘肃镇”。

[1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陕西十二“甘肃镇”，陈子昂语引自《新唐书》卷120《陈子昂传》。

[15]除陇右节度见《旧唐书》卷38《地理一》，其余均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十二月。

[16]王永兴：《论唐代前期河西节度》，载王永兴著《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3～47页。

[17]参见夏秀瑞、孙玉琴编着：《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18]参见《河西通史》第106～1075页。

[19]《后汉书》卷31《孔奋列传》。

[20]《后汉书》卷88《西域传》。

[21]参见宿白《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载丝绸之路考察队编《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1页。

[22]据《汉书》卷28下《地理志》，武威郡户17581，口76419；张掖郡户24352，口88731；敦煌郡户11200，口38335。

[23]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0页提到：“汉末，窦融出任张掖属国都尉，这里‘兵马精强，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实际已成为河西首邑。”

[24]《后汉书》卷51《窦融传》：“高祖父尝为张掖太守，从祖父为护羌校尉，从弟亦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25]《隋书》卷3《炀帝本纪》。

[26]《旧唐书》卷198《康国传》，第5310页。

[27]参见《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吴松弟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4～96页。

[28]《全唐诗》卷199。

[29]以上凉州、甘州的户口数，均据《新唐书·地理志》。

[30]李明伟：《隋唐丝绸之路——中世纪的中国西北社会与文明》，第140-149页。

[31]夏秀瑞、孙玉琴编著：《中国对外贸易史（第一册）》，第25页，第46页，第112页，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