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

4.内在原因：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与功利主义科学观的泛起

中国是一个具有浓厚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由此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格的传统政治文化规范。这种传统政治文化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心理之中，贯穿在人们的行为方式之中，影响着此后中国的发展，包括建国以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内圣外王”，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实现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强调“义利之辨”，也即要求将道德与功利统一，将国家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倡导和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以“个人私利”服务于国家“公利”；强调“天人合一”，形成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倡导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这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强调以道德尺度来衡量事物，而不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强调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而不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种思想显然强烈地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直延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将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重视思想战线上的政治斗争，而将其他领域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他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地位上，以致最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斗争压倒一切。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民本”，这一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走向成熟，几千年来，民本思想一直得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更是深深体会人民的作用和力量，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经验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²⁵⁾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早在1927年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进行考察时，就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的无比威力。他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道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藏入坟墓。”⁽²⁶⁾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实行全民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解放战争初期，美国反动派用原子弹吓唬世界人民。对此，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是人民。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强调依靠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²⁷⁾毛泽东深信，只有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说政治斗争和社会实践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那么，科技发展也搞群众性运动，则有悖于科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强调群体意识。在“天人合一”中突出的是社会整体主义，是个人对群体的归属和顺从。这种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到新中国建立后突出地表现为改造思想、统一意志，通过不断的思想改造，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彻底肃清所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号召要“红透专深”，要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要坚决地为人民服务，因此，绝不允许“有人将人民科学事业，看成个人猎取功名的垫脚石；有人学问并不甚高，但以权威自居，影响协作，阻碍新生力量的成长；有人由于名利思想作祟，患得患失；有人贪图安逸，不肯急需钻研，保守落后”等等，⁽²⁸⁾这一切都被作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受到坚决批判。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还强调“实用理性”，重人生，讲实用，宣扬“崇德利用”。同时，出于封建大一统政治的实际需要，古代科学技术有着明显的政治化的实用倾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天文学、数学上。古天文学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官方科学，几乎每个朝代都设有司管天文的官僚机构。这是封建朝廷改朝换代、篡权夺位、祈祥避灾的工具。如西汉董仲舒创立三统说，以夏为黑统，商为白统，周为赤统，三统依次循环，朝代更换即是三统的替换。后来刘歆将此巧妙地引进了历法，制定了“三统历”，认为1539年为一统，三个1539年即三统，进而为王莽篡位获得“天命”作舆论准备。古代数学也受封建统治者高度重视，以有利于其政治目的。如易、经研究中的象数学派，即利用数学知识推算人生与社会的必然和偶然现象，以预测未来。而为了政治需要，一些人则把数学吹捧为参天地造化、助君王统治的大法。如唐代王孝通在上奏他的《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与造化。夫为君上者司牧黔首，有初道而设教，采能事而经纶，尽性穷源莫重于算。”为了政治目的而把数学讲得神乎其神。

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致用性和政治依附性，影响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其中却贯穿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毛泽东一贯倡导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也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穿到科技思想之中。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论述的那样：“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²⁹⁾而这一切政治化的科技发展之路形成的内在根源，无不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关，与由此形成的功利主义科学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