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观念的再次转型与“政治化科学观”的确立

一、科技文化观念的再次转型与“政治化科学观”的确立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在1957年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夏天，那就是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这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场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观的再次转型，使此前本来就深含政治意义的“人民科学观”，直接向“政治化科学观”方向发展。

这场所谓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主要问题突出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发展要不要政治挂帅，要不要党的领导

当时的判断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企图篡夺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让科学技术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认为“他们提出了一整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工作纲领。他们攻击党对科学技术的领导，叫嚷‘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提倡‘为科学而科学’，否定科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神圣任务。”⁽¹⁾因此，提倡科学领域的政治挂帅、提倡党的领导，成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方向问题。当时认为“自然科学和技术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在为谁服务和归谁所有这一点上却有着强烈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为人类服务’只是骗人的鬼话；自然科学和技术不能脱离政治，而要服从政治；政治是统帅和灵魂，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领导技术。”⁽²⁾“科学工作、科学团体是不可能超阶级的，不是党去领导，就是资产阶级去领导，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挂帅，就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挂帅。”⁽³⁾时人从历史和理论等多方面论证了，政治从来就是领导技术的，认为政治是经济的表现，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技术既然是代表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它就必然反过来领导它所服务的主人。与此同时，技术专家——技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只是附属于一定阶级的一个阶层，它本身的力量微不足道，它的作用是要在和阶级结合的时候，才能显示出来，因此所谓的“工程师专政”只能是一种反历史唯物主义的幻想而已。从此，科学界弥漫着浓厚的政治氛围。

在这场科学政治化运动中，就科学技术工作者个人而言，政治方向问题表现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上，科学工作者不能一心只想着个人的兴趣和发展前途，否则就被指责为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科技界普遍开展了红专辩论，那种“只专不红”、“先专后红”的所谓“资产阶级道路”受到了批判，许多科学工作者都因此甚至被迫选定了“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道路。通过整风和反右运动，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机构和科学团体不能没有党的领导，不能没有政治挂帅，成为“共识”。许多科学机构和科学团体都在反右派运动中，在党的领导下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斗争大会。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后，又都召开了向党交心的红专跃进大会，推动大家向党交心，向红透专深的目标迈进。

（2）科技发展要不要为生产服务，要不要结合实际

在科学研究的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中，也即在这场科学政治化过程中，被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方向问题，认为科学研究工作只有有了正确的方向，才说得上跃进。而科学研究的方向问题，主要表现在科学与生产的关系上。人们普遍认为，生产实践是科学技术的源泉，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为生产实践服务，只有明确这个目的，结合实际，面向生产，科学研究工作才有动力来源，科学才能大跃进。⁽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界强调的“学术水平”，被认为是“只看写出了多少篇论文，阐述了多少高深的理论，而不问这些论文到底能为生产解决多少问题，为社会主义起到多大作用”，这“无疑是反对科学技术为生产服务，反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进而对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关于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关系问题上，那些强调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分工的学者，被认为是“拒绝为生产部门解决问题”，“只讲原理不讲应用方法”、“只宣传科学理论，不推广先进经验”而受到批判。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群众性的技术规模高潮起来以后，这种所谓脱离生产、脱离实际的路线，更是“失去了市场”。在这场科学政治化运动过程中，科学全面向生产迈进，成为运动的重要内容。

（3）科技发展要不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在科学研究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还有两种方法的斗争，这就是在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科学工作的危害性的同时，还要克服保守思想对科学工作的促退作用，特别是要破除迷信，树立敢想、敢讲、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这被认为是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什么要破除迷信？因为：

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统治，造出了人民的自卑感和迷信思想。这种思想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劳动人民和一些工农老干部，怕所谓有知识的人，怕科学，怕科学家，把科学看得高深莫测，因而见了科学，不敢去碰。

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最迷信外国，他们总认为我们样样不如人，连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

青年人则往往迷信“权威”“专家”，认为专家的就不会错，一切都向专家学习，连生活小节都学。糊里糊涂地跟着学，错了也跟着走，躺在老科学家身上。

迷信束缚了人民的思想，又是造成少、慢、差、费的原因之一。

为此，人们认为必须打破迷信，消除自卑，“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人们坚信：劳动人民对于“任何高深的东西，总是可以学会的”；“外国人能做的，我们能做，外国人不能做的，我们也能做”；“青年人要有大无畏的独创精神，要有向先生学习又要胜过先生的气魄，后来居上，学生应该胜过先生。”⁽⁵⁾

这是一场思想跃进的运动，这场思想跃进也是一场通过“兴无灭资”的思想革命运动，而这场思想跃进的革命，是在破个人主义，立社会主义，破保守迷信思想，立共产主义风格中形成的。思想跃进成了科学跃进的前提和基础，也成了科学政治化的思想保证。

（4）科技发展是走专家路线，还是走群众路线

是走专家路线还是走群众路线，这是在反右派特别是在其后的大跃进进程中的又一个核心问题。经过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了生产建设、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其他一切事业的全面大跃进。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伟大任务”，确立了土法生产和洋法生产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此，全国六亿人民掀起了一个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在工农业生产高潮的推动下，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也以排山倒海之势奔腾而起。于是，以往强调科学发展的学科性、专业性，被斥之为“迷信外国、盲目崇拜权威”“不相信群众，不认识实践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意义。”在毛泽东“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人们提出了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打掉了人们的自卑心理，启发了人们的智慧。科学技术工作开始大搞群众运动，贯彻群众路线，许多过去多少年来不敢动手的工作开始了，而且做出了成绩。过去许多老专家认为难以实现的新技术，却被年轻人掌握了。过去许多科学家、工程师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工人农民也做到了，工矿农林各业都出现了大量的发明创造。”⁽⁶⁾从而彻底打破了专家路线。是否走群众路线，成了科学技术领域两条道路斗争的又一试金石。也成了科学政治化的又一重要内容。

通过以上这些问题的争论，“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中国的科学发展完全走到了政治化道路上来了，走到了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上来了。

1958年，生产大跃进的浪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促使各方面都往前推进，科学界也努力地往前赶。要为祖国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工作者大军，是科学界的呼声。紧接着，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研究所所长会议，郭沫若院长做了动员报告，号召“科学工作者拿出吃奶的力气来，促使科学大跃进。”⁽⁷⁾从此，科学工作者都决心做坚定的左派，做红色的专家，必须左，必须红，这被认为是作为科学工作者以及科学发展的首要条件。这样，中国科学界全面地向政治化迈进。

1958年2月20日，上海17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发出倡议，成为科学界包抄围攻“思想关”的檄文之一：

在今日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跃进中，我们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工作者，深受鼓舞。我们又决心要做“左派”。不仅在政治生活中是“左派”，在科学研究中也是“左派”，在生活作风上也是“左派”。我们结合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特点，拟订了自己努力与奋斗的目标，来响应党的号召。

一、拥护党的领导。在政治上完全信任党的领导，在科学研究活动上也衷心接受党的领导，坚决执行党所制定的有关科学事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科学规划。

二、坚定地积极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上坚决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科学研究上也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科学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结合国家计划来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科学研究；发挥集体力量，开展联系合作；树立勤俭作风。

三、逐步同工农兵打成一片，首先树立正确的劳动观点——重视体力劳动和尊重别人的劳动，加强群众观点——深入群众，相信群众，相信群众的力量，进而和广大工人农民真正地在感情上打成一片。

四、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矛盾。凡事先考虑国家、社会，后考虑个人，先整体后局部。做到服从国家调配，不强调个人兴趣或理想，决不把研究成果视为个人私有，遵守国家在科学事业上的一切规章制度。习惯于民主集中制，既能坚持真理，又能及时纠正错误。

五、努力学习政治，积极钻研业务，不断要求进步，在政治上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在思想上逐渐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业务上既富有干劲和革新精神，同时有踏实的作风。把政治上的收获贯彻到业务中去，把整风的精神、批评的风气带到学术活动中去。

我们的口号是：人人争取、各自规划、平时互助、年终评比、步步向左，力求红透。⁽⁸⁾

这一倡议全面体现了政治化科学观的全部内涵：要政治挂帅、要党的领导、要破除迷信、要坚持走群众路线、要红透专深。从此，到处是倡议、响应，挑战、应战。全国各地，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产业部门等等，整个科学界风起云涌。科学家们开座谈会，写决心书，贴大字报，定“红专计划”，订“自我改造公约”，一派热火朝天，“决心做‘左派’，把心交给党”。要红，要红透；要专，要专深。这成了科学工作者思想的大解放、大跃进。

1958年9月25日，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广泛的群众性技术革命运动将以更大规模前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成立。它是由原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全国科普”）合并而成。新成立的中国科协和原来的“科联”“科普”相比，在主要任务和性质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根据科协的决议，其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具体任务中最重要的是：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等。⁽⁹⁾这种任务决定了中国科协已成为推动全民大办科学事业，大搞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革命团体。而原来“科联”和“科普”的性质基本还是一个较完整意义上的学术组织和科普组织，⁽¹⁰⁾中国科协在性质和作用上，政治意义已经超过了学术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科协的成员构成也发生了变异。原来“科联”所领导下的专门学会，都是由各学科的科学工作者组成，会员资格的共同标准是“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或具有相当于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的学术水平，从事本门科学工作两年以上，对本门科学工作有一定表现者。”⁽¹¹⁾而新成立的中国科协的会员资格是：“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或在技术革新方面有成就的、或积极参加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活动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不拘学历，都可以自愿申请，经所在地区或单位的科协基层组织批准，成为科协的会员。”⁽¹²⁾科协的成员不再只是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的专有，它成了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集合体；学历要求也被彻底打破。首创深翻土地的河南长葛县农民马同义，白蚁专家李始美，设计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无线电发射钢塔的清华大学学生来晋炎，以共产主义精神帮助别人赶上自己的陕西植棉能手张秋香，捕鼠专家云南傣族妇女曹依秀，重庆青年工人、技术革新者廖世刚，大胆试验水稻高梁远缘杂交成功的广西青年蒋少芳等来自工农群众的“创造发明家”都当选为科协全国委员会的首批委员。科协“决议”还规定，“在群众需要的情况下，科协应该在工矿、企业、人民公社、学校、机关等单位设立科协基层组织”，“由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和科协上级组织的业务指导。”科协“决议”还特别规定：

各级组织在执行各项任务中，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实行政治挂帅，认真贯彻中央与地方并举、土洋并举、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科协各级组织必须注意充分发扬科学技术群众组织的特点，面向生产、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群众性的科学技术活动；并在各项运动中，和一切脱离党的领导、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迷信外国、迷信权威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不断的斗争，使我国科学事业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跃进。⁽¹³⁾

科学技术发展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这一切本来都没错，也都是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坚持的道路。但是，一旦将这一切被看成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政治斗争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就开始走入歧途。科学政治化过程从此完成，政治化科学观也完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