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观念的转型与“人民科学观”的历史奠定

1.科技文化观念的转型与“人民科学观”的历史奠定

中国自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到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国近代科学发展虽然经历了科学知识引进、科学方法的学习以及科学研究和科学本土化探索三个重要阶段，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缺乏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中国科学发展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样的科学发展是分散的、民间的、个人主义盛行的、仅依据个人的兴趣和努力，它没有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结合。正如建国初科代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所说：“中国提倡研究近代科学也有好几十年，其间也出了一些个别的杰出的科学家，也个别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科学著作。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科学已经很进步了呢？不能这样说。中国的科学并没有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中国人过去从外国，主要是英、美、德、日等国学来的一套科学知识，在中国觉得全用不上，中国的科学论文，一般只是替英美杂志添一些枝叶。其所以没有生根，就因为中国的科学研究没有和中国人民建立起血肉相连的关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决定了科学与人民无缘。人民觉得科学对他们没有用，因此也就不加以重视，科学家觉得人民不懂科学，因此也就抱着不愿对牛弹琴的态度，科学家不想替人民解决问题，人民也不向科学家提出问题。”⁽⁴²⁾脱离实际、脱离人民、追求个人主义以及所谓“为研究而研究”的科学文化观不言自明。著名科学家严济慈也说：“过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在思想上的束缚，种种物质条件的限制，和科学工作者主观上的弱点，因而形成了过去脱离现实，宗派对立，和自流散漫的作风。”⁽⁴³⁾这种科技文化观自然束缚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

科技文化观的转型是和政权及社会的转型紧密连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不仅使得中国从此结束了以往长期的封建主义统治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得国家发展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央政权，这为科技发展提供了能够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向；而且这一政权是人民民主政权，也就使得中国科技的发展终于能够为人民服务，满足人民的要求。这种政治转型由此也导致了社会的转型，新的人民政治、人民体制、人民时代和人民社会，必然推动人民科学的发展，这无疑为“人民科学观”的确立奠定了政治与社会历史条件。

事实上，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这可以说是“人民科学”提出的先声。建国前夕的1949年6、7月间，两度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朱德、叶剑英、周恩来等先后到会讲话。朱德讲话的题目就是“科学转向人民”，他指出“各位科学专家，应该做建设工作的计划者和工作者。以往的科学是给封建官僚服务，今后的科学是给人民大众服务。如果在这个条件下来发展科学一定很快的就可以有成绩。”⁽⁴⁴⁾叶剑英也强调“我们已进入了新的时期，就是说：我们已进入了人民的时代”，而“只有在人民民主的温床上边，才能真正的培养出科学。”也就是说，“只有在人民政权下，科学工作者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真正叫人民的科学。”为此，他号召科学工作者“要把自己改造成为真正的人民科学家，真正为人民服务”，要“把科学上一切成果献给人民，把科学成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增进人民幸福的东西。”⁽⁴⁵⁾周恩来指出科学是不能超越政治的，而新民主主义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一切有良心的科学家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里面，才有自己光明灿烂的前途。⁽⁴⁶⁾1949年8月，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也说：“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⁴⁷⁾这一切都表达了要建立人民科学的愿望。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共同纲领》在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方面，一开始就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第43条又明确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第44条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第47条规定：“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第42条还把“爱科学”规定为国民公德的“五爱”之一。⁽⁴⁸⁾这一切都表明科学在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工业农业国防以及人民生活服务方面取得了政治保证，具有不可违背的宪法意义。这是新型的“人民科学观”形成的政治条件。

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广大科技工作者就已经开始认识到科学转向人民、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他们感受到：“过去中国科学界为旧的社会条件所限制，只能着重在自身个人的科学修养，问不到，也不去问，自身的社会效用问题。今后，新的社会条件摆在科学工作者面前，要求他们更多的更有效的社会贡献。”⁽⁴⁹⁾他们认识到：“今天我们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已不再是反动统治者的俘虏与工具，而是真正站立起来，成为决定自己事业的命运的主人了。今后，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努力于自己的工作，全心全意以服务于人民了。”⁽⁵⁰⁾筹委会部分委员在1949年6月24—29日，在南京、杭州、武汉等处召开了五次座谈会，拟定了中华全国第一次科学会议的四条基本任务，其中第一条就定为：“团结并发动全国科学工作者从事新中国的建设而服务于人民。”并且要求“清除门户宗派”，改变以往“分宗划派，互相歧视，或藉各社的潜势力，以图争名夺利”的状况。并具体要求：“科学应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与人民大众结合，纯以服务为目的；务求普及科学知识及提高生活水准之成效，且由人民大众实践取作经验，藉以改善增补理论上的内容而收理论与实践互相帮助的优点。”⁽⁵¹⁾

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界第一次大规模的盛会。参加会议的468位全国第一流的科学家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听取了周恩来、朱德的讲话。在这次会议期间，科学家们踊跃发言、热烈地讨论。他们认识到：旧中国的科学事业只是一部分科学家沿着个人兴趣在小圈子里研究的，有着脱离现实、孤芳自赏的特点，即使是应用性研究，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今天，科学家们团结了起来，在新中国政权的领导下，开始了科学工作的计划性，并且开始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国家工农业和国防建设。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今天中国人民是迫切需要科学家替他们解决问题，科学家也有义务替他们解决问题，也只有这样今天科学家才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和荣誉。中国科学研究一旦和中国人民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中国科学的繁荣是指日可待的。”⁽⁵²⁾竺可桢说：“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生产，本诸取自于人民用之于人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为农业工业与保健服务。过去科学工作人员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习惯，自有革除的必要了。”⁽⁵³⁾中国科学工作者都深深体会到，在新中国建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界有两点最显著的进步：第一是1949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科代筹委会议，推动了全国科学界的大团结。第二是科学工作者普遍认识‘科学应该为人民服务’，各方面都喊出了这个口号。”⁽⁵⁴⁾

1950年8月27日，为了祝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人民日报》发表了《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人民科学工作》的社论。社论不仅明确提出了人民科学的方向是：“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且具体指出新中国的科学工作应该成为群众性的事业，应该把科学理论与群众的经验结合起来，把专家的智慧与群众的智慧结合起来，把科研工作与群众生产工作结合起来。⁽⁵⁵⁾可以说，这次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是中国科学文化观在建国以后第一次转型完成的标志，也是新型的“人民科学观”正式形成的标志。此后，中国科学工作的展开，都开始在这一科学观指导下进行。

科学文化观的转型和“人民科学观”的确立，不仅是当时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是中国科学发展规律使然；它不仅适应了当时我国国情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转型的实际，而且也适应了中国科学发展的要求。它在中国科学发展以致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当然从整体看，这种“人民科学观”更多的是强调其中的政治意义，因此，如果国家政治政策正确的话，那么，这一科学观将会极大地推动科学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而一旦政治政策走向极端甚至错误方向，那么这一科学观也会随之偏向，甚至可以说，这其中已经埋下了此后“政治化科学观”形成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