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2.科技发展战略的转移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对科技发展实行社会管理，有计划有组织地制定推进科技事业，并能有效地利用科技发展成果的一系列总体方针、政策和措施，这就是科技发展战略。新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第一次制定，开始于50年代中期，最突出地体现在1956年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和1962年制定的10年科技发展规划之中。这两个科技发展规划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把发展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有关的科学技术放在突出位置。这一科技发展战略重点的确立是与当时中国人民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密切相关的。

新中国建立初，我们面临着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刚起步，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薄弱，国家安全还没有可靠的保障。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千方百计地对我国进行科技、经济的封锁和武力威胁。在这种形势下，增强国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加强国防建设，是当时中国人民的一项十分突出而又重要的任务。因为现代军事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优势，而工业优势中重要的又是重化工业，因此，重点发展与重化工业和国防有关的科学技术以及尖端技术是中国人民作出的必然选择。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任务。他说：我们不但需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因此，12年科学规划的首要目标就是发展尖端科技，“必须建立世界上已有的，又为我国国民经济和国防所必需的尖端学科，如喷气技术、计算技术、原子能和无线电电子技术等。”⁽³²⁾当时，有些科学家对国家重点发展尖端技术的规划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我们缺少搞尖端的科学家，也不具备条件，主张当时主要的是打基础，过一段时间再考虑安排尖端技术的研究工作。聂荣臻坚决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指出国防新技术的过关，关系到加速国防现代化建设，这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放松这方面的工作，是要误大事的。因此，必须集中力量，确保重点，安排落实，坚持到底，力争国防尖端和工农业生产中的重大关键问题过科学技术关。当然，聂荣臻认为，“尖端与基础也不应该对立起来。”⁽³³⁾因为基础科学研究是应用科学研究的基础，只搞应用科学研究，没有一定的基础科学是不行的。配合国防尖端技术过关，就必然“要求基础科学中许多学科水平的迅速提高。”⁽³⁴⁾可见，基础科学的发展也是为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服务的。

1960年，苏联对中国毁约停援，这对中国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当其冲的是我国的国防工业，尤其是对我国当时志在必得的以战略核力量为代表的尖端技术的发展目标，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时，围绕着国防尖端技术究竟是上是下还是缓？在国防科技系统非决策层出现了各种议论。对此，毛泽东坚定地强调：“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³⁵⁾当时在国防工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贺龙主任提出了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打掉一切依赖思想，下最大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国防尖端技术的要求。⁽³⁶⁾1961年，苏联与我国发生了边界冲突，两国关系更加激化。面对美苏两霸和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60、70年代我们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事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此，1962年制定的十年科技发展规划更加突出了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科技的地位。⁽³⁷⁾

我国实行的优先发展军事、重化工业及尖端技术的科技发展战略，取得了许多令人注目的重大成就，包括“两弹一星”等，壮大了国家的实力，显示了大科学体制的力量。当然，由于这一战略过分强调国家的政治建设以及科技的生产关系功能，削弱了对关于国计民生的科学技术给予足够重视程度，致使中国科技事业出现畸形发展的状况，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的面貌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仍然十分薄弱，总体科技水平仍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