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

2.科技文化拓展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

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最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学和文学上。前者表现为对科技史的重现和研究；后者则表现为运用科学知识和态度去体现文学，出现了更具说服力和战斗力的文学新形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介绍、引进和发展，人们已经越来越认识到“自象纬、舆图、历算、测量、光学、化学、电学、医学、兵法、矿务、制器、炼金类皆有用之实，有裨于人有益于世，富国强兵即基于此。”⁽⁶²⁾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科学技术，探索科学技术背后的精神和文化实质，最终为“富国强兵”服务，洋务派知识分子开始了科技史的研究，成为近代中国科技文化推动下形成的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新领域。

洋务运动时期，对科技史的重视和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西方科技史著的翻译和介绍，主要有艾约瑟《希腊数学者》、韦廉臣的《格物探源》、伟烈亚力与王韬译的《西国天学源流》以及艾约瑟与王韬合译的《格致新学提纲》一卷等。对西方天学、数学、化学、光学、格致等的始源均有介绍。二是国人自撰的科技史著作开始出现。如王韬撰写的《西学原始考》一卷，论述了自公元前1400年希腊电学开始，至19世纪中叶欧洲发明计算器的西学历史。又如1896年，王仁俊编《格致精华录》，分门别类地汇编了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资料。再如魏允恭编著的《江南制造局记》，分“考工枪略”、“考工炮略”、“考工药铜引子弹略”、“考工炼钢略”四卷，对江南制造局“数十年经营缔构、其创造之端、成效之迹，编辑志乘，昭示来兹”。三是出现了科学家传记性质的科技史著作。如1886年诸可宝著的《畴人传三编》七卷，1895年黄钟骏著的《畴人传四编》十二卷，均为《畴人传》续作。其中续补了本国科学家387人，收录外国科学家169人，是我国重要的科技史资料。四是出现了专门技术的史论，如陈作霖的《中国机器学家考》“补畴人之缺佚，阐艺苑之幽隐，尤为徵实有用之义。”⁽⁶³⁾

科技史研究在戊戌时期及其后逐步走入正轨，并成为学校历史学门的重要科目。如1901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即仿照西洋学制，规定在第一学期每星期总共24个课时中，以六个课时学习《西国科学史》，成为课时最多的课程之一。1903年，《奏定大学堂章程》制订的“中国史学研究法”所规定的研究对象要求必须包括科学、工艺等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1905—1906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非常注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科学、工艺的历史。

在科学的实验精神推动下以及在丰富的科学知识的运用中，文学变革闪烁着夺目的光辉。文学革命在当时的背景下至为艰难，然而广大思想家深知文学变革之重要性.陈独秀曾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⁶⁴⁾胡适也提出；“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他们的可贵之处就是将科学的试验方法上升为文学变革中的尝试精神。胡适将科学中的实地试验与文学中的尝试做了一个恰当的类比与延伸，他说“科学家遇着一个未经实地证明的理论，只可认他做一个假设，须等到实地试验之后，方才用试验的结果，来批评那个假设的价值”。那么今天“我们认定白话实在有文学的可能，实在是新文学的唯一利器。但是国内大多数人都不承认这话——他们最不肯承认的，就是白话可作韵文的唯一利器。我们对于这种反对，没有别的法子可以对待，只一个法子，就是科学家的试验方法。”正因此，胡适早在1914年时即开始“打定注意，努力做白话诗的试验”，并把“‘尝试’两字作我的白话诗集的名字。”他“做五言诗，做七言诗，做严格的词，做极不整齐的长短句，做有韵诗，做无韵诗，做种种音节上的试验”。最后于1920年他的《尝试集》出版。他说“无论试验的成绩如何，我觉得我的尝试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献给大家”，这就是“这本诗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⁶⁵⁾著名文学史家陈炳堃（子展）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规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⁶⁶⁾这一评价是非常恰当的。

当时在做白话尝试的还有沈尹默、刘半农、鲁迅、周启明、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以及美国的陈衡哲女士等，而以鲁迅最为突出。鲁迅从1918年5月起，陆续创作了《狂人日记》、《孔已己》、《药》等，显示了他在“文学革命”中尝试的实绩，而鲁迅这一“尝试”实绩的特殊“份量”不仅在他最先在小说中运用了白话这种犀利的语言，而且恰恰是他溶汇“科学”的基因所获得的。他运用科学进行反封建迷信的斗争，是毫不调和的。那个时代，封建官僚讲“长寿哲学”，竟然堂而皇之地鼓吹吞吃霍乱菌不生病，“张天师”讲鬼话说什么“万恶都由科学，道德全由鬼话”；遇上旱涝灾害，不是兴修水利，而是求龙王爷恩赐。对于迷信的危害，鲁迅还有切肤之痛。父亲生病时，医生开的药引中有什么“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经霜三年的甘蔗，要在瓦背上的；还有几年的陈大米等等。曾使鲁迅吃了不少苦头。后来鲁迅曾嘲笑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的资格也丧失了。”⁽⁶⁷⁾鲁迅怀着极大的悲愤，把反对派利用封建迷信杀人的罪恶，写进了小说《药》和《明天》中，以“华老栓”的儿子“小栓”、“单四嫂子”的“宝儿”的命运，揭露封建迷信对人民的坑害。而在《狂人日记》中，曾经做过医生的鲁迅使用了精神分裂症这一现代心理学概念；在小说结构上则采用了重病号的“病理报告”的方式描绘出狂人的有系统的高度发展的幻觉，把“狂人”的病状和言行表现得唯妙唯肖，利用“狂人”之口和病态将封建“吃人”的历史展现得淋漓尽致，使人看了无不感到痛快至极。这不仅是因为它是第一篇白话文的小说，而且是鲁迅运用科学的手段所发表的对封建礼教宣战的檄文。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又一员大将、当时的北大教授吴虞读了这篇小说，感慨颇多，立即提笔写了《吃人与礼教》一文，其中说：“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楚。那些戴着礼教伪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⁶⁸⁾此种效果不能不归于科学尝试及科学知识运用在文学变革中的威力。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鲁迅在文学创作中，广泛地运用自然科学知识和手段。他用犀利的技巧卓绝的“手术刀”解剖着阿Q的“白日梦”；解剖着祥林嫂探问死后有无灵魂的心理；解剖着国民病态的灵魂。鲁迅还写了一大批杂文，都将自然科学知识汇入其中，使之既有强烈的理论性、战斗性，而且又是优秀的科学小品。如《春末闲谈》运用了昆虫学知识，以细腰蜂毒螯小青虫的神经球并进而使它成为幼虫的新鲜食物为例，类比了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借封建礼教麻醉人民以实行独裁统治的残暴本性。又如《十四年的“读经”》采用生理学知识，以生理的老化比喻中国社会结构的腐朽；又以游走细胞的变性比喻读经学得了坏经验的北洋军阀及复古主义者、御用文人；以强效剂喻指“火与剑”的激烈的变革手段，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生活及文学形式联系了起来。如此事例，举不胜举。这一切都体现了自然科学知识以及科学手段对文学领域的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