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性倡扬

3.梁启超：建立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性倡扬

在西方文化大潮冲击下，中国社会开始了世纪性的历史转型。在此历史潮流中，与康、严两人都不同，梁启超并非新型文化的先觉者，他之被纳入这一历史转型之序列时，已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然而他一旦走进这一自觉的行列，就由一个角逐科场的传统士子一变而为矢志维新的近代知识者。他一方面从甲午战争之惨败中看到历时30载的洋务新政失败之根本症结：“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⁴⁰⁾从而举起政体改造之大旗。另一方面，他追踪时代之步伐，面对骤然而来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努力迎接西方科学文明的挑战，从而向人的现代化——“新民”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梁启超确立了自己的科学观。

梁启超对比审视于中西文化，指出儒者虽“通古今，达中外”，却无用于天下；而西人声、光、化、电、格算等发展，日新月异，应接不暇。梁启超更从“瓦特因沸水而悟汽机之理；奈端因苹果落地而悟巨体吸力之理；侯先勒·约翰因树叶而悟物体分合之理；亚基米德之创论水学也，因入浴盘而得之；葛立理尤之制远镜也，因童子取二镜片相戏而得之”等等之中，感受到近代物质成果背后是西方生机勃勃的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和竞争、进步观念，认为正因具有这种科学方法与进步观念，方能从这种“至粗极浅之理”中“偶然触悟”而出“新机”，从而“格致制造之学，衣被五洲，震铄万国”。梁启超一开始即接触到了西方文化之本质。

另一种对比审视反映在梁启超的“文野”划分中。他在《自由书》中首次提出世界人类分为三级，第一级乃“居无常处”之“蛮野之人”。第二级中，农业大开，形式上已成一国，但务实学者少，求真者少，创造力也甚乏。此级谓之“半开之人”。而第三级“文明之人”则是范围事物皆有规则；风气也不囿于旧俗；自修德行，百辟智慧，不以古为限，学问上不尚虚谈，重创新法；还力求扩充工商业，增进人类幸福。在梁启超那里，这“半开之人”与“文明之人”之区别，正是中西文明之区别；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区别；是虚理、模拟、空谈与科学之实理、科学之真、科学之创造、科学之方法、科学之理性规则之别。梁启超再次深化了对西方科学文化本质的认识。

梁启超努力跟踪时代步伐，他赞美文艺复兴导致了欧洲精神生活的彻底改变，他注目于培根、笛卡尔这两位具有科学方法和理性的思想家，认为“此二派行将数千年来学界之奴性，犁庭扫穴，靡有孓遗，全欧思想之自由，骤以发达，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⁴¹⁾认为中国落后在于学术衰败，长期形成一种奴性。要救中国唯有学术独立，根除学界之“奴性”，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一切：“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穷。”⁽⁴²⁾可见，他对科学价值取向和科学理性具有一定自觉程度。梁氏还推崇达尔文，认为“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其他各学“无不受其影响”。他深为赞叹近四十年之天下，乃进化论之天下，“进化论实取数千年之旧学之根柢而摧毁之，翻新之者也。”⁽⁴³⁾

梁启超尤其将科学进化论融进了他的历史观之中，成为他确立变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他说：“前人以为黄金世界在于昔时，而末世日以堕落，自达尔文出，然后知地球人类，乃至一切事物，皆循进化之公理，日赴于文明。……是故凡人类知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因而，他极为重视进化史的研究，以期在社会进化现象中“求得公理公例”，也即“必然法则”或科学方法。为了获得公理公例的科学方法，他特别向国人推荐“以格物为一切智慧之根源”的培根“格物派”学说和“以为世界庶物如此其蕃，虽然其间必有一大理之贯注而凡易之理皆归于是”的笛卡尔“穷理派”学说。依据科学的揭示，他指出“天下之理，不外因果”，⁽⁴⁴⁾认为“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则者何？因果之谓也。观乙果可以知甲因，睹乙因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可以研究天下事物，则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万事毕之乐。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以至，又知其果之所以来。则常能造善因以补助之，使其结果日趋于至善，学术之有助于进化，其功在是。”⁽⁴⁵⁾因此，他主张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方法。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国学。认为国学“乃世界第一丰富矿穴，以前仅用土法开采，采不出什么来，现在我们懂得西法了，从外国运来许多开矿机器了。这种机器是什么？是科学方法。我们只要把这种方法运用得精密巧妙而且耐烦，自然会将这学术界无尽藏的富源开发出来。”⁽⁴⁶⁾他还反复向青年学生指出：听课、读书，要紧的不在于懂得前人所得出的已有结论，而在于懂得前人做学问的方法。“必要寻着这个做学问的方法，乃能事半功倍。真正做学问，乃是找着方法去自求，不是仅看人家研究所得的结果。”⁽⁴⁷⁾梁启超的这种方法论科学观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是富有时代气息的。

科学知识、科学理性、科学进化和科学方法，是梁启超认识到的西方文化之本质。他在倡导变法中，也无不体现这一科学观。变法前，他已经倾心力而倡西学及其翻译工作，以“开倡风气为第一义”。1886年，他连著《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等，力陈救时之学术主张。次年创办《知新报》，专译西国农矿、工艺、格致等报。1898年7月，他担任译书局负责人，更努力促成马香培·约瑟神父指导北京的翻译馆工作，并促成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翻译馆。他深信“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对现实的反省，增强了他倡扬科学的信念，正如学者勒文森所言，他“相信科学会普及不亚于相信孔子”。

梁启超还运用现代生物学和天文地理学进行变法理论的论证，认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寒暑、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兽脊兽，彼生此灭；人也呼炭吸氧，刻刻相续，因而，变乃古今之公理。这些都显示着他科学思想的光辉。而其“新民”理论更具科学理性色彩。他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人“受治于民贼政体之下，如盲鱼生长黑壑”，“更如妇人缠足十载，故步自封，少见多怪”。“有奴隶性、有奴隶行”。因此，必须用近代科学理性之光来“教拔以往数千年奴性之壁垒”，使国民各有人格、享有人权，用近代西方新观念新学理来陶铸国民的精神，刷新“民智”。号召“新民”冲决封建网罗，以一种开放的科学的创造心灵去回应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与挑战。

所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前期是否如当今研究者所说从内心思想出发持文化综合观，值得商讨。不可否认，梁启超在提倡西方科学文化时，仍忘不了指出中国文化并未枯萎，甚至在《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在推崇西学之后，还要加上“要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但这并非梁启超从自己思想出发得出的实实在在的结论，而是由当时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变革还极为冷漠，对西学大量的是持拒斥态度，这就使变革者进行变革时，既要苦心设计思想理论方案，还更要以唤醒沉睡的民众为先，因而，时时感到孤立无援、身心憔悴。梁启超就多次和其改革同伴及好友言及内心苦衷。1897年春，他致严复信中谈到：“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为我有。”⁽⁴⁸⁾而这恰好在梁启超写完“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的《古议院考》之后，其内心矛盾可见一斑。同年3月他又和康有为谈及改革之艰难，他说：“今日中国之事千条万绪，互相牵络，将欲变甲，必先变乙时，又当先变丙，事事相因，苟欲专办一二事，则如千荆万棘中直是无插足处，且成一事之难也，其中层累曲折，阻力重重，变幻不测，非屡经历其事不能知也”，甚至直言告诫乃师康有为“著书立言，应持极慎重态度。”⁽⁴⁹⁾次年，他又在给友人信中慨叹“人情闭塞如昨，至可忧耳。⁽⁵⁰⁾甚至为“输入欧美之学术”，也还顾及“社会嫉新学如仇”，不敢“公然行事”。梁启超对现实的认识是至为深刻的，冷漠的现实对他的刺激也是极为严厉的。1900年，他写的著名的《呵旁观者文》中道出了他“深为此惧”的原因正是那“无血性”之国民性，国民“旁观”之可惧。认为“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其中既有“不知人间有应做之事”的“浑沌派”，也有认为“办此事而无益于我”“亡此国而无损于我”的“为我派”；有“以天下为无可为之事”的“呜呼派”，也有“责人而不责己”的“笑骂派”；有“以我为无可为之人”、“望人而不望己”的“暴弃派”，还有“旁观天时”的“待时派”。因此，与其像今日研究者说梁启超时常处于价值与历史感情的冲突之中，还不如说他处于价值与现实冷漠这一矛盾的悲苦境地。他并非历史感情特别浓厚者，“三千年教宗”在“四彝交侵”中有“坠地之惧”，使他感到向历史求救之无望，唯有学西学。实在是这现实之寒心，使他“不知其如何而可”。传统之如此顽固，现实又如此之冷漠，加上他又如此具有“天下大任”“舍我其谁”的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使得他不得不迎合现实，以传统为保护色行其西学之目的，以自身的内心冲突来换取现实的成功。故而倡传统与文化综合，只是无奈处之。

正因此，变法失败后，亡命日本，梁氏一时间再没有提及传统，相反甚至主张革命，几乎想与孙中山合作，彻底“消灭数千年来陈腐阿谀之学术”，完完全全地行使西方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倡导“新民”。也正因此，当人们后来普遍认为西方科技文化带来贫富分化，而欲抑制科学，倡导社会革命时，他拍案而起，疾呼社会革命在中国“不必行”，甚至“不可行”“不能行”，西方之贫富分化决非科学所带来，相反“斯密与瓦特之二杰，相提携以蹴踏旧社会，如双龙搅海，而工业革命之时代以届。”⁽⁵¹⁾他坚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维护科学之尊严，倡导工业革命之成果。他认为工业革命之结果非自革命后而富者始富贫者始贫，这贫富分化状态完全在科学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在西方社会组织中。因此，既然中国没以这种导致贫富分化之社会组织就必须“假泰西文明利器”而不停进取。可见他努力筑起学习科学的心灵与精神堤坝，坚持一以贯之地运用科学的价值取向，这是他的进步与可贵之处。也正是梁启超前期科学观之真实体现。

在这个时期，重视科学逻辑方法的还有章太炎、谭嗣同等。章太炎侧重于演绎法，他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印度的因明学和中国的《墨经》之间的异同作了比较和探讨。谭嗣同则将科学理论及其方法，尤其是逻辑方法，广泛运用于他的“仁学”理论的建构中，强调运用科学及其方法“通天下之故”。

综上所述，一代维新志士已经开始建立了传统的方法论科学观，它使科学不再仅仅局限于造船制炮等洋务实业，而是直接制约着人们以什么方式来把握必然之理与因果关系。科学内涵和地位在中国人心目中的这种提升，意味着它开始具有一般观念的意义，它要改变的已经不仅是对象（物），而且是主体本身（人）。科学的方法和原理、规律，开始具有根本法则的意义，即“道”的意义。科学内涵从“器”到“道”的演进，意味着内涵的深化，又意味着科学的社会功能的扩张。它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变革，对思想理性化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它在历史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都构成了五四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