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时代科学哲学的理路与文献

所谓理性时代的科学哲学思想就是科学革命时期的科学哲学思想，这一时期的科学思想、哲学思想以及科学哲学思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具有转折性的重要意义。^〔29〕从科学角度看，这一时期是科学革命导致现代科学的诞生；从哲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经过经验论和理性主义的冲突与融合最后汇入德国古典哲学；从科学哲学角度看，这一时期是中世纪科学哲学思想和分析时代科学哲学思想的交汇点，其上承古希腊和中世纪的科学哲学思想，下启分析时代的逻辑经验主义。

第一，哥白尼革命与弗兰西斯·培根的科学哲学。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引发了一场导致现代科学产生的科学革命，同时也引发了导致现代哲学产生的哲学革命。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Bacons Novum Organum）多次提到哥白尼学说和伽利略学说，我们可以在《新工具》^〔30〕的索引中证明这一点。在《新工具》中，弗兰西斯·培根提到哥白尼及哥白尼理论的有第201、202、428、473—447页；提到伽利略的有第468、470、492—494、528—529、532页。正是基于这些科学革命的启迪，培根才开拓了经验主义的哲学路径，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弗兰西斯·培根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本人很少关心灵魂的本质、必然性的意义或上帝的本性等问题。培根哲学思想的动力在于他痛感自古代以来在许多科学分支都缺乏的思想进步。”^〔31〕基于这样的思考，弗兰西斯·培根致力于开发新的科学观念，特别是科学方法的新理念。对此，学界早有研究，如高克罗杰（Stephen Gaukroger）的《培根和早期现代哲学的转折》（Francis Bac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arly-Modern Philosophy，2001）^〔32〕，佩雷斯-拉莫斯（Antonio Perez-Ramos）的《培根的科学理念及其知识传统的创造者》（Francis Bacons Idea of Science and the Makers Knowledge Tradition，1988）^〔33〕。

第二，笛卡尔不仅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且还从科学出发创立了理性主义的哲学主张，从而开启了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哲学问题的先风，从而奠定了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笛卡尔的科学哲学路径基本上是一条从科学走到主体性的进路。索弗（Walter Soffer）在他的《从科学走向主体性：对笛卡尔沉思的一个解释》（From Science to Subjectivity：An Interpretation of DescartesMeditations）指出：“笛卡尔的怀疑是一种在确立科学的稳固基础的旨趣中克服理论偏见的方法。同时，为了确立他的‘方法谈’的第一原则，怀疑方法的提出是一种实践，这种实践使得克服某种前哲学心灵中的先入为主的偏见成为可能。”^〔34〕对于这种理解，可以从笛卡尔本人的著述中得到确证，如《笛卡尔论方法、光学、几何学和气象学》（Discourse on Method，Optics，Geometry，and Meteorology，c2001），加伯（Daniel Garber）在他的《笛卡尔》（Descartes^〔35〕，1998）；《走进笛卡尔：通过笛卡尔科学来解读笛卡尔哲学》（Descartes Embodied：Reading Cartesian Philosophy through Cartesian Science，2001）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第三，洛克和波义尔不仅是一对交往甚深的朋友，而且还是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合作典范。从二者的合作中我们发现，洛克的经验论来自于波义尔的科学实验哲学。奥斯勒（Margaret Osler）在《约翰·洛克与波义尔和牛顿科学中的某些哲学问题》（John Locke and Som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in the Science of Boyle and Newton）中，首先论述了洛克作为科学哲学家，然后论及波义尔有关物质本性的经验理论，最后谈论了波义尔、牛顿和洛克三人之间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当然首推洛克本人的《人类理解研究》（An Abridgment of Mr.Lockes Essay Concerning Humane Understanding，1728）以及《洛克尚未发表的著述》（ACollection of Several pieces of Mr.John Locke，1724），此外权威性的评论性著述当属纽曼（Lex Newman）编辑的《关于洛克人类理解研究的剑桥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Lockes“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2007）^〔36〕。此外，有关波义尔的两部哲学著述也值得关注，一是安斯蒂（Peter R.Anstey）《波义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Robert Boyle，2000），另一个是萨金特（Rose-Mary Sargent）的《与众不同的自然主义者：波义尔及其实验哲学》（The Diffident Naturalist：Robert Boyle and the Philosophy of Experiment，1995）。

第四，牛顿、莱布尼兹和康德的科学哲学思想。牛顿和莱布尼兹有关诸多科学问题的争论引发了康德的批判哲学，康德哲学不仅仅是对经验论与唯理论的思想整合，而且更是对牛顿经典科学的哲学总结。在这个问题上，勒费夫尔（Wolfgang Lefèvre）在他的《在莱布尼兹、牛顿和康德之间：19世纪的科学与哲学》（Between Leibniz，Newton，and Kant：Philosophy and Scie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2001）多有论述。其实，康德的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2004）就是这个问题的代表作。其实，许多学者也都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了这个问题，如沃特金斯（Eric Watkins）的《康德与科学》（Kant and the Sciences，c2001）；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的《康德与精密科学》（Kant and the Exact Science，1992）；克里斯托多（Wayne Cristaudo）的《自由和科学的形而上学：从笛卡尔、康德到黑格尔》（The Metaphysics of Science and Freedom：From Descartes to Kant to Hegel，c1991.）；巴特斯（Robert E.Butts）的《康德和双管齐下的方法论：康德科学哲学的超验性及方法》（Kant and the Double Government Methodology：Supersensibility and Method in Kants Philosophy of Science，c1984）；布赫答尔（Gerd Buchdahl）的《形而上学和科学哲学：从笛卡尔到康德的经典根源》（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Classical Origins：Descartesto Kant，1969）；麦克雷（Robert F.McRae）的《科学统一问题：从培根到康德》（The Problem of the Unity of the Sciences：Bacon to Kant，1961）以及波尼奥罗（Giovanni Boniolo）的《关于科学的表述：从康德到新的科学哲学》（On 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From Kant to a New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