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制度因素内涵与作用的简要剖析

按照经济学家诺斯的分析，在制度演进的过程中，制度本身可以细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种。对于诸如法律、政府法令、产权制度、合同、公司章程之类的成文的且能由相关的权威来保证其实施的制度，我们通常称之为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像习俗、传统、习惯、道德伦理及意识形态之类的东西则往往被称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与正式的制度安排比较，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有着自身的一些特点:一是作为演进性的行为规范，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在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经过长期的演化而形成的，而且通过长期的对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渗透式影响，使人们对其依赖性不断增强，且其自动实施的功能也益发巩固。二是非正式制度安排往往还是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补充。正式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在约束人们的自我行为规范中，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效果更佳。这一点也恰似诺斯认为的那样:“即便是在最发达的经济中，正式规则也仅仅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即使能从国外借鉴良好的正式规则，如果本土的非正式规则因为惰性而一时难以变化，那么新借鉴来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间势必会产生冲突并最终导致新借鉴来的制度无法实施。更进一步说，实践中如果忽视了对人们的传统、习惯、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重视，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必定会大打折扣。三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既利于降低正式制度安排的成本，又利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实施与变迁。绝大多数的正式制度安排的起源往往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边际变化，同时，不少非正式制度安排与变迁还能在相当程度上替代正式制度的变迁;正式的制度变迁能否取得应有的成效，在相当程度上也取决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协调程度。以诚信制度的变迁为例，诚信制度的确立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然而仅有此远远不够;原因在于，如果缺乏了诸如全社会普遍的诚信意识和契约意识等方面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约束，那么在一个以失信为习惯的社会里，最终要建立起有效的诚信制度，不但很难，而且即便有可能，要付出的代价也一定会相当大。

作为一种“软制度”，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点恰似诺斯所说的那样，对增长有利的一些非正式制度安排^[3]有时甚至能在不稳定或消极的规则下取得经济增长。其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政府职能转化的比较积极的和稳妥的方式之一。由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政府组织能作为当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是润滑政府和市场矛盾的桥梁和中介，因此经济学家青木昌彦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政府政策应尽可能地倾向利用非政府机构来协调解决问题”，“有时，政府失灵可以通过创造非政府结构来加以解决”。再次，在不少情况下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比市场组织和正式的制度安排更有效率。在各类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扶贫开发、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工作领域，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往往能取得更理想的成绩。最后，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还能使正式的制度安排更易于让人们接受和在实践中推广运用。

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十分巨大，然而基于乡村旅游本身如下方面的特征的影响，在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非制度安排的影响具有相当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一是乡村旅游的乡村性和平民性。尽管乡村旅游的参与者不乏富人，但总体而言，乡村旅游的主体主要还是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城市或城镇平民和注重生活情调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注意平民性并不必然地等同于庸俗化，也并不意味着可以粗制滥造和随便打发。平民性特点强调的是进行乡村旅游活动的主体是来自城市或城镇中的居民，虽然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不尽相同，但收入水平和消费指向却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乡村旅游应在大众化、参与性、愉悦感这三者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切入点和均衡点，这就离不开非制度因素的影响与作用。

二是乡村旅游的原生美。乡村旅游的对象物非常清楚，即现实地存在于某地、具有一定的旅游吸引力、属于某种社会类型的乡村社区模式及质朴自然的乡村景物。旅游者之所以愿意去这些地方，是因为乡村的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新鲜和有体验价值的，是值得他们一看的。相反，若没有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和游兴就会大大减弱，甚至还有可能彻底消失。原生美的特点要求乡村旅游的吸引物应该是鲜明生动和原汁原味的，是真正乡村的而非伪乡村式或展览馆式的。显然在乡村旅游资源原生美的挖掘、开发与保护中，基于传统、修改、意识这样的非制度因素的力量十分巨大。

三是乡村旅游的体验性。实践中，人们对乡村生活和乡村旅游有兴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具有的体验性。如前所述，乡村旅游的参与者主要是以城市平民为主的城市人群，这部分人要么对乡村生活完全陌生，要么曾经在乡村生活甚至本人就出生于乡村，但如今都已经远离了大自然和乡村，于是试图借此重新获得对乡村生活的体验，以找回已经失落的记忆。这样的背景和动机，自然会使他们格外重视乡村旅游的体验性;而这种体验性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没法约束的。

四是乡村旅游较强的参与性。乡村旅游能够吸引旅游者的重要一点，在于它所开展的各种类型的旅游项目往往是农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亲和性和参与性。采摘蔬果、参与农村节庆、从事体力支出不大的一般性农事活动等，都是大多数旅游者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感兴趣或乐意体验一番的项目。实践证明，此类的参与性照样需要许多不成文的非制度安排来约束。

五是乡村旅游的花费较低。旅游的背景在农村，旅游的接待者主要是农民，旅游的内容亦以乡村生活的体验或观摩为主，这使得乡村旅游的成本相对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来说要低得多;相应地，乡村旅游的开支成本也比较低廉。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想大手大脚地花钱未必就能花得出去，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项目让旅游者花钱，且农民的现实主义态度也使他们将对旅游者钱袋的憧憬限定在了一个比较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水平上，这就使乡村旅游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平民旅游。正是由于乡村旅游具有这样一种平民性，无形中提高了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其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尽管非制度因素对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如此明显的重要意义，但考虑到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毕竟是一项涉及面十分广泛的系统工程，加之能影响到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非制度因素又相当多，因此在实际探讨中，限于篇幅和研究目的的需要，我们仅从民俗、民族特色和旅游线路优化设计等方面来具体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