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制度因素

6.3.1　非制度因素

要揭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鞋业集群的“发展之谜” ，首先可从非制度因素探求其动力来源。

1.自然禀赋因素

温州位于浙江省南部沿海，全市面积11783.5平方公里，其中平原和山地分别占17.5%和78.2% ，周边均是欠发达地区。由于境内多有高山峻岭阻隔，建国以来温州基本上处于孤岛状态，交通非常闭塞、与外界联系困难，自然资源也毫无优势可言，同时又远离上海经济辐射圈，区位条件很差。虽面对东海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与大量的岛屿、港湾和渔场，却又因政治、军事等种种限制而长期以来无法充分加以开发利用，再加上地处东南海防前线，一直来国家没有进行什么投资，也基本得不到上级政府的直接投资和政策扶持。历史上与港澳台及南洋等地区曾经有相当密切的商贸关系，也因种种原因而被迫中断，所幸的是区域经济中一度萌芽的市场经济因子并未被彻底泯灭。在如此恶劣的自然资源条件和区位条件约束下，依赖市场力量，以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优势的鞋业为发展的突破口，通过民间内源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就成了温州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和路径依赖。

2.产业基础因素

温州鞋业产业基础之深厚是国内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鞋业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深厚的产业基础。首先，温州鞋业有着非常浓厚的历史积淀作为支撑。温州是中国鞋业的发祥地之一，鞋业生产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南宋时期民间就有制鞋技艺传承，出现了皮鞋生产专业户。到明朝成化年间，温州鞋就被列为贡鞋。此后经过代代相传和发扬光大，温州制鞋技艺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到20世纪20年代，温州鞋业已初具规模，出现了制革鞋、皮鞋街，各种牌号的作坊鳞次栉比，形成了手工鞋业的完整体系。 30年代初期，温州鞋业产品已遍及全国大半河山，并同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建立了鞋业贸易关系。新中国建立后，温州鞋又创下了许多全国第一，如“第一双猪皮鞋” 、“第一双硫化皮鞋” 、 “第一双压模皮鞋” 、 “第一双胶粘皮鞋”等。其次，温州鞋业的迅猛发展还归功于其在全国首屈一指的专业化分工协作、配套成龙的完整产业链。以乐清白石镇的鞋底专业生产基地、永嘉黄田的鞋饰专业生产基地、乌牛的制鞋机械基地等专业生产基地，再加上年销售额数十亿元的河通桥鞋料市场等专业市场，共同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的专业化分工配套体系。事实上，温州作为中国鞋业的集散地和行业信息之窗，不仅起到了集聚资源的作用，同时还充分实现了其辐射功能，使温州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鞋业之都。

3.人力资本因素

特有人力资本的转化与增值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自然资源缺乏及区位劣势，创造出新的优势。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把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引入了经济增长模型，认为人力资本存量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 。因为人力资本不仅是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而且其增值会同时提高自身及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对于温州鞋业发展而言，人力资本优势并不在于总体水平，而在于人力资本某一方面的特性——讲究实效、务实肯干、敢于冒险的经商传统与能力，这一人力资本特性能保证温州鞋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迅速走向市场并取得竞争优势，使温州人与市场经济相关的能力、技能、经验、知识等特定人力资本得到不断增值。独特的经商传统与能力使温州人较早形成了与市场经济相通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进入市场获取商机方面取得了先机，并形成了一张同样独特的、覆盖全国遍及世界的“温州人网络” 。这张利用温州人的乡缘、血缘、地缘建立起来的网络，为温州人在异地活动、立足和迁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得在外温州人能够建立起一些据点，在异地聚居和经营。这张特殊的、低成本的网络不仅具备强大的商品营销功能，还具有配置社会人际关系资源、资本资源、人才资源和信息资源的功能，使温州鞋除了专销网点外，还有一个巨大而有效的现成依托网络，这是外地同类产品难以“复制”的优势。在这张巨大的无形网络中有许多重要节点，即在外温州人所创立的各种商会、同乡会，著名的有香港温州同乡会、旅法华侨华人会、美国纽约温州同乡会等，以及在西安、成都、郑州、沈阳、重庆等地的温州商会。在外经商的温州人通过加入这些温州同乡会、商会，维护了自己的正当权益，扩大了在当地社会各界的知名度，凝聚了人心，也为与家乡政府的交流提供了组织保证。^[8]

4.企业家因素

温州特定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决定了其工业化初期缺乏有效的外力推动，民间内源力的经济推动就成了温州鞋业在这个时期不得已的次优选择，同时也决定了温州鞋业发展以个私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产权结构和家庭制为主的管理模式。温州鞋业为潜在企业家资源转化为现实提供了舞台，在其发展过程中走出了以三位“领袖式”企业家为代表的三代企业家群体。作为改革开放后从家庭作坊里走出来的第一代领袖人物余阿寿， 12岁就当了学徒。新中国建立后，他进了一家集体鞋厂当工人，后因生病欠厂里70元钱，便私下在家做鞋叫卖，厂方发现后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由将其开除。 1973年，他租下10平方米的街边小屋重操祖业，此后名声渐起，生产规模悄然扩大。 1987年8月8日，在杭州武林广场烧起的第一把火迅速蔓延，温州鞋业几乎陷入绝境。余阿寿再也坐不住了，他停下手中的活，联络了全市370多位鞋厂厂长联名向全市制鞋企业发出“提高质量，重塑温州皮鞋形象”的倡议，由此拉开了温州“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的序幕。第二代领袖人物是力创名牌阶段的郑秀康。在火烧事件后，他毅然放下处于半停产状态的企业前往意大利学艺，一待就是18个月，回来后就做了三件事，一是把原厂名改为“长城鞋业” ，意为“永不倒” ；二是注册“康奈”商标，取“健康发展，谁奈我何”之意；三是花巨资引进先进设备。温州鞋业的第三代领袖人物是年仅30余岁的少壮派代表王振滔。作为温州新生代鞋匠的杰出代表，他于1988年成立了奥康集团，并以他敏锐的市场眼光和不竭的创新活力，在短短的时间里使奥康集团成为鞋业集群中的领军企业。在这批“领头雁”的示范带动下，温州制鞋者用现代企业的管理理念武装自己，鞋业走出了“上档次、打品牌，上规模”再生之路，并重塑了全新的行业形象。

5.文化底蕴因素

温州文化是一种务实敢为的瓯越原生文化。瓯越原生文化的内涵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永嘉学派的“功利思想” ；二是东瓯流风中所体现的“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另外，温州文化还是一种海洋文化，海洋孕育了瓯族的文明。从海洋文化讲，有开放意识、风险意识、经营意识、创新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濒海而居和航海的传统，孕育了瓯族人“敢于冒险和善于应变”的精神特征。正是在这种文化底蕴熏陶下，温州鞋业被赋予了独特而丰富的人文内涵，使之具有了国内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经济文化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