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与科学革命

2.1　博物学与博物学编史纲领

很长一段时期内，博物学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地位：要么是被正统科学排除在外的业余活动，要么是经过精心调整后成为科学的真子集。博物学家的工作也时常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或是零散不成体系的研究活动。针对流行观念中的偏颇之处，本书首先要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一词做简略的界定。

关于博物学，目前的观念大致包括以下几种：其一，博物学是科学研究的两大范式之一（另一为数理科学范式），虽然现在已经不再占据重要性，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能起到补充作用；其二，科学是诞生于十九世纪的产物，早期历史上不存在真正的科学，博物学是这类早期粗糙的科学形态之一，充其量是某些现代学科的雏形，仅能为现代科学研究提供有限的参考。总体而言，这两种观念都试图将博物学纳入科学的范畴。实际上，博物学是一种古老的地方性知识，它是人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最基本方式，产生于人类与自然的直接交往与对话。博物学关注的不仅包含现代科学特别强调的“手段”，而且包含被现代科学拒之门外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博物学曾经是科学的几大传统之一，当现代科学凌驾于其他认知模式之上，成为一门唯我独尊的科学时，“科学”一词实际上已经不再适于囊括人类所有的智识活动。因此，本书强调，博物学并不完全等同于“现代生物学”的早期形态；博物学应当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模式，为制止“现代”霸权的扩张、促进科学的有益发展，提供全新的思路。

需要指出的是，十七世纪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已有一定的了解，约翰·雷本人虽然未曾到过中国，但是也通过一些西方采集者和传教士接触到中国的物种资源。然而就思想和学术背景而言，约翰·雷的博物学受亚里士多德、塞涅卡、普林尼和盖伦等人的影响极深，与西方古典思想一脉相承。因此，文中提到古代博物学时，仅限于古希腊时代，即亚里士多德和特奥弗拉斯特的博物学。这并不表示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不重要。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博物学知识，但是西方所谓的“natural history”，并不完全对应于中国古代的博物学。中国古代博物学有其自身的特征。在“博物学”一词的内涵尚未得到彻底阐明之前，本书有必要做出界定，避免概念过于宽泛而带来讨论上的不便。

在此基础上，本书试图以一种新的史学视角来考察约翰·雷的博物学。这种新的视角主张采用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田野调查”入手，将“二阶工作密切结合一阶工作”（刘华杰，2011：7）。这意味着，研究者应当了解博物学家的研究方法，以及博物学家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力求以博物学家本人的思考方式来考察他的工作。首先，要全面理解一名博物学家，需要将他的全部工作结合起来。所谓“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方式，对辉格史非常有用，但是会妨碍我们认识真正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博物学家的思想是不可分割的。很多看似零散不相干的工作，恰恰反映出博物学家工作的真实内涵。此外，考察博物学家的历史地位，不仅要看他的观念对于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作用，而且要看这些观念对当时社会以及同时代人生活的影响。尽管思想史上的“英雄”通常超前于其时代，但社会情境和文化对其思想的影响无疑是不可避免的。博物学史上的“英雄”最主要的特征，在于对人的关注，以及一种内在的时代责任感。博物学家的这种代表性特性，或许是扭转传统科学史上冷酷无情的科学家形象的最佳切入点。

博物学编史纲领与传统编史纲领的不同还在于，后者侧重于纵向研究，力图呈现动态的线性发展图景，而博物学编史纲领试图横向展开静态的历史画面。博物学史着力于呈现历史的一个横截面，在这个意义上，博物学史十分接近社会史。但它同时也是观念史。一方面，不同时期的博物学研究背后的社会语境和自然观念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博物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思想和学说，依然存在一定的延续性。因此博物学史并不像某些学者所说的“并非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理论知识主体”。然而，博物学本身的复杂性，博物学与社会文化的紧密联系，使科学史家很难通过研究博物学去建立一条确定的线性博物学发展之路。博物学编史纲领的目的仅在于，以更开放的视角，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博物学家的工作和思想。在此之外，博物学编史纲领始终为新的历史材料和新的解释方法留有余地。

传统科学编史纲领与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区别，首先在于关注对象和范围的不同。博物学编史纲领不排斥传统的编史纲领，在内容上有重合之处，方法上也不截然对立。退一步说，博物类科学与数理科学之分或许只是一定时期的产物，人类知识的统一，终将结束现代这种划分模式。从性质来说，博物学史近似于文化史和社会史。然而，博物学史更注重人与自然之间的交流与相互作用。“博物学编史纲领包括对唯科学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反省、对西方中心甚至人类中心论的反省，包含对未来‘美好社会’的思考。”（刘华杰，2011：7）博物学编史纲领试图将人与自然、伦理世界与物质宇宙、神灵和上帝等要素相互交织成的、无法割裂的历史网络纳入科学编史学范畴中。这种新的编史纲领，目的在于使科学回归社会，消除“两种文化”之间日益加大的鸿沟，整合渐行渐远的“分科之学”。

环境史家休斯曾说：“环境史作为一门学科，是对自古至今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是使用生态分析作为理解人类历史的一种手段。”（Hughes，2005：xv）借用这一说法，同样可以说，博物学史作为一门学科，是有关自古至今人们对自然的探索、理解与记录的研究；作为一种编史方法，是从博物学家看待世界的视角出发，使用博物学的观察、描述与记录，来作为理解历史（既是人类史，也是自然史，或者是广义的科学史）的手段。如果说博物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博物学史的目的就是研究这种生活方式中体现出的人类智慧。然而无论一个词语还是一个纲领，其意义和内涵都难以用语言简单阐释。本书将以“现代博物学之父”约翰·雷的博物学作为一个案例，通过在具体运用和实施中的展开，进一步阐释博物学编史纲领。

2.2　“科学革命”概念及其内涵的扩展

约翰·雷的特殊性，很大程度在于他所处的时期，即通常所谓的“科学革命”时期。传统科学史上将“科学革命”定义为：由哥白尼发起，最终由牛顿完成（以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为标志）的西方知识革命；这场革命仅限于天文学和数理科学，而不包括生物学。生物学上的两次革命，要以达尔文《论种的起源》的发表以及现代DNA分子结构的发现为标志，此前的研究都属于“前科学”时期的研究。谈论约翰·雷的博物学，有必要厘清“现代自然科学”与“博物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两者的关系又与“科学革命”概念有着密切联系。

史学界对“科学革命”的研究基本上发生了三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为传统的“数理天文学革命”；第二阶段从主流的研究模式向“非主流的研究”（如炼金术、自然神学传统）扩展；第三阶段则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语境范围。

早先的科学史研究多属于第一个阶段，其中文献包括巴特菲尔德的《现代科学的起源》（The Origin of Modern Science：1300-1800）、霍尔（A.R.Hall）的《科学革命》（The Revolution in Science：1500-1750），以及威斯特弗（Richard S.Westfall）的《现代科学的建构：机械与力学》（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cience：Mechanisms and Mechanics）等。这一阶段的著作中一再重述正统的数理天文“科学革命”模式，坚定地认为十七世纪是现代科学与中世纪之间的分水岭，科学革命引起的巨大变革决定了现代科学的模式和思维方式。

到第二个阶段，“科学革命”的真实性受到质疑，科学史家日益意识到观念形成的思想氛围和社会语境的重要性，并且开始关注历史人物本身，而不是从当代的假定出发去对历史进行重构。这一阶段的贡献是开拓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正统模式之外引向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如开普勒的数字神秘主义、占星术，以及牛顿的炼金术等，但是主要关注的人物依然限于旧的传统中的“英雄”。1990年由林德伯格等主编的《反思科学革命》（Reappraisals of the ScientificRevolution）一书的出版，目的正是为了探讨新的编史学方向。不过奥斯勒（Margaret J.Osler）指出，林德伯格依然承认旧的“科学革命”概念。这个阶段另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是椰兹（Francis Yates）的布鲁诺传记，椰兹提出很多反传统的主题，但她并没有打破旧的传统。SSK的倡导者之一夏平的研究直接将社会语境引入科学史研究中，并特别提到了博物学的重要性。然而他关注的对象，依然局限于波义耳等为传统科学史认可的人物。

第三阶段起步较晚，实际上也尚未完成。在近代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正统的“科学”概念遭到颠覆后，史学视角呈现出更为多元化的态势。多布斯（Betty Jo Teeter Dobbs）指出，就十七世纪而言，知识界与亚里士多德经院主义的断裂并不彻底。不仅如此，传统叙事中英雄（以牛顿为代表）的思维方式，也与现代科学家的观念大为不同。奥斯勒在《再思考科学革命》（Rethinking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2000）的序言中指出更为重要的一点：尽管皇家学会的会员宣称“不谈神学和政治”，但对当时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现在所关注的“真正”的科学探索与神学问题和自然哲学之间的明确划分。只是在十九世纪，孔德的学科划分使物理学成为最基本的学科，才导致历史学家高度重视十七世纪物理学的数学化，而将自然科学其他领域的发展边缘化了。

“科学革命”概念（以及更广泛的“革命”概念）在历史上的由来及其本质内涵，“科学革命”涵盖的时间范围，以及它究竟是否成其为一场革命，或者说，所关系的那个时期与之前时代的科学活动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是传承和延续，还是推翻与断裂？这究竟是一场思想上的革命，还是行为与实践上的革命？这些问题不断引起学者们的争议。尽管如此，学界至少达成一点共识：在十七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依照科瓦雷的说法，“自然的数学化”，可能是科学革命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在普遍的思想层面上，“词”与“物”的相互关系发生颠倒，自然哲学研究从探索“存在的本质”（Being）转向观察“生成的过程”（Becoming）。学者们关注的重心从经院哲学的语词之辩转向对自然物的考察和研究。十七世纪末期的自然哲学活动在行为与实践层面上悄然为体制化科学铺平了道路。起初自然科学研究尚且保持着一种“谦卑”。然而随着研究成果的积累以及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大众知识的传播，实验科学被改造为一种流行的形而上学观念，最终带来整个世界图景的机械化。机械论的抽象毁灭了自然界的诗意，用怀特海的话来说：

自然界是枯燥无味的，既没有声音，又没有香气，也没有颜色，只有质料在毫无意义地和永远不停地互相碰击着。不论表面形式怎样变化，十七世纪的典型科学哲学最终达到的成果实际上就是上面这些说法。……从那个时代起，它就一直指导着科学研究，到今天它还是占统治地位。世界上每一个大学都是根据它组织起来的。探究科学真理的其他组织系统还没有出现过。它不但是占统治地位，而且根本就是找不到对手。（怀特海，2009：67）

世界的“祛魅”与机器时代人的“异化”日益引起关注。人们依然赞扬十七世纪的“天才”，然而古老的进步主义论调已不复存在。部分学者认识到，现代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的科学，而只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科学模式。在此之前，与这种数理传统并行的是一种更贴近于自然事物、更注重质而不是量的博物学传统。在这场所谓“革命”的潮流中，博物学曾一度受到自然哲学家的普遍关注，然而最终悄然落败。

2.3　科学革命中的博物学

博物学究竟是现代科学的前身，还是科学活动中与数理科学传统并行的另一种传统？这取决于我们对科学的界定，也关系到所采纳的编史纲领。在现代科学语境下，人们习惯于将近代早期的研究与现代科学中具体的学科建立对应关系，比如，博物学对应于现代的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与矿物学。然而实际情况显然复杂得多。就十七世纪英国而言，当时占据主流的科学研究活动是所谓的“自然哲学”。无论博物学，还是数理科学，都只是自然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部分，两者的关系也并不像今天看起来那样简单明了。

列文追溯了科瓦雷、巴特菲尔德以及库恩等人的科学革命观念，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十七世纪英国的自然哲学家，以早期皇家学会会员为代表，均受到培根主义的极大影响。这些人认为，一切自然研究都应当从博物学出发，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观察、询问和分类。博物学是自然哲学的必要基础。尽管皇家学会的会员深知数理科学的重要性，但是他们认为，数理科学在一切科学和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还有待将来实现。由此列文提出：“要理解十七世纪科学，无论是在科学活动还是在科学理论的层面上，都应当首先考虑博物学。”（Levine，1983：69）

在威尔金斯时代，皇家学会的成员多数是声名卓著的自然哲学家，一般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此外也包括一些从事与自然哲学相关职业的人，例如医生、大学或中小学教师、学者及旅行者。早期会员几乎在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除数学等学科之外，皇家学会也资助各种人文研究。早期皇家学会也是一个绅士俱乐部：物理学和数学领域的天才人物与哈克（Theodore Haak）和迪格比（Sir Kenelm Digby）等钻研牡蛎养殖和怪物生殖的业余爱好者友好合作。在当时，“巨人和侏儒一样沉迷于现代人眼中不成体系的观察以及神秘的炼金术”（Hoppen，1976：1-24；243-273）。“波义耳的双头牛犊、牛顿的万能溶剂、罗伯特·莫里的梦境和雷恩的鬼怪传说，使早期皇家学会形成一种开放式的、折中的、也许还有些天真的开明气氛。”（Sprat，1959：72-73）不同于法国笛卡尔主义的先验演绎体系，英国学者普遍采用一种经验的研究方法。自然哲学家们依照培根的《新工具》指明的方向，搜集广泛的博物学数据，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一套不同于经院哲学的自然哲学体系。

一部分学者指出，从花费在解剖剧场、植物园和私人博物馆上的巨额资金来看，博物学很可能是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大科学”。博物学书籍华丽且价格不菲，出版界却趋之若鹜。由此看来，博物学是“科学革命”中内在的维度，并对革命的发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有研究者认为，1690年之前皇家学会对博物学的定义过于宽泛，并未形成真正的博物学进路，也没有推动持续的博物学传统。例如，麦克马洪声称，博物学传统最终取得成功，集中体现在自然哲学家约翰·雷身上：“在描绘博物学学科发展图景的过程中，约翰·雷的工作尤其重要。”麦克马洪避开传统的科学革命，引入了另一种学科范式的转变，即博物学由早先的零散研究，转变为成体系的学科范式。她试图将博物学理解为一种在历史偶然性中产生的地方知识，并且认识到自然神学在博物学的确立与推广中起到重要意义（McMahon，2001）。

麦克马洪将约翰·雷的博物学与保皇派的“农事”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对我们从更广泛的层面了解约翰·雷的工作与成就有很大帮助。然而不容忽视，麦克马洪并未清楚地认识到博物学学科本身的特点，以及十七世纪博物学与自然哲学、数理科学的关系。首先，博物学传统在历史上有着深厚的渊源，约翰·雷受到古典人文学者的影响极大，如果片面强调“新范式”与“新体制”，很可能导致忽视博物学思想内在的延续性；其次，麦克马洪仅提到约翰·雷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与自然神学，而未曾提到其他方面的研究（在她看来，这些似乎只是博物学范式形成之前的、过于宽泛的活动）。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在早期皇家学会的自然哲学活动中，博物学占据主流。十七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博物学范围的缩减，事实上是博物学在数理科学模式所界定的标准下作出的让步。博物学家自身对精确性的诉求，也削弱了博物学研究的广泛性。随之而来的是十八世纪自然探究活动从业余模式走向职业化，乃至最终的体制化。

在整个“科学革命”时期，博物学不仅是动物、植物与矿物这三类的组合，而是一个范围更宏大、整体性更强的领域。就博物学自身而言，十七世纪的理性氛围确实带来了空前的推动力。芬德伦认为，十七世纪之前，博物学主要在于重建古代传统，新材料只是用来充实古代学说，不会导致抛弃原有框架。到十七世纪中期，受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人的自然哲学影响，博物学才成为“新”科学的象征（Findlen，1994：4-5）。然而这门“新科学”似乎慢慢走向了极端，对日常语言的排斥和对数学语言的青睐，最终导致博物学从广泛的自然研究，缩减为动物学、植物学与矿物学三类，并在分子生物学兴起后渐渐落入下风。在这个意义上，约翰·雷致力于复兴的博物学传统遭到了忽视与遗弃。可以说，西方的科学革命原本是一场“博物学与自然哲学”的革命，初衷在于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然而其本质逐渐发生了变化，最终引导人类走向一条以工具理性来支配自然、远离自然的现代化之路。博物学与古典人文传统的紧密联系，使它被视为“落后的”一支。革命以数理科学的胜利收场。

然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数理学科与博物学之间的冲突并不绝对，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和并进的关系。即便承认两者间存在此消彼长，这一过程也是逐渐而缓慢的。十八世纪法国百科全书派以及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复兴，都可以视为博物学传统的延续（Llana，2000：1-25）。在更广泛的科学史语境下，民间博物学文化的传承与兴盛也不容忽视。

2.3.1　古代博物学的复兴与“新”博物学的形成

直到十七世纪早期，学院学科设置依然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主要关注古典学、语言学和神学。相比之下，博物学停留在更早期的状态中。古代文本，例如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特以及迪奥斯科里季德的著作，依然是通行的典籍；对植物感兴趣的人主要是药剂师和园艺师。然而，从早期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和特奥弗拉斯特的植物学，到赛内卡和普林尼的博物学以及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博物学的变化并不仅是量的增加，研究方式以及背后隐含的“自然”观念，也发生了改变。随着航海与旅行带来的技术发展和大量外来物种的涌入，显微镜的发明揭示出微观世界先前不为人知的奥秘，解剖学与生理学研究的进展，也激发了人们探索自然的热情。与此同时，培根主义和宗教改革带来的影响，使人们更加注重理性和经验观察，并试图以一种自然主义视角来重新解读《圣经》与自然这两本大书。相对中世纪时期“文本传统”以及文艺复兴时期“隐喻”的博物学，一种“新”博物学开始出现。其主要特征是注重田野观察，并且吸收了当时最新的解剖学与生理学研究成果。

约翰·雷如是说道：“我们不应满足于学习书本知识、阅读别人的著作并轻信错误而不是真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应该亲自审视事物，并在阅读书籍的同时与大自然交谈。……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学到前人教授给我们的知识（Science）之后就万事大吉了。”（Ray，1717：172）大自然中的奥秘是没有穷尽的，人类有义务去思考和探索，即便这项研究并不会带来实际的好处。在早期匿名出版的《剑桥郡植物名录》序言中，约翰·雷写道：“我们将鼓动大学里的人们暂时从其他事务中抽出一点空闲，去研究自然和造物界广阔的图书馆，这样他们就能第一手地获得造物中的智慧，并学会阅读植物的叶子，以及印在花朵、果实与种子上的特征。”他明确指出，他的目的是复兴博物学这门“久已被遗忘的学问”（Ray，1660）。事实上，约翰·雷的博物学并不完全是门新学科，正如他的自然神学并非一种新宗教。就像怀特海所断言的，当时的改革家“只是把那些被人遗忘的东西恢复起来而已”，而且“如果我们把这次历史性革命看成一次提倡理性的革命那就完全错了。事实正好相反，这是一次十足的反理性运动。这是回到玄思神秘事物上去的运动。这个运动是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的结果”（怀特海，2009：15）。所谓“现代”博物学，只是相对中世纪传统而言的“现代”。

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和宗教对于博物学与自然神学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十六世纪波及整个欧洲的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徒的自然观念发生了极大变化。自然界不再仅仅是用来安置堕落人类的场所，而是上帝的造物、上帝智慧的体现，人类将凭借“自然之光”，即理智来从自然物体中理解上帝的意图。紧随宗教革命之后，英国社会相继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即国内战争、斯图亚特王朝复辟，以及最终使英国社会建立立宪君主制并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光荣革命”。政治上的动荡和原有社会体制的瓦解带来强大的冲击，使旧有的信仰和伦理体系遭到破坏，新的信仰体系亟待重建。对当时而言，博物学也是自然哲学家们为了重建社会秩序和信仰体系而作出的努力。政治变革带来的另一个后果是，随着权威和极权的崩塌，理性主义以及个人经验成了破除迷信的最佳武器和手段。人们试图从自然中找到可靠的知识来源。传统基础的崩塌、自然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和政治变革带来的信仰真空，都为博物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依据麦克马洪的研究，十七世纪中期博物学在英国依然是一门业余人士从事的活动，到十七世纪末，博物学已经成为“一个自然哲学家共同体的专业学科”，这些哲学家“致力于精确的一手观察，一致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学术传统，并充分认识到分类、描绘自然秩序与事物关系的自然哲学的重要性”（McMahon，2001：302）。作为其中的一员，约翰·雷不仅亲身致力于这项事业并取得极大成就，而且以其对博物学的热情感染了同时代的一批学者，使这一时期英国的博物学达到鼎盛时期。

在1690年出版的《不列颠植物纲要》（Synopsis Methodica Stirpium Britannicarum）序言中，约翰·雷声称随着社会的稳定和宗教自由的恢复，植物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是一个在一切学科上每天都有新发现的时代，尤其是在植物志上：从平民百姓到王子和权贵，所有人都急于寻找新的花卉来补充他们的花园与庭院；植物采集者被派往遥远的印度，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探寻地球上每一个角落，并为我们带回一切隐藏的物种。”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场景。然而作为一位受过深厚古典教育的学者，约翰·雷也敏锐地看到科学革命带来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没有什么绝对是好的……一个世纪以前如日中天的语言与文学方面的研究，如今似乎走向了没落。”（Raven，1986：251-252）

2.3.2　数理传统的兴盛与博物学传统的衰落

如果“革命”仅停留在对自然以及新事物的兴趣上，或者用怀特海的话来说，只是为了“从中世纪思想的僵硬理性上倒缩回来”，现代科学或许会呈现为另一种面貌。然而启蒙运动和进步主义观念的盛行，使人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观察和数据积累，而急于用简单的数理公式去把握自然背后的规律，进而利用自然。皇家学会建会之初提出的“通过实验来促进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有用的艺术”这一宗旨，以及博物学家的研究方式，都成了一些数理科学家抨击的对象。尼尔（William Neile）主张皇家学会的研究应当超越单纯的实验，因为实验本身“只是单调的娱乐，而不究其原因”。他声称“光坐着记录表象（effects）而不探寻原因，似乎有辱哲学家之名”。居林（James Jurin）在谈到牛顿时如是说道：

对于一个哲学家、乃至最低等级的哲学家来说，除了弄清一只昆虫、一颗卵石、一株植物或是一枚贝壳的名称、形态和外在性质，还必须知道更多的东西。……我们都记得他常说的一句话，“博物学或许确实能为自然哲学提供材料；但是，博物学并不是自然哲学。”……他并不轻视博物学这样一种有用的学科分支；……只不过他认为，哲学的这位卑贱的婢女，虽然可以用来收集工具和材料以服务于她的王后，但如若她胆敢僭夺王位，自封为各学科之王后（Queen of Sciences），她就必是自忘身份。（Feingold，2001：78）

尽管培根、波义耳等人主张将数学与逻辑仅作为一种有用的手段，但是自十七世纪七十年代后，数学家不仅在天文学、物理学等领域取得了绝对胜利，而且开始向地质学、医学等领域推进。“《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出版标志着数学家与博物学家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因为这本书的成功极大地促进数学化的物理学广泛传播（就连那些看不懂这本书的人也知道它），而且因为牛顿主义方法取得的胜利，似乎使其获得了应用于其他科学领域的合法权利。”（Feingold，2001：87）数学家声称，无论在数学还是其他自然哲学领域中，“探究复杂事物”都应当因循牛顿著作中采用的方法。佩蒂（William Petty）督促皇家学会的会员“用数学来探讨物质，因为只有借助数字规则，自然哲学，尤其是物质理论，才能从‘质’和‘词’造成的混乱中摆脱出来”（Petty，1674：5）。

依照费高德（Mordechai Feingold）的说法，博物学家和数学家之间的内在张力一直存在。然而在皇家学会早期的几十年中，很多活跃的会员都是博物学家，同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注：瑞温曾提到，约翰·雷在三一学院受到极好的数学教育，并在这方面表现出众。），“他们广泛的兴趣确保了科学知识的所有分支都受到合理的重视，没有哪一支能占据至高位置”（Feingold，2001：94）。以约翰·雷为例，他对雄心勃勃的数学化所导向的机械论明确提出反对：“自然界中有很多现象，部分超出于机械力的作用范围之外，部分则恰好背离了机械定律”（Ray，1717：43）。最为显著的是，机械论哲学家“明智地认识到，在动物问题上机械论体系难免要被打破，因此他们索性绝口不提动物”（Ray，1717：44）。然而另一方面，约翰·雷并不认为数学与博物学之间存在对立，而是将两者均视为自然哲学的一部分。他甚至表示：“我很遗憾地看到，大学里对真正的实验哲学并未给予太多的重视，那些卓越的数学学科也严重受到忽视，因此我热切地督促那些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的绅士们投身于这些学问，并略费点心思去学习。”与此同时他指出，他所针对的只是“那些能够横向把握和理解整个学问的人”（Ray，1717：173-174）。很显然就约翰·雷而言，机械论、数学化与数学本身之间有明确的区分。数学作为一门有用的学科分支和智识活动，有助于人们进行自然哲学探讨，但其使用范围无疑有一定的限度。

直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数学在自然哲学中并不占统治地位。到十七世纪末，“大多数博物学家依然保持着开放的思维，但大多数数学家则不然”。约翰·雷等博物学家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博物学家阵营内部产生了一些争端，与此同时数理科学的阵营却取得了稳步发展（Feingold，2001：96-98）。自然的数学化与机械论哲学的结合，使数学成为自然哲学的主导力量，而不再是为自然哲学服务的工具。与此同时，以宇宙论为主的“理神论”取代了以动植物为主要关注对象的“自然神学”，博物学背后的“神”变得可有可无，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的数学公式与法则。到十八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归功于赫胥黎等人的工作，职业科学家登上历史舞台。随着科学体制的完善，博物学逐渐转变为现代所谓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作为一种学术传统的博物学从学者群体中淡出，进入民间并一度沦为一种橱柜式的“收藏”文化。博物学家们被斥为业余人士，主张“陈旧”自然神学观念的牧师—博物学家尤其是遭受奚落的对象。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博物学重视描述性和整体性，缺乏数理科学的明晰简洁。此外，博物学强调自然目的性，与自然神学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数理科学传统似乎找到了描绘宇宙秩序的方法时，博物学的描述方式就变得无足轻重；因果论也取代了陈旧的目的论。然而在做出让步的同时，博物学并未销声匿迹，而是从学术精英的圈子隐退到了民间和大众文化中。在新的语境下，博物学呈现出复兴的态势；相对职业化的科学家模式，人们更为怀念贴近生活的“半业余式的”博物学家。

无论在科学革命时期还是在现代语境下，博物学都不曾试图取代或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正如约翰·雷所说：“我无意否认或诋毁其他的学问——如果我这样做的话，那只能是暴露我自己的无知与欠缺；我只希望那些学科不要完全排挤和排斥博物学研究。我希望博物学会在我们中间兴盛起来；我希望人们能一视同仁地对待那些他们本人不懂、或者不十分精通的学问，而不是一味地歧视、嘲讽和中伤；没有什么知识比博物学更加令人快乐，也没有什么研究比博物学更能带来心灵上的满足与富足。”（Ray，1717：169）博物学是一门开放式的研究，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补充其他学科未曾带给人们的满足感，使科学研究更加贴近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因此，博物学的研究进路有望将科学从少数人的“殿堂”中释放出来，使之向普通民众生活靠拢，进而弥补现代文明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缺憾。福特等人呼吁“努力摆脱赫胥黎的遗产，回归约翰·雷的精神”（Ford，2000：22），亦即，从职业科学家的模式，返回到约翰·雷的业余博物学家模式。

实际上，博物学始终是现代科学中一个隐秘的维度。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趋势，以及新一代具有博物学情怀的生物学家的出现，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博物学将最终脱离狭隘的采集收藏模式，回归约翰·雷开创的观察、研究和综合模式。这一模式以对自然界的热爱，以及广泛、全面、不迷信于权威的认知态度为特征，对于当代科学摆脱现代化困境具有丰富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