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的功能的研究框架

（一）创新社会管理，完善冲突治理体制机制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建设的主要着眼点之一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要求：

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23]

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要：

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24]

2011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将冲突管理作为范围更广的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分支，指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格局。^[25]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以来将经济发展作为战略核心的国家而言，将社会管理置于如此优先的位置，是一个重大突破。社会管理的战略核心地位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了延续，报告提及：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建立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26]

本书将我国的社会冲突置于现代化、经济转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进行审视，试图探讨这些要素对于我国社会冲突的形式、属性的影响，并预测我国社会冲突的发展趋势；本书还探讨了我国既有冲突治理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不足，尤其着眼于“维稳体制”，提出了改革这些制度，强化其冲突治理能力的途径和方式。本书还有针对性地梳理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应对这些问题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项工作一方面有助于弥补我们对于一些似是而非的命题（比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时，社会将处于矛盾高发期）的理解，另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学习和借鉴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本课题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和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无疑具有极强的实践意义。

（二）本书有助于丰富和推进我国的社会冲突理论研究

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着现在与过去的深刻“决裂”，这种决裂的一个根本原因是，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是通过激进的革命或彻底的改革来推动的，变革前后的政治形态迥然不同。新政治形态的建立意味着旧有知识的过时，这样，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积累，包括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在内的学科甚至还经历了数十年的中断。在社会冲突研究领域，西方学术界已经积累了近百年，形成了社会冲突研究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而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后半期以来才逐渐起步。和其他的领域一样，我国的社会冲突研究也是从引进、介绍和评述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概念、观点、范式开始的。这样的研究路线必然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对这些国家社会冲突现象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在中国应用这样的理论时，需要对理论本身进行甄别、补充和发展，并最终建立起本土化的社会冲突理论。

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西方的社会冲突理论基本上是一种以社会为中心所搭建起来的理论体系。这种视角倾向于用社会自身的变化（比如阶级阶层结构的改变、资源动员能力的增强、相对剥夺感意识的强化等）来解释社会冲突现象。尽管以梯利等人为代表的“抗争政治模型”开始将国家因素置于政治机会结构中进行研究，但正如裴宜理评论的那样，“抗争政治模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欧洲和美国为样本发展起来的。尽管这些理论没有忽视国家的作用，但它们通常满足于主张国家与政治上具有威胁性的社会运动间的负相关。依据这种分析，革命是由软弱的国家推动的，这种软弱的国家不能有效地压制对于国家生存构成挑战的社会力量，但中国经验主张要承认一个更大的、更加活跃的国家作用。在中国，并非国家的软弱诱发了抗争，相反，群众抗争常常是为国家力量所激发的”^[27]。与裴宜理的观点相一致，在笔者看来，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组织社会的国度。因而，将社会冲突现象的解释从社会学转化为政治学或政治社会学，将“国家带回来”，充分关注社会冲突现象的政治根源，以及国家回应冲突的样式对于社会冲突属性的影响，就成为一个更具有解释力的研究视角。

随着中国社会冲突现象的增多,学术界引入了各种各样的冲突理论。这些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社会冲突现象的理解,但同时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它源于不同社会冲突理论间的“冲突”。对于社会冲突现象，依据笔者的梳理，西方起码有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抗争）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三种主要视角（参见第一章）。这些理论对于社会冲突现象的阐释是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入手的。现代化理论侧重于宏观或结构视角，关注现代化对于前现代社会整合机制的破坏，以及由于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阶层格局、职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这些结构性变化有着深远的政治后果，能够成为重塑政治的根本力量。社会冲突现象就是在这种宏大的社会变革与政体转型过程中发生的，是结构的“病变”（如不平等的扩大、原有整合机制的解体）或变迁（如城市化、社会结构的演变）所引发的。进一步来说，现代化的速度（跨越式的现代化抑或自然的现代化）、情景（后发现代化抑或先发现代化）、次序（政治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的先后）、现代化前的遗产（是否有深厚的宗教传统）等都会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冲突的属性，包括它的形式、冲突的频率、烈度等产生重要的影响。对于社会冲突，政权能够做的是建立旨在促进平等的现代社会制度（如社会保障制度）、扩大政治参与乃至实现政体的民主转型。这些做法能够将盘踞在街头的、通常带有一定程度暴力的社会冲突转化为政治与社会过程中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政治社会团体间的辩论、谈判、游说与立法。换言之，它解决冲突的方式不是压制冲突的发生，而是转化冲突发生的场域和形式。这种转化并不会消除（甚至有可能助长）社会领域中的冲突现象，但它有效地改变了社会冲突的形式（不利于集体行动与革命，推动社会冲突更多地以社会运动的形式表达）、抗争的策略（更倾向于合作策略），以及抗争的结果（推动有利于抗争者的立法与政策出台）。

社会运动理论基本上是从中观视角来入手研究社会冲突问题的。它试图解释的是，为何在共有的宏观结构面前，有些群体而非另一些群体发起了抗争。社会运动理论家给出的答案是，不同群体对于同样的结构有着迥异的解读，他们将抗争意愿转化为抗争行动的能力也有所不同。既然引发社会冲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就不能简单地将社会抗争现象的增多视作社会结构“病情加重”的表现，而有可能是社会抗争的“大气候”在变好的后果，比如统治者承认了社会抗争的合法性，更多地迎合而非镇压抗争活动，从而使抗争活动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了改变。更大的收益，更小的成本诱发了人们更多地采取了这种利益表达方式。一个社会的最底层可能最有“理由”发起抗争，但它将抗争意愿转化为抗争行动的能力最差，因而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一个社会中，最为活跃的抗争者通常不是社会中境况最糟的。社会运动理论家主张，各种形式的社会冲突（不管是集体行动，还是社会运动和革命等）都可以通过机会结构、动员和话语^[28]来进行解释。社会运动理论是一种以抗争者为核心所搭建起来的理论框架，在这种框架中，国家是作为促进或者阻碍抗争的“机会结构”的一部分存在的，因此它很少能为国家如何治理冲突提供系统的启示。社会运动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它将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放在了同一个框架内进行剖析，为我们观察和梳理不同社会冲突形式（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间的转化（升级抑或衰退）过程与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同时它更加强调抗争政治与常规政治抑或制度外政治与制度政治间的关联，这启示我们冲突治理应该着眼于制度化社会冲突，即在承认集体行动合法性的同时，为社会抗争设定各种规则。这可能是西方国家冲突治理的奥秘所在：每天都会爆发数量庞大的社会运动，但这些运动对于常规政治的冲击却越来越小。尽管在这些国家也时常会有激进的势力与主张，但却甚少会引起主流民意的认同，处在被边缘化的位置。

相比于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现代冲突管理理论基本上是从微观视角切入社会冲突问题的。正如这个理论的名称所标明的那样，它关注的核心是如何应对冲突。冲突管理理论抛开了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概念，提出了一套独有的概念体系，如冲突控制、冲突化解等，它所关注的是一些非常细致的技巧性问题，比如怎样消除误解、如何处置谣言、调解冲突的技巧和方法、第三方的作用等。尽管它并不否认社会冲突有着结构性根源，但在其看来，结构性因素的消除或改善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并不能指望其在短期内得到矫正并有助于手头冲突事项的解决。换言之，在冲突管理理论的研究中，结构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既定的、外生变量的形式存在的。对于结构性因素的处置方法使得冲突管理理论与前两类理论间几乎没有交集，更适合作为管理学而非政治学或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冲突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它将更大的精力放在了对冲突进行分类上，因为在其看来，处置劳资冲突的方法与处置国际冲突的方法大不一样，处置内部冲突的技巧也不能同等程度地适用于处置外部冲突，这与社会运动理论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后者试图将不同类型的冲突放到同一个框架中进行研究，力图找出不同类型冲突背后的共性因素。另一方面，冲突管理理论倾向于将冲突看作一个动态过程，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有高峰有低谷。尽管社会运动理论家也探讨冲突过程，但它更多是从集体行动困境的角度入手的，在其看来，社会抗争是一种集体行动，冲突实际上是行动者克服了集体行动困境的后果与表现。在本人看来，这些理论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差别在于它们的解释力不同。而解释力的不同则源于西方社会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冲突属性的演变，^[29]以及具体所针对的议题。

在面对相互竞争的理论时，中国学者力图引入“最新”的理论。在其看来，社会科学理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最新的理论当然能够最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现象。因此，中国学者在引入社会冲突理论时绕开了西方学术界争论交锋的过程，在中国学者眼中这可能是一个“走捷径”或“一劳永逸”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有二：一是对社会冲突理论的不当取舍，即对于社会冲突的研究主要从冲突管理理论的角度入手，而对于社会运动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则基本上忽视了它解释社会冲突现象的完整功能（指的是从社会冲突的产生、发展到应对的全部过程）。一个例证是，2003年和2012年李琼和吴晓林分别所做的关于社会冲突研究的综述，基本上避开了数量惊人的群体性事件（由社会运动理论主导）和政治整合（属于现代化理论的范畴）研究，或者仅仅将其用来解释社会冲突的某个片段（如社会冲突的“发生学”）。^[30]二是在应用冲突管理理论时，纳入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的因素，将之视为冲突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比如，常健和张春颜将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权政治整合的主要手段（意识形态、社团管理等）理解为冲突管理中的冲突控制。^[31]这两种现象折射出我国目前社会冲突研究的困境，即忽视了社会冲突研究的现代化理论、社会运动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间的层次性（宏观、中观和微观）；社会冲突理论超前于社会冲突的现实，换言之，在一个大体上仍处于现代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社会，运用现代化已经基本完成、社会运动制度化水平很高的社会中的前沿理论。本书希望能够对这样的研究倾向有所矫正。我们所用的核心理论是现代化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在西方受到了持续的批评^[32]而失去了应有的光彩,但在笔者认为,导致现代化理论衰落的并非主要是理论本身的缺陷，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现代社会自身的演变。我试图结合社会运动理论和冲突管理理论来弥补现代化理论本身的不足。在这样做的过程中，需要特别留意不同层次分析间的收敛点和发散点，为宏观研究确立中微观基础，指出中微观分析的宏观后果。为了防止不同理论系统间的概念混淆，在本书中，社会运动的制度化被看作政治整合的手法，是政治发展的标志；各种冲突管理制度（信访制度、调解制度和司法制度）被看作国家建构的一部分。社会运动的低制度化，以及冲突管理制度存在的不足不只是被看作制度本身的设计缺陷，更重要的原因是基于政权的属性及由此导致的制度变革的边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