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态环境角度分析贫困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生态文明

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自然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的阐述也非常丰富。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欧洲正是经历工业革命的变革时期，生产力急剧提高，生产水平显著增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不断深化。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明确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25]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曾经强调人类无节制经济开发对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的巨大危害：“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毁了；他们更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期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迅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26]

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来讲，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文明史已经经历了狩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正在走向信息文明同时也孕育着生态文明。”^[27]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自然生态环境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曾经提出过“保护环境”的重要思想。近年来，随着全球生态恶化态势的不断凸显，有关生态文明问题的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2007年，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曾经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为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2年党在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8]

（二）美丽中国

当前，“美丽中国”一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所热切关注的高频词汇。社会各界对“美丽中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对于其概念的界定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热议的话题。建设美丽中国，是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殷切期盼，也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以贫穷落后为代价的“山清水秀”不是美丽中国，以生态破坏为代价的“繁荣富裕”也不是美丽中国。现阶段，由于“美丽中国”这一概念提出时间尚短，学术界对其概念的界定各有侧重、观点各异，虽然众说纷纭，但是却在另一个层面上揭示出“美丽中国”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与外延，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以下一些观点：

1.“美丽中国”是中国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其中在第八节部分着重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并强调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9]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美丽中国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即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同时，建设美丽中国需要科技、制度、文化等来保障，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的和谐。”^[30]

2.“美丽中国”是中国政府国家形象的名片

2013年3月6日，柏林国际旅游博览会开幕，中国旅游新形象首次在境外隆重亮相。新形象标识以印章为主体表现形式，以“美丽中国”和“Beautiful China”分别作为中英文表述，“中国派出了19个省市的团体参展，全面展现中国经济建设之美、政治建设之美、文化建设之美、社会建设之美和生态文明建设之美”^[31]。

3.“美丽中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1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主席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2013年3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将近25分钟的讲话中，习近平九次提及“中国梦”，并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32]2013年7月20日，习近平同志在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强调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33]在国内学术界，这一观点也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有学者曾经明确指出：“发展循环经济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途径，也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34]也有的学者强调：“作为‘中国梦’的绿色底蕴，‘美丽中国’的愿景随生态文明的理念应运而生。”^[35]

4.“美丽中国”是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

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曾经指出：“我把广义的美丽中国概括为“三安、两信、五空间”，所谓三安，即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环境安全；两信即全面提升社会诚信、政府公信；五空间即集约高效的经济空间、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舒适宜居的生活空间、公平正义的社会空间和乐观从容的心理空间，最终达到全体国民的体面劳动、起居安适与尊严生活。”^[36]中国科学报社等单位发起的“我心中的美丽中国”调查“百姓心中的美丽中国是什么样”，调查结果显示“食品卫生安全有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PM2.5等空气污染指数低、国家权力监督体制完善以及医疗服务水平高等5项内容占投票总数的38.6%，成为民众心目中美丽中国最应具备的要素。”^[37]

5.“美丽中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本质诉求

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美丽中国’是生态文明基础上的人美、社会美、环境美的综合，建设‘美丽中国’的本质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更好更快地发展。”^[38]也有的学者强调：“建设美丽中国，不是要求一时漂亮，而是要着眼于打基础、利长远，立足于永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家园。那种只求任上风光亮丽、不管任后风沙遍地的治理思维，是不讲党性、不守政德、缺乏良知的畸形心理，应当坚决摈弃。事实上，那些只求表面漂亮光鲜的做法，往往都等不到一些领导干部任后才出恶果、显原形，当其还在位时就已宣告其做法乃急功近利、搞的是‘驴粪蛋蛋表面光’。想想一些城市有气派的风光也有内涝的窘态，一些地方贫困面貌改变了但蓝天也难寻了，有的项目起来了、经济活络了但土地沙化了、地下水不能喝了，不都是刺目而痛心的说明？”^[39]

6.“美丽中国”是推进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现实途径

美丽中国是对资源节约、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等具体措施更高层次的把握。有学者曾经强调指出：“实践证明，节约集约用地是破解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困境的根本出路，也是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选择。‘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是生态文明的标志，资源节约集约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方面。”^[40]也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要建设美丽中国，就要建设美丽的省、美丽的市、美丽的县、美丽的乡镇和美丽的村庄。其中，拥有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基础的条件。”^[41]

7.“美丽中国”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美好前景

美丽中国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美丽的关键所在，有的学者曾经指出：“‘美丽中国’，同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明中国、和谐中国一起，生动展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前景，令人向往，令人心动。”^[42]有的学者强调指出：“‘美丽中国’美在顺应民心，美在尊重人权，美在天人和谐，美在弘扬法治文明。”^[43]也有的学者作出更为详尽的概括：“美丽中国除了直观的东西，还要有更多抽象的美丽，除了广袤的草原，还要有一个平安和谐的环境、一个敢于担当的政府和廉洁的官场、一种清新的社会风气、有良心有诚信的商界、不浮躁有深度的艺术界、严谨求真的科学界……这才是美丽中国！更是魅力中国！”^[44]还有的学者强调：“‘美丽中国’既是对中国未来发展的诗意表达，也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和热切期望。人们期盼走出雾霾，呼吸清爽新鲜的空气；期盼水更清澈，收获一份沁心入脾的畅快；期盼食品安全，不用担心违禁添加剂毒害身体。这些都是‘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45]

总之，当前有关建设美丽中国基本概念的界定观点各异，有的学者从宏观国家层面上进行分析，有的学者从微观个人层面进行界定，有的学者倡导广义层面上的美丽中国，有的学者则从狭义层面上解读美丽中国，有的学者从实践层面上探讨美丽中国的实现途径，有的学者则是从建设美丽中国的效果层面上来做基本判定。本书认为，“美丽中国”应当是从广义层面上的理解：美丽中国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是社会各界共同追寻中国梦、振兴梦、幸福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美丽中国不仅仅是消除农村贫困和生态环境优美，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人文的优美，其最终指针是真、善、美的统一；建设美丽中国还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在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强调和谐发展、贫富差距减少，在人与自身关系层面上强调身体健康、心态平和、幸福指数提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自然条件优美、生态环境宜居，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强调相互关爱、平等、自由的价值理念。

（三）绿色崛起

在国内学术界，有关“国家崛起”学说的研究是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提出之后逐渐升温的。与国外学术界“国家崛起”理论从“西方中心论”出发研究和分析军事、政治、战争、权力等问题的视角不同，国内学术界主要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分析国家崛起的挑战、对策及意义。本选题中所涉及的“绿色崛起”，充分借鉴了“国家崛起”理论中“方式”与“策略”层面的探讨。现阶段，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中，有关“国家崛起”方式与路径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例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一书中强调“国家崛起”是由经济增长速度、科学技术、军事力量、资源控制等多个方面造就的：“科技的进步和军事的竞争推动欧洲各国以其通常的互不相让、各显其能的方式向前发展。尽管如此，仍有可能在各个敌对的国家中有一个国家因拥有充足的资源脱颖而出，超出其他国家，控制整个欧洲大陆。”^[46]与西方以“战争论”为基本论调的“大国崛起”理论不同，中国学者坚持“和平崛起”的观点。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崛起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必备要素：一方面，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地区和国际环境，有利于这个国家潜力的释放，并且能够有效转化为国际影响力，这需要历史机遇、时代背景等外部条件的满足；另一方面，是一个国家领土、物资、人力、资源规模和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实力等内在基础方面，同时，这也是一个国家需要长期内部积累的领域。当前，频繁的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单方面局部地区或个别领域的污染治理，已经很难解决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严峻挑战，这就需要世界各国从多方面统一协调才能解决，因而急需国际合作。绿色崛起，主要是指充分挖掘生态资源，以经济崛起为核心，用最小的环境代价和最合理的资源消耗，创造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青山绿水”中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与升级转型，具体说来，主要包括绿色增长、绿色保护等多个方面。绿色崛起，最为重要的方面，是要更加合理和科学的保护、开发、修复、管理和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增加综合国力、保障资源安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全面提高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军事等各项建设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环保牌”对中国生态恶化、环境污染问题的“妖魔化”宣传日益明显，西方学者“炮制”出“中国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能源威胁论”等各式言论来攻击中国生态环境污染治理工作，严重影响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正面形象。因此，中国政府在“生态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上的积极应对，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国影响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绿色崛起，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实现绿色增长。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在《2010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绿色发展与创新》一书中曾经指出：“绿色增长就是要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不仅仅是不能增加其环境影响，更要将其环境影响消减至一定的限度内或者实现经济增长与其环境影响之间的脱钩。这也意味着提高生态效益或资源环境绩效是绿色发展的核心所在。”^[47]当前，在应对恶劣气候频发、战略资源长期紧缺、“褐色经济”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全球化”问题的背景下，实现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的绿色发展、绿色增长，成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2010年我国GDP达39.7983亿元，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中国奇迹”。为实现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险恶用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环境问题政治化”等做法，实行了诸如绿色壁垒、征收碳关税等“环保标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面对外部挑战，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首先要高度关注的就是经济发展模式的有效升级和全面转型。乔治·马格纳斯在201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的《中国可持续增长惠及全球》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面临的挑战在于，在建设一个新增长模式的同时，还要应对旧模式遗留的种种影响，其中包括：过分依赖信贷投资来驱动增长，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及炼钢、水泥、造船、房地产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等。”^[48]近年来，中国许多地区都已经提出“绿色崛起”的振兴发展策略。由北京师范大学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基地等单位撰写的《2012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中曾经指出：“2012年绿色发展指数排在前十位的省（区、市）依次是：北京、天津、广东、海南、浙江、青海、云南、福建、上海和山东。”^[49]然而，中部地区诸省份明显缺乏优势，除江西省排在第十八位，其余全部中部地区省份排在二十位之后。中部地区的振兴发展陷入了较为尴尬的局面，在经济发展上，无法与东部地区相比；在生态资源优势上，无法与西部地区相比。因而，江西等中部地区陷入经济落后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困境，很难实现经济增长与绿色保护协调发展的双重任务。面对重重困难，江西省委、省政府依据生态优势，立足江西、着眼全国、面向世界，提出了“绿色崛起”战略举措。正如2012年8月17日，在《人民日报》中所报道的那样：“10年来，江西直面‘欠发达、后发展’这个基本省情，抓住‘发展不足’这个最主要矛盾，立足良好的生态环境，着力加快发展，着力实现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50]

绿色崛起，就是要实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自20世纪50—60年代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消除贫困、保护环境成为国际社会外交活动中无法回避的问题。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全球环境保护会议”，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全球环境保护运动中来。随着全球生态恶化态势的日益突显，中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然而，部分地区仍然思想观念陈旧、偏重经济增长，产生了“GDP挂帅”、污染治理滞后等一系列消极问题。江西省作为中国经济欠发达省份之一，虽然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却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山水秀美、环境优美、生态优良，是赣南地区实现绿色崛起得天独厚的优势。“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是赣江、抚河、闽江、东江的源头地区，是重要的水源地和生态屏障，直接影响长江中下游、珠江、东江及闽江地区流域的生态安全。目前，赣州主要河流的国控、省控、市控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均超过90%，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100%，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森林覆盖率达76.25%，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崛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51]然而，工业起步晚、山区条件艰难、历史遗留因素多、贫困程度深，以及当前经济发展的生态瓶颈等严峻态势，横摆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绿色崛起的道路上。当前，赣南地区将扶贫工作与生态保护、经济开发、区域发展承载力深入结合，积极探索生态扶贫与移民工作新模式，着力推进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力争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在绿色崛起的道路上谱写美丽中国梦的赣州篇章。经济富强而失去山川秀美不是绿色崛起，青山绿水而没有人民富裕更不是绿色崛起，而且经济与生态这两个方面都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建设美丽中国、共筑中国梦的题中之义。因此，必须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实现富民强市、山川秀美，谱写美丽中国梦的赣州篇章！

（四）贫困问题

贫困作为一个古老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复杂概念。贫困概念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同时又具备了较强的主观色彩，既具有哲学层面的意义，又具备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个层面的含义。“贫困”与“低收入群体”、“落后”、“欠发达”、“农村”、“革命老区”等概念的联系较为紧密，经常一起出现，在概念的内涵及外延上存在一定的交叉和重叠。在中国古代，有关“贫困”的最早论述是在春秋末年左丘明的《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大体贫穷相类，细言穷困于贫，贫者家少财货，穷谓全无家业。”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在《荀子·大略》中也曾经明确指出：“多有之者为富，少有之者为贫，至无有者为穷。”在古代中国，“穷”与“贫”都是指“贫困”，在程度上“穷”大致是指“绝对贫困”，“贫”大致是指“相对贫困”。

马克思主义者对贫困群体给予了高度的人文关怀。卡尔·马克思主要是从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层面上，深入分析、揭示、定义“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并提出了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最终实现消除贫困的制度安排。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52]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现实。面对百度待兴的发展现实，列宁同志强调指出，只有注重“小农经济”，才能使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在一个小家国家里……不使小农经济得到切实的大规模的改善，我们就没有出路，因为没有这个基础，任何经济建设都不能进行，无论多么伟大的计划都会落空。”^[53]

在西方，最早对贫困概念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朗特里（S.Rowntree），他在1901年出版的《贫困：关于乡村生活的研究》中，把“贫困”定义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房租和其他项目等，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陷入了贫困之中。”^[54]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曾经明确指出：“贫困问题是经济学最主要和最关心的问题，但贫困问题需要人类本性的道德和政治能力来解决。”《199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对传统的基于收入的贫困定义进行了拓展，加入了能力因素，并认为贫困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力”^[55]。范小建主编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干部辅导读本》一书中曾经强调指出：贫困作为一个多方位、动态性、复杂性的概念，“远不止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收入不足问题，实质更是指人类发展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机会和选择权的被排斥，恰恰是这些机会和选择权利才能把人们引向一种长期、健康和创造性的生活，使人们享受体面生活、自由、自尊和获得他人的尊重”^[56]。

现阶段，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已经跃居为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仍然面临着贫困问题的严峻挑战。有媒体曾经报道：“客观而言，尽管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跻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却很难遮蔽部分民众依然贫困的严峻现实。那些依然在生存线上挣扎的人群，那些依然沿袭了千百年来耕作方式的深山农家，正在与主流社会渐行渐远渐。他们与城市里的贫困人群一起，共同构成了明显有别于习惯认知的‘另一个中国’。”^[57]因此，中国农村的持续贫困，不仅损害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最终发展目标，也对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筑美丽中国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五）可持续减贫

从国际减贫工作的新变化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近年来农村贫困地区的致贫返贫因素呈现出日益复杂多样的发展态势。因此，可持续减贫，必须实现从反贫困到反社会排斥。社会排斥，即对穷人的排斥，主要是指：“个人或群体被排斥在平等获得公共资源，参与劳动力市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参与社会活动和事务之所的现象。”^[58]当前，在农村扶贫开发具体实践过程中，无法或者很难发现能够有效调动“真正的”贫困群体积极参与扶贫项目，究其原因，除了贫困者缺乏基本劳动能力与劳动技能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贫困者自身的“无力感”、“被忽视感”，使其难以享受到农村扶贫开发所带来的巨大成效。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指出的那样：“贫困根源是遭受排斥和丧失权利，经济性贫困和非经济性贫困很大程度上与社会排斥有关，最贫困的群体往往最容易被排斥到享有的范围之外。社会排斥导致基本能力被剥夺，包括丧失参与经济、社会等活动的机会。”^[59]

从减贫构成要素的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减贫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综合推进的系统工程，单一因素作用难以改变当前的不利局面。有学者曾经强调指出：“我国农村居民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医疗费用高昂带来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由于人力资本投资匮乏无法充分利用经济增长的成果。”^[60]根据在赣南农村贫困地区的个案访谈和实地走访调查，我们发现，“贫困”与市场、资源、地理位置之间，虽然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贫困发生却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思想观念、就业情况等因素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必须形成一个具有持续作用的长效机制和系统工程，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减贫的目标。现阶段，由于在中国农村减贫工作中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及其配套体制建设不健全，导致农村减贫工作缺乏可持续性，返贫现象时有发生。2013年10月，李克强同志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财政扶贫等保民生资金管理和公共资金审计监督时曾经强调指出：“扶贫资金是贫困群众的‘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多年来对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近期审计发现，一些地方的扶贫等保民生资金存在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沉淀和监管弱化等问题，值得警醒。必须坚持改革创新，注重健全制度机制，筑牢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线’，对贪污侵占挪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确保扶贫资金充分惠及扶贫对象，让减贫成为促进社会公正和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切实发挥好扶贫等公共资金保民生、‘兜底线’的重要作用。”^[61]除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之外，也有基层负责同志对此提出了真知灼见：“目前上级安排的项目大都要求地方政府配套资金，由于贫困县底子薄、基础差，人均可支配财力少，财政资金配套政策使得贫困地区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基础薄弱，需要投资的领域很多；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困难，难以足额配套。在这种情况下，“配套资金”成了一些贫困县的“拦路虎”，使得扶贫政策和项目难以发挥最大效益。”^[62]因此，可持续减贫作为一个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需要系统设计、综合治理、有序推进。

从减贫工作的时空层面分析上来看，可持续减贫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也较大。毛泽东同志曾经根据中国国情明确指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的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63]2011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长回良玉在《2011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改善民生与可持续减贫》出席开幕式时代表中国政府致辞，并强调指出：“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主要目标，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加大资金投入和统筹协调力度，集中实施一批贫困人口直接受益的民生工程，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贡献。”^[64]从更为宏观的国际视野上来看，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导致了世界富裕群体与贫困群体的差距急剧拉大，伴随南北差距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总体上看，全球减贫工作发展不平衡，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但这些成效被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和其他国家营养不良和贫困人口的增加部分抵消。”^[65]而且，即便是“那些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的贫困国家，仍有很大一部分人受到极端贫困的折磨”^[66]。因此，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许多地区长期陷入与贫困的斗争之中无法自拔；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即便是经济最为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贫困问题的严峻挑战；从效果维度上来看，由于贫困群体的动态发展特征以及空间分布的流变性特征，给世界各国可持续减贫工作的持续跟进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从减贫工作的政策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减贫，就是一个在政府主导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不断消化贫困群体核心“内核”的过程。中国现行的农村减贫战略,有着明显的效率导向。在宏观层面上分析，“区域性扶贫瞄准机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能够被该地区各类型、各层次的家庭享有；相对贫困家庭先摆脱贫困，而后带动绝对贫困家庭脱贫。然而，政策执行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衍生出一种‘过滤效应’，不断筛选出脱贫速度较快的部分家庭作为政府扶贫的对象，而一些更需要得到帮助的贫困家庭，在均等地享受扶贫配套资金的同时，因其自身经济参与能力较弱，通常较少享受到公共产品供给以及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切实好处，逐步形成扶贫开发战略难以消化的一个硬核。中国农村贫困性质随之发生转变：由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逐渐过渡到分散性、个体性贫困”^[67]。在微观层面上来看，“贫困是人的一种生存、发展状态，个人或家庭不仅物质缺乏，更主要表现为发展机会、权利的不均等导致能力的匮乏，很难依靠自己改变不利的现状”^[68]。因此，由于贫困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使得中国农村的可持续减贫工作在政策制度的设计和制定层面上缺乏普遍适用的可操作性。

从减贫工作的主客体关系层面上来看，可持续减贫要求贫困地区内部力量与贫困地区之外力量的内外互动。一方面，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要其自身充分发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农村贫困地区的振兴发展，还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给予强有力的财力、物力、人力帮助和科技、政策、制度支援。而且，在内外互动的具体实践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要充分开发、利用、整合、挖掘社会资源，着力形成中国农村可持续减贫的有效载体或者相应的帮扶救助机制，并最终在具体实际操作层面上实现政府力量让位于社会力量。例如，部分贫困地区曾经探索过通过社会救助方式来推进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减贫事业，成效显著。焦克源在出版的《西部新型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研究》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互助是指当社会中的某一群体或个人因病、因灾或自身能力缺陷等原因而使生产生活遇到困难，不能维持基本生活时，其他社会群体及个人通过互助帮扶给予物质或精神方面的援助或服务的社会救助制度。”^[69]可持续减贫，并不是守着“青山绿水”等救济的“输血式”扶贫，也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卖血式”扶贫，这些减贫方式只能让赣南农村贫困居民获得“一时”的富裕，不具备可持续性，极易因为自然灾害、市场冲击等外部力量再次陷入贫困。本书认为，可持续减贫就是要在深入挖掘贫困地区生态资源价值的基础上，着力推进“造血式”扶贫模式，不断提升本地区生态资源的综合效益，在绿色崛起的道路上实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振兴发展。在可持续减贫的过程中谱写振兴梦，是现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大举措，是当前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载体与理想选择，也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途径与现实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