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与海外人才的不可或缺性

中国发展与海外人才的不可或缺性_跨越与转型：国际商务视野下的华侨华人与华商

世界正处在经济全球化与人才国际化并行发展的时代。经济全球化导致人才国际化，人才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决定因素；而人才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当今世界谁能够掌握人才资源，谁就能够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并占据优势地位。

人才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掌握知识与应用知识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两个层次：一是具备某些学科的基础知识；二是取得某种科技成就的综合知识。后者的人才流动常常伴随着技术经济的转移。例如，19世纪英国为了保护行业机密，限制技工流向美国；“二战”前来自欧洲的技术移民不断强化美国的科研水平。又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精英分子出国留学只能称为第一种人才，或者称为“人才毛坯”。北大清华毕业生出国留学，需要在美国经过多年深造、研究训练，才能成为卓越的科技工作者。美国的大学为他们投入巨额奖学金、一流的师资队伍和便利的研发环境，这些在国内目前不能提供。但是只要有一部分留学人员归国，也能像“五四运动”的留学生，将发达国家的先进知识与文化的星星之火传播燎原。

（一）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机制

海外华人创业可以直指中国创业板或纳斯达克。他们具备这样的条件：①带动国外先进技术向国内流动；②带动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的流动；③带动海外智力的流动；④带动海外资金的流动；⑤带动海外前沿信息和先进理念的流动。丰富的海外人脉关系和信息源能够释放出价值信息，许多海外人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担任要职，打通获得海外前沿信息和先进理念的渠道。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的合作机制，可以改进与影响博弈双方的成本收益效应，可以提升中国大陆本土企业经营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及产品附加值，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促进企业快速成长，达到“借船出海”、“借梯上楼”、互利双赢之目的。

1.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合作机制与囚徒困境

在一定机会成本与信息对比条件下，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从背对背各自寻找助力，到做出能使其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即只有他们共同合作。然而，作为直接利益人的每个企业只能从其自身角度来衡量。合作不合作取决于各自理性抉择的结果，而有限理性的最优决策往往不能得到最优结果。为了形象地描述和阐释促进合作的因素，我们引入囚徒困境的范例，并运用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企业合作的制度环境进行分析。

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就是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即：虽然合作时集体福利最优，但个体效用最大化并不能导致集体福利最优。而个体面临最优策略的背叛诱惑矛盾由两个因素构成：一是经济人理性的非无限性。因为理性存在边界，经济人只能在理性边界内作出最优决策，理性边界外即使存在着更优的策略，由于不能进入经济人的选择范畴而不可能付诸实践。二是信息成本的昂贵性造成个体对信息的不完全性，如果获得信息的费用十分昂贵或者大于采取更优策略带来的额外收益，经济人当然更倾向于目前的策略。

在囚徒困境模型中，ai，bi，ci，di（i＝1，2）为实数，满足ai＞bi＞ci＞di及ai＋bi＜2bi，其中ai为单方选择背叛时的效用，bi为共同选择合作时的效用，ci为共同选择背叛时的效用，di为单方选择合作时的效用。由于通常博弈双方基于自身成本收益的效用分析，均衡结果总是共同背叛（c1，c2），无法达到最优结果共同合作（b1，b2），制度结构（合作机制）博弈双方均无意或虽有意却无力改变（纳什均衡状态）。只要一项特定制度具有社会净收益，且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制度中净收益最大，才是最佳制度，此时博弈结果才可能趋向于共同合作（b1，b2）。

2.促进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合作的规范分析

改进合作机制就是要改变囚徒困境的假设条件，即实数ai，bi，ci，di的关系。因此我们只分析共同合作的效用值bi，把企业合作机制的各组成部分写成bi的函数。

bi＝f（合作机制制度安排）＋g（合作机制非制度安排）

制度结构是一个社会中所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的总和。合作机制制度安排是指人为设定的约束合作各方活动方式和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准则。合作机制非制度安排是指所有合作机制制度安排无定义的场合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各种约束。

（1）企业合作机制制度安排与共同合作。企业合作机制制度安排涉及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及合约等。为了规避不诚信因素，博弈双方必须订立或设立一些合同规则以及保证这些条文实施的权力机关。经济学假设人是理性的，没有利润的驱使就不可能产生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确实能降低合作机制的成本与费用。合作机制的制度安排一定存在着需求。但是供给特别是特定制度的供给却有着重重阻力。

（2）企业合作机制非制度安排与共同合作。企业合作机制非制度安排是各种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及各种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企业生活理念或意识形态作用于投资活动而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在博弈过程中，人们从效用最大化出发，选择共同合作，合作结果一旦成为共识，习惯或风俗就形成了非正式规则。这必定是一个长期不断筛选演化的过程，从中被保留下来的部分具有很大的固定性，带有明显的文化烙印。这种非正式规则作为文明的成果，就必定有利于人类的活动展开，具体到投资活动，其必定能降低共同合作的交易费用，增加共同合作的期望值。

3.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合作机制的最优实证分析

企业合作优化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均衡状态，需要用囚徒困境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假设两个变量q，p分别表示海外华人创业和本土企业选择合作的概率如下图所示。

图1　海外华人创业和本土企业选择合作的概率

每一位企业家都以自身成本收益效用分析作为其决策的依据。只有合作收益的效用大于合作成本效用，企业才会选择合作。对海外华人创业只要满足合作≥背叛（合作的机会成本），

整理得

同理对本土企业需满足

讨论：

（1）若p＝0，q＝0，博弈结果总是（c1，c2），这是一种纳什均衡状态，满足ai＞bi＞ci＞di且ai＋di＜2bi，即囚徒困境的一般形式。

（2）若0＜p＜1，q＝0，背叛是海外华人创业的严格优势策略，双方不可能合作。

（3）若p＝1，q＝0，本土企业寻求合作，海外华人创业要背叛，是各自严格优势策略。这大多发生在项目不太具有竞争性的企业发展初期。

（4）若p＝0，0＜q＜1，本土企业背叛是其严格优势策略，而海外华人创业的策略选择则取决于c2，d2的关系。它一定满足c1＞d1且a1＞b1，双方不可能合作。

（5）若0＜p＜1，0＜q＜1，解方程①和②，分别得到

d2＞c2且a2＞b2，或d2＜c2且a2＜b2

d1＞c1且a1＞b1，或d1＜c1且a1＜b1

（6）若p＝1，0＜q＜1，合作是本土企业的严格优势策略，说明d1＞c1且b1＞a1。只要b2＞a2且d2＞c2，就可达成二者的合作。

（7）若p＝0，q＝1，本土企业背叛，海外华人创业求合作，成为各自严格优势策略。如果本土企业项目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观的盈利性，很多海外华人创业愿意与之合作。

（8）若0＜p＜1，q＝1，合作是海外华人创业的严格优势策略，说明d2＞c2且b2＞a2。只要d1＞c1且b1＞a1，就可促成双方合作。

（9）若p＝1，q＝1，共同合作是二者共同的严格优势策略。

综上所述，当p＝1或q＝1且均不为零时，只要满足di＞ci且bi＞ai，双方就会选择合作；当0＜p＜1且0＜q＜1时，只要满足di＞ci且ai＞bi或di＜ci且 ai＜bi，就能促成双方的合作。

4.政府在改善合作机制中的作用

促进企业合作机制需要分别从制度安排和非制度安排进行分析。制度安排因外部效应和“搭便车”行为很难由私人提供；非制度安排虽不存在“搭便车”行为，却面临着更大的外部影响（道德与人格攻击），政府对此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改善它们所需要满足的条件。

对于制度安排，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的制度设计（如美国和我国台湾），缩短制度形成过程，减少制度成本，推动海外华人创业。为防止逆向选择、解决信息不对称，可以设立诸如顾问、咨询、评估等一系列专业性信息中介机构，组成一个项目市场降低道德风险，发挥《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规的作用，同时规范无形资产的评估和技术入股等问题。

对于非制度安排，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文艺和教育），加深意识形态资本的积累，提高“超我”在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价值判断体系中的比重，培养一个具有开放心灵的相互激励的文化环境，减少“搭便车”行为，增加利他行为，减少政府在制度供给方面的费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

至于多种备选方案（促进合作，增加社会福利），必须立足于“帕累托最优”配置；在不得已要损害一部分利益时，也要尽可能地予以补偿，力争成为一种“卡尔多”改进。

上述推理在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可以随处找出相应的事例。例如：

（1）与人才共同发挥作用相结合。许多海外华人创业不但要有经济实力与专利技术，并且还要组建自己的工作团队。这是由于非专业人员随团回国待遇偏低。而国内缺少基础研究的大环境，普通高科技人才无法施展才华，许多大学毕业生或成为“代工企业”的员工，或成为城市边缘的“蚁族”。合作机制可以为人才共同发挥作用探索一条捷径。一是可以不断创新人才使用模式，吸引优秀人才。一方面根据发展要求和实际需要，使用综合素质好、专业水平高、实践能力强的专业人才，有效缩短人才培养与需求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奖学金”等方式，扩大企业知名度，吸引优秀人才加入企业，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后备支撑。二是广泛建立就业实习基地，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同时可以在企业内得到更多的岗位锻炼，实现从理论知识到实际能力的转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力量。

（2）与联合开拓市场相结合。海外人才可利用自身综合学科优势和国内科研条件，通过科研成果的运用与转化，搭建“产学研”平台，参与技术平台建设、委托研发和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提高国内企业的科技含量，促进企业的结构调整，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有机结合，促进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激发本土企业内部科技创新潜力，实现产业优化升级。激发当地产业和企业获得技术支持、较快地融入国际分工合作。海外华人创业的示范和引领，有利于本地企业转机建制、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有利于培育工业文明、商业意识、产业文化，创造产业聚集效应，为海外华人创业提供配套服务以及各种商务活动，为吸纳外资、人力资源、技术、管理和现代生产组织方式等“溢出”，提高本地企业的竞争力。

（3）与规范政府行为相结合。构建产学研合作机制，是实现海外华人创业与本土企业合作机制的一条有效途径。例如，从2007起，江苏省连续5年每年拿出1亿元专项资金（2008年将专项资金调整为2亿元），面向海内外引进100名左右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给予每人100万元的创业启动资金，帮助抵御创业风险。各级政府不断完善特殊津贴费、安家费、柔性流动、人才储备等吸引优秀人才的优惠政策；加大公共投资、信贷、税收、进出口、政府采购等政策倾斜力度，积极为创业的海外人才提供就业指导、身份认定、学历学位认证评估、接收录用、户口申报、家属子女随迁、社会保障代办等一系列配套服务。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将人才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绩效、实际贡献及成果转化产生的效益直接挂钩，鼓励一流人才一流贡献、一流报酬，鼓励技术入股、专利入股，允许创业人才兼职兼薪。目前，江苏留学回国人员仅在创业园开发的高新技术项目就达2 700多项，拥有国家专利386项，完成国家及省级重点攻关项目163项，各类科技创业园名列全国之首。

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售假成本低、隐蔽性强、真伪难辨的特点，将售假渠道转移到网络平台，并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使维权行动举步维艰，给品牌形象带来重大危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该维护企业利益，构建网络监管平台，监督锁定网络活动；配备网络监管的高级技术管理人员；实行企业商标网络备案，实现预警；向企业通报网络侵权情况，指导企业依法维权；在网络监管平台实现商标备案，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二）海外“引智”与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民生活。但是，我们的发展方式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社会对改革的质疑也在增多。例如，2007年我国的消费率为49%，比世界平均水平低30个百分点左右，不仅低于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同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和印度2007年的消费率分别为75.7%，67%和64.9%）。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的深入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供给与改革需求不相适应。“经济改革单兵突进式”模式导致改革患上“综合疲劳症”。发展方式转型对改革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对新矛盾、新问题的回应能力不够。同时，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迁，最大的机会是数字科技革命。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只有创新与研发才能带来最大的附加价值，创新与研发愈发达的国家，国力也愈强盛。产业发展要逐渐从代工走向品牌与创新，深信只有加强研发，鼓励创新，培养自制能力，保护知识产权。我们必须重视海外华人创业，发展新能源产业，贯彻节能减碳；实现经济转型，淘汰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产业，发展绿色经济；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投入宽带网络的基础建设，使网络的速度更快、质量更好、价格更低，让数字生活成为国民的基本权利。海外华人创业能够促进本土经济的跨越发展与转型升级，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海外华人创业充分利用科技优势、人才优势、智力优势，通过合作有针对性地为本土企业破解发展中的技术和人才难题，研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突出低碳环保要求的新型产品。面对全球化经济，新阶段的改革应解决体制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发展，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及市场化与法制化的准入。海外“引智”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捷径。

1.海外人才可以开发文化产业

人类的无形资产终究在价值上超越所有的物质财富。文化产业是当代社会自主创造和技术含量高的一个门类，是投资回报最好的行业之一。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我国2009年文化产业增加值为8 400亿元左右，比2008年现价增长10%，快于同期GDP的现价增长速度3.2个百分点，占同期GDP初步核算数的比重为2.5%左右。2010年新兴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网络出版、手机出版、动漫网游和数字印刷等战略性文化产业增长速度超过50%。中国大陆努力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促进文化改革发展作为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正在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和现实影响力，探索发展传统文化产业与新兴文化产业，探索用产业、商业的形式推动文化走出去，努力在国际上形成强大的文化竞争力与影响力，实现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双轮驱动”发展局面，催生新的业态。

2.海外“引智”可以探索使用人才的经验

海外人才创业的成功实践，不仅可以促进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带动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在核心技术及重大产品的自主创新方面进入国内一流或国际先进行列，为我国打造一批快速发展、竞争优势明显的高新技术产品群和企业群起到催化作用。如果重视人才带动区域第三产业发展，并列入政绩考核内容，大陆可以有效引导海外人才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

3.海外“引智”可以形成独立智库

智库在西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美国智库与政界广泛深入的联系以及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使其能精准全面地分析、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决策，被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部门”。他们对于推进全球化、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化、增强民众和政府的环保意识、推进各国公民社会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当前我国人才发展总体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差距，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强，人才资源开发投入不足。做好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工作，坚持扩大人才工作对外开放，坚持人才自主培养开发和引进海外人才相结合，加强人才开发交流合作，积极引进海外人才和海外智力^[7]，必须使用海外高水平拔尖人才，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创业或以多种方式为国家发展服务^[8]；重视海外“引智”，从事智库产业建设，扩大中国人才的用武之地，形成人才储备，用科学制度保障人才工作，用科学方法推进人才工作。

4.实现国内留学人员商会组织的国际化建设与市场化建设

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必须重视留学人员商会组织成为吸纳留学人员为国服务与回国创业的好渠道，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助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去国内留学人员团体的行政化色彩，留学人员商会组织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化运作。同时，政府要像扶持民营企业家群体一样，必须扩大留学人员参与国家建设、政府采购等项目的竞投标途径，力争让留学人员商会组织内外联动、灵活自如；使留学人员商会组织适应市场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规则的双重需要。

5.完善法制建设，保护创业环境

我国已进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这需要法制制度化建设，完善人才使用环境，才能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调整，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形态的转型升级。因为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财富的“中国机会”，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得到财富与人才的“中国归宿”，这样才能构建门类齐全、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素质优良的民族人力资源体系，树立中华民族的正确形象。

只有海外“引智”，才能把握自主知识产权，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也只有吸引和使用海外人才，才能真正推动中国与国际社会接轨，实现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三）新移民与侨乡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同时实现两个层次的递转：城市化与国际化。仅中国的“三农”，就至少面临着由原来各农户分散经营以满足自己消费的种植与养殖，改为由个别地区专业农场大规模经营。这种跨越与转型需要世界先进文化的输入。新移民与侨乡的关系是反哺的关系，是侨乡实现从贫穷落后迈向富裕文明，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完成城市化与国际化的关键性的人力因素回流关系。在带领侨乡“城市化与国际化”发展面前，即使能够保证任命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本土干部仍然缺乏人类创新理念的可参照蓝本。这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党中央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广大村干部（“村官”）是中央政策的最终落实者和执行者；“华侨村官”接触人类先进文化，直接关系新农村建设的成效。事实证明，国际移民短期的循环流动对移出地社会的影响往往是积极的，有变革的潜力。然而这种变革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受制于现存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必须扭转。

1.新移民是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局面的主力军

“华侨村官”是第一代侨胞构成的，具有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局面的能力，是中央顶层设计的有力推动者，是推动地方改革与发展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1）热爱乡土。“华侨村官”出生、成长在祖国，深深烙在心底的故乡情却是离国愈久愈炽热。每当返乡探亲或回国投资时，看到家乡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状况，他们便会涌现出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发展故乡的念头，力求多做贡献。从精神层面说，他们践行自己的理想，实现了自身人格的高层次满足。在经济全球化中，他们回乡出任“村官”是独特的优秀资源。

（2）恰当机缘。绝大多数的新华侨华人处于40～60岁的年龄，既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又有个人特质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这个年龄段的人精力充沛，有干劲，这为他们出任“村官”奠定了坚实资本。他们抱着发展家乡经济的目标而来，他们真诚面对故乡人，家乡人也对他们知根知底、充满信任。因此，这样的“村官”最符合大多数村民的意志。

（3）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章程》阐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广大华侨华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之际，东西方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美国当局和国民党势力制造浓郁的反共氛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华侨华人尤其是“工农劳苦阶级”极为振奋，从美东到美西各地纷纷举行庆祝仪式。纽约市华侨衣馆联合会与旧金山市加省华工合作会等许多华侨华人顶着种种压力，在美国的土地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参加欢庆新中国成立的隆重庆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赴外访问经常遭到冒充异议分子的静坐或游行，当地警察难于应对，华人社团积极帮助疏导，捣乱分子都溜之大吉。如今，华侨华人内外网络资源丰富，在日益扩大的中外经济、科技等领域中发挥越来越独特的优势。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是中国工人阶级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局面的先锋队，是改革开放的生力军。中国共产党应该重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2.“华侨村官”尊重侨乡人民的主体地位

20多年前，浙江省重点侨乡青田县就有海外华侨回乡任村干部，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管头镇拱屿村积极使用华侨干部，这些地方的做法促进村庄社会经济发生巨变。拱屿村位于福州管头镇区中心地带，人口2 019人，海外华侨约2 500人，是著名的侨乡。自2006年村两委班子换届以来，为了贯彻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加强资产资源管理，认真实行下面的做法：

（1）公开家底：从注重公开实效、创新公开形式入手，在全面清产核资基础上，把所有的村集体资产分门别类、统计汇总后，制成一览图表和以不同颜色标识的资产分布示意图，常年张贴在村委会大楼最醒目的位置，对于其中的固定资产，每一处都用照片标识出来，注明面积、位置、使用管理状况等，对于经营性资产注明承租人、租期、月租金等相关信息，并根据承租人承租期限变化及时更新相关资料，完完全全把集体资产及管理运作置于群众监督之下，让群众明白村里到底有多少家底、家底在哪里。公开家底就消除了群众的疑虑。

（2）民主决策：在重大村务决策上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注重抓好3个环节。一是村务决策民主听证工作。广泛听取吸收社会各界的建议，形成共识与合力。二是严格遵照决策程序决策。严格按照事前调研、两委会初议、听证会商议、党员大会讨论、村民代表决定程序决定重大村务，避免村干部“拍脑袋”决策和村主干个人说了算的现象发生，确保决策民主、科学、合理。三是实行村民代表大会票决制。重大村务采取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体现真实民意，解决决策矛盾，实现村民有效参与。民主决策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3）市场运作：对所有村集体资产的处置、重大项目的招投标都与市场接轨，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运作。村集体店面、综合楼、预留地、厂房等经营性资产都委托有资质的拍卖机构进行公开拍租；建设项目都纳入县建设工程招标中心或镇“三资”监管办公室进行公开招标，并以制度形式予以确定和规范，推进村集体资产资源规范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能够确保村集体财务保值增值，获得了合理经济收益。

2008年拱屿村农民人均纯收入8 500元，村财收入230多万元。集体资产资源基础雄厚，现拥有各类店面78间，约1 900平方米，大型综合楼5 000平方米，标准厂房3 000平方米，仓库房产15间，总资产现值上亿元，各类经营性资产年增收近百万元，村内自来水管网改造等四项建设项目节支70多万元，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年来，坚决贯彻党的政策，深入群众、深入田间地头，接受群众意见，关注民生，解决实际问题，认真总结经验，广受群众好评。

事实证明，“华侨村官”阅历丰富，视野宽，观念新，创新意识强。他们或是海外侨团的负责人，或是侨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资金、人脉多种优势。这决定了“华侨村官”的发展成就与发展速度在四个方面大大快于非“华侨村官”：①善于准确地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第一工作切入点。他们人脉广，有的自己出资，有的争取海外侨胞捐资建设。②善于运用人类先进文化引导当地精神文明建设。③善于借鉴发达国家发展绿色环保经济的经验，将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作为村级新型农业经济发展模式。重视推动造血型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促进村级经济发展，使村民生活更加富裕。④善于建设村级民主政治新风。例如，一些浙南侨乡选亲不选贤，但在选举“华侨村官”时却显得平稳、顺利。这主要是由于村民相信“华侨村官”有一定经济实力，有海外阅历、管理经验等重要资本。在全球化发展面前，“华侨村官”可以提升侨乡“村官”队伍素质，优化乡村干部队伍结构。

3.充分体现依法治国与尊重人民的话语权

由于改革多数是自上而下进行，一些地方的行政权以各种方式突破现有法规，且屡禁不止。与给荒山刷漆、给贫困穿衣一样，湖北襄阳市双沟工业园在建好的水泥路上“填土种菜”，“智慧不凡”地应对全国土地卫星遥感图片执法大检查；违规用地被罚款近1 900万元，“买土盖路就花了五六十万元”，只给被占地农民一季青苗的补偿费。这些官员和部门从根子上缺少对法律的敬畏，缺少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起码尊重。公权违法成本太低，司法救济成本太高。公权违法可致命地削弱政权。201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规范农村基层干部行为的廉政准则——《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提出不准非法侵占土地、不准挪用惠农资金、不准吃拿卡要、不准大操大办等40多个“不准”，基本上囊括当前农村群众对基层干部意见最大的所有问题。其中，禁止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禁止利用宗族、家族、黑恶势力干扰破坏选举等，都是首次在基层廉政规范中明确提出。《规定》紧紧抓住行为规范、实施与监督、责任追究3个关键环节，做到要求明确、监督到位、追究有力，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力争行得通、管得住。

出国村民生于斯长于斯，是中国公民。他们出境劳务，以侨汇真金白银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他们不但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又是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者与消化者。许多侨乡出外人口超过半数以上。例如，经过半个世纪的接力移民，福建省长乐市潭头镇的曹朱村在美村民已经有3 000多人。从1960年以来，非正常渠道出境成了人们的最好办法，村里的人口低于1 000人，是明朝建村以来的最低人口。^[9]真正的曹朱村已经迁往美国。村庄到处都是空房子，农村劳动力向海外转移开始呈现负面作用，侨村发展人才匮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几乎成为空白，村民集体福利少，陷入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involution）”困境（有改进，但无根本性变化或发展）。许多本应由当地政府作为的治安、道路、老年、教育、卫生等经费及维护费，长期均由华侨华人捐款办理。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的确要改变，侨乡的面貌要向全球化接轨。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同样面临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并行发展的进程。根据村民自治原则，从民众的话语权出发，新农村建设的决策者、推行者和监督者必须包括新移民的身影，必须任命“华侨村官”。

（四）华侨华人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于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10]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人类先进文明的民族。100年前，辛亥革命就是中华民族用先进文明冲击几千年“封（封建）腐（腐败）不息”的专制统治；100年后，改革开放事业仍需中国人民遏制“政息人亡”，崇尚“不折腾”精神，建设一个美好、和谐与自由的国家，让每个中国人活得更有尊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探索实行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战略

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因缺乏财力而失败；100年来，中国内外战争、“反右”及“文革”导致国民经济到崩溃边沿，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仍有贫富差异、义务教育、医疗体制、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与此同时，过去省吃俭用的华侨华人面对中国积贫积弱的面貌不断慷慨解囊，为的是让中华民族能够富强、民主与文明；现在许多侨乡面临华侨华人捐资锐减。我们大陆政府应该权衡外援与富民问题，集中财力解决社会公共需求；号召华侨华人新生代为祖籍国发展出谋献策，从第一代的物质文明向新生代的精神文明转变，与时俱进地拓展华侨华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领域。

2.华侨在祖国的地位与祖国在国际的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发达国家在华商务公司大部分员工由中国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构成，以及选派骆家辉出使中国等等，这些说明发达国家深谙利用华人发展对华关系。相比之下，如何有效利用海外人才统筹国内国外两大局面值得借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深悟一个道理：在民族内部为华侨华人谋公平，就是为了在人类面前为中华民族谋公平。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强林，必须走向世界，华侨华人就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开拓者。只有重视华侨华人、团结一心，中华民族才能受到世人的尊重，才能谋求世界的公平与正义；只有一个民族内部达到文明和谐，才有力量参与人类的繁荣与和谐发展。中华民族与海外侨民的和谐就是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坚实基础。

3.利用侨力资源与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中国是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文明古国，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较早地走向完备和成熟。中国早期国家制度受到宗族血缘关系的影响。从战国时期开始，中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随着秦汉大一统专制主义帝国的建立，以皇权独尊为核心的官僚体制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宰。此后，官僚体制和行政机构的设置与管理制度的调整都体现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晚清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王朝政治走到顶峰并走向灭亡。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可以说，中国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历史之长久、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所不可比拟的。^[11]辛亥鼎革，今已百年；海外人才深谙政治文明，让他们参与大陆的政治体制改革，让人民享有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可以更进一步地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的政治文明。

4.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必须由海内外的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建设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深层次改革必须借鉴全球化精英运作趋势，探究华侨华人参与祖国政治，统筹国内国外两大局面；同时，从祖国与民族发展的战略定位出发，充分发挥华侨民间外交等优势，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不但要立足大陆，还一定要重视海外人才，才能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人类的先进文化是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宝贵财富。10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以包容开放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观，紧跟全球发展趋势，以创新文化软实力建设吸引全球发展的目光。华侨华人是中国历史形成的特有产物，是中华民族吸收消化人类先进文化不可替代的群体；华侨华人在中外文化差异的博弈中，有能力积极融合多元文化，智慧应对风云变幻的民族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寻求机遇、探索发展、凝聚侨力，积极参政议政，融入主流社会，提高民族国际地位，献身人类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