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国际化浓缩了西方几百年的现代化历程，也浓缩了这一过程的各种风险；“7·23”动车追尾事故及处理方式拉响了“风险社会”的警报。在1998年的德国列车事故中，整个社会紧张、有序、高效地进行搜救。受损车体供长达五年的调查、研究、取证之后，成为联邦政府技术应急机构的教学样本。而我们的动车事故不到24小时，就用挖掘机把受损车厢捣碎埋掉，随后又在媒体的一片质疑声中挖出运走。中国必须用人类的先进文化，为高速发展时代系上牢固的“安全带”。与此相应，每次重大危机都会引发人类新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带来新的观念变革和科技突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对此，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正在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转型，努力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美国强调把发展新能源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关键，欧盟投入巨资发展绿色经济，日本重点开发能源和环境技术。国际金融危机凸显我国经济社会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呼唤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呼唤中国重视人才使用。中国的崛起，需要注入世界先进的文化，需要中国重视与使用人才？而使用海外人才必须实现人才资源步入市场化配置的道路。
1.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正视劳动力价格被低估和扭曲的问题，积极构建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工资协商谈判机制，为使劳动者有尊严地工作和生活提供制度支撑。同时，加大调节力度，抑制政府与企业收入比重上升趋势，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在内的公共产权收入再分配制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政府投资结构。探究“华侨村官”等的奉献与个人利益，与实现社会发展短期效应与长效机制的统一。保障合法收入。
2.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我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9年的46.59%，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22亿人。但目前城镇常住人口中，有大量进城多年且有稳定职业的农民工因没有城镇户口而无法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的福利待遇。政府必须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落户条件，逐步解决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通过人口城镇化，既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又可以在农转非过程中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
3.构建环境产权制度
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居民消费模式，不仅需要相关的政策引导和技术保障，而且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在现实中除了由政府进行干预（如对排污者征收环境污染税）等办法之外，还可以通过完善产权关系解决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受到“环境无产权”的观念影响，不能确立环境产权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应当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形成环境补偿机制，用产权制度来规范环境创造者与环境受益者、环境损害者与环境受损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全体社会成员的低碳生活提供制度保障。
4.实现政府职能转变
转变政府职能应当既解决越位问题，从过多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又解决缺位问题，重视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同时，加强反腐倡廉建设。为此，今年8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
（1）推行行政决策公开。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建立健全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要求的决策机制，逐步扩大行政决策公开的领域和范围，推进行政决策过程和结果公开。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在决策前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并以适当方式反馈或者公布意见采纳情况。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必经程序加以规范，增强公共政策制定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
（2）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坚持依法行使权力，积极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确保行政机关和公务员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履职尽责。按照职权法定、程序合法的要求，依法梳理审核行政职权，编制行政职权目录，明确行使权力的主体、依据、运行程序和监督措施等，并向社会公布。严格规范行政裁量权行使，细化、量化裁量基准，公开裁量范围、种类和幅度。重点公开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收费、行政征收等执法活动中履行职责情况，积极探索执法投诉和执法结果公开制度。
（3）加大行政审批公开力度。公布本地区本部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行政审批项目目录，继续清理、调整和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行政机关不得设置或变相设置行政许可事项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一步减少审批事项，优化工作流程，公开办理程序，强化过程监控，建立行政审批事项的动态管理制度。逐步依法将审批职能和审批事项集中到服务中心公开办理，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
5.实现从引才转向用才
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推出了许多吸引留学人员为国服务与回国创业政策，留学人员也为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然而，其回流的数量及发挥的作用始终有限。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是，就创业而言，国内的市场化程度及法制环境与人文环境肯定不如发达国家。解决发展体制的创新问题，需要国家面对国际与国内，像美国重用华人骆家辉（驻华大使）与朱棣文（能源部长）一样，在中国大陆的各级领导岗位设置一定比例使用海外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需要进行政治体制等关键改革的国内，让海外人才拥有话语权，才能真正达到统筹国际国内两大局面。历史告诫我们：谁拥有世界先进人才，谁就能主宰世界发展的命脉。如何科学吸引使用海外人才为国服务与回国创业，应成为中国发展实现跨越与转型的改革开放战略目标。
（本文作者为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迟福林：“中国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型的十字路口”，《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4月7日。
[2]麦子：“美国华人科技领域放异彩”，《广东侨报》，1998年1月1日。
[3]“本世纪重大事件”，美国《时代》周刊，1998年第1期。
[4]阙维杭：“有大成就没大架子”，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年11月21日。
[5]“丘成桐获美国国家科学奖”，香港《明报》，1997年5月5日。
[6]国务院侨办与华侨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华侨华人蓝皮书》中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
[7]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1年5月25日至26日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8]温家宝总理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011年5月25日至26日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指出。
[9]“福建曹朱村半个世纪以来3 000余人移民美国”，http://news.sina.com.cn/c/sd/p/2010-12-31/102721741000.shtml，2010年12月31日。
[10]（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
[11]现行高级中学《历史》课本第一册（第4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