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贫困与西部发展

第三节　环境贫困与西部发展

一、生态环境与贫困

从某种意义上说，贫困问题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贫困状况的发生和贫困程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状况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贫困与生态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是造成贫困落后地区经济社会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在《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曾经提出地域差异理论来解释贫穷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他指出：“从整体来看，当今第三世界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要少于目前发达国家开始他们现代增长时所拥有的资源。除了少数几个第三世界国家拥有世界需求日益扩大的大量石油以及其他矿产品和原材料资源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如几乎占世界人口3/5的亚洲国家，自然资源都很贫乏。同时，恶劣的气候条件也是直接影响生产条件的一个明显的因素，大多数贫穷国家气候的极度炎热和潮湿会毁坏土质，使许多自然产品迅速地贬值。最重要的一点是，极度的炎热和潮湿不仅使劳动者感到不舒服，而且使他们的健康状况下降，减低他们从事紧张的体力劳动的欲望，从而普遍降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生产效率”。国外大量研究表明，最贫困的人口生活在世界上恢复能力最低、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地区，由于穷人比富人更加依赖于自然资源，如果他们没有可能得到其他资源的话，他们或许会更快地消耗自然资源。世界环境委员会1987年对非洲撒哈拉地区的贫困现象进行了极具说服力的论述：没有比任何一个地区承受着这种贫困—环境退化—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的痛苦更悲惨的了。

世界银行在《贫困与对策》（1992年减缓贫困手册）中对影响贫穷国家资产积累的各种政策进行了分析，它在环境政策中指出：“贫困与环境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是双向的：贫困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贫困。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低收入与眼光短浅间的明显关系以及贫困与生存风险间的联系。眼光短浅使人们更快地挖掘环境资源，而不像社会可能愿意的那样利用资源，并且会失去对土地资源进行投资的激励，这种投资需要若干年才会产生报酬，但短视并非穷人的本性与专利；相反，这是市场、政策和体制失败的结果，其中有些是与贫困相连的。环境与贫困恶性循环导致的最直接结果是穷人的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饮用和洗浴受污染的水而得寄生虫和传染病以及由于做饭和取暖燃料造成室内空气污染而导致呼吸道疾病。在城市地区，穷人较少获得清洁水，负担不起清洁燃料和高质量的住房条件，室内空气污染高。”这些环境公害对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是严重的，它将永久地伴随着贫困。1994年9月，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指出：“随贫困而来的往往是失业、营养不良、文盲、妇女地位低下、易受环境风险、获得社会和保健服务的机会有限，包括生殖保健服务，其中又包括计划生育。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高生育率、高发病率、高死亡率以及低经济生产力。同时，贫困也同人口分布不均、不能持续利用和公平分配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以及环境严重退化有密切的关系”。联合国人口与发展会议报告表明，贫困的普遍化同人口增长、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生活质量下降等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增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可持续性。

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由于人口与生存的压力，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形成大强度干扰，使得生态环境退化日益严重。同时，贫困地区的资源基础又经常遭到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破坏，利用难度日益加大，在环境退化与贫困之间形成恶性循环。这一现象在中国西部地区尤为突出，中国的很多贫困人口居住在西部生态环境恶劣的高原和山区，在那里，儿童、老人和少数民族人口的贫困率更高。从生态环境和生产条件来看，贫困地区往往具有耕地、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质量低劣、流失、退化，以及地理上与外界处于隔绝或半隔绝状态等各种不利的环境特征，贫困人口与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在空间上表现出高度的重合性和一致性，即所谓的环境性贫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社会经济的整体的不断发展，生态环境越恶劣的地区，贫困发生率也越高，经济发展越落后。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的人口越来越边缘化，逐渐偏离发展的主流轨道。这更进一步证明了生态环境脆弱的西部地区要想实现对东部发达地区的赶超，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就必须改善西部的生态环境。

我们借鉴托达罗对发展中国家的概括，来归纳中国西部贫困地区的相应特征：1.低下的生活水平。表现为收入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温饱问题难以解决。2.低下的生产率水平。低下的生活水平与低下的生产率相互影响，使贫困人口陷入贫困境地难以自拔。3.高人口增长率和高赡养负担。贫困地区死亡率较高，出生率也高，因而人口增长率也高，低的生产率水平和高的赡养负担使儿童或未成年人过早地参与劳作。4.劳动力不得其用，表现为劳动力的使用效率很低，从事重复的简单劳动，效果很差。这也和劳动力的素质低下有关系。5.对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的高度依赖。贫困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以不断开发土地为生。这些特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困人口身处其中的恶劣生态环境影响，而改变这种状况也需要从这种影响中寻求解决方案。

西部的贫困不仅仅表现在经济的贫困上，同时也表现为环境贫困化，即由于环境退化和环境资源的衰竭而无法对区域持续发展形成有力的支撑。

（一）自然生态环境失调

生态环境脆弱是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自然环境的基本特点。所谓生态环境脆弱，是指生态环境退化超过了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水平下能维持目前人类利用和发展的水平。国家“八五”攻关项目“中国脆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研究”根据一套含有11项指标的脆弱生态环境评价体系，对脆弱生态环境进行定量综合评价，将各省份分为极强脆弱区、强度脆弱区、中度脆弱区和轻度脆弱区4类。研究结果表明：在全部8个极强脆弱区中，西部省份占了7个，宁夏、西藏、青海、甘肃和贵州是全国生态最为脆弱的5个省区。据《中国21世纪议程》提供的资料，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179万km²，每年流失土壤达50亿t。另外，大面积的草场由于荒漠化造成牧草严重退化，载畜量下降，而这些生态环境严重失调的地区主要就位于西部地区。从现实状况来看，几乎所有的西部贫困县都面临着生态恶化的严重局面，其中不少贫困县又位于生态影响波及面很大的区域，如在长江上游的水土流失敏感区就有135个县是贫困县，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22.8%。

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既不利于人类居住，又不利于贫困人口赖以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生产，这既是贫困地区贫困落后的重要原因，又是一些贫困人口初步脱贫以后，又大面积返贫的根源。此外，我国西部贫困地区大多地处生态敏感地带，即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生态环境的过渡带和交错带。其最典型的特征是对环境因子变动的敏感性强，因其环境或景观的变化就会导致土地生产力的明显下降乃至丧失。

（二）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

我国西部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高原山区、沙漠荒漠地区、喀斯特环境危急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由于分布广泛又相对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自然、生态、气候、植被、资源等情况千差万别，各区域贫困形成的原因、贫困的运行机制及贫困人口的特征状况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地质地貌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生存环境条件极为恶劣。西部地区除青藏高原外，大多分布在我国第二地形的中低山地，一部分在中部丘陵山区，地貌种类多样，恶劣地形较多，如西北黄土高原的沙漠、沙化地貌和黄土黏土荒漠地貌，西南的武陵山区和桂西北山区强烈发育的喀斯特地貌，青藏高原和横断山区的寒冻风化地貌等。同时，西部地区还集中了我国主要的大山、高原、沙漠、戈壁、裸岩、冰川以及永久性积雪地域等，构成了西部地区地质地貌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西部地区80%以上的贫困县分布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自然环境中。西部地区是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率最高的地区，一般常见的有洪、早、霜、雹、震、病等多种自然灾害。

（三）土地沙漠化趋势加剧

生态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直接导致土地沙漠化趋势加剧。我国土地荒漠化总面积约为262.23万km²，占国土面积的27.32%，且95%以上在西部。1999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和新疆6省区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2.56万km²，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其中，新疆的沙化土地为80万km²,内蒙古已经和正在沙化的土地为1,460多万km²，新疆乌伦吉河三角洲的沙漠面积在1960～1980年的20年间扩大了三倍，达463 km²。整个西部目前土地荒漠化的速度是每年2,640 km²，其中85%是人为破坏造成的。在西气东输工程中扮演主角地位的塔里木盆地，原来拥有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的胡杨林，但目前林地面积比20世纪50年代已经减少一半，木材积蓄量减少60%。准噶尔盆地南部的荒漠林已后退20km～30km：新疆和田绿洲与沙漠之间的植被几乎彻底破坏。

据统计，西部12省、市、自治区沙漠面积为128万km²，其中沙漠化土地12万km²，其中因滥垦、过牧、强度樵采、工矿交通破坏造成的占85%，而这些沙化土地主要集中在西部的干旱区。由于不适当的开垦和超载滥牧，西部地区草原沙化、碱化、退化的趋势日益明显，新疆草场面积由解放初的0.507亿km²缩减到1996年的0.36亿km²，并且西部许多地区草场单位面积产草量下降、毒草杂草增长、草场退化，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建国50年来，西部地区草原亩均干草生产量已下降40%,有0.13亿km²草地已转变成沙漠或戈壁，还有0.13亿km²草地正在受风沙危害，碱化草场面积亦超过0.07亿km²。建国以来西部草原区的牲畜头数增加2倍，优良草原又遭到大量开垦破坏，加上草原建设跟不上去，造成草原的退化、碱化、沙化面积日益扩大。强度樵采、过度耕种以及超载放牧形成的沙漠化、荒漠化正在不断地动摇和摧毁贫困地区人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四）土地的人口超载压力

历史上许多文明的消失，都因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受到破坏。生态学家的研究认为，人类在一个地区的持续活动时间在30～60代人（800～2000年）之后，土地的生态活力便会受到彻底破坏。人口增长过快是西部贫困地区资源开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障碍。解放以后，随着人民生活状况的相应改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人口死亡率大为下降，人口增长明显加快，有的省、自治区每年以3%的速度递增。在过去的两次生育高峰期间，西部大部分省区的生育峰值都很高，且持续时间较长，有的省、自治区在解放后的50年中，生育高峰持续达20年之久。而西部1995年有8个省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和2003年有7个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到2004年又上升为8个。

西部共1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加内蒙古和广西。面积682万km²，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71%,西部人口密度为66.3人/km²，只有东中部地区平均密度的14%。不过，后一个数字很容易造成假相，以为西部是所谓的地广人稀，有广大的移民开发空间。其实若扣除大面积的戈壁沙漠区和海拔4000米以上的冰川冻土区，即减除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域，西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已经远超过土地的承载力。如新疆占国土面积的1/6，人口1700多万，但适合居住的绿洲土地却只占新疆总面积的4%。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对人烟稀少的西藏自治区估算，西藏人口超载100万，占西藏总人口的49.30%。又据中科院1997年在《中国土地资源生产潜力及其人口承载力》的研究，云南、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均为土地承载超载区，四川、新疆、陕西、宁夏为土地承载力临界区。宁夏回族自治区1988年人口密度为65.5人/km²，而到2000年则增至150人/km²，即使在干旱半干旱的宁南山区，2001年人口密度也达79人/km²，其中特困地区固原地区人口密度为110人，是联合国沙漠化会议确定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临界值7～20人的许多倍。

二、环境贫困对西部发展的影响

西部地区脆弱的自然环境状况长期阻碍着西部地区潜在优势的发挥，不仅成为严重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主导性障碍之一，而且成为西部开发的制约性因素。

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危害，严重削弱了西部发展的可持续性。第一，是加剧了贫困程度。目前农村贫困人口90%以上生活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区，生态恶化和贫困问题呈双重恶性循环，贫困既是恶劣生态环境的结果，也是生态恶化的重要原因。第二，是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区域开发和治理的成本较高，加大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压力。第三，是生态环境的破坏加剧自然灾害的发生，造成的经济损失巨大。日益频繁的旱涝灾害、风灾和地质灾害严重威胁着西部地区的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分析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或者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破坏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和新加坡的发展都符合这种倒U型关系，一些学者还建立了数学模型来验证了这种关系。然而在概念上接受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西部地区的环境恶化只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一个暂时现象，可以听之任之。这是因为：首先，发展初期的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阀值就有可能成为不可逆的。许多支撑人类发展的最基本的生存资源如森林、草场、耕地都存在生态阀值，一旦它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就出现严重的衰竭和退化，那么就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能使之恢复，甚至是无法恢复的，即进入生态过程的不可逆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倒U型规律就不复存在了。其次，某些形式的环境恶化，如含毒成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水体、大气、土壤以及人类食物源受到严重污染，会进一步损害人体健康，影响人的生产能力；而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则不可避免的造成土地生产力和环境生产能力的下降，从而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西部最基本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生态环境如果不改善，经济就不可能发展，贪图近利以环境为代价获得一时的经济发展，更加严重的自然灾害很快就会侵蚀已有的经济成果。因此，环境的治理必须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尽量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水平，有效的防止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不可逆破坏。只有生态环境建设好了，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生存和生产条件才能改善，经济才能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