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出生于1818年，1836年从波恩转入柏林大学学习，这所学校曾是黑格尔教书的地方(黑格尔从1818年在柏林大学教书直至1831年去世)。而当时黑格尔哲学在柏林大学无论就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柏林大学可说是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在这所学校的学习使马克思有着非常便利的条件接触黑格尔哲学，并深受黑格尔影响。但马克思也不是完全倾倒于黑格尔一边，对黑格尔哲学无批判地吸收，而是经常感到紧张和不安。[9]因此，展开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哲学意义的分析，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当时是如何站在黑格尔自我意识立场上;另一方面指出马克思又是如何要求保持自我意识与世界的具体的统一，从而为以后马克思展开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批判性分析，从彻底的存在论基础上展开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作了不同程度上的提示;再次，分析《博士论文》哲学意义的重要性还在于“活动”原则一直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也是他批评德谟克利特原子论，高度肯定伊壁鸠鲁单纯自为存在的原子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博士论文》写于1841年3月，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内容。该论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如何不同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而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对他们两者的自然哲学的区别是未加注意的，甚至认为伊壁鸠鲁只是剽窃了德谟克利特的思想。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第一种运动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所共同认为的，但伊壁鸠鲁还认为原子有偏离直线运动，而这一点是德谟克利特所没有的。马克思抓住这个偏斜运动，从而在《博士论文》中指出这个偏斜运动是如何把他们两人分离开来，以及这个偏斜运动表达了怎样的哲学意义。
德谟克利特只承认原子作直线运动，他把原子的互相排斥和冲撞所产生的旋风看做是必然性的实体，“他在排斥中只注意到物质方面，——即分裂、变化，而没有注意到观念方面，按照观念方面，在原子中一切和别的东西的关系都被否定了，而运动被设定为自我规定。”[10]由于他通过空虚的空间完全感性地把同一个物体想象成分裂为许多物体的东西，就像金子被碎成许多小块一样，因此，原子的概念在他那里根本没有出现。因此，马克思认为:“德谟克利特同伊壁鸠鲁相反，他把那对于伊壁鸠鲁来说是原子概念的实现的东西，变成一种强制的运动，一种盲目必然性的行为。”[11]德谟克利特只是从原子的物质存在这方面来理解排斥，而没有追问原子为何会有互相排斥运动。他的原子只是服从空间的规律，服从必然性的命运，服从不可抗拒的法则。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运动以承认现存的世界为前提，只是在现存的世界中的运动。因此，偶然性在德谟克利特的视野之外。而伊壁鸠鲁却看到了原子的偏斜运动。原子的偏斜表明原子否定一切运动和一切关系，原子从与它相对立的定在中抽象出来，并且偏离了它。如果原子不偏斜，就不会有原子的冲击、原子的碰撞，从而世界永远也不会创造出来。马克思指出，卢克莱修很正确地断言了偏斜运动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偏斜运动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12]德谟克利特的原子的直线运动只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而原子的偏斜运动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伊壁鸠鲁的原子是物质性和形式规定的结合，“因此在原子的排斥中，表现在直线下坠中的原子的物质性和表现在偏斜中的原子的形式规定，都综合地结合起来了。”[13]因此，伊壁鸠鲁的排斥不同于德谟克利特的排斥，伊壁鸠鲁的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由于原子从直线中抽离出来，偏离直线，从而从自己的相对存在中解放出来。因此，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到处都脱离了具有局限性的定在。
马克思通过分析伊壁鸠鲁的偏斜运动，看到了世界并不是现成就在那里的，并不存在自在的世界法则;看到了原子偏斜运动所表达出来的关于自我意识的创造原则的发挥。人并不是命运的奴隶，并不必然受命运的摆布，人有欲望的力量和纯粹自然的力量，因而他能在他自身中打破他的相对的定在，才能对自己有所为。“所以一个人，只有当同他发生关系的另一个人不是一个不同于他的存在，而是他本身，即使还不是精神，也还是一个个别的人时，这个人才不再是自然的产物。”[14]虽然伊壁鸠鲁要求摆脱必然性的限制，摆脱具有局限性的定在，要求从自己的相对存在中解放出来，但他把抽象个别性同定在直接对立起来，它只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15]因此，伊壁鸠鲁哲学的缺陷是使自由与定在直接对立，而没有克服这个对立。具有自由偏离形式的原子最终并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自由，那个最终被隔绝在自身内的原子世界只能是封闭、宁静的世界。
马克思从伊壁鸠鲁哲学中一方面看到了自我意识的活动原则，但另一方面这种活动原则作为“独立的形式”只是抽象的、封闭的、绝对的原则。因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虽立足于黑格尔式的自我意识立场但实际上表达出了对自我意识的批判性的理解。马克思指出:“如果抽象的、个别的自我意识被设定为绝对原则，就个别性不在事物的本性中居于统治地位来说，那么一切真正的和现实的知识当然就被取消了。可是，一切超越于人的意识的东西，即是说一切属于想象的理智范围以内的东西，也就解体了。反之，如果把那只在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高为绝对，那么就会为那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打方便之门。”[16]原子的偏离直线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吻合了马克思当时的思想倾向，但马克思又不满足于这种抽象的、封闭的、绝对的自由，他看到了其中的缺陷，即是“脱离定在的自由”，它与现存的世界仍处于僵硬的对立中而不能“克服这个定在”。马克思在此时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这个时代的不幸。“然而不幸的根源在于，那时的时代精神，即本身是充实的而且在各方面都形成得十分理想的精神单子，不可能承认那种不是由精神单子形成的现实。这种不幸的幸运的一面，是作为主观意识的哲学在对待现实的态度上所采取的主观形式样态。”[17]因而，如何解决这个不幸，如何使精神单子成为现实性的，如何克服精神单子与现实之间的对立矛盾成为马克思继续深入思考的推动力。写作《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虽还停留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范围内，但他对伊壁鸠鲁哲学关于感性的强调的重视表现出了超出黑格尔哲学的努力。整个《博士论文》虽没有真正解决问题，但它提出了问题，表现了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自我意识的道路上如何超出这一强大攻击，如何使心中的紧张和不安变为彻底的批判脱离，如何使自我意识的活动原则进展到感性对象性活动这一内在的思想进展。
在1842年年初到1844年年初，马克思深入到实际现实生活中，他的思想逐步发生变化，马克思深刻认识到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立场不能解决诸如他当时碰到的“对物质问题发表意见的难事”等经济上的苦恼疑问，开始“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看出传统形而上学所推崇的超感性领域的虚假性，表达了要使哲学从超感性领域回到人的现实感性领域中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18]这样马克思开始与以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的批判性的脱离，而这一批判性的脱离，使马克思逐渐开始确立自己的哲学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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