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至善与社会和谐

四、技术至善与社会和谐

技术具有最直接的人性根源，技术至善与社会和谐具有直接的社会关联。人的生存与技术发展之间始终不可忽略的是需要与创造，目的与手段，人与物，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个性与共性以及主体与客体这八对关系范畴。这是一直贯穿人与技术关系的重要方面。正确处理生存范畴内各种关系是技术至善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要想达到技术至善与社会和谐，要有三个方面的努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调适；技术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协调统一；技术预测与评价体系的完善。

1.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调适

技术发展在追求工具理性的同时，必须受到价值理性的制约，即技术的发展和进步要以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任何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应该着眼于人本身。

工具理性在技术上更多地体现“经济人”理性。经济人并不是单指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经济人的基本特征，即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经济人理性就是指社会经济生活中人们的经济理性。这种理性表现在作为消费者，他要以最低的价格或付出获取最大的利益，厂商则要以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反正大家都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去选择。经济行为泛化，人就变成了唯利是图的经济动物。经济人表面上是以人为本，实际上是以物为本。增加技术活动中的伦理因素，实际上是使“经济人”转化为“伦理人”。在技术活动中，技术的双刃剑问题多数在于技术应用中的“经济人理性”。很多技术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是“经济人”行为的外化。

以无节制扩张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使人类无法摆脱对技术的依赖，过于强调技术进步导致社会的技术化和异化：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广泛的联系渠道和海量信息，但是面对病毒和黑客的袭击，计算机和互联网将使我们丧失隐私和自尊；在一个越来越专业化的社会里，没有财经专家我们将不知道如何有效支配我们的财产，没有建筑专家我们将不知道如何建造我们的居室，没有医疗保健专家我们将不知道如何维护我们的健康……日益深入的专业化分工使人类社会演变为一架庞大的机器，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努力成为这架机器的一个部件，或者被淘汰。技术对人的统治是指技术决定人，决定人的生存状态，决定人的生产和生活，决定人的价值。同时指人在技术面前无能为力，人对技术发展方向不能干预，对技术带来的后果无力解决。主要表现在人成为技术的奴仆，人被技术化，人无法预料技术系统的后果等方面。

要想克服经济人理性，即将“经济人”转化为“伦理人”。伦理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概念，指在各项活动中，能够按照社会规范，尤其是伦理道德规范要求自身的行为。

需要强调的是价值理性。在技术活动中，伦理人能够按照社会的正确的技术价值观规范自己的行为，不仅发挥技术的自然价值，更能体现技术的人文关怀，从而降低技术异化的程度。

2.技术有效性与合理性的协调统一

弗洛姆指出现代技术系统中有两个指导原则，第一原则：“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第二原则：“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49]存在的技术，具有技术上的能够，不意味着事实上的应该。“能够”是对技术功能的判断，是事实判断；“应该”是价值判断和伦理判断。两者不是同一概念。在逻辑上首先没有等同性，也就是说，“能够”不等于“应该”。“能够”就是技术的发展遵循自然的逻辑，实现自然属性的方面；“应该”是指技术的使用和发展要遵循社会的逻辑，实现社会属性的方面，也就是必须符合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符合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只有“能够”的技术，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必须结合“应该”才能使技术具有活力，为人所用。

技术发展和进步要实现技术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的统一。“进步促使生存变得更为复杂，从而灾难也更具有毁灭性。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偏执狂般宣传技术的危险性，消极对待技术，避免进步。毋庸置疑，我们坚决制止某些特别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们会产生不可接受的危险，但是一般的反应是确保我们关于危险的分析和安全的标准，进步与技术本来就紧密相连着。”^[50]也就是技术要有存在的“可能”与价值上的“应当”的双重评判标准。技术上的“可能”只表明了技术存在的内在合理性，只是一种存在的事实，而技术只有自然属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当”属于技术的社会属性范畴，它表明了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性，预示了技术发展的可持续性。“可能”是“应当”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不能脱离“可能”而存在，脱离技术的自然属性谈“应当”就会因缺乏载体而流于虚无。“可能”也不能脱离“应当”而存在，脱离技术的社会属性谈技术的“可能”，技术就没有价值和意义。技术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是辩证统一的。

3.技术预测与评价体系的完善

“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技术是一种线性发展着的独立存在。它就如同一辆在固定轨道上行驶的火车，尽管这个比喻尚未细致地加以理解；你不能指望去改变火车的方向，只能控制它的速度并提高岔道口的安全性。”^[51]这只说对了一半，对已有的技术，似乎是合适的，对于未来的技术，加强技术预测与评价体系建设就是提高技术安全性一个必要的外在干预体系。

技术预见本意是系统研究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未来的长期发展状况，以选择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最大化利益的技术，以此来制定相应的技术政策。但传统的技术预见考虑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技术效益，而对社会未来发展尤其是人的发展考虑较少。“传统的技术预见更强调以技术为中心，而非以人为本。”^[52]也就意味着以往的技术是注重技术性而非社会性，任何技术的发展如果不把本国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的喜好和价值取向都考虑进去，就有可能导致群体利益冲突的产生，势必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技术评估预警：正统的‘技术评估’就如同美国技术评估办公室早期所做的那样，试图测试技术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由此而提出某种‘预警’以避免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53]因此未来的技术预见要加强社会性，要考虑到相关文化、伦理和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因素等。“与技术的社会构成观念和进化观念相联系的技术评估模型在瑞典和荷兰得到了发展——人们提出一个框架，以便在由正式机构和非正式机构给出技术评估之间形成积极的互动。一经意识到这些群体的重要性，人们同时也意识到技术发展并非仅仅是工程师和政治家的事。”^[54]要加强技术预见的社会性，一是在制定技术政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社会发展和人的需求，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加强对技术人文价值的评价，因为技术有为人的一面，也有非人的一面，通过人文价值评价，凸显技术的人性化因素。

总之，技术的发展要以实现人的价值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以符合人的需要和利益为动力，实现技术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的统一为途径，这样，技术才能更好地为人的发展服务，为人类社会服务，人的技术化生存才能够真正的有意义。

【注释】

[1]［美］阿尔文·托夫勒：《未来的冲击》，孟广均译，新华出版社1996年版，第358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6页。

[3]林德宏：《技术生存的内在矛盾》，《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2期。

[4]肖玲、林德宏：《人工自然研究与科学认识——从科学试验的本质谈起》，《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5]肖玲、林德宏：《人工自然研究与科学认识——从科学试验的本质谈起》，《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6]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7]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8]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9]肖玲：《从天然自然到人工自然》，《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

[10]肖玲、林德宏：《人工自然研究与科学认识——从科学试验的本质谈起》，《哲学研究》2008年第12期。

[11]吴国盛：《技术哲学经典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86—287页。

[12]［英］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4页。

[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8—49页。

[14]［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序第5页。

[15]［美］安德鲁·皮克林：《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柯文、伊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序第5页。

[16]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17]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广西师范大学社2002年版，第304—305页。

[18]［德］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19]［美］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0]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23]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7页。

[24]俞吾金：《科技：蜕变为意识形态之后》，《科学技术哲学》2003年第1期。

[25]孟建伟：《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哲学研究》1996年第8期。

[26]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27]林德宏：《科技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9页。

[28]《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30]［美］乔治·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8页。

[3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页。

[33]吴文新：《基因科技与身心二元论的消解——对人性技术化的沉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0期。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7页。

[35]［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沉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36]［德］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37]金炳华等：《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3页。

[38]金炳华等：《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3页。

[39]［匈］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张西平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24页。

[40]吴国盛：《反思科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41]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42]《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页。

[43]肖锋：《哲学视域中的技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44]［美］乔治·巴萨拉：《技术发展简史》，周光发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45]［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

[46]肖锋：《哲学视域中的技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47]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48]钱穆：《人生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49]高亮华：《人文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50]［英］约翰·巴罗：《不论——科学的极与极限的科学》，李新周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51]［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52]孙中锋等：《社会技术预见的特点和内涵初探——从20世纪90年代生物技术相关事件谈起》，《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4年第7期。

[53]［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54]［美］希拉·贾撒诺夫等：《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