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天足与和谐社会

第二节　妇女天足与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的汉民族妇女有缠足的习俗，相传在五代南唐之际，李后主令宫嫔官娘以帛绕脚，使脚变得很纤细，形成新月的形态，以之为美。从此，后人仿效并沿袭成俗，这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18]的情况一样，严重影响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是十分可悲的。在汉族社会中，唯独客家妇女没有缠足的习俗。九死一生的迁徙过程与聚居“山高皇帝远”的历史时期，客家人的精神得到空前的解放，个性自由得到充分的体现，人的智慧、人的激情也都能浓酣的发挥，是不会接受那种自残和畸形的美学观的。客家妇女绝不缠足，也不束胸，以天生的形态和健康的形体为真正的自然美，在汉族社会中成为了特立独行的一群。

从外地辗转迁来广西的客家人，在入住之时，条件艰苦，必须辛勤劳动，才能创基立业，否则难以立足发展。因此，客家男子不可能安逸的待在家里享受，大多数选择出外谋生。有一首广泛传颂的《客家男子汉》歌曲：“闯天下，离家乡。客家男子汉，百折腰不弯；心存高远志，心胸四海宽；脚下没有路，也爱走四方；再苦无喊累，再穷无喊难；历尽苦难志不改，敢把命运来改变。”留守的客家妇女就得用她们的一双天然大脚，“日则作田工，夜则纺织纱”，并且还要对内侍奉老人、养育儿女，对外社会交际、应酬周旋，这一切都依赖客家妇女的全力担当。这种里里外外的劳作不仅仅是贫穷的人家如此，那些富裕人家的妇女也是这么勤劳的。把客家妇女称为“半边天”是有据可依的，黄遵宪曾引用了外国传教士的话，来赞许客家妇女：“西人束腰，华人缠足，唯客家人无此弊，于世界女人最完全无憾云。”^[19]在《清稗类钞》中也说客家妇女：“向不缠足，身体健硕，而运动自如，且无施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20]1965年，郭沫若在广东梅县曾挥毫赞美：“健妇把犁同铁汉，出歌入夜颂丰收。”正因如此，不少外国人士对客家妇女大为赞叹，曾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在他所著的《中国的客家》一书中说：“客家妇女真是我所见到的任何一族妇女中最值得赞叹的了。在客家中，几乎可以说，一切稍微粗重的工作，都是属于妇女们的责任。如果你是初到中国客家地方住居的，一定会感到极大的惊讶。因为你将看到市镇上做买卖的，车站、码头的苦力，在乡村中耕田种地的，上深山去砍柴的，乃至建筑屋宇时的粗工，灰窑瓦窑里做粗重工作的，几乎全都是女人。她们做这些工作，不仅是能力上可以胜任，而且在精神上非常愉快，因为她们不是被压迫的，反之，她们是主动的。”^[21]

诚然，客家妇女一反汉族传统妇女深锁闺阁的习惯，走出家门，承担繁重的农耕，应酬着众多亲朋，家中内务，无所不通，无所不为。有些客家族谱，如广西荔浦修仁的蒋氏族谱，就载有“妇女资历”和“烈妇传”。在中国这个男权社会的宗族组织中，把表彰妇女的文字写入族谱是很少见的。广西客家宗法中重视对妇女褒扬的记录，反映了客家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地位。正是客家妇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和所具备的良好素质，才使得客家家庭得以和谐发展，夫妻同舟共济的精髓在客家妇女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客家人毕竟是性情中人，是血肉之躯。在夫妻性生活的问题上，留守在家的客家“晡娘”，谨记为人妻为人母的本分，自觉遵守传统妇德，恪守婚姻家庭秩序，履行婚姻家庭义务，安分守己，忠于丈夫，对家庭尽职尽责，不与丈夫之外的登徒浪子乱搞关系。她们偶尔有原始的自然冲动，也在终日不停的家务劳动和田间劳作中转移、消解了。一旦丈夫外出回来，她们会加倍体贴入微地服侍夫君，致使客家夫君觉得更应该奋发图强，励志衣锦还乡，以慰藉温柔体贴的妻子。出门在外的客家男子大多也不忘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忠于妻子、忠于家庭。和睦的夫妻关系，就这样在客家社会的家庭中互尊互助，彼此忠诚，相互信任依赖，相互理解支持，相互体贴沟通，相互包容付出。正是客家夫妻间的这种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帮、互让、互谅、互慰的关系不断地维系着客家社会家庭的稳定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最具活力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多维关系的一个交叉点。家庭还是人们安居乐业、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摇篮，也是消除各种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首道防线。因而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稳定和谐与否。客家社会和谐的良性发展与客家妇女主导的家庭生活和谐的良性发展是密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