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技关系产生

一、代具与耦合：人—技关系产生

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就是通过现代社会中的原始部落或民族来研究文明的过去。“当他们把现代与古代之间遥远的‘时间’距离转化为同处一个世界的‘开化民族’与‘未开化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时，那些在谋生技术上处于比较落后的部落就被他们当作一种历史的标本，充满了异国情调和荒野风景的那些文化现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追忆自身过去历史的绝好材料。”^[2]从空间差异来讨论时间差异的研究思路在人类学探讨人类起源问题上，在19世纪到20世纪都非常流行。本书不是探讨人类学问题而是探讨技术问题，但人类的起源问题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考的空间。人类发展具有同源性但不具备同步性。而不同步的根本原因在于物质文化载体——技术发展的差异。

从远古时代起，先民们就手持简陋的工具与大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在以采集和渔猎的方法来取得所需生活资料的劳动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改进生产工具，逐步积累了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200万年前我们还不是人类。100万年前我们是人类，因为到100万前的时候，有一种称为直立人的东西出现了。他们的存在范围远远超出非洲。直立人最伟大的发现实际上是在中国产生的。他就是北京人，约为40万年前，他是确知已经开始用火的人类。”^[3]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有如此描述：“从最早时候起，技术就一直是人类进步的核心。我们的祖先类人猿用棍子来取实物，利用树叶来擦汗水，靠扔石头来发泄怒气，就像如今的黑猩猩一样。第一个人种就叫能人——‘灵活的人’。大约250万年前，人类的化石与碎卵石——第一批石头工具——躺在一处。早期的人可能曾使用容易腐烂的葫芦来饮水，用皮带吊婴儿。大约50万年前，非洲、亚洲和欧洲各地的直立人制作了叶子形状的石斧，并且用上了火，我们自己的人种智人——大约4万年前生活在欧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的‘聪明人’利用石头、骨头和磨角制作工具和装饰用项链，并且在崖壁上刻上人像形画，这种绘画艺术是他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方式。”^[4]最初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人类体力上的不足。节省、替代和拓展人类的体力，始终是技术进化的动力。“尽管动物属性是技术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且蕴含着技术的奥秘，但是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生物进化。这是一种代具的进化。代具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它决定了生命存在之一的人的特征并构成人类进化的现实。生命的历史似乎只有借助生命以外的非生命的方法来延续。生命的悖论就在于：它必须借助于非生命的形式（或它在非生命物中留下的痕迹）来确定自己的生命形式。”^[5]

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代具”关系。对于人与技术的关系，斯蒂格勒创造性地提出了“代具性”的概念。代具（prothese）是指用于代替肢体的器具（假肢），并由此引申，它标志了失去某个肢体的躯体对某种不属于躯体本身的外部条件的依赖。斯蒂格勒通过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解释，提出了“缺陷”这一概念。普罗米修斯神话揭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人之不同于动物的第一个标志就是人不具有任何与生俱来的属性，也就是说，人的第一属性就是没有属性，即“缺陷”；第二，超越“缺陷”是人之为人（即生存）的第一条件。普罗米修斯盗出的神火象征着人借以超越“缺陷”的工具（技术）。

人的最本质的属性就是没有属性，和其他动物不同，人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的、使人可以赖以生存的机能。所以为了生存，人只有依靠技术、运用工具，以补身体的不足。所以代具在此广义上泛指一切人身体以外的技术物体，没有代具，人就不可能生存。将人类对技术的依赖统称为人的“代具性”，即若残人依赖代具而生存。工具不再被视为一种外在于人的被动物体，而是本身具有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促成了人的形成。技术就是人“代具”的最重要承载。林德宏教授在谈技术的产生时，经常探讨“两种取代”。即用人造物取代天然物和用人造物取代人自身。^[6]第一种取代是：由于自然界对人既有适应性又有不适应性。适应性是自然界演化出了人类；不适应性主要是自然不能提供人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人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用人工制品取代天然物品的不足。第二种取代是用工具取代和超越人自身的不足。基于“两种取代”，人制造了技术物和工具。当然，工具也是技术物，只不过技术物多指直接使用的人工产品，而工具是生产手工不能直接生产的物品的人工产品。原始技术主要是为了替代人的体力，如耕作和畜牧技术、畜力运输替代体力；工业技术延伸和拓展人类的体力并提高了精细化与标准化水平，如蒸汽机替代和拓展体力，纺织机提高了精细化与标准化水平。现代技术仍承担着替代和拓展体力的作用，如自动化技术、现代农业技术、制造技术、运输技术等，不仅节省和拓展了人类的体力，而且完成了人类自然体力无法完成的工作。技术也作为人类感官的延伸和拓展而存在。人类凭借智力创造，使自身的感知能力获得很大的提高，与感觉和观察能力相关的技术进化不断走向精确和灵敏，并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作为人类智力延伸得到体现。例如，望远镜的发明可以使人们能够清晰观察宇宙天体；20世纪40年代现代计算机的出现是科技延伸人类智力的重要体现。计算机深蓝和象棋大师的对弈，表明现代科技不仅可以延伸人的智力也可以挑战人的智力。

技术具有替代功能，但两者的关系并非仅仅是替代关系所能涵盖的。对于两者的关系，斯蒂格勒进一步认为技术进化是人与物的耦合的结果。“人与物质之间的动物—技术学的关系是生命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人借助有机化的被动物质（技术物体）而与环境发生关系。独特之处在于，技术物体这种有机化的被动物质在自身的机制中进化：因此它既不是一种简单的被动物体，也不能被归于生命物体。它是有机化的无机物，正如生命物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演变一样，它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演变。不仅如此，它还成为人借以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中介。”^[7]

斯蒂格勒在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探讨中有很大合理性。人与技术是在相互规定中各自不断得以发展的。而耦合很恰当地描述了两者如何相互规定。耦合是一个系统科学的概念，指系统内两个及两个以上的要素紧密相连又相互影响。耦合不是静止的，而是在动态中发展的。无论如何发展技术与人之间总是体现了相互依赖与相互支撑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关于人的本质可以做两个方面的区别：一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二是人与人的区别。从人与动物的区别的角度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劳动，这是整个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从人与人的区别的角度上说，人的本质在于社会关系，由于人们所在的社会集团不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因而人与人不同，因此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所谓自然属性是指人的肉体存在及其特性；所谓社会属性是指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自然属性是人存在的基础，但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人的自然性，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观点出发，必然得出人的最根本的特性是人的社会性的结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人的本质之所以不同，是因为所处的社会地位、所在的社会集团不同。不同社会关系下的人具有不同的本质。无论人的本质有多么复杂，都是在改造自然实践和社会历史实践中得以展现的。确切地说，技术建构并正在建构人的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的获得和实现唯有通过对象，通过对象性活动才是可能的。“正是通过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它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能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8]马克思认为：“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9]

人的本质正是在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得到建构和升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十分广泛的，人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创造性以及爱、意志等全部主体性灌注到一切对象中去，使整个自然界成为“人的现实”和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黑格尔认为人有一种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展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技术就是人类生命意象的外在投射之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物种生命的客观化”。马克思看到了在人的劳动过程中，“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自然的肢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技术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