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发生，极大地影响与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存状况。经过了西方的工业化，工业文明已成为世界文明的一种极其重要的形式和支配性的力量。进入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法律制度、经济运作方式以及工业技术发展等方面，逐步告别了传统的模式，全方位地进入与展开了社会的现代化运动。
西方的民主、法制等国家体制的普遍建立，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西方社会生活的富裕化与现代化。以现代性为特质的西方20世纪文化，正是建立在社会生活的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基于近代以来的认识论的基本规定之上，现代性仍然强调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看重启蒙思想的进步意义等。
在20世纪，工业化与技术化对于西方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实，从近代工业革命展开以来，西方各国就不遗余力地开发新技术，并且不断改造原有工业体系以适应新技术的应用。进入现代以来，工业技术已成为西方社会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工业化与技术化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西方国家的国民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技术进步及其支配性力量，使西方的社会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20世纪以前，人类一直受困于生活资料的匮乏。但在20世纪，这一问题在西方许多国家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劳动生产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使得物质财富的获得变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20世纪，西方普遍实现了现代化，技术及其产品成为人们现代生活方式的基石。
也就是说，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由技术及其改造物而产生的工业产品的世界之中。在政治法律制度、经济运作方式、工业技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现代西方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逐步告别了传统的模式，全方位地展开了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运动。不同于近代的理性时代，现代社会在根本上相关于存在。也就是说，存在在根本意义上规定了20世纪的西方社会。
无论是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无不相关于存在这一根本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技活动与生产劳动都是人类生活的存在方式。科技的发展与生产率的提高，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的物质与文化的消费。同时，人们的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传统生活方式下，人们靠物质财产的占有来获取生活资料，因而不动产的权属成为财富的标志。
但在消费的生活方式下，人们靠拥有货币并实施购买行为来获取生活资料。同时，现代社会的人们对财富的掌握，也不同于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的消费活动中，人们是通过对物品的存在的占有来实现对物的把握，享受的是物本身。但在现代社会中，人的消费对象不再是物本身，而是物品的某方面的功能，人们关于财富的观念是功能主义的。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性呢?无疑，现代性是与现代密切相关的，但显然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
“现代性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自由的成就依赖于对个体自我性这一纯粹概念所进行的建制化。”[2]现代性无疑与时间意义上的现代密切相关。但是，由于时间性的现代是一个恒久地发生着的事情，每个历史时代相对于该时代的人来说都是现代，如果仅仅从时间维度去把握现代性概念，就失去了它的特定内涵。
在描述性意义上，现代性概念有其特定的指涉范围，表征的是自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现代社会整体结构的特征和性质。社会整体结构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考察和描述，但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文化心理两个层面。
现代性概念所指称的社会实存要素也因此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在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质和内在文化心理的现代性质。相应地，现代性概念也就具有双重意蕴，即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和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一般来说，前者被称之为启蒙现代性、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等等，而后者则被冠以浪漫的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等名称。
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主要关涉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科技等因素。现代社会结构的特质在于共同的理性，即启蒙理性，现代社会结构就建立在这一理性基础之上。现代社会结构是建立在启蒙理性之基础上的。基于理性，启蒙运动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其存在或消失。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结构特质的生成过程，就是理性化的过程。依据韦伯的观点，理性化和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关键:所谓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而现代性则是合理性。
以启蒙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又表现为社会秩序和行为规范的制度化。吉登斯把现代性规定为一种后传统的秩序，亦即制度化的秩序。吉登斯强调，“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3]但是，现代社会秩序与传统社会秩序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秩序和规范的制度化，更重要的还在于制度性规范本身的形式化。
与现代性的形式合理性相一致，现代性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形式化、程序化的规范，而法律则是这种制度性规范的典型体现。没有这种程序化、合理化和形式化的法律，现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存在就是不可能的。因此，从社会结构层面来看，现代性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制度化、形式化和程序化。
工具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被归结为手段和程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而价值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则以信念、理想、主观价值为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主要表现为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根据韦伯的分析范式，从工具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和独立的个体等等是具有高度合理性的。
在此，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现代性就是合理性。也就是说，理性化与合理性是区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根本所在。这就表明，一个传统社会只有经过理性化才能实现现代化，才具有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同时，韦伯还将合理性区分为工具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也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工具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与程序的可计算性，这是一种客观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则以信念、理想与价值为目的，是一种主观的合理性。对这两种合理性而言，工具合理性或形式合理性是一种手段性的，而价值合理性或实质合理性则关涉目的。也就是说，这两种合理性分别倾向于手段与目的的一个层次。
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是现代性之根本规定，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分析西方工业社会时提出了这个概念。他们认为，西方的理性传统曾把人从中世纪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而在工业发达的条件下，理性由于自身的发展，却作为纯粹研究方法和达到实用主义目的的手段。
因此，理性直接指导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奴役人的工具，变成了所谓的工具理性。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社会化，就是理性的物化，并进而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扼杀人类理性的不仅是社会政治制度，还有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在这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理性被物化为工业与技术，因此具有更大的危险性。
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认为行政官僚制度和生活方式、人的劳动和业余时间，以及科学技术已经取代经济基础，从而成为社会控制人的新形式。科学技术的合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然而却使人们满足于物质享受而丧失了革命批判精神。同时，随着西方国家干预经济过程的能力的增强，科学技术与行政机构结合起来，国家用技术与效率而非暴力，来征服一切离心的社会力量，于是造成了一种合理的官僚主义极权社会。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与其说是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如说是指向科学技术的进步。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工具理性概念，对科学技术及其在现代西方社会所产生的社会病态现象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他们认为，科技由解放人的工具，转化为奴役与毁灭人性的工具。在此，科学技术成为人的异化的重要原因，并为在现代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奠定了基础。
与外在的社会制度结构的现代性一样，文化心理层面上的现代性也是启蒙运动所导致的。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理性化与合理化，也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启蒙运动遍及欧洲各国，而以法国和德国的运动最为典型。启蒙思想家主张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反对天主教教义中的蒙昧思想倾向，提倡理性宗教、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他们关注社会生活，主张普及实用的科学知识，并出版百科全书作为传播科技与知识的工具。
现代性为人们带来了全方位的剥夺。而且，“现代性的剥夺是无法抗拒的”。[4]如果说社会结构层面的现代性就是理性化，那么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则是感性化。前者以理性为原则，后者则以感性为原则。无论是现代人的价值选择秩序，还是人们的体验结构，都是与感性密切相关的，甚至是感觉至上的。因此，感性可作为对理性及其片面性的克服。
正是在感性的意义上，文化心理层面的现代性也称为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不仅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也是一个美学与哲学的概念。也正是在感性的层面上，审美现代性是对启蒙现代性的一种纠正，也即对现代性弊端的一种克服。同时，只有基于艺术的活动，这种审美现代性才得以展开与实现。
作为对启蒙现代性的克服，对审美现代性对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体现出对日常经验的怀疑，甚至是对科学理论的认识-工具理性的深刻质疑，渴望一种接近真理的新途径，从而对感性的审美经验进行充分的体验。同时，审美现代性对日常生活及其意识形态的否定，反映出对道德-实践理性不信任和疏离，强调艺术与道德的分治，对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压抑性质的反叛和抵抗，向往一种理想的更高境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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