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文艺复兴运动主张从人本身出发，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和解释社会政治问题，这不但使西方进一步摆脱了基督教神学的束缚，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与这一运动相继发生的是一次来自基督教内部的思想解放潮流，这就是自15、16世纪开始，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自西向东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宗教改革运动以反封建、改革教会为目标，成为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恩格斯称为“第一号资产阶级革命”[5]。
宗教改革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首先，在基督教会内部，出现了一些教会改革思想，包括威克里夫、约翰·胡司、鹿特丹的伊拉斯谟等人提出了一些新的宗教思想，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亦进行了一些早期的宗教改革运动。1517年主教会议结束后，路德公开反对罗马教会，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宗教改革运动逐渐被推向高潮，并在16世纪末期达到巅峰。欧洲各国纷纷进行了宗教改革，茨温利在瑞士，加尔文在法国成功地进行了一些改革活动，英王亨利八世在英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教会的活动。
区分理性与信仰，并在世俗领域中承认理性的地位是宗教改革的理论家们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贡献。在对教会与国家进行区别的基础上，宗教改革的神学理论家们进一步认可了教会和国家在指导理论上的差异。在他们看来，对圣经的信仰主宰着“属灵的王国”，这是没有争议的，他们进一步承认，理性指导着“属世的王国”。这样，宗教改革的理论家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把政治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路德曾明确指出，“上帝使世俗政府服从于理性”，在这一点上，路德甚至奉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异教徒为权威。法国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在谈到“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事情，所有的机械技艺和文科研究”时，他避而不谈信仰，而是专注于理性。在宗教改革家那里，尽管理性与信仰相比，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但是，由于理性与信仰的分开，使得理性得到了一个发挥作用的空间。
建立民族教会是宗教改革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宗教改革的理论家十分关注教会改革，提出了建立“廉价民族教会”的主张。在《九十五条论纲》中，路德主张取消罗马教廷任命德国教职人员的权利，希望摆脱罗马教皇对各国教会的干预，并主张改变原来由罗马教廷决定各国教会的传统方式，建立民族教会。为了实现民族教会，路德还躲在萨克森选侯的瓦特堡内着手以近代德国语言翻译圣经。在英国，亦有人进行了此类的工作。
民族教会的要求为民族精神注入了兴奋剂，它与民族国家的兴起两相印证，成为宗教改革者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民族教会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以对抗罗马的教皇，而民族国家更需要民族教会提供理论与思想上的支持。加尔文直接在日内瓦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加尔文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教会直接行使行政权力。英王享利八世则另立教会，并使自己成为英国教会的领袖，凭借强大的王权进行了完全依附于国家的教会改革。
不仅如此，宗教改革的理论家们还在自己的政治理论中初步地表达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为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客观地讲，宗教改革者并没有带来宽容和自由，反而加剧了宗教的不宽容和战争。然而宗教改革者们对自由理论更深一层的贡献，却是来自对国家的理解。宗教改革者们一般认为，世俗国家在个人通过信仰得救的事业中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国家的目的在于保障个人行为的进行。从某种程度上看，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形成的国家观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肯尼斯·米诺格（Kenneth Minogue）甚至称自由主义的国家观是宗教改革者国家观的“翻版”。[6]
宗教改革者提倡改革罗马教会那种森严的教阶制，主张教徒之间的平等。加尔文认为，人人是平等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都是平等的。路德的“职业”概念的背后蕴含了一种以社会经济变化为背景的平等，每一种正统的职业在上帝那里都具有完全同等的价值，这一新的平等观成为刺向教会等级制的一把利剑，使近代意义的平等在世俗范围内得到了合理的“道德辩护”。新教的平等理论经过宗教改革大师们的辛勤培育，逐渐成为等级制在现实世界中的替代物。
路德指斥罗马教会所谓的“宗教等级”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向罗马教廷的“宗教等级”观点提出了挑战。在路德看来，基督教之中虽有职务的不同，但所有的人是平等的，所谓“平等信徒皆为祭司”。这一思想打破了基督教会的等级观念，为近代资产阶级平等观念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在如何改革教会的问题上，宗教改革者提出了教会“民主”的主张。
路德提出了建立宗教会议的主张。他认为，教会不是教皇的教会，真正的教会“是世上一切基督教徒的集会”，即有共同的信徒的集会。人们单凭圣经就能召开宗教会议。路德关于宗教会议的思想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但却没有得到深入展开，只有到了后来，加尔文对这一主题加以发挥，深化了宗教改革的思想。
加尔文主张按民主的原则改革教会组织。在加尔文建立的共和国里，教士之间建立平等关系；投票选举产生神职人员；组成由信众兄弟组成的大会并遵从其作出的决定……这一系列改革对产生近代民主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践中，加尔文按着这一教会组织原则建立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教会组织。这种民主起初仅限于教会内部，但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势力的增长，它逐渐地扩展到“人间王国”，其理论的贡献不仅限于对近代政治学说的影响，而且“成了日内瓦、荷兰、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7]。在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后，新教徒建立的国家大多为共和国的形式，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加尔文式”民主的重要影响。
宗教改革的影响是深远的。教会的分裂与改革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社会的历史进程，打破了罗马教会一统欧洲的局面，进一步使早在14世纪末15世纪初就已经发生的教会大分裂进一步扩大，并使罗马教会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希腊正教和新教。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欧洲陷入了空前激烈的宗教战争。在路德宗教改革思想的影响下，德国掀起了农民战争，冲击了德国的封建秩序。
新教思想在文艺复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社会世俗化和民族国家的进程，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宗教改革者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基本贡献来看，他们进一步区分了信仰和理性，强调了近代的个人精神，不但为民族国家提供了重要的辩护，同时还对近代西方政治思想中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概念提供最初的表达，为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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