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哲学的突出问题和基本派别

如前所述，认识论问题也和其他重大哲学问题一样，是一个古已有之的问题。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对认识对象、认识途径、认识方法、真理标准诸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提出了不少很有意义的见解。但是，总的来说，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哲学的中心问题可以说是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古代哲学家们的注意力，主要地是放在本体论方面，而不是放在认识论方面;在他们那里，对于认识论的研究，通常是作为论证本体论的一种方式而隶属于本体论的。只是到了近代，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改变，认识论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变成了日益突出的问题，一跃而成为哲学的主要问题，至少是主要问题之一。

在欧洲哲学史上，认识论问题的崛起，是与人们对于哲学的概念即关于什么是哲学或什么是哲学的对象等问题的看法的演进直接相关的。古代对于哲学的看法虽然几经变易，但大体说来，不出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定义的规范。在《形而上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曾把他的“第一哲学”定义为专门“研究‘有’本身”，亦即“研究作为‘有’的‘有”’的科学。基于这种对哲学的看法，最重大的哲学问题便是“作为‘有’的‘有’”或世界的根本实在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德谟克利特派认为它是“物质的原子”，柏拉图派则认为它是“精神的理念”，而“原子论”和“理念论”便分别构成这两个派别的基本理论。近代对于哲学的看法则不同，它虽然也包含“作为‘有’的‘有’”即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问题，但它并未囿于这一点。在近代哲学家看来，哲学不仅要回答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回答我们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于是，研究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便成为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成为哲学的最主要问题。弗·培根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称作《新工具》，在他看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人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提供可靠的方法和工具。笛卡尔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叫《方法谈》，他和培根一样，也把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看作哲学的首要问题，以为确立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至于比他们稍后的洛克更是明确地把哲学宣布为认识论，宣布为考察“观念和文字”的“标记之学”。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理智论》就是以研究人类理智，研究人的认识能力，研究观念和语词的本性，研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确实性和范围为中心内容的。可以说，16—18世纪的哲学代表人物，无一不把认识论当作重大的哲学课题进行认真的探讨，无一不注目于认识论的发展进程。

关于哲学的概念的这种演进，认识论之成为哲学的突出问题，这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正是由于这种演进，正是由于这一代哲学巨子对认识论广泛、精密和系统的研究，才使人们逐步摆脱了古代哲学家的狭隘眼界，而达到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最高问题)的“完全的”了解，使自觉地、系统地探讨和力求解决哲学的最高问题最终成为可能。

然而，认识论之成为哲学的突出问题，欧洲哲学之取得如此重大的进步，绝非仅仅出于16—18世纪哲学家们的个人兴趣，而是有其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的，质言之，归根结底是由当时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所形成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和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必须反对经院哲学的需要决定的。首先，哲学的这种进步根源于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如前所述，在16—18世纪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首先是天文学、力学和数学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时代。这就使认识论变成哲学的一个独立部门，成为哲学的突出问题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因为正是自然科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不仅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理论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而且也为人们对认识方法和认识理论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蓝本和启示。其次，资产阶级反对为封建制度服务的经院哲学斗争的需要，也是认识论崛起的重要原因。经院哲学是一种以神为中心、宣扬信仰至上的哲学，而近代认识论则是以研究人、人的认识能力、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为中心内容、崇尚人的理性的哲学;因而，它本身就具有非常革命的性质，不仅是资产阶级促进自然科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反对经院哲学对抗宗教神学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近代认识论是在近代自然科学日益迅速进步的基础上和在资产阶级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它自始就分裂成两大对立的哲学派别:经验派和理性派。前者强调观察、实验，倡导经验归纳法;后者则强调数学方法的普遍意义，倡导理性演绎法;前者强调感性认识的重要性和实在性，强调认识的经验来源;后者则强调理性认识的可靠性和必要性，强调认识的理性来源。正如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形成时期唯物主义派别与唯心主义派别的对立带有地域性质一样，近代哲学中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对立也带有某种地域性质。如以上所曾指出的，经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集中在英国，理性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则产生在法、荷、德等欧洲大陆诸国，因此哲学史上通常称为英国经验派和大陆理性派。经验派和理性派的对立带有地域性质，这一点也并非纯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的。英国成为近代经验论的发祥地，与这个民族的理论传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系。13—14世纪欧洲唯名论思潮的主要阵地是在英国。此外，英国素有自然科学实验的风气与崇尚工匠学问的传统，罗吉尔·培根曾是欧洲13世纪风靡一时的实验风气的代表人物，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威廉·吉尔伯特是与学术知识相结合的工匠学问的范例。而这些正构成滋生经验主义认识论和经验归纳法的肥沃土壤。大陆各国则不同。在那里，唯名论的影响远不如英国深厚。同时，与英国自然科学家注重定性归纳法不同，大陆各国自然科学家自哥白尼到伽利略、刻卜勒在天文学、力学研究中都十分注重数学的应用，十分注重对事物的定量分析。而这些正是理性主义认识论在大陆各国产生发展的重要根由。当然，这种地域性质只说明一般趋势而并不是绝对的，因为在欧洲大陆也有属于经验派的哲学家，而英国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中也不乏重视理性和数学方法的代表。

经验派和理性派是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长期以来，在反对经院哲学的共同斗争中，在对科学的认识法则和认识理论的共同探求中，这两大哲学派别一方面相互对立、反复论争，另一方面又相互贯通、相互吸收，由此推动了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的前进运动。可以说，16—18世纪的欧洲哲学史就是一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产生、发展和终结的历史，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既相互斗争又相互促进的矛盾发展史。经验派和理性派之构成这个时期哲学的两个基本派别，从根本上说，是由认识论成为当时哲学的突出问题这一点决定的。正如在中世纪，共相问题是哲学的一个突出问题，因而在经院哲学内部形成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两个基本哲学派别一样，在近代，由于认识论成为哲学的突出问题，在近代哲学内部便产生了经验派和理性派这两个基本的哲学派别。

在我们考察和理解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中的哲学派别和哲学斗争时，有几点需要予以特别注意。第一，这一时期哲学战线上的斗争，就其基本阵线来说，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哲学同没落的天主教神学及经院哲学的对垒。经验派和理性派之间尽管有种种分歧和矛盾，但它们在反对没落的天主教神学及经院哲学方面是有共同性一面的，尽管两派的各个代表中有些人反对神学、经院哲学较坚决，有些则表现出妥协倾向，但总的看来，两派是同属于新兴资产阶级哲学阵营的。第二，理性主义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当我们把理性主义看作一个与经验主义正相对立的近代哲学派别时，我们是按狭义使用理性主义这个名词的。如果就其广义而言，就其为推崇人的理性、反对中世纪那种以神为中心、宣扬信仰至上的经院哲学而言，我们这里所讲的经验派和理性派则可以说是同属于理性主义哲学派别。第三，无论在经验派内部还是在理性派内部都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垒、矛盾和斗争。而在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的现实运动中，这种斗争是同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有时就在经验派与理性派的斗争中体现出来，但有时则出现在各派的内部。这是这个时期哲学战线上的一个显著特点。那种把经验主义与唯物主义、理性主义与唯心主义等同起来，并且因此而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斗争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等同起来的看法和做法是把复杂的哲学斗争简单化，是不合史实的。反之，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斗争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截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以经验派与理性派的斗争取代、掩盖或抹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哲学基本派别之间的斗争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