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第十五章　英国经验论哲学发展的必然归宿——休谟哲学

休谟是18世纪上半叶比贝克莱主教稍后的又一位英国著名哲学家。他在反对经院哲学和坚持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理论背景下，走着与贝克莱不相同的道路。他力图克服贝克莱哲学的矛盾，把经验论贯彻到底，提出了欧洲近代哲学中第一个典型的怀疑论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出现标志着英国经验论已片面地发展到极端，是这一历史阶段经验论哲学发展的终结。恩格斯曾把历史上的哲学体系基本上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近代哲学中的休谟路线看作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称这条路线为“不可知论”；并指出，在近代哲学的发展上休谟是一位“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哲学家⁽¹⁾。

大卫·休谟(1711～1776)，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郡的奈因微尔斯。父亲约瑟夫·霍姆系霍姆伯爵家族成员，当地一位有声望的律师；母亲凯瑟琳是原苏格兰最高民事法院院长的女儿，虔诚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在政治上拥护1688年革命，家境并不富裕；有子女三人，休谟排行最小。休谟自幼丧父，在母亲的抚育下长大；12岁时入爱丁堡大学学习。他好学勤勉，在3年的时光里修研过希腊语、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和数学等课程；熟悉了牛顿和洛克等的著作；还写过题为《论骑士制和现代荣誉感》的历史学论文。因经济上的原因，他没有取得学位，就离开了学校。

休谟辍学在家，原打算继承父业，研习法律。但广博的阅读使他很快就把志趣转向了文学、历史和哲学，曾暗中贪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并于1729年，“经过浩繁的研究和反省之后”，抛弃了其他的爱好和事务，全身心地从事哲学研究。休谟曾解释道，这将引导我去找出或许能确立真理的某种新方法；“一个新的思想天地展现在我的面前，它使我激动万分……我想除了当学者和哲学家之外没有别的途径能使我在这世界上开拓远大前程”⁽²⁾。但是，由于过分地勤勉，他精神有点失调，健康受损；经两年的休养，他虽变成一个面色红润的小伙子，仍时有心悸。为此，他决心走向“较活动的生涯”，遂于1734年2月到布里斯托尔的一家糖果商行里当职员。不过，他完全不适宜从事这项营生，不到4个月就被解雇。于是，他便离英赴法，再度致力于学问生涯。在布里斯托尔，他为与当地人语音一致，将自己的姓氏霍姆(Home)改为休谟(Hume)；这可说是他在那里的惟一收获。

自1734年起，休谟进入了《人性论》的著述时期。他在罗姆住了一年，即到安如郡的拉福来舍镇隐居。那里有一所笛卡尔曾就读过8年的耶稣会学院，其图书馆藏书丰富，休谟常去那里阅读、写作。1737年秋，休谟完成了《人性论》的第一卷《论知性》和第二卷《论情感》；随即返回伦敦，联系出版事宜，并先后匿名出版。《人性论》是休谟的奠基性的哲学著作，共分三卷，另一卷为《道德学》；休谟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哲学思想在此业已形成。出乎他的所料，该书于1739年问世后销路不佳，没有激起什么反响。他曾沮丧地说，“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³⁾。这说明，休谟的哲学思想在当时尚未为人所认识；此外，该书也比较繁琐、晦涩。不过，他天性乐观，很快于1740年又出版了《〈人性论〉概要》，对该书的主要论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但情况依然如故，以致他不愿承认这是他的著作。1741～1742年休谟又出版了《伦理和政治论文集》，该书由27篇论文构成，其中有《论怀疑派》、《论迷信和热情》、《论禁欲主义》等；它们阐发了《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且文风生动，通俗易懂，因而受到人们的赞扬，以至孟德斯鸠在读后将自己的《论法的精神》赠给休谟留念。这本论文集使休谟获得了200英镑的稿酬，境况大为改善；在1744年还使他成为他所图谋的爱丁堡大学伦理学和精神哲学教席的候选人。不过，这一愿望因其怀疑论和非宗教思想遭人非议而未能实现。

1745年，休谟应聘担任英格兰的韦尔德豪尔地方的安南戴尔侯爵的家庭教师，年薪300英镑。尽管这位青年侯爵患有精神病，休谟还是很满意；他能因此有较好的条件从事写作。就在这里，他以简洁锐利的文风改写了《人性论》的第一卷，后定名为《人类理解研究》于1748年出版。该书把《人性论》中的因果性理论提到显著的地位，这一理论后来使《人性论》闻名于世；还删去了《人性论》中的时间和空间部分，增补了《人性论》中原有的后因顾虑其具有破坏偶像的意义会“得罪人”而忍痛割爱的“神迹”一章。正是这些思想使休谟受到教权派人士和神学家们的攻击，为他获得更高的学术声誉和地位奠定了基础；其著作的销路日益增加。该书出版后就无人再重视《人性论》了；后来把康德从“独断的睡梦”中唤醒过来的也就是这本书⁽⁴⁾。在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伦理和政治论文三篇》，这是其第一次署真名的著作，自这之后，他就一直署真名发表著作了。休谟在1746年接受远亲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离开青年侯爵，参加与法国人作战的远征团，先后任秘书、军法官之职；次年，又随圣克莱尔将军出使维也纳和都灵。他身穿使馆副官制服，过着上等生活，全身臃肿，与其哲学家的内在气质很不协调。

1749年，休谟回到家乡奈因微尔斯；继续埋头著述。倘若说，在这之前是他的经验论和怀疑论哲学的形成时期，那么在这之后便是他应用其哲学思想研究道德、政治、经济、宗教和历史的时期。在头两年里，他改写了《人性论》第三卷，以《道德原理研究》为名于1751年出版；按照他的说法，这部书在他的“著作中(不论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是无双的”⁽⁵⁾。1752年，他又有包括12篇有关政治和经济的论文的《政治论》问世。在这本书中，他拥护君主立宪制度，认为既要谨防君主专制，也要提防“民众政权”，既反对封建神学的政治理论，也不同意社会契约论；强调“在一切政治论争中保持中道适度”。他反对重商主义，提倡“货币数量论”，主张贸易自由；这一主张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受到进一步的发挥，使休谟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这本书，由于它对当时繁荣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现行政治制度作了乐观的赞扬，博得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赞许，自然极其畅销，可说是休谟著作中“第一版就获得成功的惟一著作”。1751年，休谟移居爱丁堡市，并当选为爱丁堡哲学会秘书。在这一年，他完成了《宗教的自然史》和《自然宗教对话录》。前者于1755年发表时引起了教权派人士少有的强烈反对，致使1761年罗马教会因此而把休谟的全部著作列为禁书；后者经多次修改，在休谟死后二年才得以发表，表现了休谟晚年成熟的哲学思想。真正说来，用怀疑论批判当时流行的宗教有神论和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是休谟哲学的主要目的之一。还有，1752年，休谟被推选为爱丁堡苏格兰律师协会图书馆馆员，年薪仅40英镑；但此职务却使他能任意利用丰富的藏书来查阅史料，编写巨著《英国史》。这部著作与其说是休谟对历史关系的研究，毋宁说是他对历史的哲学考察。这部著作共四卷六册，记述了从公元前55年恺撒入侵大不列颠起，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止的重大历史事件；是用启蒙观点来建立英国通史体系的尝试。这部著作在1761年前陆续出版后，因其企图调和国王和议会的矛盾，含有同情大革命时期被推上断头台的查理一世的篇幅，曾激怒了辉格党，也遭到托利党的“非难”而几乎无人问津，如其第三卷1年内只卖掉了45本；后终因其用理性来论证和巩固英国现存的社会秩序而获得人们的欢迎，伏尔泰曾称它“是用任何语言写成的史书中最好的一部”。此外，1757年，休谟又发表了《论情感》，这是对《人性论》第二卷的缩写和订正。这个时期的一系列著作，其版税大大超过英国的一般标准，使休谟变得富有起来了；同时表明，休谟不仅是著名的哲学家，而且是值得尊重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

1762年，休谟在爱丁堡购置了房产，以备退休后安度晚年；比较之下他喜欢爱丁堡的气候。但他经不住英国驻法公使海尔浦伯爵的执意招请，第二年便到巴黎任使馆秘书去了。休谟的启蒙思想特别是《宗教的自然史》在法国广为流传，这使他在巴黎享有声誉。因此他到那里后就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被称呼为“好大卫”，当作圣哲来看待。与法国百科全书派哲学家的密切交往是休谟晚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他在巴黎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常出入于霍尔巴赫的“沙龙”，与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等谈论哲学问题。他的怀疑论哲学与《自然的体系》、《论精神》中的观点不相协调，但在主张“人类理性法庭”、反对封建神学方面则与他们有一致的地方。据说有一次在霍尔巴赫家聚餐时休谟说，他还未碰上过一个无神论者；这时霍尔巴赫就对他说，在座的有15个都是无神论者。休谟与卢梭的关系也很著名。他在海尔浦公使调任爱尔兰总督时曾代理公使职务4个月，于1766年1月从巴黎返国；这时卢梭因其《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中的异教思想而四面树敌，经魏特林夫人介绍随同休谟去英避难。在休谟的推荐下，英王乔治三世还为卢梭提供了200英镑的年金。但不久，卢梭妄想狂症发作，在受到霍勃士·沃波尔的著文讽刺时，总认为是休谟在策划图谋反对他，于1767年春竟忿然返法，与之断绝来往。这一年，休谟接受海尔浦的兄弟康威将军的邀请，担任他的次官；11个月后即1769年8月，他回到了爱丁堡。

休谟在爱丁堡时年收入已达1000英镑，生活相当富裕。他在离圣·安德鲁广场不远的街上盖起了房子，“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己声名日起”；这条街后被誉为“圣·大卫街”。在那里，他忙于《自然宗教对话录》的修改。1775年春，休谟得了肠胃病，遵医卧床静养；不料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于1776年8月25日逝世，时年65岁。他在死前4个月，曾委托亚当·斯密处理他的手稿、信札；并写了一篇简短的自传《我的生平》，称他的性格“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实际上这乃是他对自己的哲学生涯和世界观的一种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