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的归宿

财富的归宿——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带来的启示

资中筠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主持人：万象更新，思想为先，欢迎资中筠先生登上世纪讲坛。

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是我们《世纪讲坛》开播以来请到的第一位来自我们国内的女性嘉宾。而且我也知道现场很多观众都是自发前来听资先生演讲的。我知道我们很多人熟悉资先生可能都是从您的一部译作开始，和我一样，那就是前些年非常畅销的美国小说《廊桥遗梦》。其实那是资先生业余时间翻译的，而且用您自己的话说，就是业余之业余时间翻译的一部作品。那么资先生的真正身份，是著名的国际问题及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同时曾经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

资先生，我知道您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学的是外国文学专业。那怎么样会从一个非常感性的文学领域，转到一个非常理性的政治经济领域？

资中筠：这纯属偶然。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自己选择职业的说法，毕业了分配在哪儿就在哪儿。我们毕业的那一年是国家统一分配的第一年大学生，因此还专门集训，上学习班，明白应该服从国家分配的必要性。然后就分配了。那个时候学外文的人最需要的主要不是研究文学，而是在外事部门当翻译，或者是处理一些外文的事务。所以我就分配到了叫做民间外交的一些机构，因为那时候跟我们建交的国家很少，所以开展民间外交很重要。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做涉外的工作，当然必须了解国际问题。

主持人：那我想知道这么多年下来，您作为一个在我们眼里的杰出女性，除了学术研究之外，您平时的生活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您有哪些爱好？

资中筠：最早我挑了学外国文学，当然是对文学比较喜欢。另外从前小时候古书念得多一些，我一直对中国古典的东西是有兴趣的。最近十年来我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写随笔写得比较多。就开始整理自己的思想，想到哪儿写到哪儿，所以出了一些随笔杂文集。

主持人：我还听说您还特别喜欢弹钢琴，而且在小时候还开过个人演奏会，是吗？

资中筠：那是好汉不提当年勇了。小时候学了，然后到高中毕业的时候，老师觉得应该搞一场，就开了个人演奏会。大学的音乐系的毕业生，他们的毕业论文，相当于毕业论文那样，就是搞一场比较标准节目的演奏会。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觉得告一段落了，也跟这个老师告别了，就开了一场演奏会。以后我就越来越退步了。

主持人：现在还会弹吗？

资中筠：弹还是弹，但是比较退步了，技巧跟不上了。

主持人：在我们眼里您真的是多才多艺？那还有一个爱好，其实刚才已经提到了，也算是工作，那就是翻译，是吗？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廊桥遗梦》，还有很多作品。

资中筠：翻译是这样，《廊桥遗梦》实在是提不上的。所以我总是觉得一种很偶然的，非常奇怪的，它变成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连自己的真名字都没用。我翻译大多数也还是被动，出版社来约，人民文学出版社常常来希望我翻译点什么。一般觉得有意义的我愿意去翻译，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翻译《巴尔扎克》。翻译《巴尔扎克》的原因，一个是我很喜欢巴尔扎克，再就是傅雷没有翻过的，还有一部分他们要求出全。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怕把法文忘了。就是温习法文，它很难。

主持人：是不是翻译这些文学作品，对于您的学术研究也有一些促进作用或者说帮助作用？

资中筠：我觉得天下的学问都是相通的，就是古今中外你多看一些东西，总会无形中开阔一些眼界，有些启发。比如像《巴尔扎克》，它是个文学作品，但是它里面历史典故多得不得了。当然通过这个（工作），你就会了解很多当时欧洲的历史和风土人情。

主持人：说完了您的译作，我们再来看看您的著作。我手上这本书是《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述评》，就是您最近的作品。一般来讲我们说到美国研究，一般的人首先都把着眼点放在政治经济领域，而且我们也知道您以前也一直致力于此。那怎么会突然从这样一个领域，转到人们看起来似乎不是特别重要的基金会这方面。

资中筠：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我觉得研究问题，作学术研究，现在流行的程序是倒过来的。先想好一个课题，我要研究这个，然后再去找材料，然后拼命地想完成这个课题。我觉得应该是相反的。就是你看了好多好多的东西，忽然发现这事很有意思，然后你再进一步慢慢地深入，越来越觉得对这个事情加深了了解，然后觉得值得写那本书。我开始注意到美国的基金会还是在十年以前。你也知道我研究美国，是从研究美国外交以及中国跟美国各方面的关系开始的。那么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过程里头，我想了解美国起了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洛克菲勒基金会。而且我相信也许在座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一个最大的杰作，就是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和协和医院。应该说中国的西医就是从这个时候，真正地培养高级的西医的人才以及有像样的正式的医院。所以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档案馆去看档案。结果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只看有关中国这部分，就多得不得了。原来从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一直到1930年代，中国现代科学现代教育的发展过程里面，都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影子。有很多自然科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家起步的时候，总在一个时候得过它的资助。我就发现现在我们的最老一代的，大概现在已经八九十岁的科学院院士，在他年轻的时候，在做出成就的关键时刻，常常是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或者是资助他的科研，或者是出去留学。所以我从这里面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做的事情确实很多。

另外一条线索是：前几年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冷眼向洋》，其中研究美国20世纪为什么走向富强。这里面我就更进一步发现公益事业的作用，基金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个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且能够发展，健康地向前发展，它取决于两个（方面）。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说的效率和公平，我用的是“发展和平等”。在发展的过程里面，特别是市场经济里面，两极分化的趋势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不加以控制的话，它的自然趋势是两极分化越来越厉害。但是要分化到一定的程度，贫富悬殊太厉害了，这个社会就要不稳定了，所以一定要有另外一方面加以平衡。美国这个社会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它的激烈的竞争，个人奋斗这一面。可是不常注意到另外一方面，就是改良。向弱势群体倾斜和形形色色的各种因素，使得这个社会不至于（两极分化太严重）。控制它的两极分化，不至于使穷人穷得活不下去。就是以种种办法限制富人不断地走向恶性的膨胀。除了国家的立法之外，我就发现它的公益事业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的确对基金会来讲，一般的普通人可能对此不是了解得特别多。我相信您这么多年研究下来，一定会有很多的经验和启示。下面我们就一起用掌声欢迎资先生进入今天的演讲，题目是《财富的归宿——现代公益基金会发展带来的启示》。掌声有请。

演讲

一般的人说到基金会，大概都有个概念。比如说现在我们高校，经常有一些项目得到基金会的资助。开一个国际会议申请一笔钱，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西方国家都有基金会，但是美国基金会有自身的特点。（在美国）它的作用特别大，它的规模也特别大。所以我就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它的规模。我说的是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它区别于两个东西。区别于传统的慈善事业，传统的慈善事业古今中外都有，反正是有钱人用各种办法捐点钱给穷人，或者救济灾荒，或者接济穷人。还有就是西方的教会，教会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的。但是现代的公益基金会跟这个有所区别。我要强调的是公益事业的基金会。现在我们常常听说，什么对冲基金，共同基金。这种是炒股的基金，其性质与公益性基金完全是两回事。我说的基金会，它是有限定的，它是为社会的公益事业作出贡献的。它区别于传统的慈善事业，就是说它们的目标不完全一样。它不是直接布施给穷人济贫，（或者）捐一笔钱给孤儿院，或者是捐一笔钱给残疾人，不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它是带有系统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科学地花钱。我为什么把这本书叫做《散财之道》呢？赚钱有赚钱的办法，花钱，怎么花在点上，这是基金会最重要的一个任务。美国的现代基金会，我把它算作真正的大基金会，从20世纪初开始，这个事业不断地发展。这个材料截止到2001年，已经有五万多个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它的资产也是随着整个总财富的积累而发展的，它一般占美国总的GDP的3%—4%，有的时候少一点。还有一些非盈利组织，不完全是这种基金会。这个比例不算大，但是它起的作用是相当的大。能够对社会影响比较大的基金会，资产在大概两三百万以上的有一千个。有一些基金会很小的，谁都能成立的。比如夫妇两个人稍微有点钱，也不用有很多钱，就可以成立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基金会。比如他叫强森，他就说叫强森基金会，然后去注册。完了之后他说明，我每年出两千元钱，救济几个学童，就是穷孩子上学，这也算。这很小，他的目的非常狭窄。或者有的人家里面有人死于癌症，他就说我成立一个抗癌基金会。就出五千元钱或者一万元钱，成立一个小小的基金会，每年给一点钱，或者是捐给研制治癌症药物的项目，或者是捐给得了癌症住不起医院的穷人。

我现在讲的是大的有影响的综合型基金会，那就很大了。像福特基金会，我们都是很熟悉的。福特基金会几十年来，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它是占第一位的。它的资产和捐献的金钱，都是占第一位的。大概是2000年开始它就屈居第二、第三了。现在遥遥领先的是比尔·盖茨基金会。盖茨基金会有几百亿的资产。这个基金会做什么呢？第一是教育。差不多每一个基金都有自己的方向，成立人的兴趣和想法不同，它的方面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共同的、普遍的必然都有教育，面向各种各样的教育，成人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以至于大学里面的某一个学科。所以美国的教育事业得益于基金会是非常大的。第二是医疗卫生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早期对于医学的研究，比如说小儿麻痹、黄热病、钩虫病等疾病的防治研究就投入较多，并有重大成果。关注医学科学的前沿，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点。另外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培养护士，还有类似我们的赤脚医生，培训两年，到农村缺医少药的地方。在中国也培养过，在第三世界，在美国，它都培养过这种。它提倡医学的发达。当然还不止是它（洛克菲勒基金会），比如现在的比尔·盖茨，他把重点放在艾滋病研究上，为防治艾滋病已经捐了几十个亿。它有一个口号，就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上。所以简单地说医学算是一块。进一步比如说社会科学。因为后来感觉到自然科学的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解决不了人类的各种苦难。比如说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后来演变成蔓延至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危机。那个时候生产力已经很发达，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可见物质的丰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这些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内容，所以基金会就出钱，建立了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

基金会出现于20世纪初期，它为什么会产生？它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我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资本家剥削起来很残酷，并且商人都是唯利是图的。办一个企业，他的最终目的是利益最大化，那么他为什么要捐钱出来？而且捐这么多的钱出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以个人道德来说。好人干好事，坏人干坏事。剥削是坏事，捐钱是好事，所以怎么一个人又做这个，又做那个？这恐怕不是这样来考虑的。首先他有一个物质基础。我觉得这种大基金会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农业社会里面就不是这样。农业社会总是以家庭为单位，财富的积累也没有那么快。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直至20世纪初期，工业化突飞猛进，那个时候整个社会的财富积累非常非常快。20世纪的头二十年，那是美国大发展的时候，从这时起开始把欧洲甩在后面。在工业化的过程里面就涌现出来许多财团，钢铁大王、石油大王、金融大王，好多大王。这些人积累了非常非常大的财富。这个财富之大就使得他们觉得成了问题了。拿了这么多钱怎么办？在我们看起来，这应该不成问题，钱总是越多越好，是吧？他有几个途径。这些财富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但是扩大再生产是有限度的，因为在经济上如果你无限地扩大，他就有一个效益递减的问题了，不是越扩大越赚钱的。还有一个，美国已经出台了反托拉斯法，你一个家族的财产不能够大到一定程度的，它有限制。这个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他花不完。并且他们这些人白手起家的老一代资本家，并没有穷奢极侈的生活习惯，他能花到哪儿去呢？他就是多造几幢别墅，这个也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没有为子孙积累财富的观念，他们觉得那是不对的。美国的文化里面是赞成个人发家、个人奋斗的，通过奋斗，哪怕你的奋斗过程里手段比较残酷，人家追究得也比较少。但是你如果完全是靠祖上的财产，自己什么都没干就变成大富翁了，社会对这样的人并不给予很高的尊重。并且老一代的财团主人，他们都很害怕培养出纨绔子弟。

举个例子来讲，老洛克菲勒每个礼拜给他的儿子零花钱三美元。他告诉儿子，这三美元，一美元，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第二个美元，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你总会碰到如生病等无妄之灾，总要有一个储蓄的概念；第三个美元，去帮助别人，你看谁需要帮助，你就应该帮助谁。他就是这样教育子女的。另外当时已经有了一些社会上反对和讽刺摆阔炫富的书，很有名的书都出来了。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凡布伦，他就专门写了一本书叫《有闲阶级》，列举他们的生活方式，包括专门在外面摆阔等等。这些东西在社会上形成一种舆论，就是你拿了钱到处去摆阔，并不能使你在精神上得到满足，好像大家都很尊重你，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在美国那个时候，社会批判的力量相当强大。在两极分化过程里，工人运动起来了。还有来自各方面的对社会不公的批判和改良主张，综合起来叫做进步主义思潮。进步主义思潮对于政府的腐败和财团的巧取豪夺，不断地揭露。那时候的文学作品、报纸，特别厉害。这样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舆论，觉得发财发到这个程度，好像处境并不怎么太愉快，变成了众矢之的。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社会压力，这也是一种外部的压力，造成了他觉得这种钱总得有个去处。事实上，这个社会压力来自于美国的另外一种思想传统，就是平民主义。美国有两种思想传统，一种是个人竞争，类似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你通过自由竞争，谁有本事谁上去。我之所以发财，就是因为我又聪明又健康又勤奋，完全是靠我自己奋斗来的。你之所以潦倒，那就因为你不是笨就是懒。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推崇个人奋斗，并且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还有在自由竞争里面，不应该受到束缚。但是另外一方面美国有平民主义的倾向，不像欧洲有旧贵族，哪怕是没落的贵族也比平民受到尊重一点。他是世家子弟，怎么样怎么样。美国不是这样的，它有平民主义的趋势，一直到现在。比如说美国的一位总统，他很喜欢说他过去是穷孩子。英雄不论出身，过去很穷，但奋斗出来了，还是很光荣的。不像有的人觉得自己家里（穷），要掩盖家世等等，美国不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就是志愿精神。就是说每个人对社会尽义务，这样的一种传统。我说他们一方面是个人主义，另外一方面他们有团队精神。因为早期从欧洲到美国的移民，在17世纪大批地去的时候，名义上都是英皇的子民。但是他们一旦有了问题，有了灾难，有了需要，天高皇帝远，谁也指望不着。谁来保护你呢？只有自己保护自己。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需要社团精神，因此社团的观念非常强烈。所以有了事情，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互相帮助的观念是很强烈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传统，当然就是基督教传统。所以比如像老一代，我在这本书里面讲到美国三个先驱，一个是卡耐基，一个是洛克菲勒，这是咱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个叫塞奇，塞奇基金会是最早的，比他们两个都成立得早。其发起人是金融资本家塞奇的遗孀塞奇夫人。他们三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卡耐基的一篇叫做《财富的福音》的著名文章非常系统地表达了公益事业家的思想，现在已成为经典。他的第一个思想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这个是人类进步的产物，这是人类进步所需要花的代价。因此不能因为看到这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想着还是回到过去平均主义的时代，回到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回到那个时候最好，那是不行的。这个以个人奋斗为基础的社会是最好的。因此现在我们所要做的是改良它，而不是把它拆了重新分配。这是大前提。接下来，他认为像自己这样的人既然有能力赚钱，也应该有能力组织怎么样花钱，把钱花在点上，最大限度地为社会造福。总的说起来是这么一个想法。而且根据他的想法，那个钱都得在生前散尽，不要到死后再去捐遗产。他不赞成等死后再去捐遗产，写一个遗嘱，他说那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捐）遗产以后，人家把你的钱弄成什么样，你就控制不了了，要在生前看到我的钱用在对头的地方。第三个思想，不是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嘛？这个是《圣经》上说的，生前捐掉财产不就可以跟《圣经》妥协了？我虽然是富人，我还可以进天堂，因为我把所有的钱都已经散光了。他还真这么做了，他在他的企业经济效益最好的时候，股票股值非常高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全卖掉了，卖给了摩根。留下他自己的那份股份，就完全捐给了卡耐基基金会。所以他有一句话，“拥巨资而死者，死于耻辱”。就是说一个人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很富的人，他这个人就是可耻的，卡耐基强调必须在生前散尽财富。当然以后的大富翁还是捐遗产的多，不见得在生前都散尽，可是他的这个思想还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以至于现在的比尔·盖茨，就是卡耐基的崇拜者。他就要在生前把钱都给捐光，他已经向报界宣布，他有两个孩子，他每人给他们留相当于六百五十万英镑的财产。为什么是英镑，我是在英国报纸上看到的，每一个人得这（一笔钱），其他的他要在生前全捐光。

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人，他不认为政府是社会的主人。因此他们还想以他们的财富左右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说我认为社会重点应该发展教育，或者说重点在医学方面，应该重点研究癌症，或者是艾滋病，我就把大量的财产投到这个上面。并且他们有一种“匹配资金”的条件，就是说我出多少钱，条件是市政府或者是当地政府也出多少钱。这样的话他等于影响了这个政府的预算。政府想我不出这个钱，这笔钱也没有了，他也觉得这是好事。所以有一些左派的人士批评这种做法，说他们拿这笔钱左右了政府的预算，他们应该没有权力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就愿意，而且他们确实是有意识的。他们说我就是要，我既然有了这么多财富，我要用在点上，我要使得这个社会按照我认为的理想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卡耐基专门还有一篇文章，就是提出最好的捐献的领域是什么。他提出了几个就是像教育、公共图书馆、医疗卫生这样的领域。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建议），就是游泳池。为什么要捐游泳池？他认为游泳能够使人健康，普及游泳了，大家的健康水平就提高了。所以他拼命地鼓励各个地方造游泳池。还有就是公园，改善环境，公园应该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穷人也有地方去享受美好的景色。他这一套思想，是支撑他们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发达。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思想？是不是每一个捐一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的富翁都像他们这样想呢？其实也不一定。也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或者所有的人都有崇高的理想，要为社会做好事。但是已经形成了一种事物之后，它变成最方便的处理余钱的地方了。你有钱没处花？算了，你成立一个基金会吧，因为它最简便。所以待会儿我还要讲到政府的法律和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接下来我还想花点时间讲一讲基金会同政府是什么关系。因为大家都会提出这个问题来，比如说捐钱是不是为了避税？我要把这笔钱捐出来，我就可以不交税了。这个问题当然是与税收问题有紧密关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税收政策这么重要呢？而且美国的税制改革，就是对于这一块的税制改革波动，对公益事业捐献的程度，捐献多少钱，常常是有关联的。但是开始的第一代的基金会的创始人，就是刚才我说捐一大笔钱出来成立基金会的那些人，却不是因为税收才成立基金会。因为那个时候免税制度还没有呢，美国真正地对捐助慈善事业可以免税，这样的法律出台是1917年，而那个时候那三大基金会都已经成立了。而且那个时候的所得税是很少的，对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卡耐基一向主张提高遗产税，他就是不让把遗产留给子孙，所以是他们促进税收政策的。但是后来国家有了这样的法律，后来不断地完善，就越来越规范了，当然税收制度对促进公益捐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在美国有条法律叫做税收法的501c3，这条法律专门管一切非盈利组织，享受免税待遇的非盈利组织，对于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规定很细，好多好多。你要成立一个基金会，你必须要提交一个符合这条税法的宗旨，你这个（基金会）是干什么的。然后你去申请在当地的税务局注册，得到批准，承认你是非盈利组织。那么你注册资产是多少，这个资产就可以免税。因此所有的基金会，大一点的，都有一个专门搞法律的人，经常要跟政府打交道。他们就归税务局管理，每年要向税务局提供报表，有多少资产和支出，要详细地向税务局报告。还有一条规定，就是任何一个公众都可以去查账。我自己就有这个体会，我到卡耐基的和平基金会去，我想问问他们，说你们去年大概支出是多少。结果那个管事的人，从电脑里面给我拿出那么一大摞他们去年的详细的资产报表，非常详细，其中也包括工作人员的工资。任何一位公众随时都可以去查他的东西，为什么呢？一百年来美国国会经常举行听证会，就是说那些享受免税待遇的非盈利组织到底干什么了？经常就把他们叫去，审查他们，叫他们报账。或者是说你们已经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跟你们的性质不相称的，等等。但是更多是针对税收问题。所以1969年的税法规定了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其中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基金会每年必须至少要给出去资产的5%。因为你要是低于5%，就变成你享受了免税的待遇而不去做事，把这钱存起来，这个是不允许的。基金会不能坐吃山空，还是要生财的。大的基金会大部分都是有股票的，它拿一部分股票去投资，那么这个股票的增值就是它那一年可以用的资产。股票有涨有跌，据估算，大体上平均年收入5%，所以它必须要用掉这个钱，不用掉的话就存起来了。所以基金会到年底就突击花钱，那个时候去申请特别容易。因为它要不花掉的话，就犯法了，要受罚了。但是像现在股票大量缩水，有好多基金会就很困难，它已经答应的钱都给不了了。最近我听说好几个基金会，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基金会的运作实行项目审批制。它有一个会长，真正左右基金会的思想的实际上是它的执行会长。执行会长有点像一家企业的CEO，而且是一批已经专业化的精英。现在有一个说法叫基金会精英，指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财产不属于他们，但是他们支配的权力很大。如果一个会长连任十年的话，这个基金会的方向跟他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大的基金会就有董事会有各级领导，有项目官员，等等。所以这种运作就已经是一个企业化的运作。可是那董事会不是由出钱的人组成的，这个跟企业不一样。董事一般都是社会名流，比如说下台的政府官员、大学校长、企业界人士，等等。比如任命会长、决策，还是要董事会来决定。因此如果我是捐资人，当然第一代的时候，比如像卡耐基这样，一直到死之前，还是左右基金会的方向的，他觉得应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死了之后就不是这样了，而且就跟他脱钩了。基金会本身就是独立的，不属于任何人。例如我们熟悉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他也是个大慈善家，有一次在开董事会的时候，他说应该怎么样，别人不同意他的意见。然后他一火，说：“是我捐的钱，我说了算。”另外一个人立刻就跟他说：“索罗斯先生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钱，你已经捐出来了，而且你已经享受了免税，假如你不捐这个钱，你就应该交很多税给政府，政府还可以用这个钱去做好多别的事情，所以你不应该说这个钱是你的，你说了算。”

最后我想讲一下，基金会对我们有什么启示。这个也是大家所关心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是认为跟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的国情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这是私人基金会，我们国家对私有财产这个问题还没有法律保障。尽管实际上已经出现各式各样的大款，而且有一些人特别有钱，但是在制度上私有财产是没有保证的。所以在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保证之前，你怎么能够指望他捐钱出来呢？但是从上次修宪到现在十六大之后，慢慢地民营经济有了地位，并且现在说民营企业家也要享受国民待遇，就是完全平等的待遇。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好多好多的民营企业家，财富会集中。而且贫困悬殊已经扩大了。而且据我了解现在也已经有不少有志之士，挺想捐点钱来做点好事的。可是这个钱要捐出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捐到哪儿去？怎么操作？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我们的政府应该出台一些法令了。就是说鼓励有钱的出钱。最主要的要有一套制度的保证，保证有规范的操作。不能够让人家捐了钱，不知道它干什么去了。现在有一些水灾或者是地震，大家捐钱，捐钱的时候都很不放心，不知道捐款最后落到谁的腰包里去了。这样的话如果是没有一个制度，没有一个透明的，你随时可以去查，或者每一笔钱都可以追踪。就很难发展公益基金会。

另外在观念上也应该有一个转变。就是说取之于民，还之于民。我从社会赚来财富，我对社会应该有责任感。因为中国人一般是为子孙积累财富，这个观念是比较强的。甚至一些贪污犯说：“我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家。”连贪污都是为了儿子。这种观念应该改。就是说每一代的人都应该自力更生，因此有了财富的人主要的责任应该是面向社会。这个观念不是一时就完全能够转变起来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观念可以跟我们古代的道德，“为富而仁”结合起来。你富了，可以做一些好事，总是善举。但是这善举不是个人的，应该是有组织的。所以像这一类的事物，一个是要去掉一些误区，对它的一些误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详细地加以研究。我自己想既然我已经看到了这么多材料，我去访问了那么多基金会，跟那么多人谈话，我就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尽量详细地把一些情况提供（给大家），不管谁有兴趣谁可以参考。